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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围城》中，描述“方鸿渐”这个人物，一个人的学问“是不靠招牌的”，然则以“方鸿渐”的本性及其见闻，他固然可以鄙薄不学无术的某些留学生，乃至有名无实的僵化刻板了的现代学位制度，但是他绝不可以因此而轻视学识，耽误学业，玩忽学问——
因此，“方鸿渐”不是一位怀才不遇的才子，更不是一位通今博古的智士，作为一名不学无术、眼高手低的“游洋生”，他是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上诞生的一个怪胎，一名令人沉思发人深省的文学新形象。他的经历和遭遇，让我们“哀其后世之不幸”而“怒其前生之不争”！而擅于寻找外在的原因，解脱自己的行为责任；善于宽慰自己的内心而不是严格要求自己的行动，这是方鸿渐的性格缺陷，也是其始终不能将所得教训转化为经验的内在原因，因此，他的人生就缺乏张力缺乏韧性缺乏激情，他的性情总是不能得到应有的改良和不断的提升。
而这，正是在人生有为而当为的华年难以自立的根本原因，也是钱锺书先生笔下的“方鸿渐悲剧”所昭示后人的深刻教训之所在。
就钱先生本人经历而言，当他吸取了在牛津为取学位而耽误自主求知的宝贵光阴之后，就此彻底放弃了求取学位的目标，而在巴黎扎扎实实地读起书来；一个人只有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做好自己，做强自己，才是人生百年的通衢。“书到用时方恨少，知到识处莫嫌多”，“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演讲和教课是如此，处世与办事也是如此。知识、学识和见识，始终是人生道路上不可或缺的利器。想来令方鸿渐倍感郁闷的，当是在当日即将结束前往三闾大学的艰难旅程时，已由莫须有的“同情兄”而发展成为旅途难友也是好友的赵辛楣所发表的一通议论：“像咱们这种旅行，最试验得出一个人的品性。旅行是最劳顿、最麻烦，叫人本相毕现的时候……”而有关他的观感是：“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而此行，又恰好证明了方鸿渐所服膺赵辛楣的所在：“我佩服你的精神，我不如你。你对结婚和做事，一切比我有信念。”
何谓“信念”？“信念”是什么？
《庄子》云：“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失却了人生信念也等于失去了人生动力的方鸿渐，乃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文学典型。尽管他“生平最恨小城市的摩登姑娘，落伍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但是这个始终未能借助求学求知过程，改良了性格、提升了品位、扩张了志业的无锡籍学生，只能成为一位“撒了谎还要讲良心”的“大傻瓜”，一位永远洋溢着“乡土气”的“孤独的泥娃娃”。
“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的”方鸿渐，足为所有不惜时、不惜缘、不惜福的在学青年之戒。他在职业上和家庭里的双下岗，以及由此带来的无限失意，虽然令人无限同情，可实是其咎由自取的结果。
一个“全无用处”的人，虽然交际上不被人“讨厌”，但在价值天平上，他必然难以得到社会的爱惜和时代的推重。而对现实人生缺乏把握度，对人情世故没有洞察力，对个人前程更毫无规划性，由着本能的性子生活，随着兴趣发展，无所用心，得过且过，乃是方鸿渐“不作为，望天收”之乡土性格的集中体现，正是它决定了鸿渐在正式走向社会以后的一系列人生惨败(而不是“挫败”，挫败者尚有反败为胜之机，而小方似乎连这“时机”都没有了，因为人生转机所需要的大好时光，已经被其玩忽丧失，一去不复返了)。
在当今这个所谓“全球化”的信息时代，在中外文化交融的广袤知识天地之中，一名青年学子应该如何以方鸿渐为前车之鉴，保持一种求学进取的身姿，跋书林，涉学海，在个体人生应当无限敬畏的人类学术殿堂里登攀？……“方鸿渐悲剧”，对于莘莘学子依然有着无限启迪。而这，也许正是作为才子和智者的钱锺书先生，在潜意识中所欲广而告知的某种人生智略。
钱锺书先生
字默存，号槐聚，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10岁入东林小学，在苏州桃坞中学、无锡辅仁中学接受中学教育，19岁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曾执教上海光华大学、清华大学、国立蓝田师范学院等。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先生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完成了《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抗战结束后，钱先生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的3年中，其作品集《人兽鬼》、小说《围城》、诗论《谈艺录》得以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1949年，先生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调到文学研究所，其间完成《宋诗选注》，并参加了《唐诗选》、《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钱先生受到冲击，并于1969年11月与杨先生一道被派往河南“五七干校”。1972年3月回京，当年8月《管锥编》定稿 。1979年，《管锥编》、《旧文四篇》出版。1982年起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1984年《谈艺录》(补订本)出版；次年，《七缀集》出版。1998年12月19日，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钱锺书主要著作年表
著作
1937年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载1940年12月北京图书馆英文馆刊《图书季刊》第1卷第4期351-384页。
《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载1941年北京图书馆英文馆刊《图书季刊》第2卷第1-2期7-48页，第2卷第3-4期113-152页。
1941年
《写在人生边上》
(开明书店1941年12月出版)
1945年
《猫》(《文艺复兴》1月10日)
《人兽鬼》(开明书店6月出版)
1947年
《围城》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5月初版，1948年9月再版，1949年3月第三版。列入赵家壁主编的“晨光文学丛书”，479页，36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0月重新横排出版，增收《重印前记》(1980年2月作)并“顺手有节制地修改了一些字句”，1981年9月第2次印刷，1983年8月第3次印刷，1985年8月第4次印刷。英译文，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俄译文，苏联莫斯科文艺出版社1980年5月；法译文，巴黎克里斯蒂安·布热瓦书店(Christian Bourgois)1987年出版；日译文，日本岩波书局1988年出版；德译文，德国法兰克福出版社，1988年出版。
1948年
《谈艺录》(开明书店1949年6月初版)
1958年
《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初版，列为“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第5种。1979年重印，增收30条注释和《重印附记》(1978年4月作)；1989年9月第2版；同时有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本，均有40余处修改。
1978年
《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
(《明报月刊》7月)
1979年
《旧文四篇》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出版)
《管锥编》(中华书局8月初版)
1980年
《诗可以怨》(《文学评论》1981年1期)
《论形象思维》(合译），香港三联书店1980年4月出版。
1981年
《管锥编增订》(中华书局1982年9月出版)
1984年
《也是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3月出版)
《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9月第1版)
1985年
《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2月出版)
1988年
《模糊的铜镜》(《随笔》1988年第5期)
1989年
《钱锺书作品集》(七种)台湾青年学人苏正隆汇辑，台湾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89年11月出版。
《钱锺书论学文选》(共六册)花城出版社1989年12月-1990年6月陆续出版。
1995年
《槐聚诗存》(三联书店3月出版)
1996年
《石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月出版)
因此，“方鸿渐”不是一位怀才不遇的才子，更不是一位通今博古的智士，作为一名不学无术、眼高手低的“游洋生”，他是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上诞生的一个怪胎，一名令人沉思发人深省的文学新形象。他的经历和遭遇，让我们“哀其后世之不幸”而“怒其前生之不争”！而擅于寻找外在的原因，解脱自己的行为责任；善于宽慰自己的内心而不是严格要求自己的行动，这是方鸿渐的性格缺陷，也是其始终不能将所得教训转化为经验的内在原因，因此，他的人生就缺乏张力缺乏韧性缺乏激情，他的性情总是不能得到应有的改良和不断的提升。
而这，正是在人生有为而当为的华年难以自立的根本原因，也是钱锺书先生笔下的“方鸿渐悲剧”所昭示后人的深刻教训之所在。
就钱先生本人经历而言，当他吸取了在牛津为取学位而耽误自主求知的宝贵光阴之后，就此彻底放弃了求取学位的目标，而在巴黎扎扎实实地读起书来；一个人只有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做好自己，做强自己，才是人生百年的通衢。“书到用时方恨少，知到识处莫嫌多”，“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演讲和教课是如此，处世与办事也是如此。知识、学识和见识，始终是人生道路上不可或缺的利器。想来令方鸿渐倍感郁闷的，当是在当日即将结束前往三闾大学的艰难旅程时，已由莫须有的“同情兄”而发展成为旅途难友也是好友的赵辛楣所发表的一通议论：“像咱们这种旅行，最试验得出一个人的品性。旅行是最劳顿、最麻烦，叫人本相毕现的时候……”而有关他的观感是：“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而此行，又恰好证明了方鸿渐所服膺赵辛楣的所在：“我佩服你的精神，我不如你。你对结婚和做事，一切比我有信念。”
何谓“信念”？“信念”是什么？
《庄子》云：“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失却了人生信念也等于失去了人生动力的方鸿渐，乃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文学典型。尽管他“生平最恨小城市的摩登姑娘，落伍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但是这个始终未能借助求学求知过程，改良了性格、提升了品位、扩张了志业的无锡籍学生，只能成为一位“撒了谎还要讲良心”的“大傻瓜”，一位永远洋溢着“乡土气”的“孤独的泥娃娃”。
“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的”方鸿渐，足为所有不惜时、不惜缘、不惜福的在学青年之戒。他在职业上和家庭里的双下岗，以及由此带来的无限失意，虽然令人无限同情，可实是其咎由自取的结果。
一个“全无用处”的人，虽然交际上不被人“讨厌”，但在价值天平上，他必然难以得到社会的爱惜和时代的推重。而对现实人生缺乏把握度，对人情世故没有洞察力，对个人前程更毫无规划性，由着本能的性子生活，随着兴趣发展，无所用心，得过且过，乃是方鸿渐“不作为，望天收”之乡土性格的集中体现，正是它决定了鸿渐在正式走向社会以后的一系列人生惨败(而不是“挫败”，挫败者尚有反败为胜之机，而小方似乎连这“时机”都没有了，因为人生转机所需要的大好时光，已经被其玩忽丧失，一去不复返了)。
在当今这个所谓“全球化”的信息时代，在中外文化交融的广袤知识天地之中，一名青年学子应该如何以方鸿渐为前车之鉴，保持一种求学进取的身姿，跋书林，涉学海，在个体人生应当无限敬畏的人类学术殿堂里登攀？……“方鸿渐悲剧”，对于莘莘学子依然有着无限启迪。而这，也许正是作为才子和智者的钱锺书先生，在潜意识中所欲广而告知的某种人生智略。
钱锺书先生
字默存，号槐聚，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10岁入东林小学，在苏州桃坞中学、无锡辅仁中学接受中学教育，19岁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曾执教上海光华大学、清华大学、国立蓝田师范学院等。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先生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完成了《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抗战结束后，钱先生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的3年中，其作品集《人兽鬼》、小说《围城》、诗论《谈艺录》得以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1949年，先生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调到文学研究所，其间完成《宋诗选注》，并参加了《唐诗选》、《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钱先生受到冲击，并于1969年11月与杨先生一道被派往河南“五七干校”。1972年3月回京，当年8月《管锥编》定稿 。1979年，《管锥编》、《旧文四篇》出版。1982年起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1984年《谈艺录》(补订本)出版；次年，《七缀集》出版。1998年12月19日，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钱锺书主要著作年表
著作
1937年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载1940年12月北京图书馆英文馆刊《图书季刊》第1卷第4期351-384页。
《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载1941年北京图书馆英文馆刊《图书季刊》第2卷第1-2期7-48页，第2卷第3-4期113-152页。
1941年
《写在人生边上》
(开明书店1941年12月出版)
1945年
《猫》(《文艺复兴》1月10日)
《人兽鬼》(开明书店6月出版)
1947年
《围城》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5月初版，1948年9月再版，1949年3月第三版。列入赵家壁主编的“晨光文学丛书”，479页，36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0月重新横排出版，增收《重印前记》(1980年2月作)并“顺手有节制地修改了一些字句”，1981年9月第2次印刷，1983年8月第3次印刷，1985年8月第4次印刷。英译文，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俄译文，苏联莫斯科文艺出版社1980年5月；法译文，巴黎克里斯蒂安·布热瓦书店(Christian Bourgois)1987年出版；日译文，日本岩波书局1988年出版；德译文，德国法兰克福出版社，1988年出版。
1948年
《谈艺录》(开明书店1949年6月初版)
1958年
《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初版，列为“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第5种。1979年重印，增收30条注释和《重印附记》(1978年4月作)；1989年9月第2版；同时有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本，均有40余处修改。
1978年
《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
(《明报月刊》7月)
1979年
《旧文四篇》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出版)
《管锥编》(中华书局8月初版)
1980年
《诗可以怨》(《文学评论》1981年1期)
《论形象思维》(合译），香港三联书店1980年4月出版。
1981年
《管锥编增订》(中华书局1982年9月出版)
1984年
《也是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3月出版)
《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9月第1版)
1985年
《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2月出版)
1988年
《模糊的铜镜》(《随笔》1988年第5期)
1989年
《钱锺书作品集》(七种)台湾青年学人苏正隆汇辑，台湾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89年11月出版。
《钱锺书论学文选》(共六册)花城出版社1989年12月-1990年6月陆续出版。
1995年
《槐聚诗存》(三联书店3月出版)
1996年
《石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