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母16岁从柴桥胡家嫁到北仑白峰百丈塘村，共生育了五个子女，三子二女。
　　 当时，祖父在轮船上工作，家里有几分薄田。祖父念过书，是村里稀有的文化人，在家时经常有人找他写些分书、地契等文书，完事后会送点老酒鱼肉之类食品，日子虽不富裕倒也过得去。不幸的是，我最小的叔叔三岁时，祖父得急病去世了，留下了两代寡妇和五个未成年的孩子，最大的是我父亲，也才14岁，一家七口仅靠几分薄田艰难地维持生计。在这近乎灭顶之灾面前，大字不识一个的祖母，一咬牙把五个孩子丢给我的曾祖母照看，自己颠着一双小脚来到上海，给有钱人家做佣人，赚钱养家。
　　 做佣人不但辛苦，还要受气。主人要试探你这个人干活是不是仔细，为人是不是诚实，往往会故意在房间角落丢些零钱等物，看你如何表现。祖母不但干活仔细，而且不贪小便宜。东家叫她买东西，她从来不报虚账。刚到上海时，她在一户小老板家做事。由于她的勤快、能干、诚实善良，人又聪明，不论是厨房活儿还是针线活儿都拿得起，渐渐地在同行中有了口碑，于是就有人出高一点的工钱来雇她。据说那时佣人也流行“跳槽”，我祖母的一个原则就是：苦点累点没关系，谁出的工钱多就到谁家干。后来，她到一个大户人家去做了。这户人家是孔祥熙的亲戚，不但出的工钱高，而且“外快”也多。当男女主人到外面去参加一些酒会饭局等社交活动时，在众多的佣人中，总爱带上我祖母，在他们活动时让她看管一下衣物、手提包等贵重物品。对这些事祖母总是办得很妥帖，从无闪失，深得东家信任。因为每次外出总有“红包”可得，为防止其他佣人嫉妒，女主人在他们面前发话：“你们不要气不过她。谁要是气不过，谁就给我滚。”就这样，虽然祖母是个缠着小脚不识字的农村妇女，倒也经常出入上海外滩的国际饭店等高级场所，也算是见过世面了。祖母在这户人家干的时间最长，一直到临近上海解放，他们全家去了台湾，祖母才换了一家。去台湾时，他们要带祖母一起去，并许诺给她更高的工钱，因为考虑到家中老的老，小的小，台湾隔海过洋的，万一有事叫不应，所以，她没有去。
　　 祖母到上海做佣人后，家里有了经济来源，她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曾祖母把我父亲和大叔叔重新送回学堂去读书。因为祖父过世后，家里没钱供他们继续读书，他们只好给人放牛去了。后来，祖母托人把我父亲带到上海，在东家的帮助下进了一家标牌厂当学徒。眼看着学徒就要满了，祖母满心欢喜，觉得长子可以帮她一起撑起这个家了，可是在1940年11月的某一天，父亲却突然失踪了。祖母到处打听儿子的下落，东家也帮着寻找，却毫无音讯。从来不相信看相算命的她，竟然跑到测字摊去找测字先生测字。测字先生告诉她，人是往北方向去了。找不到我父亲，对祖母的打击不亚于祖父去世，她几乎哭瞎了双眼。
　　 正当祖母绝望之际，突然有了我父亲的消息，原来他是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安排下，去苏北参加了新四军。他找人偷偷给祖母捎来一封信，并要捎信人告诉祖母，一定要找可靠的人读给她听。祖母找了东家的四小姐为她念信。她曾对我说起过这位四小姐，是个文静秀气的姑娘，平时话不多，对家里的佣人们从不摆主人架子，对我祖母很好，所以，祖母信得过她。祖母说，后来有一天，还在上学的四小姐也突然失踪了。东家凭着他们的关系网四处打听，终于得知四小姐也去苏北参加新四军了，他们马上采取行动，找几个人雇了一条船，通过关卡来到苏北新四军驻地找到四小姐，对她说只是来看看她。当着部队领导的面，他们装出高兴的样子，说家里知道四小姐在这里就放心了，还说让四小姐在这里要听长官的话好好干，然后表示要回去了，叫四小姐送送他们。姑娘还以为父母思想开明了，就很高兴地送来人到船码头。谁知到码头后他们几个人趁四小姐不防备，一下子就把她架到船上，马上开船把她带回家。回到家后，他们就把四小姐软禁起来了。起先，她是又哭又闹地要回苏北，由于家里看管得很紧无法脱身，时间长了她也就死心了。临近解放时，她随全家去了台湾。祖母说，那时上海有抽水马桶的人家很少，东家虽是大户人家，家里也没有抽水马桶。四小姐是个极爱干净的人，在家时别人用过的马桶她就不肯用了，所以，她连马桶都是专用的。听把她带回来的人说，在苏北，她住的是泥草房，睡的是土炕，蹲的是茅坑，吃的是番薯干，生活十分艰苦。但不知为什么，她在那里过得很愉快，人也活泼了。被带回家时人虽然黑了点，倒反而长结实了。
　　 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父亲偶尔还有信捎来。等到解放战争开始，父亲又没了音讯，祖母不知他是否还活着。虽然心里悲伤，但家中还有四个孩子一个老人，日子还得过。在我父亲离开上海后，祖母又先后把我的两个姑姑和大叔叔带到上海，都进了工厂做工。为了照顾乡下年迈的曾祖母和还未成年的小叔叔，在抗战胜利前夕，祖母把已经进厂做工的大姑姑，许配给离百丈塘村很近的白峰村的一户农家。农村的生活，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也要比城市艰苦许多。为了照顾一老一小，大姑姑遵母命就这样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祖母晚年觉得自己身体不行了，害怕在上海要火化，而80年代的农村还是实行土葬的，于是就回到乡下，病重时也是大姑姑服侍的。相比之下，我的小姑姑则要幸运多了。祖母把她带到上海后，她在上海进了工厂，安了家。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的地位提高了，她迸发出极大的热情学技术学文化，以她的才干从一名普通的纺织女工逐步走上了单位领导岗位。1973年，我姑父所在的上海工程机械厂内迁，他们全家去了湖南常德。在新的单位，小姑姑以她的为人正直、关心职工而赢得了全厂职工的爱戴，在工会主席的岗位上干了十多年，一直到退休。
　　 当祖母再次失去她长子的音讯时，我的父亲正随部队北上，为解放全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上海解放了，他随部队南归，成为接管上海电信局的军管会成员。父亲回到上海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祖母，让她结束了给人帮佣的日子。
　　 祖母人生的春天来了！她在上海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首先，她把我的小叔叔从乡下接到上海上学。接着，在我父亲帮助下，把已经在上海工厂做工的大叔叔送到南京邮电学校（南京邮电大学的前身）读书。小叔叔中学毕业后参军去了，在部队又被送到军校深造，直到80年代初才从部队转业回到上海。大叔叔在南京邮电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电信局。后来，他响应国家号召去了甘肃兰州的一个保密单位，通信地址用的是“兰州508信箱”。说是兰州，其实离兰州好远好远，火车到兰州后还要在茫茫戈壁上行驶一天一夜呢。很久以后我們才知道，原来叔叔是在国家的核工业基地做质谱分析工作，这是原子弹工艺流程中很关键的一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就是在那里成功爆炸的。
　　 解放了，生活安定了，祖母扬眉吐气了，她的孙辈们也陆续出世了，她义无反顾地担起了照顾孙辈的重任。祖母对我们女孩子的管教很是严格，要求我们吃饭时不能稀里哗啦地发出声音来，夹菜时不能在碗里乱翻乱搅，说话不能粗声粗气，指指点点，走路不能甩手甩脚，坐时不能跷起二郎腿，笑时不能咧着嘴哈哈大笑。在我读小学三年级刚开始学写作文时，祖母就隔三岔五地要我替她写信，一会儿写给在部队的叔叔，一会儿写给在兰州的叔叔，一会儿又要写给在乡下的姑姑。当然，他们的回信也统统由我念给她听，一封回信往往要念上二三遍，这份差使一直持续到我离开上海去农村插队。
　　 我在柴桥镇沙溪村插队的那年，祖母在白峰姑姑家小住。炎夏的一天，她竟然和姑姑一起到我插队的地方来看我。她要亲眼看看我的生活环境，看看我到底过得怎么样。那时农村交通不方便，来的时候她们是从白峰坐班车到柴桥，再从柴桥翻过高高的黄土岭到沙溪村，至少有五里路呢。回去时她们怕赶不上班车，干脆翻过比黄土岭还要高还要长的中岭，穿过小门村回到白峰，少说也得有十里路啊！直到现在，我只要一想起那年已经71岁高龄、患着高血压、冠心病的老祖母，在烈日下颤颤巍巍地挪着一双小脚，翻山越岭到我插队的地方来看我时，总要感到阵阵酸楚。
　　 在经历了85个风霜雨雪四季轮回之后，1985年夏天的某一日，祖母离开了她所爱的和爱她的儿孙们，长眠在村外一座面向大海的小山上。
　　摘自《文学港》2019年第1期
　　责任编辑：海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