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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试探
就在西方把创意产业当作是城市新活力而加以立法推进的时候，中国城市中那些事后被认证为“创意产业”的东西，最初却是往往被当作“盲流”来看待的，不过，从这个角度来看，上海的故事从一开始也是例外的。
自1998年台湾设计师登琨艳率先入驻苏州河中段一间旧仓库开始，这个城市就在考虑以“创意产业园区”这样一个合法身份，为那些主流以外的艺术人群大开方便之门。标志性的事件发生在2000年，就在这一年5月，位于泰康路 210 弄的田子坊，在上海市两级政府的关照下，被改造成“上海的苏荷”，苏荷是美国纽约曼哈顿地区的一个由大片工厂和工业仓库通过立法改建成的文化艺术区。
2007年1月16日，记者来到第一批被划进创意产业集聚区的田子坊，沿着狭窄的道路向前走，可以看到很多被开发利用的老厂房，当然，不只是老厂房，还包括周围的一些石库门民居，由于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装修工程，此处的建筑内部算不上精致，不那么显眼的白粉墙偶尔泛出一些蚀痕，有些地方的墙皮还轻微有些剥落，甚至看得出上世纪 50 年代典型弄堂工厂的痕迹。
这就是政府授意下首个由文化资本策划的创意产业园，被称为上海创意产业的发源地，尽管到现在，上海的创意产业园区总计已经达到200多万平方米，但大半以上仍是像田子坊一样由旧工业厂房改建而成的，其中因果就来自上面追述的2000年。
其时，上海提出“两个优先”发展战略，中心城区选择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于是，大量的工厂和工业设备开始向郊区转移，空荡荡的老厂房也开始了沉寂。由于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之间有着很难逾越的“高压线”，国家土地有专项级差，在开发利用老厂房的同时要保持其土地性质不变、产权关系不变、建筑结构不变，满足这“硬三条”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就在这个时候，创意产业这个原本流落在民间的概念，很快地进入了政府决策部门的视野。上海市创意产业中心秘书长何增强认为，作为创意产业园区，“用地性质还是工业的”， “（产权）还是原来的企业的”，“基本的外在建筑形态结构没有改变”。在上述种种不变的前提下，投资方与原产权方签订5到10年不等的租赁协议，最长的有20年，最短的只有2年，租金双方协议并随行就市。
凭借这“三个不变”的独特路径，上海有效地避开了“高压线”，创意产业成了名副其实的“万能药方”，这是上海之所以在一开始就对创意产业如此眷顾的原因，而且让本地的老厂房不再成为城市发展的包袱。
吴梅森——泰康路田子坊的总策划——是这一初衷的坚实拥趸，“发展上海的创意产业，主要是要利用上海的存量资源，而这些资源就是上海的老厂房，老仓库，老弄堂”。据统计，仅上汽集团旗下工厂改造的创意园区就有卢湾8号桥、长宁时尚园、浦东车博会、杨浦创意联盟等数个，而上海中心城区仍有大量旧厂房等待改造，按照何增强的话来说，“后备资源非常丰富”。
很显然，上海在创业产业园方面进行一次完美的成功试探，下面的故事却也急不可耐地需要展开，人们当然希望从此遍地开花并以此达到高潮，这个时候，时间因素就开始发威了。
变形不可避免吗？
迅速发展创意产业的渴望体现在上海“十一五”创意产业发展规划中，该文件指出，2007年上海创意产业园区将达到70到80个，争取到2010年，上海创意产业增加值达到全市GDP的10％以上。到2006年11月底，上海推出的创意产业集聚区已经是第四批。
不过，逐渐升温的老厂房投资热也迅速令政府陷入了两难。一方面，大面积闲置厂房需要集纳投融资力量改造利用，而优质资源的稀缺和租赁成本的攀升却把襁褓中的小型创意公司排挤出去，进而与政府扶植创意产业的初衷背道而驰。
“最早拿到的工业厂房，租金每平方米每天只有几毛钱，短短几年时间，现在已经涨到了一块钱左右，最高达到一块三。”何增强称，而经过包装改建后的办公室，对外租金起码在每平方米2元以上。
比如卢湾区8号桥园区，日租金目前已经达到每平方米6~7元，直逼周边甲级写字楼的租金水平。即便是较晚挂牌的园区——比如静安创意空间——日租金也达到每平方米4元，而五角场800号，最高日租金也能达到每平方米5元。
出来创业一年多的牛中明，经营着一家艺术摄影和创作公司，本来打算2007年春节后从虹桥天山路搬到苏州河沿岸的仓库去，但听朋友说，那里的租金从去年就开始一路上涨，“现在平均每天每平方米3元左右，是去年同期的两倍还多，与四五年前的每天每平方米三四角的租金相比，涨了五六倍。”
商业社会使然，单就这一点而言，并没有值得大惊小怪的。英国《金融时报》援引创意产业以往的“国际惯例”解释了这件事情：城市遗弃之地的低成本被艺术家、设计师等创意人群所“占据”并形成消费业态，随后商业机构跟进，地租成本上升，升到创意人群难以承担而撤离，再去寻找新的乐土，由边缘而主流而又边缘。
“我觉得这是一个市场规律，当初美国赶跑画家的案例，我们的创意园区也是有过的。”何增强认为，一批画家造就了M50这样一个集聚区，他们应该说是上海创意产业的先驱，他们为创意产业点亮过火花，创造过机会，但是市场本身又有一种新的需求。
不过，问题来源于开办创意产业园区这一动作本身。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创意产业又在延续以前政府管理中通行的“工商局办市场”的方式：把自然形成的商贩集市纳入官办市场，摊位租金的增加无法吸引摊贩入场。
事实上，涨价的背后是大房东“变租为售”的策略，这被业界戏称为“二房东坐地收钱，小房客自娱自乐”，如此一来，投资人就由单纯的创意产业主体向房地产商转变。无怪乎有专家指出，办公性质，加上商业运作，同时还有租金回报，严格意义上讲，这种工业用地的“新途径”已经有打政策“擦边球”的嫌疑。
可以想象，政府一方面希望各种资本介入，另一方面又不希望过多渲染其盈利空间，尽管有其难以言明的苦衷，但造成目前两难的局面其实是无法避免的。
一个商业存在的自问
2007年1月11日，一场针对创意空间研发的“魅客空间设计竞赛”项目在上海启动，一般而言，一个商业项目的运作本不会激起大范围的涟漪，但由于发起方上海国际集团的出现，却令许多人感到意外。
这家上海市政府直属的以金融产业为主体的国有投资公司，此前一直在金融系统公司的股东名单上出现，而目前，据称上海国际希望尝试面向艺术家群落，做工作室、居住与展示合一的功能性物业，有评论认为，这是由于其在青浦赵巷拥有约20万平方米的土地。当时下困顿的上海地产市场与创意产业园这个词撞在一起，钱包就变得不可测量了。
事实上，上海滩另一家老牌国企巨头——上海实业集团早就在这样做了。如今的“海上海”创意产业园——过去是上海工具厂——在上实集团副董事长陈伟恕眼里，已经成了下面这副模样： “创意生态居、作为创意产业基地的LOFT办公楼和创意商业街。”
尽管上海市创意产业中心否认了将创意产业园区和房地产混为一谈的说法，但事实上，创意产业被资本改变了行为方式，反过来，资本穿上创意产业的“新装”，二者之间，最根本的关系还是利益。
泰康路田子坊的总策划吴梅森就表示，“有些创意产业园区，已经像一个百货商场，很高级”，而有时候却也只是“请设计师客串一下，做个秀，某些创意产业园区的利用率并不高。”而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专家王凯丰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的很多创意产业园区只是个房地产项目而已。”
而目前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创意产业园区的疯狂建设，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或许正在成为地方政府一种新的“政绩工程”——既然这种工程不需要利用太多的土地和浪费太多的资源。上海一家从事数字娱乐行业的企业CEO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很多时候创意产业园的建设是地方政府直接授意、企业为了面子而投资建设的，不见得真正投入精力去管理和维护，实际情况可能远远比不上宣传。
事实上，创意产业并不等同于创意产业园区建设。复旦大学产业经济系一位教授认为，匆匆上马的创意产业园区，各种政策，包括税收、支持等，配套系统不够完善，会导致创意企业发展缓慢，缺少后续资金的支持也是更现实的难题，专业推广和品牌管理是创建意产业园区核心价值和综合优势的重要策略，“但目前国内普遍缺乏这些大的思路”。他说。
相比之下，西方创意产业集聚区多数在市场作用下自然形成，总体集聚的程度比较高，行政配置和政绩驱动的痕迹较淡，而像上海这样，各个区域都设置不同的园区，有些园区周围并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作为支撑，“这可能未必符合产业规律”。
相信现在你可以回答下面的这个问题了：如果从根本上就缺乏足够的消费能力和需求空间，那么众多的创意产业园区，都在为了什么而存在呢？
就在西方把创意产业当作是城市新活力而加以立法推进的时候，中国城市中那些事后被认证为“创意产业”的东西，最初却是往往被当作“盲流”来看待的，不过，从这个角度来看，上海的故事从一开始也是例外的。
自1998年台湾设计师登琨艳率先入驻苏州河中段一间旧仓库开始，这个城市就在考虑以“创意产业园区”这样一个合法身份，为那些主流以外的艺术人群大开方便之门。标志性的事件发生在2000年，就在这一年5月，位于泰康路 210 弄的田子坊，在上海市两级政府的关照下，被改造成“上海的苏荷”，苏荷是美国纽约曼哈顿地区的一个由大片工厂和工业仓库通过立法改建成的文化艺术区。
2007年1月16日，记者来到第一批被划进创意产业集聚区的田子坊，沿着狭窄的道路向前走，可以看到很多被开发利用的老厂房，当然，不只是老厂房，还包括周围的一些石库门民居，由于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装修工程，此处的建筑内部算不上精致，不那么显眼的白粉墙偶尔泛出一些蚀痕，有些地方的墙皮还轻微有些剥落，甚至看得出上世纪 50 年代典型弄堂工厂的痕迹。
这就是政府授意下首个由文化资本策划的创意产业园，被称为上海创意产业的发源地，尽管到现在，上海的创意产业园区总计已经达到200多万平方米，但大半以上仍是像田子坊一样由旧工业厂房改建而成的，其中因果就来自上面追述的2000年。
其时，上海提出“两个优先”发展战略，中心城区选择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于是，大量的工厂和工业设备开始向郊区转移，空荡荡的老厂房也开始了沉寂。由于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之间有着很难逾越的“高压线”，国家土地有专项级差，在开发利用老厂房的同时要保持其土地性质不变、产权关系不变、建筑结构不变，满足这“硬三条”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就在这个时候，创意产业这个原本流落在民间的概念，很快地进入了政府决策部门的视野。上海市创意产业中心秘书长何增强认为，作为创意产业园区，“用地性质还是工业的”， “（产权）还是原来的企业的”，“基本的外在建筑形态结构没有改变”。在上述种种不变的前提下，投资方与原产权方签订5到10年不等的租赁协议，最长的有20年，最短的只有2年，租金双方协议并随行就市。
凭借这“三个不变”的独特路径，上海有效地避开了“高压线”，创意产业成了名副其实的“万能药方”，这是上海之所以在一开始就对创意产业如此眷顾的原因，而且让本地的老厂房不再成为城市发展的包袱。
吴梅森——泰康路田子坊的总策划——是这一初衷的坚实拥趸，“发展上海的创意产业，主要是要利用上海的存量资源，而这些资源就是上海的老厂房，老仓库，老弄堂”。据统计，仅上汽集团旗下工厂改造的创意园区就有卢湾8号桥、长宁时尚园、浦东车博会、杨浦创意联盟等数个，而上海中心城区仍有大量旧厂房等待改造，按照何增强的话来说，“后备资源非常丰富”。
很显然，上海在创业产业园方面进行一次完美的成功试探，下面的故事却也急不可耐地需要展开，人们当然希望从此遍地开花并以此达到高潮，这个时候，时间因素就开始发威了。
变形不可避免吗？
迅速发展创意产业的渴望体现在上海“十一五”创意产业发展规划中，该文件指出，2007年上海创意产业园区将达到70到80个，争取到2010年，上海创意产业增加值达到全市GDP的10％以上。到2006年11月底，上海推出的创意产业集聚区已经是第四批。
不过，逐渐升温的老厂房投资热也迅速令政府陷入了两难。一方面，大面积闲置厂房需要集纳投融资力量改造利用，而优质资源的稀缺和租赁成本的攀升却把襁褓中的小型创意公司排挤出去，进而与政府扶植创意产业的初衷背道而驰。
“最早拿到的工业厂房，租金每平方米每天只有几毛钱，短短几年时间，现在已经涨到了一块钱左右，最高达到一块三。”何增强称，而经过包装改建后的办公室，对外租金起码在每平方米2元以上。
比如卢湾区8号桥园区，日租金目前已经达到每平方米6~7元，直逼周边甲级写字楼的租金水平。即便是较晚挂牌的园区——比如静安创意空间——日租金也达到每平方米4元，而五角场800号，最高日租金也能达到每平方米5元。
出来创业一年多的牛中明，经营着一家艺术摄影和创作公司，本来打算2007年春节后从虹桥天山路搬到苏州河沿岸的仓库去，但听朋友说，那里的租金从去年就开始一路上涨，“现在平均每天每平方米3元左右，是去年同期的两倍还多，与四五年前的每天每平方米三四角的租金相比，涨了五六倍。”
商业社会使然，单就这一点而言，并没有值得大惊小怪的。英国《金融时报》援引创意产业以往的“国际惯例”解释了这件事情：城市遗弃之地的低成本被艺术家、设计师等创意人群所“占据”并形成消费业态，随后商业机构跟进，地租成本上升，升到创意人群难以承担而撤离，再去寻找新的乐土，由边缘而主流而又边缘。
“我觉得这是一个市场规律，当初美国赶跑画家的案例，我们的创意园区也是有过的。”何增强认为，一批画家造就了M50这样一个集聚区，他们应该说是上海创意产业的先驱，他们为创意产业点亮过火花，创造过机会，但是市场本身又有一种新的需求。
不过，问题来源于开办创意产业园区这一动作本身。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创意产业又在延续以前政府管理中通行的“工商局办市场”的方式：把自然形成的商贩集市纳入官办市场，摊位租金的增加无法吸引摊贩入场。
事实上，涨价的背后是大房东“变租为售”的策略，这被业界戏称为“二房东坐地收钱，小房客自娱自乐”，如此一来，投资人就由单纯的创意产业主体向房地产商转变。无怪乎有专家指出，办公性质，加上商业运作，同时还有租金回报，严格意义上讲，这种工业用地的“新途径”已经有打政策“擦边球”的嫌疑。
可以想象，政府一方面希望各种资本介入，另一方面又不希望过多渲染其盈利空间，尽管有其难以言明的苦衷，但造成目前两难的局面其实是无法避免的。
一个商业存在的自问
2007年1月11日，一场针对创意空间研发的“魅客空间设计竞赛”项目在上海启动，一般而言，一个商业项目的运作本不会激起大范围的涟漪，但由于发起方上海国际集团的出现，却令许多人感到意外。
这家上海市政府直属的以金融产业为主体的国有投资公司，此前一直在金融系统公司的股东名单上出现，而目前，据称上海国际希望尝试面向艺术家群落，做工作室、居住与展示合一的功能性物业，有评论认为，这是由于其在青浦赵巷拥有约20万平方米的土地。当时下困顿的上海地产市场与创意产业园这个词撞在一起，钱包就变得不可测量了。
事实上，上海滩另一家老牌国企巨头——上海实业集团早就在这样做了。如今的“海上海”创意产业园——过去是上海工具厂——在上实集团副董事长陈伟恕眼里，已经成了下面这副模样： “创意生态居、作为创意产业基地的LOFT办公楼和创意商业街。”
尽管上海市创意产业中心否认了将创意产业园区和房地产混为一谈的说法，但事实上，创意产业被资本改变了行为方式，反过来，资本穿上创意产业的“新装”，二者之间，最根本的关系还是利益。
泰康路田子坊的总策划吴梅森就表示，“有些创意产业园区，已经像一个百货商场，很高级”，而有时候却也只是“请设计师客串一下，做个秀，某些创意产业园区的利用率并不高。”而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专家王凯丰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的很多创意产业园区只是个房地产项目而已。”
而目前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创意产业园区的疯狂建设，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或许正在成为地方政府一种新的“政绩工程”——既然这种工程不需要利用太多的土地和浪费太多的资源。上海一家从事数字娱乐行业的企业CEO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很多时候创意产业园的建设是地方政府直接授意、企业为了面子而投资建设的，不见得真正投入精力去管理和维护，实际情况可能远远比不上宣传。
事实上，创意产业并不等同于创意产业园区建设。复旦大学产业经济系一位教授认为，匆匆上马的创意产业园区，各种政策，包括税收、支持等，配套系统不够完善，会导致创意企业发展缓慢，缺少后续资金的支持也是更现实的难题，专业推广和品牌管理是创建意产业园区核心价值和综合优势的重要策略，“但目前国内普遍缺乏这些大的思路”。他说。
相比之下，西方创意产业集聚区多数在市场作用下自然形成，总体集聚的程度比较高，行政配置和政绩驱动的痕迹较淡，而像上海这样，各个区域都设置不同的园区，有些园区周围并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作为支撑，“这可能未必符合产业规律”。
相信现在你可以回答下面的这个问题了：如果从根本上就缺乏足够的消费能力和需求空间，那么众多的创意产业园区，都在为了什么而存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