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提要市民社会、合作主义和合法性作为中国社会组织研究的主导性视角，都属于“政治中心主义”范式，而难以描述和解释中国人口的社会组织会员资格现象。本文在批判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关于中国人口社会组织成员资格的多维效应分析框架，并运用CFPS 2010数据进行了描述分析和个体-家庭-社区层次的阶层泊松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是一个体制内社会组织会员资格占9成以上且79%的社会成员未加入任何组织的“原子化社会”；个体层次作用最强，社区层次作用较弱，家庭层次作用不显著；自我效能感、亲社会态度、教育、健康脆弱性自评、宗教、福利受益和城市化促进社会组织会员资格，而控制性管理偏好、公办福利霸权和汉族身份则产生抑制作用。
关键词中国社会组织会员资格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6-0106-11
一、研究问题及其背景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目标。要实现治理现代化，就要不断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改变传统的政府“大包大揽式”的一元单向治理模式，并形成以“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为基础的多元互动治理模式。1978年迄今，我国在公众参与和社会协同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政府传统治理模式仍基本维持，公众参与少和有组织的社会协同不足问题仍很突出。鉴于公众有组织的社会参与的重要意义，本文试图对中国人口社会组织加入的特点和形成机理进行初步实证研究。
公民对社会组织的加入在国际学术界常称为“志愿组织成员资格”（Voluntary Organization Membership），但我们认为称为“社会组织会员资格”（Social Organization Membership，以下简称“SOM”）更加合适。对中国社会组织或中国人口SOM的研究主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量研究表明，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控制的放松、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福利社会化的推进，中国民间社会组织大量涌现，公众有组织的社会参与日益活跃，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代化程度不断提升；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特别是由于自上而下的单向治理模式的限制，民间社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还面临很多挑战：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公众社会组织参与水平还较低，体制内社会组织（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在公众社会组织加入机会上占据“垄断”优势，体制内社会组织与民间社会组织之间存在制度性鸿沟；即使发展迅速的草根社会组织也因严
* 基金项目：广东省教育厅2013年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粤教高函〔2013〕113号NO.37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救助目标定位研究”（13BSH093）
格的管理而不得不实施自我限制，并维持与政府之间的非正式的、权宜性的合作关系。邓宁华： 《我国社会组织的八大特征》，《中国统计》2010年第11期；White, G., “Prospects for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Xiaoshan City,”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29, 1993, p.63; Unger, J.,Chan, A., “China, Corporatism, and the East Asian Model,”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33, 1995, p.29；Ma, Q., “Defining Chines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Voluntas, vol.13, no.2, 2002, p.113等。但与此同时，现有关于中国社会组织或SOM的研究也存在以“组织”而非“个体”为关注中心这一视角缺陷；学术界对中国人口SOM的数量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如何仍知之不多。
2014年第6期
中国社会组织会员资格研究
我们认为，对中国人口SOM研究的不足主要是因为“市民社会”、“合作主义”和“组织合法性”视角的缺陷。这三个视角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构成了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社会组织研究的主导性视角。虽然它们之间存在差异乃至争议，但在解释中国社会组织的兴起上都持有两个基本观点：（1）强调国家支持、社会自主以及国家-社会间的信任与协同的增强是中国社会组织兴起的根本原因；（2）强调自上而下的单向治理模式，是中国社会组织未来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并进而要求实现社会组织管理政策的改进。我们接受这两个基本观点，但认为上述视角亦存在两个缺陷：（1）以国家-社会关系以及这一情境中社会组织的创立、行动和监管过程为研究中心，以机构创始人或政府管理人员为访谈对象，难以避免地忽视了普通人群对社会组织的加入；（2）都强调政治因素的作用，并主要采用定性的或规范的研究方法，结果导致现有研究中定性、主观的判断充斥，客观、准确的分析缺乏。我们将上述视角概称为“政治中心主义”范式。当然，亦需要指出，有少数研究者已注意到上述三个视角的缺陷，而试图引入其他解释因素，如有的强调要引入组织社会学理论，邓宁华：《“寄居蟹的艺术”：体制内社会组织的环境适应策略——对天津市两个省级组织的个案研究》，《公共管理学报》2011年第3期；Hsu, C., “Beyond Civil Society: An Organizational Perspective on State–NGO Relatio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ournal of Civil Society, vol.6, no.3, 2010, p.259.有的强调资本主义、Howell, J., “Civil Society, Corporatism and Capitalism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sian Development, vol.11, no.2, 2012, p.271.全球化影响或社会政策变革莫顿，K.：《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及其对国内改革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2期。的重要性，但这些回答在解释的深入性和全面性上都难以媲美上述三个视角，并且同样存在以“组织”而非以“人”为中心的局限。
与对中国人口SOM的忽视相比，自托克维尔以来，西方学者对SOM进行了长期系统的研究。众多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的SOM水平总体上较高，同时各国之间、一国内部以及同一对象在不同时期也存在各种差异；Reed, P. B., Selbee, L. K., “The Civic Core in Canada: Disproportionality in Charitable Giving, Volunteering,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vol.30, no.4, 2001, p.761；Rotolo, T., “Town Heterogeneity and Affiliation: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Voluntary Association Membership,”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vol.43, no.2, 2000, p.271；Salamon, L., Anheier, H., “Social Origins of Civil Society: Explaining the Nonprofit Sector Cross-nationally,” Voluntas, vol.9, no.3, 1998, p.213, etc.围绕这些差异，初步形成了个体性解释、组织社会学解释和宏观结构-文化性解释“三足鼎立”的格局。Hustinx, L.,Cnaan, R. A.,Handy, F., “Navigating Theories of Volunteering: A Hybrid Map for a Complex Phenomenon,”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vol.40, no.4, 2010, p.410; Smith, D. H., “Determinants of Voluntary Association Participation and Volunteering: A Literature Review,”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vol.23, no.3, 1994, p.243; Wilson, J.,Musick, M., “Who Cares? Toward an Integrated Theory of Volunteer Work,”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62, no.5, 1997, p.694, etc.其中，个体性解释以心理学、理性选择和社会化理论为主，强调个体的主观倾向、社会资源、志愿参与经历以及生命周期等因素的重要性；组织社会学以管理学和组织社会学为主，强调组织动员和任务类型等因素Lee, Y.-j.,Won, D., “Attributes Influencing College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Volunteering: a Conjoint Analysis,” International Review on Public and Nonprofit Marketing, vol.8, no.2, 2011, p.149.的作用；宏观层次的结构-文化解释则强调经济发展水平、政治体制类型和政治稳定性、福利国家以及宗教文化等的重要性。这些国外研究对我们有重要参考意义。
本文试图以“中国人口的SOM行为”为关注焦点，在批判借鉴西方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关于SOM的包括政治与非政治因素在内的多维效应分析框架，并利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研究中心的CFPS 2010年全国性截面数据，对中国SOM进行单变量分析和个体-家庭-社区层次的阶层泊松回归分析。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一）发展性权威主义情境
虽然中西方的国情和社会组织状况有很大差异，但可以认为二者在社会组织会员资格（SOM）上有相似的理论逻辑：第一，特定社会成员要自愿加入社会组织，首先要创造出这样的社会组织；第二，面对既有的社会组织格局，特定社会成员是否加入，要受到个体的加入意愿和加入能力的影响；第三，任何个体对特定社会组织的加入意愿和能力，又进一步嵌入到家庭、社区、地区乃至国家所构成的结构和文化情境之中。进一步地，在经验层次上，由于中国与西方相比有很不同的情境差异，而有其独特的实践逻辑：中西方SOM状况很不相同。中国体制内社会组织占主导，西方则民间或市民社会组织占主导；二者在SOM主导格局上的差异可以归结为它们在政治资源、个人主观动力、经济资源、社会资本、宗教资源、福利国家和城市化等方面的差异。我们将这些差异系统结合起来，可概括出关于SOM的“发展性权威主义”和“发达民主主义”两种理想类型（见表1）。与“政治中心主义”范式相比，上述理想类型提供了一个多维效应分析框架；它并不否认保持“权威主义”因素的重要性，但更突出了与经济、社会等其他因素的重要性。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可提出假设：与发达民主主义相比，因更少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宗教等资源，发展性权威主义有更低的SOM水平，特别是民间SOM水平（假设1a）；不过，因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特点，发展性权威主义类型有更高的体制内SOM水平（假设1b）。
表1关于SOM的两种理想类型
发达民主主义发展性权威主义社会组织会员资格状况民间或市民社会组织占主导，且其发展得到鼓励体制内社会组织占主导，且其发展得到鼓励政治资源国家-社会平等合作
法律完善
腐败受到控制
政治合法性程度较高
社会冲突的民主解决机制
支持第三部门国家-社会强制合作
法律不完善
腐败现象严重
政治合法性程度较低
社会冲突的强制解决机制
限制第三部门个人主观动力自我取向的积极评价
自我取向的自我效能感
次级群体取向的亲社会态度群体取向的积极评价
群体取向的自我效能感
初级群体取向的亲社会态度经济资源较多的正规职业
收入水平高
教育水平高较少的正规职业
收入水平低
教育水平低社会资本陌生人信任与网络
抽象互惠
弱关系取向熟人信任与网络
具体互惠
强关系取向宗教资源清教等基督教
宗教自由儒家、佛教和伊斯兰教
宗教限制福利国家福利国家发达
社会公平程度高
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福利国家薄弱
社会公平程度低
两极分化的社会城市化城市化社会
城市化结束
农村人口较少半城市化社会
城市化迅速
大量农村人口
（二）分层多维度情境效应
1政治效应
政治因素是“政治中心主义”范式的关注焦点，国外研究亦强调民主政治对自由结社的积极作用。运用Esping-Andersen的体制理论，Janoski认为“传统合作主义”民主在构建正式志愿组织中要落后于“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这两种民主类型；新自由主义之所以有较高SOM，主要是因为替代了福利国家；社会民主主义之所以有较高SOM，主要是因为让更多社会成员加入工会和政治组织。参见Curtis, J., Baer, D., Grabb, E., “Nations of Joiners: Explaining Voluntary Association Membership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66, no.6, 2001, p.783.当然，有的学者对合作主义民主的SOM效应有不同看法，Schofer, E., Fourcade-Gourinchas, M., “The Structural Contexts of Civic Engagement: Voluntary Association Membership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66, no.6, 2001, p.806.但一个共识是：日本这样的“国家主义”民主类型由于国家强有力的限制，SOM水平要更低。
权威主义与发达民主主义类型（特别是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相距甚远，更接近于合作主义、特别是国家主义。利用Juan Linz的框架，Casper, G., Fragile Democracies: the Legacies of Authoritarian Rule, London: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5, pp.41-50.本文认为，与国家主义相比，权威主义甚至也存在四个方面的差距：一是政治多元主义有限，且缺乏政府责任限制；二是合法性基础建立在情感、特别是落后和紧急事件等必要事件的认识上，而非民主基础之上；三是对社会自主的控制更强烈，国家动员更突出，国家-社会之间形成强制合作体制；四是正式组织的行政权力界定模糊、经常变动，腐败现象更严重，社会冲突解决的非民主与非法治化特征较突出，并进而限制第三部门的发展。1978年以来中国已取得很大政治进步，但大量的腐败和预算软约束等表明，中国仍维持了较强有力的权威主义政治体制，而这对中国SOM的状况及其构成有深远影响。参见Gilley, B., “Paradigms of Chinese Politics: Kicking Society Back Ou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20, no.70, 2011, p.517.鉴于权威主义体制的强制性控制倾向，一个合理的推论是：在控制性管理偏好的权威主义体制中，广泛的基层民主参与可能提升城乡居民对基层政府的不信任，进而加剧其对体制内社会组织的反感和排斥。不过，对国家的限制性角色定位亦遭受诟病。Hsu
关键词中国社会组织会员资格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6-0106-11
一、研究问题及其背景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目标。要实现治理现代化，就要不断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改变传统的政府“大包大揽式”的一元单向治理模式，并形成以“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为基础的多元互动治理模式。1978年迄今，我国在公众参与和社会协同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政府传统治理模式仍基本维持，公众参与少和有组织的社会协同不足问题仍很突出。鉴于公众有组织的社会参与的重要意义，本文试图对中国人口社会组织加入的特点和形成机理进行初步实证研究。
公民对社会组织的加入在国际学术界常称为“志愿组织成员资格”（Voluntary Organization Membership），但我们认为称为“社会组织会员资格”（Social Organization Membership，以下简称“SOM”）更加合适。对中国社会组织或中国人口SOM的研究主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量研究表明，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控制的放松、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福利社会化的推进，中国民间社会组织大量涌现，公众有组织的社会参与日益活跃，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代化程度不断提升；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特别是由于自上而下的单向治理模式的限制，民间社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还面临很多挑战：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公众社会组织参与水平还较低，体制内社会组织（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在公众社会组织加入机会上占据“垄断”优势，体制内社会组织与民间社会组织之间存在制度性鸿沟；即使发展迅速的草根社会组织也因严
* 基金项目：广东省教育厅2013年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粤教高函〔2013〕113号NO.37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救助目标定位研究”（13BSH093）
格的管理而不得不实施自我限制，并维持与政府之间的非正式的、权宜性的合作关系。邓宁华： 《我国社会组织的八大特征》，《中国统计》2010年第11期；White, G., “Prospects for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Xiaoshan City,”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29, 1993, p.63; Unger, J.,Chan, A., “China, Corporatism, and the East Asian Model,”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33, 1995, p.29；Ma, Q., “Defining Chines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Voluntas, vol.13, no.2, 2002, p.113等。但与此同时，现有关于中国社会组织或SOM的研究也存在以“组织”而非“个体”为关注中心这一视角缺陷；学术界对中国人口SOM的数量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如何仍知之不多。
2014年第6期
中国社会组织会员资格研究
我们认为，对中国人口SOM研究的不足主要是因为“市民社会”、“合作主义”和“组织合法性”视角的缺陷。这三个视角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构成了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社会组织研究的主导性视角。虽然它们之间存在差异乃至争议，但在解释中国社会组织的兴起上都持有两个基本观点：（1）强调国家支持、社会自主以及国家-社会间的信任与协同的增强是中国社会组织兴起的根本原因；（2）强调自上而下的单向治理模式，是中国社会组织未来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并进而要求实现社会组织管理政策的改进。我们接受这两个基本观点，但认为上述视角亦存在两个缺陷：（1）以国家-社会关系以及这一情境中社会组织的创立、行动和监管过程为研究中心，以机构创始人或政府管理人员为访谈对象，难以避免地忽视了普通人群对社会组织的加入；（2）都强调政治因素的作用，并主要采用定性的或规范的研究方法，结果导致现有研究中定性、主观的判断充斥，客观、准确的分析缺乏。我们将上述视角概称为“政治中心主义”范式。当然，亦需要指出，有少数研究者已注意到上述三个视角的缺陷，而试图引入其他解释因素，如有的强调要引入组织社会学理论，邓宁华：《“寄居蟹的艺术”：体制内社会组织的环境适应策略——对天津市两个省级组织的个案研究》，《公共管理学报》2011年第3期；Hsu, C., “Beyond Civil Society: An Organizational Perspective on State–NGO Relatio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ournal of Civil Society, vol.6, no.3, 2010, p.259.有的强调资本主义、Howell, J., “Civil Society, Corporatism and Capitalism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sian Development, vol.11, no.2, 2012, p.271.全球化影响或社会政策变革莫顿，K.：《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及其对国内改革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2期。的重要性，但这些回答在解释的深入性和全面性上都难以媲美上述三个视角，并且同样存在以“组织”而非以“人”为中心的局限。
与对中国人口SOM的忽视相比，自托克维尔以来，西方学者对SOM进行了长期系统的研究。众多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的SOM水平总体上较高，同时各国之间、一国内部以及同一对象在不同时期也存在各种差异；Reed, P. B., Selbee, L. K., “The Civic Core in Canada: Disproportionality in Charitable Giving, Volunteering,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vol.30, no.4, 2001, p.761；Rotolo, T., “Town Heterogeneity and Affiliation: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Voluntary Association Membership,”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vol.43, no.2, 2000, p.271；Salamon, L., Anheier, H., “Social Origins of Civil Society: Explaining the Nonprofit Sector Cross-nationally,” Voluntas, vol.9, no.3, 1998, p.213, etc.围绕这些差异，初步形成了个体性解释、组织社会学解释和宏观结构-文化性解释“三足鼎立”的格局。Hustinx, L.,Cnaan, R. A.,Handy, F., “Navigating Theories of Volunteering: A Hybrid Map for a Complex Phenomenon,”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vol.40, no.4, 2010, p.410; Smith, D. H., “Determinants of Voluntary Association Participation and Volunteering: A Literature Review,”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vol.23, no.3, 1994, p.243; Wilson, J.,Musick, M., “Who Cares? Toward an Integrated Theory of Volunteer Work,”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62, no.5, 1997, p.694, etc.其中，个体性解释以心理学、理性选择和社会化理论为主，强调个体的主观倾向、社会资源、志愿参与经历以及生命周期等因素的重要性；组织社会学以管理学和组织社会学为主，强调组织动员和任务类型等因素Lee, Y.-j.,Won, D., “Attributes Influencing College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Volunteering: a Conjoint Analysis,” International Review on Public and Nonprofit Marketing, vol.8, no.2, 2011, p.149.的作用；宏观层次的结构-文化解释则强调经济发展水平、政治体制类型和政治稳定性、福利国家以及宗教文化等的重要性。这些国外研究对我们有重要参考意义。
本文试图以“中国人口的SOM行为”为关注焦点，在批判借鉴西方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关于SOM的包括政治与非政治因素在内的多维效应分析框架，并利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研究中心的CFPS 2010年全国性截面数据，对中国SOM进行单变量分析和个体-家庭-社区层次的阶层泊松回归分析。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一）发展性权威主义情境
虽然中西方的国情和社会组织状况有很大差异，但可以认为二者在社会组织会员资格（SOM）上有相似的理论逻辑：第一，特定社会成员要自愿加入社会组织，首先要创造出这样的社会组织；第二，面对既有的社会组织格局，特定社会成员是否加入，要受到个体的加入意愿和加入能力的影响；第三，任何个体对特定社会组织的加入意愿和能力，又进一步嵌入到家庭、社区、地区乃至国家所构成的结构和文化情境之中。进一步地，在经验层次上，由于中国与西方相比有很不同的情境差异，而有其独特的实践逻辑：中西方SOM状况很不相同。中国体制内社会组织占主导，西方则民间或市民社会组织占主导；二者在SOM主导格局上的差异可以归结为它们在政治资源、个人主观动力、经济资源、社会资本、宗教资源、福利国家和城市化等方面的差异。我们将这些差异系统结合起来，可概括出关于SOM的“发展性权威主义”和“发达民主主义”两种理想类型（见表1）。与“政治中心主义”范式相比，上述理想类型提供了一个多维效应分析框架；它并不否认保持“权威主义”因素的重要性，但更突出了与经济、社会等其他因素的重要性。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可提出假设：与发达民主主义相比，因更少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宗教等资源，发展性权威主义有更低的SOM水平，特别是民间SOM水平（假设1a）；不过，因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特点，发展性权威主义类型有更高的体制内SOM水平（假设1b）。
表1关于SOM的两种理想类型
发达民主主义发展性权威主义社会组织会员资格状况民间或市民社会组织占主导，且其发展得到鼓励体制内社会组织占主导，且其发展得到鼓励政治资源国家-社会平等合作
法律完善
腐败受到控制
政治合法性程度较高
社会冲突的民主解决机制
支持第三部门国家-社会强制合作
法律不完善
腐败现象严重
政治合法性程度较低
社会冲突的强制解决机制
限制第三部门个人主观动力自我取向的积极评价
自我取向的自我效能感
次级群体取向的亲社会态度群体取向的积极评价
群体取向的自我效能感
初级群体取向的亲社会态度经济资源较多的正规职业
收入水平高
教育水平高较少的正规职业
收入水平低
教育水平低社会资本陌生人信任与网络
抽象互惠
弱关系取向熟人信任与网络
具体互惠
强关系取向宗教资源清教等基督教
宗教自由儒家、佛教和伊斯兰教
宗教限制福利国家福利国家发达
社会公平程度高
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福利国家薄弱
社会公平程度低
两极分化的社会城市化城市化社会
城市化结束
农村人口较少半城市化社会
城市化迅速
大量农村人口
（二）分层多维度情境效应
1政治效应
政治因素是“政治中心主义”范式的关注焦点，国外研究亦强调民主政治对自由结社的积极作用。运用Esping-Andersen的体制理论，Janoski认为“传统合作主义”民主在构建正式志愿组织中要落后于“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这两种民主类型；新自由主义之所以有较高SOM，主要是因为替代了福利国家；社会民主主义之所以有较高SOM，主要是因为让更多社会成员加入工会和政治组织。参见Curtis, J., Baer, D., Grabb, E., “Nations of Joiners: Explaining Voluntary Association Membership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66, no.6, 2001, p.783.当然，有的学者对合作主义民主的SOM效应有不同看法，Schofer, E., Fourcade-Gourinchas, M., “The Structural Contexts of Civic Engagement: Voluntary Association Membership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66, no.6, 2001, p.806.但一个共识是：日本这样的“国家主义”民主类型由于国家强有力的限制，SOM水平要更低。
权威主义与发达民主主义类型（特别是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相距甚远，更接近于合作主义、特别是国家主义。利用Juan Linz的框架，Casper, G., Fragile Democracies: the Legacies of Authoritarian Rule, London: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5, pp.41-50.本文认为，与国家主义相比，权威主义甚至也存在四个方面的差距：一是政治多元主义有限，且缺乏政府责任限制；二是合法性基础建立在情感、特别是落后和紧急事件等必要事件的认识上，而非民主基础之上；三是对社会自主的控制更强烈，国家动员更突出，国家-社会之间形成强制合作体制；四是正式组织的行政权力界定模糊、经常变动，腐败现象更严重，社会冲突解决的非民主与非法治化特征较突出，并进而限制第三部门的发展。1978年以来中国已取得很大政治进步，但大量的腐败和预算软约束等表明，中国仍维持了较强有力的权威主义政治体制，而这对中国SOM的状况及其构成有深远影响。参见Gilley, B., “Paradigms of Chinese Politics: Kicking Society Back Ou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20, no.70, 2011, p.517.鉴于权威主义体制的强制性控制倾向，一个合理的推论是：在控制性管理偏好的权威主义体制中，广泛的基层民主参与可能提升城乡居民对基层政府的不信任，进而加剧其对体制内社会组织的反感和排斥。不过，对国家的限制性角色定位亦遭受诟病。Hs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