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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你和香港人深入地交流，才知道97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在1997年之前的100多年，你在大街上问一个香港人，英国有哪两个政党，现在的内阁是哪个党执政，他可能完全不知道。”香港文艺评论家梁文道和在电视上一样，善于说服。“港英教育最大的特点是非民族化教育，它没有国民教育，绝对不是教你当英国人。”
大律师王鸣峰讲他接受的港英教育。中国历史课，从商代一直讲到1911年辛亥革命，但并不会告诉你，这是我们伟大的祖国。
“这就是港英教育，它只是客观，而不是说我国怎么样，不要你为任何人骄傲，典型的非国民化教育。”梁文道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香港经济起飞，伴随着港英政府加强社会治理、打击腐败等措施，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开始形成。在从前，到香港去的人称自己“潮汕人”“福建人”，在他们的骨子里，香港只是暂时的栖身地。
当这种香港人的意识建立起来而国家意识模糊，1997年回归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看来，最大的困难就是人心回归。
这一点，在1997年大学毕业步入社会的整个群体更为明显，他们成为典型的“97一代”。
梁文道说，“回归之前，他们接受了完整的港英教育，最重要的是，在那些教育中，没有自己的国家认同。回归之后，他们突然有了一种明确的民族身份认同。这是一件让很多人困惑的事情。”
97是一种微妙的情绪
杨长缨的孩子一个在加拿大出生，一个在美国出生，可2008年到北京看奥运的时候，杨长缨说，两个孩子没有任何理由地为中国队加油，感情好像与生俱来一般。在他们的教育中，有意无意的，杨长缨会跟他们说起祖国是中国。
1997年，杨长缨通过考试成为香港一名普通执业律师。15年后她的身份是全球顶尖级的瑞生国际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从事公司上市领域的法律业务。而她的亲人们有的放弃了银行高管职务，到加拿大的银行做起普通经理。
“我的亲人中移走了4个”，杨长缨停顿了一下，笑了，“移走了4个family。”上世纪90年代初，跟随着当时的移民潮，他们去了加拿大。
在中环交易广场一座18楼的小会议室里，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谈起当时的争论与不安，仿佛就在昨日。
因为香港回归被提上日程，从上世纪80年代到1997年，出于对未来的迷茫和莫名的恐惧，上万计的人们选择了离开。
“当然，他们现在都有自己的生活，过得不错。不过，如果不走，肯定会有更好的事业。”说起亲人来，杨长缨不无遗憾。
11岁就到香港、几乎完整接受港英政府教育的施丽珊也有着类似的经历。她说自己看到奥运会能够在中国举行，有一种莫名的激动。
做过多年记者的冯佩乐也有一种类似的感觉。当她在不同时期走到其他国家的时候，每一次都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中国越来越强大了。
不过，更多的时候还会有一种迷茫。
“当内地讨论校车问题的时候，香港人怎样都没有办法找到关联，讨论一部法律是不是应该修改的时候，同样如此。”梁文道将这种身份认同称之为“暧昧”的状态。
“他们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可他们对中国又是一种很复杂的感情，都觉得要爱国，却很难有一种休戚与共的感觉，那样才是命运共同体。”梁文道说。
“你们眼中，香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在北京大学一个香港学生的班上，强世功这样问道。
“香港的竞争力正在慢慢丧失。”一位学生说。
“我是中国人，可我不知道要怎样才能参与到中国之中？”另一位学生回答。
曾借调香港中联办研究部工作的强世功意识到，回归15年，今天的问题已经不是当初的“人心回归”，而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身份认同，怎样解决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身份意识。
思考香港自己的问题
改变还包括，由于这个特殊的节点，历史的巧合。
1980年代末期开始，数以万计的移民流向海外，大量的高级职位空了出来，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97年回归之前。大批年轻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迅速填补了这些空缺。香港特区政府首任财政司长梁锦松正是在这个时代很快地升任花旗银行香港区行长。
王鸣峰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讲坊间的笑话，“我们朋友之间在一起会说，1997年前后的医生不能看。因为没有太多的实践经验就晋升起来了。”
这正是那个时期的特殊状况。但这种状况对于“97一代”而言，并不是一个好的开始。
“我们突然发现，原来报馆的总编辑、银行的行长都还只有40多岁，离退休还需要20年，你让他手下的人怎么办？”梁文道认为，这并非回归带来的问题，但它客观存在，“97一代”不得不面对，他们的努力工作，却发现自己碰到了天花板。
为了应对移民带来的人才危机。特区政府实施了人才计划，其中重要的举措就是扩招，新的大学被修建起来，数量从早先的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两所跃升到现在的8所。
随之而来的是亚洲金融危机，失去了大量的工作岗位，从前大学生的精英意识跌到谷底。
“有段时间，我们说，在大街上扔个石头就能砸死两个大学生。”王鸣峰用一种夸张的比喻形容当时的困境。
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研究组首席顾问刘兆佳也意识到这些问题。“香港的大学教育在发展，但是毕业的大学生不像过去那样毕业就能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这样一来产生了很多问题，他们会感到失落。”
不过，他认为原因不只是移民潮和大学扩招带来的影响。
“中产阶级的人数在持续增加，伴随着整个产业转移，很多中产阶级的工作岗位不再留在香港，一些产业搬到内地或者其他国家去了，中产里面的高端职位比如专业服务、管理等方面的职位在减少。”刘兆佳认为，没有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对人才的吸引被认为是香港最具竞争力的领域之一。
但王鸣峰却发现，“当初读书时候成绩优秀的同学不知道都去哪里了，他们都没留在香港，这本身是不是也意味着香港吸引人才的能力弱了？”
梁文道强调的是“思考香港自己的问题”。在一场关于大陆游客到香港与台湾自由行不同选择的讨论中，有人抱怨，到香港去旅行的人只是购物，而到台湾的却包括文化交流等各种各样的形式。
“我们自己有什么？”梁文道提出这样的问题。他认为，很多问题都跟回归和之后的政策关联起来，但没想过，这些东西都无关回归，是香港本身就存在的问题。
刘兆佳说，香港的竞争力不错，在各类独立的评级中，都被放到很高的位置。在刘兆佳看来，1997年回归以来，最根本的目标都已经达到。这既包括维系香港人对香港前途的信心；也包括一国两制的具体实践，自由、法治、公正这些香港人最珍视的核心价值都得到维护。
众所周知，香港的个人税及公司所得税税率较低，整体征税占本地生产总值的百分率也相对较低，商业规管精简，外资在香港的投资比较开放，基本上没有限制。
香港是全球名列前茅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特区政府对金融服务业的监管干预程度低，而且监管制度极具透明度，司法制度则独立于政治，且十分廉洁，保障产权的能力无可置疑。
不过，刘兆佳也坦承，“一直在研究竞争力会不会有逐渐下降的趋势”。
他把香港的问题归结为两个方面，既包括土地和房屋租金太贵，不利于商业经营，也包括人才的问题，高端人才不够。
“香港的法律法规越来越完善，与此同时带来的问题是，对经济的限制越来越多，商业活动受到的制约越来越多。政府的审批在增加，官僚主义的问题一定程度出现了，内部摩擦越来越多，影响到办事的效率。” 刘兆佳亦并不回避香港面临的问题。
强世功则将竞争力与“97一代”的身份认同联系起来。“如果身份问题不解决，他们会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视野变得狭窄，竞争力就可能慢慢衰退。”
而在具体的“97一代”身上，王鸣峰说自己最大的特点是反思和勤奋。不久之前，他拿到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他把这次求学看成是“一种理想的实现”，希望为香港和中国的互动做一些事情。
“以前仲裁、法律服务都在伦敦、新加坡。香港和内地为什么不可以整合起来，一块赚别人的钱？”王鸣峰这样说。
“在1997年之前的100多年，你在大街上问一个香港人，英国有哪两个政党，现在的内阁是哪个党执政，他可能完全不知道。”香港文艺评论家梁文道和在电视上一样，善于说服。“港英教育最大的特点是非民族化教育，它没有国民教育，绝对不是教你当英国人。”
大律师王鸣峰讲他接受的港英教育。中国历史课，从商代一直讲到1911年辛亥革命，但并不会告诉你，这是我们伟大的祖国。
“这就是港英教育，它只是客观，而不是说我国怎么样，不要你为任何人骄傲，典型的非国民化教育。”梁文道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香港经济起飞，伴随着港英政府加强社会治理、打击腐败等措施，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开始形成。在从前，到香港去的人称自己“潮汕人”“福建人”，在他们的骨子里，香港只是暂时的栖身地。
当这种香港人的意识建立起来而国家意识模糊，1997年回归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看来，最大的困难就是人心回归。
这一点，在1997年大学毕业步入社会的整个群体更为明显，他们成为典型的“97一代”。
梁文道说，“回归之前，他们接受了完整的港英教育，最重要的是，在那些教育中，没有自己的国家认同。回归之后，他们突然有了一种明确的民族身份认同。这是一件让很多人困惑的事情。”
97是一种微妙的情绪
杨长缨的孩子一个在加拿大出生，一个在美国出生，可2008年到北京看奥运的时候，杨长缨说，两个孩子没有任何理由地为中国队加油，感情好像与生俱来一般。在他们的教育中，有意无意的，杨长缨会跟他们说起祖国是中国。
1997年，杨长缨通过考试成为香港一名普通执业律师。15年后她的身份是全球顶尖级的瑞生国际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从事公司上市领域的法律业务。而她的亲人们有的放弃了银行高管职务，到加拿大的银行做起普通经理。
“我的亲人中移走了4个”，杨长缨停顿了一下，笑了，“移走了4个family。”上世纪90年代初，跟随着当时的移民潮，他们去了加拿大。
在中环交易广场一座18楼的小会议室里，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谈起当时的争论与不安，仿佛就在昨日。
因为香港回归被提上日程，从上世纪80年代到1997年，出于对未来的迷茫和莫名的恐惧，上万计的人们选择了离开。
“当然，他们现在都有自己的生活，过得不错。不过，如果不走，肯定会有更好的事业。”说起亲人来，杨长缨不无遗憾。
11岁就到香港、几乎完整接受港英政府教育的施丽珊也有着类似的经历。她说自己看到奥运会能够在中国举行，有一种莫名的激动。
做过多年记者的冯佩乐也有一种类似的感觉。当她在不同时期走到其他国家的时候，每一次都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中国越来越强大了。
不过，更多的时候还会有一种迷茫。
“当内地讨论校车问题的时候，香港人怎样都没有办法找到关联，讨论一部法律是不是应该修改的时候，同样如此。”梁文道将这种身份认同称之为“暧昧”的状态。
“他们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可他们对中国又是一种很复杂的感情，都觉得要爱国，却很难有一种休戚与共的感觉，那样才是命运共同体。”梁文道说。
“你们眼中，香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在北京大学一个香港学生的班上，强世功这样问道。
“香港的竞争力正在慢慢丧失。”一位学生说。
“我是中国人，可我不知道要怎样才能参与到中国之中？”另一位学生回答。
曾借调香港中联办研究部工作的强世功意识到，回归15年，今天的问题已经不是当初的“人心回归”，而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身份认同，怎样解决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身份意识。
思考香港自己的问题
改变还包括，由于这个特殊的节点，历史的巧合。
1980年代末期开始，数以万计的移民流向海外，大量的高级职位空了出来，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97年回归之前。大批年轻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迅速填补了这些空缺。香港特区政府首任财政司长梁锦松正是在这个时代很快地升任花旗银行香港区行长。
王鸣峰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讲坊间的笑话，“我们朋友之间在一起会说，1997年前后的医生不能看。因为没有太多的实践经验就晋升起来了。”
这正是那个时期的特殊状况。但这种状况对于“97一代”而言，并不是一个好的开始。
“我们突然发现，原来报馆的总编辑、银行的行长都还只有40多岁，离退休还需要20年，你让他手下的人怎么办？”梁文道认为，这并非回归带来的问题，但它客观存在，“97一代”不得不面对，他们的努力工作，却发现自己碰到了天花板。
为了应对移民带来的人才危机。特区政府实施了人才计划，其中重要的举措就是扩招，新的大学被修建起来，数量从早先的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两所跃升到现在的8所。
随之而来的是亚洲金融危机，失去了大量的工作岗位，从前大学生的精英意识跌到谷底。
“有段时间，我们说，在大街上扔个石头就能砸死两个大学生。”王鸣峰用一种夸张的比喻形容当时的困境。
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研究组首席顾问刘兆佳也意识到这些问题。“香港的大学教育在发展，但是毕业的大学生不像过去那样毕业就能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这样一来产生了很多问题，他们会感到失落。”
不过，他认为原因不只是移民潮和大学扩招带来的影响。
“中产阶级的人数在持续增加，伴随着整个产业转移，很多中产阶级的工作岗位不再留在香港，一些产业搬到内地或者其他国家去了，中产里面的高端职位比如专业服务、管理等方面的职位在减少。”刘兆佳认为，没有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对人才的吸引被认为是香港最具竞争力的领域之一。
但王鸣峰却发现，“当初读书时候成绩优秀的同学不知道都去哪里了，他们都没留在香港，这本身是不是也意味着香港吸引人才的能力弱了？”
梁文道强调的是“思考香港自己的问题”。在一场关于大陆游客到香港与台湾自由行不同选择的讨论中，有人抱怨，到香港去旅行的人只是购物，而到台湾的却包括文化交流等各种各样的形式。
“我们自己有什么？”梁文道提出这样的问题。他认为，很多问题都跟回归和之后的政策关联起来，但没想过，这些东西都无关回归，是香港本身就存在的问题。
刘兆佳说，香港的竞争力不错，在各类独立的评级中，都被放到很高的位置。在刘兆佳看来，1997年回归以来，最根本的目标都已经达到。这既包括维系香港人对香港前途的信心；也包括一国两制的具体实践，自由、法治、公正这些香港人最珍视的核心价值都得到维护。
众所周知，香港的个人税及公司所得税税率较低，整体征税占本地生产总值的百分率也相对较低，商业规管精简，外资在香港的投资比较开放，基本上没有限制。
香港是全球名列前茅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特区政府对金融服务业的监管干预程度低，而且监管制度极具透明度，司法制度则独立于政治，且十分廉洁，保障产权的能力无可置疑。
不过，刘兆佳也坦承，“一直在研究竞争力会不会有逐渐下降的趋势”。
他把香港的问题归结为两个方面，既包括土地和房屋租金太贵，不利于商业经营，也包括人才的问题，高端人才不够。
“香港的法律法规越来越完善，与此同时带来的问题是，对经济的限制越来越多，商业活动受到的制约越来越多。政府的审批在增加，官僚主义的问题一定程度出现了，内部摩擦越来越多，影响到办事的效率。” 刘兆佳亦并不回避香港面临的问题。
强世功则将竞争力与“97一代”的身份认同联系起来。“如果身份问题不解决，他们会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视野变得狭窄，竞争力就可能慢慢衰退。”
而在具体的“97一代”身上，王鸣峰说自己最大的特点是反思和勤奋。不久之前，他拿到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他把这次求学看成是“一种理想的实现”，希望为香港和中国的互动做一些事情。
“以前仲裁、法律服务都在伦敦、新加坡。香港和内地为什么不可以整合起来，一块赚别人的钱？”王鸣峰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