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5年8月25日上午9时36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刚刚在看守所中度过60岁生日的王学英被一左一右两名法警带进审判席。考虑到王学英年岁已高，法官让她坐在椅子上听取了判决。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王学英伙同毕玉玺，利用毕玉玺的职权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后，收受请托人给予的钱款23万多美元，共同占有，法院以受贿罪判处王学英有期徒刑10年。
其实，和王学英一样，在我国近年来落马的众多贪官的犯罪记录里，因与夫君“共同占有非法利益”而受到法律制裁的女性确实不在少数。仔细分析一下诸多落马贪官和其身后的女人，她们各自扮演的角色也是不相同的。
动力型：因为有共同的目标，借助权力疯狂揽财，常见的是一些“夫妻档”。
掘财最默契的夫妻档
用“百度”在网上搜索“贪内助”三个字会发现，出现次数最多的是“王学英”的名字，而且在“王学英”前面，几乎都加有“毕玉玺之妻”的字样。
工学英的“出名”是因毕玉玺的落马，更是因为这个名叫王学英的女子和丈夫毕玉玺把贪官夫妻档的掘财之道演绎得更默契。
2005年3月16日，北京首都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兼董事长毕玉玺被法院判处死缓；7月22日，王学英被法警押进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庭；8月下旬，他们的儿子毕波，在知道毕玉玺接受北京市纪检部门调查的情况下，通过财务手段，将307美金的涉案款转移，被检察机关以涉嫌转移赃物罪，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8月25日．王学英再次被法警押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接受审判。至截稿时，他们一家人共同为非法掘财付出的代价还未最终确定。
王学英不是普通的家庭妇女，她虽然没有毕玉玺的权高位重，但是工作能力一样的突出，退休之前也是一个堂堂的教育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1999年9月16日，首都道路发展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毕玉玺出任董事长。之后每逢过年过节，毕玉玺的家里送钱的人进进出出，络绎不绝。这个时候，负责收钱的就是王学英。一般有人送财物时，赶上毕玉玺不在家，不管收没收，事后王学英都告诉毕。谁来过了。送了什么，收没收。因为她知道他们都是丈夫的关系、朋友，是冲毕玉玺才送的。王学英成为了毕玉玺放心的“家庭出纳”。
除了默契地配合毕玉玺受贿之外，王学英最想做的是给儿子安排好一切前程。毕玉玺大肆收受贿赂的动因之一也是为了独子的未来着想。毕波是他们的独子，毕玉玺经常特意带着儿子参加一些应酬，一是为了儿子将来建立各种关系网，另一个目的是给行贿人一些行贿的借口。 毕波在国内工作一段时间后就去英国留学了。在此期间，王学英常在一些人面前提起儿子在英国留学还要自己做饭等等，行贿人马上心知肚明立刻会奉上贿赂款，有人一次送1日万美元的存折给王学英，打的旗号就是“毕波在英国留学需要用钱”。然而可悲的是这对贪官夫妻忙前忙后给儿子张罗前程，可谓费尽了心思，到头来却是把独子也牵扯了进来，这也是王学英万万没想到的结果。
“收钱袋子”田雅芝
2005年7月2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受贿案依法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而与马德共同索贿受贿的马妻田雅芝，因与其夫共同受贿7笔共370余万元，已于2004年11月被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
案发前，田雅芝已是黑龙江省林业法院的副院长，但她并不懂法，能当上法院副院长自然是因为她有一个市委书记的丈夫。一个曾给马家行贿的老板说，田雅芝这个人物欲特强，小到一件衣服，大到上万美元，不论礼品贵贱，她都是一番推辞客套后全部“笑纳”。
办案检察官说，马德和田雅芝敛财可以用疯狂一词来形容。马德接礼受贿有这样几种方式：一是岳父母去世：二是儿子到北京上学；三是有病住院；四是调整干部；五是过年过节。
负责“田雅芝案件”的主管副检察长说起当初到马德家搜查时的情景，至今还感慨不已。马德家的装修平常，但打开一排排衣柜，光是没穿过的高档皮鞋就有几百双，两三千块钱的鞋在那里都不算高档。田雅芝的裘皮大衣就有8件，金银首饰、高档相机、手表、电脑。古董字画……应有尽有。沙发下、床单下到处都能摸出钱来。他们家有一个大冰柜，里面的熊掌就好几只。办案组十几个人在他家清点赃物就用了7天。
田雅芝敛财的惯用做法是哭穷。她常常这样暗示别人，“我们家老马没别的爱好，就是好打个麻将”，或者“老马最近要出国了也没有外汇”，等等。马德和田雅芝从来不在绥化当地存钱，因为当地有很多人认识他们。于是夫妻俩商量把钱存到北京。从1999年开始，田雅芝就让儿子在北京的银行开户，之后不定期汇款，或是由马德赴京开会提个保险箱带现金过去。2002年4月马德案发，在其儿子的账户里共发现人民币、美元、港币共计2000余万元。就在马德案发前不久，田雅芝还给她儿子以“宋伟”的名字办了一张假身份证并另开了一个户头，将所有的钱款转存到宋伟的名下。因为银行有规定，每一笔转存最高限额为9万元，所以后来当检察官打开账户时，9万元一笔的存单密密麻麻打印下来，整整用了5个存折才打印完毕。
工具型：相互利用，各取所需，主要是情人关系。
李嘉廷身后的黑道大姐大
2001年9月中纪委关于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问题的审查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与有夫之妇徐某某通奸，并利用职权为徐谋取不正当利益，涉及金额3000余万元。
报告里提到的“有夫之妇徐某某”就是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黑道大姐大徐福英。李嘉廷出事后，云南当地人除了对他的贪财咂舌外，最为津津乐道的，还是他与黑道大姐大徐福英的情人关系。
1995年，徐福英在两个黑道大哥的保护下，在昆明市经营了一间叫“丽人园”的餐厅。其中一名黑道大哥侯连喜，为进一步讨好徐福英，投资200万元，与她合作在一处风景湖区经营观光游览船。游览船表面观光，其实暗中经营夜总会及赌场。由于赌船设施豪华，吸引了不少政府官员来“帮衬”。时任云南省副省长的李嘉廷，首次登船“消遣”，便结识了老板娘徐福英。徐福英决定把自己将来的幸福，押注在李嘉廷身上。她向李嘉廷哭诉，自己正被两帮黑道人物要挟。看见她不断涌出的泪水，李嘉廷拍心口保证，自己会鼎力保护她。1996年初，侯连喜冬于被砍死街头，牵涉入案的徐福英亦皮公安局拘捕，关押数天后，李嘉廷一个电话，徐福英便被释放，而有关案件最后亦不了了之。
1997年，李嘉廷被送往北京党校进修，以待毕业后回云南晋升省长。不甘寂寞的李嘉廷，竟然把徐福英亦带到了北京。之后一天，徐福英向李表示赌船要贷 款进一步投资，但又没有贷款资格。于是李嘉廷大笔一挥，指示云南省财政厅，将500万元行政费拨给某县财政局，然后该县财政局以转账的方式、无抵押条件借合徐福英。
手中有权，就是有钱，李嘉廷的字条就等同支票。水源一开，徐福英自然也胃口大增，她先后透过烟草公司、旅游度假区开发公司名义，联同港商李镇柱，不断拄行无抵押贷款，涉及总额超过3000万元。最终在2001年，李嘉廷被押往北京审查之前，徐福英被公安机关依法收监。
女警察拉李纪周下水
李纪周在东窗事发后曾这样反省：为情所动，因情害己。
曾任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副组长公安部副部长的李纪周，2001年10月22日，因受贿罪、玩忽职守罪被依法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李纪周东窗事发，与一个同李纪固有“特殊”关系的原广州市公安局女民警李沙娜有极大关系。这个女民警，被一走私集团头目梁耀华以大量财物所打动，而将情人李纪周拉进了梁耀华特意编织的庞大的关系网。
李沙娜在法庭上供述，她原是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民警，与李纪固有特殊关系后，梁耀华把她安排到梁的新英豪公司工作。李供认，梁总共给了她现金人民币200万元、100万港元。此外，李沙娜到香港定居后，梁给了她300万港元让她买房。在公司里，李沙娜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每逢公司货物被扣时，她立即打电话向李纪周求援，使得走私货物顺利过关。
仇人型：因为相互争斗或报复铤而走险，这种情况最为特殊。
怨妇贾桂娥的“倒慕”大戏
贾桂娥是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的前妻，她利用自己“市长夫人”的身份，到处帮助别人办事，从而大肆敛财。更因为怨恨慕绥新骗她离婚，转而更加疯狂地上演“倒慕”大戏。
贾桂娥最初是一个普通工人，到1997年退休时，她已经成为辽宁省地矿厅人事处处级干部。然而，随着慕绥新官职的不断升迁，二人的婚姻生活却遭遇红灯。
1999年4月9日，贾桂娥与慕绥新整整生活了28年，最后经过协议真的离婚了。之前，慕绥新找了一个算命先生骗贾桂娥“100天内怕有血光之灾，有一方性命攸关。”破解方法是“离婚，100天之后复婚”。当时，贾桂娥还痴迷地等待100天后复婚。但她根本不知道慕绥新在他们离婚后的第28天，即1999年5月8日，就在大连一家酒店与情人平晓芳秘密地举行了婚礼。当从电视上看到平晓芳以市长夫人的身份手捧鲜花到机场迎接市长慕绥新的消息时，她才傻了眼。为此，她要求在与慕绥新达成的离婚协议上再增加一个附加条件，允许她打着慕绥新的旗号办事，而慕绥新必须帮她办成几件事，否则贾桂娥就把慕绥新骗取离婚以及秘密结婚的丑事抖露出去。
贾桂娥是2000年11月19日被“双规”的。从她家中搜出的现金、存折、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折合人民币1000多万元。专案组准确抓住了她“怨恨”的心理，抖露出慕绥新骗她离婚的实情时，贾桂娥才崩溃了，说出了很多专案组也没有掌握的材料。她告诉专案组，慕绥新不敢收的钱，她敢收；慕绥新不便办的事，她出面办。她先后帮助慕绥新收钱32次，共75万元：帮公司办事收了价值126万元的股票；为人承揽工程、推销石料，得回扣230万元；她两次打电话“假传圣旨”，帮人办事得了30万元……
整贪官将自己整进监狱的吴梅
2004年5月，河北省衡水市建设局局长徐殿仓因涉嫌收受巨额贿赂被提起公诉，起诉书还指出徐曾为他的情妇吴梅牟取了不少非法利益。10月27日徐殿仓被宣布判处15年有期徒刑。而吴梅早已于2004年年初被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吴梅本是个对贪官深恶痛绝的人，甚至她成为贪官情妇的初衷竟也是为了报复。谁知最终自己也因受贿被送进了监狱。
吴梅最初开始痛恨贪宫是在她和丈夫经营一个布店时，遭受某局长的打击报复使得生意难以继续，她一气之下火烧布店后离家前往广州打工。只有技校文凭的她走投无路之下，只得隔三差五地去歌厅跑场。之后她又辗转到河北衡水市一家酒店当陪酒女郎。在屈辱之中挣扎的她尤其恨那个局长，她发誓一旦有机会，一定要还以颜色。
吴梅是在一次陪酒过程中认识的徐殿仓，当时她误认徐殿仓就是害她的那个局长。她用录音机将自己和徐的龌龊勾当录下准备作为揭发的证据，虽然最终知道自己认错了人，但当得知他是衡水市建设局局长，也是一个政府官员时，吴的脑海里就越是清晰地浮现出家乡那个局长的丑恶嘴脸。最后这两个长相近似的人便在她脑海里合成了同一个人。她发恨要暗地里整他的材料，把他暴露出来，让他倒台!如果成功了，她至少可以认为是报了一半的仇，她会因此觉得很解气、很光彩。
吴梅和徐殿仓的关系日益升温。1998年春天，吴梅辞去工作，住进了徐为她准备的一套别墅。之后的半年时间里，她对徐的种种贪污行径掌握了不少线索，并一笔一笔地把这些受贿线索记在一个专用账本上藏在暗处。她又有点犹豫了，如果搞倒了徐，她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还去当坐台小姐吗?这样一想，她觉得还是应该利用徐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打下点基础再说。之后，吴梅利用建设局长的关系，开始做水泥生意，当然做得红火异常。到了1999年，吴梅又经过徐殿仓的运作，以5000元买下了地处繁华街道的一块74．15平方米的空地，而此块空地的权威评估价是94500元。2001年3月她在上面盖起了一座三层小楼，并把产权办到自己名下。随后，在此开了一家网吧。此时的吴对徐言听计从，包括毁掉了那个暗藏的账本等。然而，2003年8月，徐因涉嫌巨额受贿被司法机关拘捕。徐进去没几天，吴梅因那块地皮的事随即也被拘捕羁押。
法律缺失：在反腐力度不断加大的情况下，一些贪官的“贪内助”在法律责任的追究上却难以开展。
王学英、田雅芝、贾桂娥等只是腐败伴侣的一部分，而在一个个腐败官员的身后，这样的“贪内助”还有很多，如成克杰的“铁杆情妇”李平、搭上胡长清的女服务员等等。然而，由于相关法律的缺失，使得对这一现象的处罚受到各种限制。
王学英被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只有一起：伙同毕玉玺，收受张桂军给子的贿赂款23．13万美元。但是王学英在毕玉玺受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远非这一起事实所能体现：在毕玉玺的下属疯狂给毕玉玺行贿时，送到他们家各种形式的贿赂，大多时候是王学英接手的。只不过从法律角度难以掌握更确凿的证据，所以被起诉的犯罪事实就此一项。
实际上这是目前中国刑法中的一大缺憾：因为严格按照现在的司法实践，定“贪内助”们一个“共同受贿”的罪名，要受到各种各样条件的限制。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由于一些腐败伴侣的推动作用，贪官们可能在犯罪道路上滑得更远，但是腐伴们可能只会受到道德和舆论的谴责，而被绳之以法的机会不多。这里面的情况非常复杂，不能一概而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夫人们在丈夫面对诱惑开始倾斜的时候能及时地拽上一把，也许就能挽救一个官员，挽救一个家庭，而不是全家人的覆没。
其实，和王学英一样，在我国近年来落马的众多贪官的犯罪记录里，因与夫君“共同占有非法利益”而受到法律制裁的女性确实不在少数。仔细分析一下诸多落马贪官和其身后的女人，她们各自扮演的角色也是不相同的。
动力型：因为有共同的目标，借助权力疯狂揽财，常见的是一些“夫妻档”。
掘财最默契的夫妻档
用“百度”在网上搜索“贪内助”三个字会发现，出现次数最多的是“王学英”的名字，而且在“王学英”前面，几乎都加有“毕玉玺之妻”的字样。
工学英的“出名”是因毕玉玺的落马，更是因为这个名叫王学英的女子和丈夫毕玉玺把贪官夫妻档的掘财之道演绎得更默契。
2005年3月16日，北京首都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兼董事长毕玉玺被法院判处死缓；7月22日，王学英被法警押进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庭；8月下旬，他们的儿子毕波，在知道毕玉玺接受北京市纪检部门调查的情况下，通过财务手段，将307美金的涉案款转移，被检察机关以涉嫌转移赃物罪，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8月25日．王学英再次被法警押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接受审判。至截稿时，他们一家人共同为非法掘财付出的代价还未最终确定。
王学英不是普通的家庭妇女，她虽然没有毕玉玺的权高位重，但是工作能力一样的突出，退休之前也是一个堂堂的教育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1999年9月16日，首都道路发展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毕玉玺出任董事长。之后每逢过年过节，毕玉玺的家里送钱的人进进出出，络绎不绝。这个时候，负责收钱的就是王学英。一般有人送财物时，赶上毕玉玺不在家，不管收没收，事后王学英都告诉毕。谁来过了。送了什么，收没收。因为她知道他们都是丈夫的关系、朋友，是冲毕玉玺才送的。王学英成为了毕玉玺放心的“家庭出纳”。
除了默契地配合毕玉玺受贿之外，王学英最想做的是给儿子安排好一切前程。毕玉玺大肆收受贿赂的动因之一也是为了独子的未来着想。毕波是他们的独子，毕玉玺经常特意带着儿子参加一些应酬，一是为了儿子将来建立各种关系网，另一个目的是给行贿人一些行贿的借口。 毕波在国内工作一段时间后就去英国留学了。在此期间，王学英常在一些人面前提起儿子在英国留学还要自己做饭等等，行贿人马上心知肚明立刻会奉上贿赂款，有人一次送1日万美元的存折给王学英，打的旗号就是“毕波在英国留学需要用钱”。然而可悲的是这对贪官夫妻忙前忙后给儿子张罗前程，可谓费尽了心思，到头来却是把独子也牵扯了进来，这也是王学英万万没想到的结果。
“收钱袋子”田雅芝
2005年7月2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受贿案依法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而与马德共同索贿受贿的马妻田雅芝，因与其夫共同受贿7笔共370余万元，已于2004年11月被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
案发前，田雅芝已是黑龙江省林业法院的副院长，但她并不懂法，能当上法院副院长自然是因为她有一个市委书记的丈夫。一个曾给马家行贿的老板说，田雅芝这个人物欲特强，小到一件衣服，大到上万美元，不论礼品贵贱，她都是一番推辞客套后全部“笑纳”。
办案检察官说，马德和田雅芝敛财可以用疯狂一词来形容。马德接礼受贿有这样几种方式：一是岳父母去世：二是儿子到北京上学；三是有病住院；四是调整干部；五是过年过节。
负责“田雅芝案件”的主管副检察长说起当初到马德家搜查时的情景，至今还感慨不已。马德家的装修平常，但打开一排排衣柜，光是没穿过的高档皮鞋就有几百双，两三千块钱的鞋在那里都不算高档。田雅芝的裘皮大衣就有8件，金银首饰、高档相机、手表、电脑。古董字画……应有尽有。沙发下、床单下到处都能摸出钱来。他们家有一个大冰柜，里面的熊掌就好几只。办案组十几个人在他家清点赃物就用了7天。
田雅芝敛财的惯用做法是哭穷。她常常这样暗示别人，“我们家老马没别的爱好，就是好打个麻将”，或者“老马最近要出国了也没有外汇”，等等。马德和田雅芝从来不在绥化当地存钱，因为当地有很多人认识他们。于是夫妻俩商量把钱存到北京。从1999年开始，田雅芝就让儿子在北京的银行开户，之后不定期汇款，或是由马德赴京开会提个保险箱带现金过去。2002年4月马德案发，在其儿子的账户里共发现人民币、美元、港币共计2000余万元。就在马德案发前不久，田雅芝还给她儿子以“宋伟”的名字办了一张假身份证并另开了一个户头，将所有的钱款转存到宋伟的名下。因为银行有规定，每一笔转存最高限额为9万元，所以后来当检察官打开账户时，9万元一笔的存单密密麻麻打印下来，整整用了5个存折才打印完毕。
工具型：相互利用，各取所需，主要是情人关系。
李嘉廷身后的黑道大姐大
2001年9月中纪委关于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问题的审查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与有夫之妇徐某某通奸，并利用职权为徐谋取不正当利益，涉及金额3000余万元。
报告里提到的“有夫之妇徐某某”就是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黑道大姐大徐福英。李嘉廷出事后，云南当地人除了对他的贪财咂舌外，最为津津乐道的，还是他与黑道大姐大徐福英的情人关系。
1995年，徐福英在两个黑道大哥的保护下，在昆明市经营了一间叫“丽人园”的餐厅。其中一名黑道大哥侯连喜，为进一步讨好徐福英，投资200万元，与她合作在一处风景湖区经营观光游览船。游览船表面观光，其实暗中经营夜总会及赌场。由于赌船设施豪华，吸引了不少政府官员来“帮衬”。时任云南省副省长的李嘉廷，首次登船“消遣”，便结识了老板娘徐福英。徐福英决定把自己将来的幸福，押注在李嘉廷身上。她向李嘉廷哭诉，自己正被两帮黑道人物要挟。看见她不断涌出的泪水，李嘉廷拍心口保证，自己会鼎力保护她。1996年初，侯连喜冬于被砍死街头，牵涉入案的徐福英亦皮公安局拘捕，关押数天后，李嘉廷一个电话，徐福英便被释放，而有关案件最后亦不了了之。
1997年，李嘉廷被送往北京党校进修，以待毕业后回云南晋升省长。不甘寂寞的李嘉廷，竟然把徐福英亦带到了北京。之后一天，徐福英向李表示赌船要贷 款进一步投资，但又没有贷款资格。于是李嘉廷大笔一挥，指示云南省财政厅，将500万元行政费拨给某县财政局，然后该县财政局以转账的方式、无抵押条件借合徐福英。
手中有权，就是有钱，李嘉廷的字条就等同支票。水源一开，徐福英自然也胃口大增，她先后透过烟草公司、旅游度假区开发公司名义，联同港商李镇柱，不断拄行无抵押贷款，涉及总额超过3000万元。最终在2001年，李嘉廷被押往北京审查之前，徐福英被公安机关依法收监。
女警察拉李纪周下水
李纪周在东窗事发后曾这样反省：为情所动，因情害己。
曾任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副组长公安部副部长的李纪周，2001年10月22日，因受贿罪、玩忽职守罪被依法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李纪周东窗事发，与一个同李纪固有“特殊”关系的原广州市公安局女民警李沙娜有极大关系。这个女民警，被一走私集团头目梁耀华以大量财物所打动，而将情人李纪周拉进了梁耀华特意编织的庞大的关系网。
李沙娜在法庭上供述，她原是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民警，与李纪固有特殊关系后，梁耀华把她安排到梁的新英豪公司工作。李供认，梁总共给了她现金人民币200万元、100万港元。此外，李沙娜到香港定居后，梁给了她300万港元让她买房。在公司里，李沙娜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每逢公司货物被扣时，她立即打电话向李纪周求援，使得走私货物顺利过关。
仇人型：因为相互争斗或报复铤而走险，这种情况最为特殊。
怨妇贾桂娥的“倒慕”大戏
贾桂娥是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的前妻，她利用自己“市长夫人”的身份，到处帮助别人办事，从而大肆敛财。更因为怨恨慕绥新骗她离婚，转而更加疯狂地上演“倒慕”大戏。
贾桂娥最初是一个普通工人，到1997年退休时，她已经成为辽宁省地矿厅人事处处级干部。然而，随着慕绥新官职的不断升迁，二人的婚姻生活却遭遇红灯。
1999年4月9日，贾桂娥与慕绥新整整生活了28年，最后经过协议真的离婚了。之前，慕绥新找了一个算命先生骗贾桂娥“100天内怕有血光之灾，有一方性命攸关。”破解方法是“离婚，100天之后复婚”。当时，贾桂娥还痴迷地等待100天后复婚。但她根本不知道慕绥新在他们离婚后的第28天，即1999年5月8日，就在大连一家酒店与情人平晓芳秘密地举行了婚礼。当从电视上看到平晓芳以市长夫人的身份手捧鲜花到机场迎接市长慕绥新的消息时，她才傻了眼。为此，她要求在与慕绥新达成的离婚协议上再增加一个附加条件，允许她打着慕绥新的旗号办事，而慕绥新必须帮她办成几件事，否则贾桂娥就把慕绥新骗取离婚以及秘密结婚的丑事抖露出去。
贾桂娥是2000年11月19日被“双规”的。从她家中搜出的现金、存折、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折合人民币1000多万元。专案组准确抓住了她“怨恨”的心理，抖露出慕绥新骗她离婚的实情时，贾桂娥才崩溃了，说出了很多专案组也没有掌握的材料。她告诉专案组，慕绥新不敢收的钱，她敢收；慕绥新不便办的事，她出面办。她先后帮助慕绥新收钱32次，共75万元：帮公司办事收了价值126万元的股票；为人承揽工程、推销石料，得回扣230万元；她两次打电话“假传圣旨”，帮人办事得了30万元……
整贪官将自己整进监狱的吴梅
2004年5月，河北省衡水市建设局局长徐殿仓因涉嫌收受巨额贿赂被提起公诉，起诉书还指出徐曾为他的情妇吴梅牟取了不少非法利益。10月27日徐殿仓被宣布判处15年有期徒刑。而吴梅早已于2004年年初被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吴梅本是个对贪官深恶痛绝的人，甚至她成为贪官情妇的初衷竟也是为了报复。谁知最终自己也因受贿被送进了监狱。
吴梅最初开始痛恨贪宫是在她和丈夫经营一个布店时，遭受某局长的打击报复使得生意难以继续，她一气之下火烧布店后离家前往广州打工。只有技校文凭的她走投无路之下，只得隔三差五地去歌厅跑场。之后她又辗转到河北衡水市一家酒店当陪酒女郎。在屈辱之中挣扎的她尤其恨那个局长，她发誓一旦有机会，一定要还以颜色。
吴梅是在一次陪酒过程中认识的徐殿仓，当时她误认徐殿仓就是害她的那个局长。她用录音机将自己和徐的龌龊勾当录下准备作为揭发的证据，虽然最终知道自己认错了人，但当得知他是衡水市建设局局长，也是一个政府官员时，吴的脑海里就越是清晰地浮现出家乡那个局长的丑恶嘴脸。最后这两个长相近似的人便在她脑海里合成了同一个人。她发恨要暗地里整他的材料，把他暴露出来，让他倒台!如果成功了，她至少可以认为是报了一半的仇，她会因此觉得很解气、很光彩。
吴梅和徐殿仓的关系日益升温。1998年春天，吴梅辞去工作，住进了徐为她准备的一套别墅。之后的半年时间里，她对徐的种种贪污行径掌握了不少线索，并一笔一笔地把这些受贿线索记在一个专用账本上藏在暗处。她又有点犹豫了，如果搞倒了徐，她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还去当坐台小姐吗?这样一想，她觉得还是应该利用徐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打下点基础再说。之后，吴梅利用建设局长的关系，开始做水泥生意，当然做得红火异常。到了1999年，吴梅又经过徐殿仓的运作，以5000元买下了地处繁华街道的一块74．15平方米的空地，而此块空地的权威评估价是94500元。2001年3月她在上面盖起了一座三层小楼，并把产权办到自己名下。随后，在此开了一家网吧。此时的吴对徐言听计从，包括毁掉了那个暗藏的账本等。然而，2003年8月，徐因涉嫌巨额受贿被司法机关拘捕。徐进去没几天，吴梅因那块地皮的事随即也被拘捕羁押。
法律缺失：在反腐力度不断加大的情况下，一些贪官的“贪内助”在法律责任的追究上却难以开展。
王学英、田雅芝、贾桂娥等只是腐败伴侣的一部分，而在一个个腐败官员的身后，这样的“贪内助”还有很多，如成克杰的“铁杆情妇”李平、搭上胡长清的女服务员等等。然而，由于相关法律的缺失，使得对这一现象的处罚受到各种限制。
王学英被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只有一起：伙同毕玉玺，收受张桂军给子的贿赂款23．13万美元。但是王学英在毕玉玺受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远非这一起事实所能体现：在毕玉玺的下属疯狂给毕玉玺行贿时，送到他们家各种形式的贿赂，大多时候是王学英接手的。只不过从法律角度难以掌握更确凿的证据，所以被起诉的犯罪事实就此一项。
实际上这是目前中国刑法中的一大缺憾：因为严格按照现在的司法实践，定“贪内助”们一个“共同受贿”的罪名，要受到各种各样条件的限制。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由于一些腐败伴侣的推动作用，贪官们可能在犯罪道路上滑得更远，但是腐伴们可能只会受到道德和舆论的谴责，而被绳之以法的机会不多。这里面的情况非常复杂，不能一概而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夫人们在丈夫面对诱惑开始倾斜的时候能及时地拽上一把，也许就能挽救一个官员，挽救一个家庭，而不是全家人的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