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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安帝元初六年（119）的一天，南阳郡官道上，一个年轻人带着一群人在烈日下已守候多时。这个年轻人叫朱穆，尽管只有20岁，却已是南阳郡的督邮，今天正在此等候新太守的到来。
说起督邮这个官职，相信很多人并不陌生。《三国演义》里因为索贿不成，欲陷害刘备，反被张飞怒鞭（在《三国志》里实乃刘备所为），东晋时使陶渊明愤慨“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并毅然决然挂冠而去的，都是督邮这个角色。事实上，督邮乃一郡之内的重要官员，担负着传达教令、督察属吏、案验刑狱等职能，在《汉官仪》中被称为“郡之极位”。因此，朱穆年纪轻轻就做了督邮，自然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出乎意料的是，当新太守终于姗姗到来之际，见到朱穆，却老实不客气地问：“你如此年纪就当了督郵，是因为族势呢，还是凭借才德？”朱穆没想到新太守一见面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所幸他并没有慌乱，而是平静地说：“郡中之人盼望您的到来如同盼望孔圣人一样，都说非颜回不敢以迎孔子。”
面对太守的刁难，朱穆的回答不卑不亢、绵里藏针，先是以孔子作比，将太守恭维了一下，随即以颜回自喻，表明自己也不是浪得虚位。不过，朱穆其实并没有回答太守关于其“族势”的质问，事实上，朱穆的“族势”确实非同一般。他的曾祖父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祖父是尚书令，父亲官至陈国相。这样显赫的家世，太守不可能不知道，之所以这样问，显然是担心朱穆倚仗族势、难以驾驭，因此一见面就要“杀杀其锐气”。
太守的话虽然无礼，不过，追寻当时关于年轻干部选拔的情形，或许可以理解一二了。汉代在官员选拔上实行察举制，这项制度在早期确实为国家发现、输送了大量人才，但到了东汉，却已然演变成豪门世族结党营私、私相授受的工具，“权富子弟多以人事得举，而贫约守志者以穷退见遗”。与此同时，早在东汉初期，就有人上言指出：“郡国举孝廉，率取年少能报恩者，耆宿大贤多见废弃。”
由此可见，东汉在选拔年轻干部时遇到的两大难题：一是选人者动机不纯，将选拔年轻干部作为一项“长期投资”，以图日后有所回报。二是选上来的年轻干部以贵胄子弟居多，从而在事实上产生了世袭的“官二代”。据台湾学者邢义田先生考证，在东汉265位有家世可考的孝廉中，出身贫寒者只有18人，比例不到7%；而多达139人出身仕宦之门，比例超过一半以上。如此巨大的反差无疑是令人震惊的。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对于那些历代仕宦的豪门家族，地方官员想必免不了多受掣肘。难怪这个新太守一见面就对年轻的朱穆不假辞色，从这一点上，或许还应当赞赏他“敢于碰硬”的勇气。
汉顺帝阳嘉元年（132），尚书令左雄建议，“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并须进行考试，“练其虚实，以观异能”，史称“阳嘉新制”。后来的史论者大多着眼于“阳嘉新制”引入考试这一新元素，而甚少注意为何左雄要提出以四十为限的“硬杠杠”。在本文看来，左雄一定也是注意到了官宦子弟充塞当途的糟糕局面，但又难以扭转，于是干脆提出以四十为限，把年轻干部一概拒之门外。因此，也不难想象，左雄的建议在当时便受到了世家豪门的激烈反对，并且由于过于简单粗放，这项政策在实际上也并未得到贯彻。但左雄提出的增设考试以辨虚实却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并在后来演变为科举考试，取代察举制成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
确实，相比察举制，科举考试过程更加公开，选拔标准也更加规范，但科举考试能否真正完全地实现“起跑线”的公平暂且不论（历朝历代始终伴随科举考试的各类舞弊案就反证了这一点），就算是历尽艰辛获得了授官资格，在使用提拔上，寒门子弟与官员子弟显然也无法同日而语。比如，秦桧之子秦熺25岁登第入仕，仅过6年就升至知枢密院事（从二品，为最高军事机构副职）；张居正两个儿子登第后都进入了翰林院，考虑到明代“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政治传统，这样的安排显然别有深意。这些还都属于“树大招风”的，至于其他大大小小官宦家庭相互联姻、请托交结、彼此关照的更不知得有多少！
此外，当众多寒门子弟还在科举路上艰苦跋涉之时，官员子弟却可以通过门荫制度直接入仕。如唐代详细规定了一品至五品官员得以享受恩荫任子的权力，其中官职高的甚至可以荫及孙子、曾孙。到了宋代，恩荫更滥，甚至覆盖到了异姓亲族和门客。唐代李德裕年轻时，父亲劝他应试，他却轻蔑地说：“好驴马不入行！”李德裕说这句话当然是有底气的，因为他的父亲李吉甫正是堂堂的当朝宰相。26岁的李德裕最终以父荫入仕，此后一路迁升，直至拜相。或许并非巧合的是，李吉甫当年也是凭父荫入仕，父子宰相可能最该感激的是都有一个当官的好爸爸。
除去选拔过程中的争议，年轻干部在履职决事上也常受质疑。清道光年间，23岁的进士郑祖琛出任江西星子县知县，孰料到任之初，竟忸怩不肯坐堂，家人促之，竟至啼哭。数月之间，滞狱如同山积。其夫人无奈，与诸仆暗谋，骗其有客人到访，郑祖琛方才整肃衣冠来到大堂。这时夫人忙命人将屏风撤去，早已等候多时的数百隶役大声传呼：“大人升堂了！”郑祖琛不得已，只好入座视事，一时成为笑资。正因如此，各省督抚对于吏部选送的年轻干部尤其排斥，经常寻找各种理由拒收或将其闲置。及至晚清，中央政府不得不废除州县官部选制度，将用人权下放至各省。
对年轻干部有无背景、能否胜任的质疑，在我们今天看来何其熟悉。看来，古人也有选拔年轻干部时“逢提必疑”的困惑。不过，如前所述，古人在解决年轻干部选拔问题上看来也没有什么良策。
其实，选拔培养年轻干部，事关国家事业薪火相传，这个道理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懂。与此同时，现在领导干部队伍中年轻干部仍然是少而不是多，由于历史、文化、现实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年轻干部的成长在不少地方仍不顺畅，源源不断地选拔培养一大批奋发有为、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仍然是十分迫切的任务，这个道理相信绝大多数人也都能理解。此外，年轻干部由于自身特性，德才可能一时还显现不出来，业绩可能一时还付之阙无，干部群众可能一时还不了解，这些情形相信大家也都能包容。那么，道理既然大家都懂，也都能理解和包容，为什么一有年轻干部提拔的消息，就仿佛刺痛人们脆弱的心理，成为质疑不断的新闻呢？
这是因为，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并不仅仅是从道理出发，更多是从其所见、所闻、所感中获得。如果在大家所见、所闻、所感中，关于年轻干部的提拔，究竟是公开公平公正多一些呢还是“拼爹”拼关系拼运气多一些呢？——这恐怕才是人们对于年轻干部“逢提必疑”最重要的客观基础。这个问题不解决，再多强调选拔培养年轻干部的重要性与意义，也无济于事。
其实，前述朱穆、李德裕、郑祖琛在历史上都还属于可圈可点的好官，但正是因为选拔过程中的争议，才导致其饱受误解。而解决这个问题，不外乎有这几种手段，一是坚持按制度选人，二是坚持阳光下选人，三是自觉接受公众监督。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做到取信于民，真正撑托起选拔年轻干部的公信度，解决好古人难以解决的难题。
说起督邮这个官职，相信很多人并不陌生。《三国演义》里因为索贿不成，欲陷害刘备，反被张飞怒鞭（在《三国志》里实乃刘备所为），东晋时使陶渊明愤慨“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并毅然决然挂冠而去的，都是督邮这个角色。事实上，督邮乃一郡之内的重要官员，担负着传达教令、督察属吏、案验刑狱等职能，在《汉官仪》中被称为“郡之极位”。因此，朱穆年纪轻轻就做了督邮，自然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出乎意料的是，当新太守终于姗姗到来之际，见到朱穆，却老实不客气地问：“你如此年纪就当了督郵，是因为族势呢，还是凭借才德？”朱穆没想到新太守一见面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所幸他并没有慌乱，而是平静地说：“郡中之人盼望您的到来如同盼望孔圣人一样，都说非颜回不敢以迎孔子。”
面对太守的刁难，朱穆的回答不卑不亢、绵里藏针，先是以孔子作比，将太守恭维了一下，随即以颜回自喻，表明自己也不是浪得虚位。不过，朱穆其实并没有回答太守关于其“族势”的质问，事实上，朱穆的“族势”确实非同一般。他的曾祖父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祖父是尚书令，父亲官至陈国相。这样显赫的家世，太守不可能不知道，之所以这样问，显然是担心朱穆倚仗族势、难以驾驭，因此一见面就要“杀杀其锐气”。
太守的话虽然无礼，不过，追寻当时关于年轻干部选拔的情形，或许可以理解一二了。汉代在官员选拔上实行察举制，这项制度在早期确实为国家发现、输送了大量人才，但到了东汉，却已然演变成豪门世族结党营私、私相授受的工具，“权富子弟多以人事得举，而贫约守志者以穷退见遗”。与此同时，早在东汉初期，就有人上言指出：“郡国举孝廉，率取年少能报恩者，耆宿大贤多见废弃。”
由此可见，东汉在选拔年轻干部时遇到的两大难题：一是选人者动机不纯，将选拔年轻干部作为一项“长期投资”，以图日后有所回报。二是选上来的年轻干部以贵胄子弟居多，从而在事实上产生了世袭的“官二代”。据台湾学者邢义田先生考证，在东汉265位有家世可考的孝廉中，出身贫寒者只有18人，比例不到7%；而多达139人出身仕宦之门，比例超过一半以上。如此巨大的反差无疑是令人震惊的。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对于那些历代仕宦的豪门家族，地方官员想必免不了多受掣肘。难怪这个新太守一见面就对年轻的朱穆不假辞色，从这一点上，或许还应当赞赏他“敢于碰硬”的勇气。
汉顺帝阳嘉元年（132），尚书令左雄建议，“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并须进行考试，“练其虚实，以观异能”，史称“阳嘉新制”。后来的史论者大多着眼于“阳嘉新制”引入考试这一新元素，而甚少注意为何左雄要提出以四十为限的“硬杠杠”。在本文看来，左雄一定也是注意到了官宦子弟充塞当途的糟糕局面，但又难以扭转，于是干脆提出以四十为限，把年轻干部一概拒之门外。因此，也不难想象，左雄的建议在当时便受到了世家豪门的激烈反对，并且由于过于简单粗放，这项政策在实际上也并未得到贯彻。但左雄提出的增设考试以辨虚实却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并在后来演变为科举考试，取代察举制成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
确实，相比察举制，科举考试过程更加公开，选拔标准也更加规范，但科举考试能否真正完全地实现“起跑线”的公平暂且不论（历朝历代始终伴随科举考试的各类舞弊案就反证了这一点），就算是历尽艰辛获得了授官资格，在使用提拔上，寒门子弟与官员子弟显然也无法同日而语。比如，秦桧之子秦熺25岁登第入仕，仅过6年就升至知枢密院事（从二品，为最高军事机构副职）；张居正两个儿子登第后都进入了翰林院，考虑到明代“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政治传统，这样的安排显然别有深意。这些还都属于“树大招风”的，至于其他大大小小官宦家庭相互联姻、请托交结、彼此关照的更不知得有多少！
此外，当众多寒门子弟还在科举路上艰苦跋涉之时，官员子弟却可以通过门荫制度直接入仕。如唐代详细规定了一品至五品官员得以享受恩荫任子的权力，其中官职高的甚至可以荫及孙子、曾孙。到了宋代，恩荫更滥，甚至覆盖到了异姓亲族和门客。唐代李德裕年轻时，父亲劝他应试，他却轻蔑地说：“好驴马不入行！”李德裕说这句话当然是有底气的，因为他的父亲李吉甫正是堂堂的当朝宰相。26岁的李德裕最终以父荫入仕，此后一路迁升，直至拜相。或许并非巧合的是，李吉甫当年也是凭父荫入仕，父子宰相可能最该感激的是都有一个当官的好爸爸。
除去选拔过程中的争议，年轻干部在履职决事上也常受质疑。清道光年间，23岁的进士郑祖琛出任江西星子县知县，孰料到任之初，竟忸怩不肯坐堂，家人促之，竟至啼哭。数月之间，滞狱如同山积。其夫人无奈，与诸仆暗谋，骗其有客人到访，郑祖琛方才整肃衣冠来到大堂。这时夫人忙命人将屏风撤去，早已等候多时的数百隶役大声传呼：“大人升堂了！”郑祖琛不得已，只好入座视事，一时成为笑资。正因如此，各省督抚对于吏部选送的年轻干部尤其排斥，经常寻找各种理由拒收或将其闲置。及至晚清，中央政府不得不废除州县官部选制度，将用人权下放至各省。
对年轻干部有无背景、能否胜任的质疑，在我们今天看来何其熟悉。看来，古人也有选拔年轻干部时“逢提必疑”的困惑。不过，如前所述，古人在解决年轻干部选拔问题上看来也没有什么良策。
其实，选拔培养年轻干部，事关国家事业薪火相传，这个道理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懂。与此同时，现在领导干部队伍中年轻干部仍然是少而不是多，由于历史、文化、现实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年轻干部的成长在不少地方仍不顺畅，源源不断地选拔培养一大批奋发有为、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仍然是十分迫切的任务，这个道理相信绝大多数人也都能理解。此外，年轻干部由于自身特性，德才可能一时还显现不出来，业绩可能一时还付之阙无，干部群众可能一时还不了解，这些情形相信大家也都能包容。那么，道理既然大家都懂，也都能理解和包容，为什么一有年轻干部提拔的消息，就仿佛刺痛人们脆弱的心理，成为质疑不断的新闻呢？
这是因为，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并不仅仅是从道理出发，更多是从其所见、所闻、所感中获得。如果在大家所见、所闻、所感中，关于年轻干部的提拔，究竟是公开公平公正多一些呢还是“拼爹”拼关系拼运气多一些呢？——这恐怕才是人们对于年轻干部“逢提必疑”最重要的客观基础。这个问题不解决，再多强调选拔培养年轻干部的重要性与意义，也无济于事。
其实，前述朱穆、李德裕、郑祖琛在历史上都还属于可圈可点的好官，但正是因为选拔过程中的争议，才导致其饱受误解。而解决这个问题，不外乎有这几种手段，一是坚持按制度选人，二是坚持阳光下选人，三是自觉接受公众监督。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做到取信于民，真正撑托起选拔年轻干部的公信度，解决好古人难以解决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