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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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及其伴随的人工智能分析技术正在改变学习评价方式。数字化评价更具实施效率,更容易推广,能更有针对性地反映个体层面的表现,更贴近学习环境,更具互动性,并且支持更具想象力的、丰富多彩的、互动性强的、及时的反馈。不过,本文认为"更多、更快、更美"只是21世纪初期学习评价的一部分。学校亟需在学习内容和评价内容方面做出相应转变,而学生则需要完成更复杂的学习任务,这些学习任务超越认知领域,超出对知识内容的掌握,更强调对能力的塑造和对技能的掌握,包括软技能或通识能力等。本文试图探讨这一学习评价的前沿领域,研究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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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大学教育学院评价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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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及其伴随的人工智能分析技术正在改变学习评价方式。数字化评价更具实施效率,更容易推广,能更有针对性地反映个体层面的表现,更贴近学习环境,更具互动性,并且支持更具想象力的、丰富多彩的、互动性强的、及时的反馈。不过,本文认为"更多、更快、更美"只是21世纪初期学习评价的一部分。学校亟需在学习内容和评价内容方面做出相应转变,而学生则需要完成更复杂的学习任务,这些学习任务超越认知领域,超出对知识内容的掌握,更强调对能力的塑造和对技能的掌握,包括软技能或通识能力等。本文试图探讨这一学习评价的前沿领域,研究能否以及如何利用学习管理系统及其他数字学习工具所生成的大量数字化、以过程为导向的数据,对学习者掌握复杂能力和通识能力的程度进行可靠且有效的判断。本文认为,确定开发学习评价工具的测量分析标准是确保学习评价工具之信效度的关键。
其他文献
1990年以来,全球范围内的基层合作催生了一个庞大且充满活力的全球科学系统;欧美国家的科学系统紧密联结,成为全球科学系统中的双寡头;许多中等收入国家也建立起国家科学系统,其中部分国家采用一种半“独立式”发展路径,即基于政府投资、国内科学合作网络建设、有选择地建设国际合作网络,建立高度有效的国家科学系统,但并不试图紧密融入全球双寡头科学系统。该发展路径被除了越南的所有东亚国家成功采用。这种路径考虑本国的特殊国情,且不遵循欧美国家的发展模式,因而在有关科学的文献中并不总能被理解。中国如今是世界第二大科学强国,
写作本文时,世界正面临COVID-19大流行之后前所未有的全球健康危机。早在全球健康危机爆发之前,人们就开始批评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高等教育领域质疑国际教育的价值。在过去几年中,反全球化和“民族主义”的复兴在全球不同地区出现,全球正义、替代全球化、反全球化表达以及反公司批评或者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广泛批评等各种形式的反全球化运动已经出现。有着多种定义的“全球化”无疑在经济、社会、政治及文化等多重维度影响了国家的发展,COVID-19的流行进一步强化了复兴中的民族主义,本文从更广泛的政治经济背景出发,
常有一种比方,说一个民族的文明抟成与进步就像一个人的成长,要有好的营养和环境,也能在命运周折中坚持不懈,创造发明。这样的人,才能兼容并蓄,精神自成,成就出一个独特的世界来。不过,比方归比方,真能将一种面向世界的文明与一个人的身心结合起来,真能在一个人那里见到千年文明的传承发扬,简直是天方夜谭。
如何最好地培养下一代,这在人类社会始终是一个常常引发争论的重要话题,特别是当不同社会群体儿童的未来机会并非被平等分配时。学前教育这一领域折射出关于儿童本质的各种教育哲学理念,也反映出家长对文化传统或国家层面政策变化的态度。自2010年开始,中国政府大量增加对学前教育的公共财政投入,旨在为更多3-6岁幼儿提供普惠性的学前教育服务。来自哪些家庭的孩子可以获得优质幼儿园资源?公办幼儿园是否有效提升了儿童早期发展?中国式学前教育领域的“混合市场”缩小还是加剧了不同背景儿童在发展方面的差距?这些政策问题催生了一个方
过去对于专门职业的研究主要遵循“特质模式”的路径,本文提供了另一种思路,从人们对职业生涯的主观体验来理解职业。这种方式揭示了职业的内部分化,即本文所关注的学术职业预示着不同的“工作世界”,每个世界中都有被编码的意义、理解、阐释和生涯路径,所有这些共同组成了一个职业。本文基于一项历时20年的追踪研究,旨在总结这一研究路径中的关键要素,分析学术职业经历随时间和机构的变化及其意涵。这个研究框架可以推广到对其他国家学术职业的研究、对其他专门职业的研究以及对其他群体的研究。
现代知识社会将教育提升到最高的地位,那些掌握了大量知识技能的人能够在这一新的社会现实中获得竞争优势并脱颖而出。尽管这种普遍的分析已成为观察家公认的真理,但对于知识和知识技能的实际含义仍然存在重大分歧,更不用说在现代社会中获得成功需要多少知识以及何种知识。本文通过对“知识”一词的一般概念以及这一概念所隐含的技能之特殊性质解决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将知识视为社会行动的能力,即行动力。这一理解具有重要意涵,最核心的观点是知识永远不会立即发挥作用,而是受到社会、政治和文化解释过程的约束--它从来都不能自行确定。
过去半个世纪中治理体系在经济发达国家的发展备受关注,本文旨在分析高等教育中治理的特点及其对学术领域的影响,通过考察一些传统模式以及1960一1980年代经济发达国家的发展、辩论与分析,由此阐释大学治理的多样性。本文首先概述治理体系所要针对的核心实质问题,之后分析当前主流的大学治理方式的优缺点。在这一框架中,学者的观点将被特别关注——他们如何评价当前的治理系统,并通过关于学术职业的国际比较研究发现予以揭示。高等教育中的治理被总结为一种关于掌控权力的分配与主流治理方式的持续性实验,这个实验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寻求
目前德国的多数适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而传统上多数适龄人口接受的是职业教育;但在高等教育持续扩张的背景下,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界线在模糊,并出现学术化的倾向。本文通过考察德国高等教育规模持续发展的状况,并分析其原因以及对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关系的影响。
本文考察了20世纪后期美国努力提供＂普及＂大学入学机会的高昂成本,作者带着美国如何为＂大众＂高等教育买单的问题,追溯了大学从公共资助向私人资金的转变。当20世纪70年代公共资助减少时,许多大学开始提高学费并寻求与公司订立研究合同。这两种策略得到联邦政府的支持（以学费补贴贷款和企业研究专利保护等形式）,但最终都促进了大学持续的＂商业化＂。在20世纪60年代,学生批判所谓的军-工复合体,起初他们要求一种更多为个人或私人目的服务的大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共资金的减少使他们承担了巨额债务以弥补高等教育的成本。
本文高度概括了欧内斯特·帕斯卡雷拉和帕特里克·特伦兹尼基于美国1967-2003年间发表的5000余篇研究文献所做的两卷综述中的发现和结论。本文的重点并非某些特定的研究发现,而是着眼于大学生丰富的在校就读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对学生学习及其学业成就带来的诸多影响。在概述关于学生所接受的教学课程、课堂经历、社团活动以及其他课外经历的影响效应的实证性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大学生的有效教育经历所具有的六大特征,这些特征既可理解为有效教育经历所共有的前提条件及内在动力,也是优质教育的标志。最后结合相关研究发现和六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