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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赫鲁晓夫，中国人立刻就会想到那个把斯大林“焚尸扬灰”、让苏联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在联合国脱皮鞋敲讲台的“赫秃子”，那个酷爱“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提出“三和两全”理论、分裂国际共运的“老修”。
如果平心静气回顾史实，也许可以说，50年前开始改变苏联的，正是这位形象复杂的赫鲁晓夫。
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赫鲁晓夫的祖父是农奴，父亲是矿工，自己从15岁开始当工人，“十月革命”前是工人组织积极分子，“十月革命”后入党参军，可谓根正苗壮;39岁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也算年轻有为，大名鼎鼎的莫斯科地铁就是在他指导下建造的。
1938年，他进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并任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卫国战争中，他任集团军政委，领中将衔。战后由于未能迅速完成乌克兰农业集体化，他曾受降级处分，但很快重新得宠，回莫斯科任市委第一书记，兼任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
老赫令人刮目相看是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当年他即当选为中央第一书记，同年5月访问南斯拉夫时，为斯大林排斥南共向铁托道歉。1956年他抛出重磅炸弹:在苏共二十大作了《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秘密报告，提出破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强调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为肃反扩大化造成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他停止了苏联国内的大规模政治镇压，释放了数百万政治犯，为近2000万人恢复了名誉。
苏联知识分子总算从斯大林时代的政治恐怖中获得解放，苏联的政治气候变得空前宽松，苏联逐渐成为一个“正常社会”。
赫鲁晓夫当政的1953年～1964年，苏联工业年增长率始终保持在9.1%～13.2%，普通人生活明显改善。他颇有平民风格，当政时不重“形象工程”，大量建造站台简陋的地铁，速度比斯大林时代快一倍以上，解决了莫斯科边缘地区的交通难题。斯大林时代造的数十栋“高干楼”、“高知楼”，只是让本来就住得不错的精英们锦上添花罢了;赫鲁晓夫大造廉价的五层楼，虽然现在被嘲讽为“赫鲁破楼”，面临拆迁，但当时圆了数千万人的住房梦。
就连斯大林的战友、骂赫鲁晓夫是“暗藏敌人”的老布尔什维克莫洛托夫，晚年也不得不承认，老赫当政时，“日子确实比斯大林时代过得轻松”。
1956年10月30日，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合作基础的宣言》，承认犯了大国主义的错误，表示今后将采取措施予以克服。
上述种种变化对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乃至对整个国际共运，产生了深远影响，打破了长期形成的凝固、僵化、紧张局面，开始了苏联和国际共运思想解放的新阶段。
非斯大林化运动在东欧引起强烈反响。波兰于1956年爆发反政府运动，赫鲁晓夫亲赴华沙与波兰工人党领袖达成政治妥协;匈牙利1957年发生叛乱，赫鲁晓夫下令镇压，仅首都布达佩斯就有2.5万人死亡，5万多人受伤。
1957年6月，他遭到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联合反攻。老赫先下手为强，利用手中掌握的党权和行政资源，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但这些老革命“被迫害”后，也不过是去当大使或领导水利工程而已，依然俸禄优厚，更无须像斯大林时期那样，高喊“斯大林同志万岁”去吃枪子儿了。
赫鲁晓夫主张与美国和西方国家和平共处，以避免核战争。他于1959年访美，与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晤，一时和平共处的势头高涨。1960年美国U-2飞机在苏联上空被击落，中止了这个趋势。1962年出现古巴导弹危机，苏美关系进一步恶化。
赫鲁晓夫生性急躁，急于求成，缺乏深谋远虑。他重视战略核武器的作用，大量裁减陆海军，引起军界不满。他想削夺党内官僚的特权，招致怨恨。他的自由化政策更为斯大林时代的既得利益者所痛恨。他的领导风格虽然被认为是充满活力，但也被一些人看作盲动冒险。
他的政策受到一些共产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抨击，1960年苏中两党公开分裂。西伯利亚垦荒计划失败，与中共的论战，再加上他的专断作风，促成了他的下台。
从他开始，苏共政治局委员退休后领取相当于职务薪金1/3的“特等退休金”400卢布，比当时苏联职工平均工资高一两倍。
老赫下台后郁郁寡欢，隐居乡间写回忆录，详细记述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披露了很多重大内幕。苏联官方试图没收书稿，他的家人抢先将书稿密送西方出版。
他于1971年9月11日因心脏病发作，在沉寂中辞世。
他全盘否定斯大林吗？
对老赫在苏共二十大作的秘密报告《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与笔者同代的中国人，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印象:赫鲁晓夫把从前口口声声称为“父亲”、“慈父”的斯大林指责为“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是“暴君”、“刽子手”、“独裁者”;“赫秃”这一恶行震惊世界，造成国际共运严重的思想混乱，是中苏论战、国际共运分裂、社会主义事业受挫的起因，一句话，是万恶之源。
对这一秘密报告，有人一言以蔽之曰:“全盘否定斯大林”。
现在，“秘密报告”早就不成其为秘密，看过这一报告的许多人，对这个结论颇有保留意见，认为它并不符合事实。
评价斯大林一生的功过是非，主要看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主政时期，其间有两件大事:一是他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二是打败德国法西斯的伟大卫国战争。
关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秘密报告”在讲到斯大林“滥用职权”，对党内反对派实行大规模镇压之前，首先肯定了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反对派的斗争，明确指出斯大林是维护列宁主义的旗手，并强调，如果没有这场斗争的胜利，“恐怕我们今天既不会有强大的重工业，也不会有集体农庄，也许已在资本主义包围中被解除武装，衰弱不堪”。这说明，赫鲁晓夫不仅没有否定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的功劳，而且是充分肯定了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对于卫国战争，秘密报告并不否定斯大林的功劳，尽管斯大林对战争初期苏军的溃败和战事艰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战前被枪决的有首批5位元帅中的3位、15位集团军司令中的13位、85位军长中的57位、196位师长中的110位、406位旅长中的220位，还有11位副国防人民委员、海空军总司令和参谋长、军区司令。到1941年夏德军入侵时，苏军指挥官3/4任职不到一年。
至于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赫鲁晓夫并未归咎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他说:“斯大林认为镇压反对派是捍卫工人阶级利益，他是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利益出发来处理这些事的。我们不能把这些说成是错误的暴君行为。他认为，为了党和劳动群众的利益，为了捍卫革命成果，必须这样做。这就是悲剧之所在。”
根据“秘密报告”作出“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结论，恐怕有点牵强附会。
至于老赫把斯大林“焚尸扬灰”，这一煞有介事的说法，无非是中国革命群众出于对领袖的无限热爱和对“赫秃”的革命义愤作出的颇有文采的杜撰。斯大林的遗体迄今安眠在红场上克里姆林宫墙旁，与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遗体为邻。
他有没有在联大脱皮鞋敲讲台？
比起掌权后只到外国开过两次国际会议的斯大林来，赫鲁晓夫多次出国，对外面的精彩世界有一定了解。
他在访问丹麦时参观过一个小农场。看到农场管理得井井有条，自以为精通农业的他问农场主:“您搞农场有多少年头了？”对方轻描淡写地答:“我是丹麦前首相。”于是，老赫对腐朽的资本主义世界不搞领导人终身制，不禁肃然起敬。
长期担任赫鲁晓夫英语翻译的苏霍德列夫2004年发表谈话说:“45年前，赫鲁晓夫打破‘铁幕’，到世界帝国主义的心脏美国作正式访问。由此开始了我国领导的出访和外国代表团的来访，共签协议，相互拥抱……总之，他让苏联走向世界。”
同人们传闻的“大老粗、没文化”相反，赫鲁晓夫在国外脱稿讲话时，语言简朴、鲜明、有说服力。他相信只要如实讲明真相，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人民就会由衷地同情并喜欢苏联的社会主义。
他于1959年9月在美国访问了13天，转了7个城市，满怀自信地向美帝国主义保证:“我们将埋葬你们！”然而，1963年11月6日，他在接见美国企业家时老老实实地承认:“我做不到这一点，资本主义太大了。”
当美国记者不厌其烦地用“民主”和“多党制”纠缠他时，老赫大俗大雅:“你们又要往我嗓子眼里塞死耗子！”
在处理无伤大雅的细节时，老赫游刃有余。在美女如云的好莱坞，“居心险恶”的美国资本家送给老赫一只精妙绝伦的“糖衣炮弹”，怂恿一名艳丽的女明星去吻他。老赫舔下糖衣，丢掉炮弹，不等苏联翻译提醒，落落大方地说:“干吗要等她来找我！我去吻她不就得了！”他在加利福尼亚参观工厂时到工人食堂进午餐，看上了那里的自助式管理:“这正是我们国家需要学的！”
他很欣赏百老汇大街，回国后就下令修筑从西郊领导人别墅通克里姆林宫的新阿尔巴特大街，一侧是5栋24层的住宅楼，对面是4栋25层的办公楼。可惜没等他的“百老汇”修完，苏共中央就“满足了赫鲁晓夫同志因年龄和健康原因提出的退休请求”。
不过，老赫在外事场合，确实有随意发挥、贻笑万世的毛病。
他率领苏联代表团出席1960年联大时，在辩论中情绪失控，竟不顾礼仪，脱下皮鞋猛敲桌子，同西班牙代表大吵，导致警卫人员干预。这一政治笑柄，已被历史记录在案。
但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说美国档案馆没有找到有关的影像资料，当时在场的《纽约时报》记者也“没有看见赫鲁晓夫用皮鞋敲讲台”，只是看见他举起皮鞋摇晃了一下，然后把皮鞋摆在桌上。结论是:赫鲁晓夫“皮鞋敲桌”的新闻是“美联社杜撰，其他报纸照搬”。
然而，赫鲁晓夫本人却在《回忆录》里谈到此事的来龙去脉。他说，在离开莫斯科赴纽约出席联大前，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热情之花”伊巴露丽曾求助于他，“找机会让佛朗哥政权出丑”，因此他在联大就殖民主义问题发言时，谴责“反动、残暴的佛朗哥政权”。当西班牙代表上台答辩时，苏联代表团“大叫大闹”，“我甚至脱下皮鞋敲桌子”。他承认，他采取的是一种“不合议会规则的做法”，留下“笑柄”。他还说，“当这位西班牙代表回到座位上时，我们互相讲了一些粗话”，情绪激动得吵了起来，于是，“一名警察向我们走来。这是一个彪形大汉，可能是美国人，他走到我们跟前，像一座铜像站到这位西班牙人和我之间”，以防双方“动拳头”。
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伊还有更精彩的说法。他于1961年10月在苏共二十二大发言时说:“当联合国讲坛上发出侮辱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的挑衅言论时”，苏联代表团就“用拳头敲桌子以示抗议，拳头累了，便找其他方式来制止那些伪君子和骗子”。“一次，有个西方外交家发表挑衅性演说，赫鲁晓夫同志就脱下皮鞋敲桌子，也许在西方世界的女外交官们看来有失体面，但这简直是绝妙举动，表现出外交的灵活性！”
赫鲁晓夫总不会无中生有地杜撰对自己不利的丑事吧！时任政府机关报《消息报》总编的阿朱别伊，想必不会故意出老丈人的丑吧！
老赫的第二件外交丑闻发生在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当时他先是心存侥幸，投机取巧，冒险把苏联导弹偷偷运进古巴，以为能吓住美国佬，后来却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节节败退，灰溜溜地从古巴撤走导弹。
他是如何下台的？
1964年9月的一天，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突然接到陌生人的电话，报告一个重要消息:党内有一帮权势人物密谋推翻赫鲁晓夫。电话打到老赫家里，而且使用了苏联高官的秘密电话——“红机子”。他的女儿也接到了类似的电话。打电话的是克格勃主席卫队长加柳科夫。谢尔盖很快秘密会见此人，得知老爸一手提拔起来的中央书记勃列日涅夫是主谋之一。然而，老赫的儿女书生气十足，直到老爸回来，才告诉他这些重要情况。
但是，老赫不知是过于自信，还是脑袋进水，居然未采取任何措施，而是照原计划，于10月3日到黑海之滨皮聪大休假。他哪里知道，他儿子和加柳科夫通话和会面情况，统统被克格勃录音并掌控。
10月12日，赫鲁晓夫接到中央来电，要他中断休假，参加“农业会议”。飞机刚上天，赫鲁晓夫就觉得不对头，对警卫队长说:“少校，命令机组人员飞向基辅，首都有阴谋！”少校装糊涂。
到了莫斯科机场，舷梯久久不靠拢飞机，来迎接领袖的是一辆普通公车。老赫全明白了，愤怒地骂了一句:“叛徒，犹大！”
据说，勃列日涅夫此前曾设想过下毒或炸机等方案，从肉体上消灭“恩师”。
据前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说，赫鲁晓夫反复改革，喜怒无常，令党政高官们恐惧莫名。让他提前“见马克思”，是最安全、最简单的解困途径。1964年春末，勃列日涅夫开始认真考虑方案，同谢米恰斯内密谋。
首选下毒。考虑到这个“乌克兰人民的伟大儿子”天生好胃口，且酗酒成性，这种死法将会合情合理。然而，给他准备饮食的只有一个女厨师，她早在战时就在赫的身边，对他赤胆忠心，无法收买。而且，按照这一方案的逻辑，必须消灭凶手，然后为了掩盖罪迹，又必须再找杀手，恶性循环，反复无穷，而且最后会追到克格勃头上，追到老勃本人头上……
其次是制造空难，在老赫结束出访回国时起爆定时炸弹，让全体机组人员和随行人员作老赫的陪葬。这太残酷了，谢米恰斯内坚决反对。
第三个方案是在列宁格勒制造车祸，但也被放弃了。
勃列日涅夫琢磨出一个很“人道”的方案，把“恩师”抓起来，然后遵照“党内民主”程序，请他自愿下台。
10月13日15时，老赫走进克里姆林宫党中央主席团会议室，气冲冲地问:“出了什么事，谁主持会议？”他习惯地坐在正中，宣布开会。勃列日涅夫率先发难，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带头攻击老赫，列数他十年来的严重错误，接着其他同志落井下石。老赫要求申辩，勃列日涅夫不许。老赫想召开中央全会挽回败局，但为时已晚，各级党委书记都被做了工作，站到“犹大”一边。
赫鲁晓夫被赶下台时，气呼呼地冲着昔日的革命战友们说了句大实话:“你们今天能罢免我，也多亏了我创建的宽松体制！”
赫鲁晓夫是唯一死后没有葬在红场的苏联最高领导。在莫斯科新圣母公墓他的坟前，矗立着一座非常独特的墓碑。它由4块黑白大理石交叉堆接而成，老赫那圆润硕大的秃头从黑白间探出，仿佛是对他黑白交织、毁誉参半之人生的形象描绘。墓碑设计者涅伊兹维斯内，是曾遭老赫贬损奚落的苏联著名抽象派雕塑家。1962年，赫鲁晓夫在一美术展览会上看到他的作品，问:“你这是什么？是臭大粪！”雕塑家反唇相讥:“你既不是美术家，也不是评论家，凭什么这样说？”老赫党僚威风发作:“我当矿工时不懂，做基层干部时也不懂，但我现在是中央书记，难道我不懂！？”
赫鲁晓夫是共产主义世界的一只“白乌鸦”，一个标志性人物，对他的评价，历来毁誉参半;对他的盖棺论定，现在为时尚早。
如果平心静气回顾史实，也许可以说，50年前开始改变苏联的，正是这位形象复杂的赫鲁晓夫。
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赫鲁晓夫的祖父是农奴，父亲是矿工，自己从15岁开始当工人，“十月革命”前是工人组织积极分子，“十月革命”后入党参军，可谓根正苗壮;39岁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也算年轻有为，大名鼎鼎的莫斯科地铁就是在他指导下建造的。
1938年，他进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并任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卫国战争中，他任集团军政委，领中将衔。战后由于未能迅速完成乌克兰农业集体化，他曾受降级处分，但很快重新得宠，回莫斯科任市委第一书记，兼任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
老赫令人刮目相看是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当年他即当选为中央第一书记，同年5月访问南斯拉夫时，为斯大林排斥南共向铁托道歉。1956年他抛出重磅炸弹:在苏共二十大作了《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秘密报告，提出破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强调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为肃反扩大化造成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他停止了苏联国内的大规模政治镇压，释放了数百万政治犯，为近2000万人恢复了名誉。
苏联知识分子总算从斯大林时代的政治恐怖中获得解放，苏联的政治气候变得空前宽松，苏联逐渐成为一个“正常社会”。
赫鲁晓夫当政的1953年～1964年，苏联工业年增长率始终保持在9.1%～13.2%，普通人生活明显改善。他颇有平民风格，当政时不重“形象工程”，大量建造站台简陋的地铁，速度比斯大林时代快一倍以上，解决了莫斯科边缘地区的交通难题。斯大林时代造的数十栋“高干楼”、“高知楼”，只是让本来就住得不错的精英们锦上添花罢了;赫鲁晓夫大造廉价的五层楼，虽然现在被嘲讽为“赫鲁破楼”，面临拆迁，但当时圆了数千万人的住房梦。
就连斯大林的战友、骂赫鲁晓夫是“暗藏敌人”的老布尔什维克莫洛托夫，晚年也不得不承认，老赫当政时，“日子确实比斯大林时代过得轻松”。
1956年10月30日，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合作基础的宣言》，承认犯了大国主义的错误，表示今后将采取措施予以克服。
上述种种变化对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乃至对整个国际共运，产生了深远影响，打破了长期形成的凝固、僵化、紧张局面，开始了苏联和国际共运思想解放的新阶段。
非斯大林化运动在东欧引起强烈反响。波兰于1956年爆发反政府运动，赫鲁晓夫亲赴华沙与波兰工人党领袖达成政治妥协;匈牙利1957年发生叛乱，赫鲁晓夫下令镇压，仅首都布达佩斯就有2.5万人死亡，5万多人受伤。
1957年6月，他遭到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联合反攻。老赫先下手为强，利用手中掌握的党权和行政资源，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但这些老革命“被迫害”后，也不过是去当大使或领导水利工程而已，依然俸禄优厚，更无须像斯大林时期那样，高喊“斯大林同志万岁”去吃枪子儿了。
赫鲁晓夫主张与美国和西方国家和平共处，以避免核战争。他于1959年访美，与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晤，一时和平共处的势头高涨。1960年美国U-2飞机在苏联上空被击落，中止了这个趋势。1962年出现古巴导弹危机，苏美关系进一步恶化。
赫鲁晓夫生性急躁，急于求成，缺乏深谋远虑。他重视战略核武器的作用，大量裁减陆海军，引起军界不满。他想削夺党内官僚的特权，招致怨恨。他的自由化政策更为斯大林时代的既得利益者所痛恨。他的领导风格虽然被认为是充满活力，但也被一些人看作盲动冒险。
他的政策受到一些共产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抨击，1960年苏中两党公开分裂。西伯利亚垦荒计划失败，与中共的论战，再加上他的专断作风，促成了他的下台。
从他开始，苏共政治局委员退休后领取相当于职务薪金1/3的“特等退休金”400卢布，比当时苏联职工平均工资高一两倍。
老赫下台后郁郁寡欢，隐居乡间写回忆录，详细记述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披露了很多重大内幕。苏联官方试图没收书稿，他的家人抢先将书稿密送西方出版。
他于1971年9月11日因心脏病发作，在沉寂中辞世。
他全盘否定斯大林吗？
对老赫在苏共二十大作的秘密报告《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与笔者同代的中国人，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印象:赫鲁晓夫把从前口口声声称为“父亲”、“慈父”的斯大林指责为“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是“暴君”、“刽子手”、“独裁者”;“赫秃”这一恶行震惊世界，造成国际共运严重的思想混乱，是中苏论战、国际共运分裂、社会主义事业受挫的起因，一句话，是万恶之源。
对这一秘密报告，有人一言以蔽之曰:“全盘否定斯大林”。
现在，“秘密报告”早就不成其为秘密，看过这一报告的许多人，对这个结论颇有保留意见，认为它并不符合事实。
评价斯大林一生的功过是非，主要看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主政时期，其间有两件大事:一是他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二是打败德国法西斯的伟大卫国战争。
关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秘密报告”在讲到斯大林“滥用职权”，对党内反对派实行大规模镇压之前，首先肯定了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反对派的斗争，明确指出斯大林是维护列宁主义的旗手，并强调，如果没有这场斗争的胜利，“恐怕我们今天既不会有强大的重工业，也不会有集体农庄，也许已在资本主义包围中被解除武装，衰弱不堪”。这说明，赫鲁晓夫不仅没有否定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的功劳，而且是充分肯定了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对于卫国战争，秘密报告并不否定斯大林的功劳，尽管斯大林对战争初期苏军的溃败和战事艰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战前被枪决的有首批5位元帅中的3位、15位集团军司令中的13位、85位军长中的57位、196位师长中的110位、406位旅长中的220位，还有11位副国防人民委员、海空军总司令和参谋长、军区司令。到1941年夏德军入侵时，苏军指挥官3/4任职不到一年。
至于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赫鲁晓夫并未归咎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他说:“斯大林认为镇压反对派是捍卫工人阶级利益，他是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利益出发来处理这些事的。我们不能把这些说成是错误的暴君行为。他认为，为了党和劳动群众的利益，为了捍卫革命成果，必须这样做。这就是悲剧之所在。”
根据“秘密报告”作出“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结论，恐怕有点牵强附会。
至于老赫把斯大林“焚尸扬灰”，这一煞有介事的说法，无非是中国革命群众出于对领袖的无限热爱和对“赫秃”的革命义愤作出的颇有文采的杜撰。斯大林的遗体迄今安眠在红场上克里姆林宫墙旁，与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遗体为邻。
他有没有在联大脱皮鞋敲讲台？
比起掌权后只到外国开过两次国际会议的斯大林来，赫鲁晓夫多次出国，对外面的精彩世界有一定了解。
他在访问丹麦时参观过一个小农场。看到农场管理得井井有条，自以为精通农业的他问农场主:“您搞农场有多少年头了？”对方轻描淡写地答:“我是丹麦前首相。”于是，老赫对腐朽的资本主义世界不搞领导人终身制，不禁肃然起敬。
长期担任赫鲁晓夫英语翻译的苏霍德列夫2004年发表谈话说:“45年前，赫鲁晓夫打破‘铁幕’，到世界帝国主义的心脏美国作正式访问。由此开始了我国领导的出访和外国代表团的来访，共签协议，相互拥抱……总之，他让苏联走向世界。”
同人们传闻的“大老粗、没文化”相反，赫鲁晓夫在国外脱稿讲话时，语言简朴、鲜明、有说服力。他相信只要如实讲明真相，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人民就会由衷地同情并喜欢苏联的社会主义。
他于1959年9月在美国访问了13天，转了7个城市，满怀自信地向美帝国主义保证:“我们将埋葬你们！”然而，1963年11月6日，他在接见美国企业家时老老实实地承认:“我做不到这一点，资本主义太大了。”
当美国记者不厌其烦地用“民主”和“多党制”纠缠他时，老赫大俗大雅:“你们又要往我嗓子眼里塞死耗子！”
在处理无伤大雅的细节时，老赫游刃有余。在美女如云的好莱坞，“居心险恶”的美国资本家送给老赫一只精妙绝伦的“糖衣炮弹”，怂恿一名艳丽的女明星去吻他。老赫舔下糖衣，丢掉炮弹，不等苏联翻译提醒，落落大方地说:“干吗要等她来找我！我去吻她不就得了！”他在加利福尼亚参观工厂时到工人食堂进午餐，看上了那里的自助式管理:“这正是我们国家需要学的！”
他很欣赏百老汇大街，回国后就下令修筑从西郊领导人别墅通克里姆林宫的新阿尔巴特大街，一侧是5栋24层的住宅楼，对面是4栋25层的办公楼。可惜没等他的“百老汇”修完，苏共中央就“满足了赫鲁晓夫同志因年龄和健康原因提出的退休请求”。
不过，老赫在外事场合，确实有随意发挥、贻笑万世的毛病。
他率领苏联代表团出席1960年联大时，在辩论中情绪失控，竟不顾礼仪，脱下皮鞋猛敲桌子，同西班牙代表大吵，导致警卫人员干预。这一政治笑柄，已被历史记录在案。
但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说美国档案馆没有找到有关的影像资料，当时在场的《纽约时报》记者也“没有看见赫鲁晓夫用皮鞋敲讲台”，只是看见他举起皮鞋摇晃了一下，然后把皮鞋摆在桌上。结论是:赫鲁晓夫“皮鞋敲桌”的新闻是“美联社杜撰，其他报纸照搬”。
然而，赫鲁晓夫本人却在《回忆录》里谈到此事的来龙去脉。他说，在离开莫斯科赴纽约出席联大前，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热情之花”伊巴露丽曾求助于他，“找机会让佛朗哥政权出丑”，因此他在联大就殖民主义问题发言时，谴责“反动、残暴的佛朗哥政权”。当西班牙代表上台答辩时，苏联代表团“大叫大闹”，“我甚至脱下皮鞋敲桌子”。他承认，他采取的是一种“不合议会规则的做法”，留下“笑柄”。他还说，“当这位西班牙代表回到座位上时，我们互相讲了一些粗话”，情绪激动得吵了起来，于是，“一名警察向我们走来。这是一个彪形大汉，可能是美国人，他走到我们跟前，像一座铜像站到这位西班牙人和我之间”，以防双方“动拳头”。
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伊还有更精彩的说法。他于1961年10月在苏共二十二大发言时说:“当联合国讲坛上发出侮辱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的挑衅言论时”，苏联代表团就“用拳头敲桌子以示抗议，拳头累了，便找其他方式来制止那些伪君子和骗子”。“一次，有个西方外交家发表挑衅性演说，赫鲁晓夫同志就脱下皮鞋敲桌子，也许在西方世界的女外交官们看来有失体面，但这简直是绝妙举动，表现出外交的灵活性！”
赫鲁晓夫总不会无中生有地杜撰对自己不利的丑事吧！时任政府机关报《消息报》总编的阿朱别伊，想必不会故意出老丈人的丑吧！
老赫的第二件外交丑闻发生在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当时他先是心存侥幸，投机取巧，冒险把苏联导弹偷偷运进古巴，以为能吓住美国佬，后来却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节节败退，灰溜溜地从古巴撤走导弹。
他是如何下台的？
1964年9月的一天，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突然接到陌生人的电话，报告一个重要消息:党内有一帮权势人物密谋推翻赫鲁晓夫。电话打到老赫家里，而且使用了苏联高官的秘密电话——“红机子”。他的女儿也接到了类似的电话。打电话的是克格勃主席卫队长加柳科夫。谢尔盖很快秘密会见此人，得知老爸一手提拔起来的中央书记勃列日涅夫是主谋之一。然而，老赫的儿女书生气十足，直到老爸回来，才告诉他这些重要情况。
但是，老赫不知是过于自信，还是脑袋进水，居然未采取任何措施，而是照原计划，于10月3日到黑海之滨皮聪大休假。他哪里知道，他儿子和加柳科夫通话和会面情况，统统被克格勃录音并掌控。
10月12日，赫鲁晓夫接到中央来电，要他中断休假，参加“农业会议”。飞机刚上天，赫鲁晓夫就觉得不对头，对警卫队长说:“少校，命令机组人员飞向基辅，首都有阴谋！”少校装糊涂。
到了莫斯科机场，舷梯久久不靠拢飞机，来迎接领袖的是一辆普通公车。老赫全明白了，愤怒地骂了一句:“叛徒，犹大！”
据说，勃列日涅夫此前曾设想过下毒或炸机等方案，从肉体上消灭“恩师”。
据前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说，赫鲁晓夫反复改革，喜怒无常，令党政高官们恐惧莫名。让他提前“见马克思”，是最安全、最简单的解困途径。1964年春末，勃列日涅夫开始认真考虑方案，同谢米恰斯内密谋。
首选下毒。考虑到这个“乌克兰人民的伟大儿子”天生好胃口，且酗酒成性，这种死法将会合情合理。然而，给他准备饮食的只有一个女厨师，她早在战时就在赫的身边，对他赤胆忠心，无法收买。而且，按照这一方案的逻辑，必须消灭凶手，然后为了掩盖罪迹，又必须再找杀手，恶性循环，反复无穷，而且最后会追到克格勃头上，追到老勃本人头上……
其次是制造空难，在老赫结束出访回国时起爆定时炸弹，让全体机组人员和随行人员作老赫的陪葬。这太残酷了，谢米恰斯内坚决反对。
第三个方案是在列宁格勒制造车祸，但也被放弃了。
勃列日涅夫琢磨出一个很“人道”的方案，把“恩师”抓起来，然后遵照“党内民主”程序，请他自愿下台。
10月13日15时，老赫走进克里姆林宫党中央主席团会议室，气冲冲地问:“出了什么事，谁主持会议？”他习惯地坐在正中，宣布开会。勃列日涅夫率先发难，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带头攻击老赫，列数他十年来的严重错误，接着其他同志落井下石。老赫要求申辩，勃列日涅夫不许。老赫想召开中央全会挽回败局，但为时已晚，各级党委书记都被做了工作，站到“犹大”一边。
赫鲁晓夫被赶下台时，气呼呼地冲着昔日的革命战友们说了句大实话:“你们今天能罢免我，也多亏了我创建的宽松体制！”
赫鲁晓夫是唯一死后没有葬在红场的苏联最高领导。在莫斯科新圣母公墓他的坟前，矗立着一座非常独特的墓碑。它由4块黑白大理石交叉堆接而成，老赫那圆润硕大的秃头从黑白间探出，仿佛是对他黑白交织、毁誉参半之人生的形象描绘。墓碑设计者涅伊兹维斯内，是曾遭老赫贬损奚落的苏联著名抽象派雕塑家。1962年，赫鲁晓夫在一美术展览会上看到他的作品，问:“你这是什么？是臭大粪！”雕塑家反唇相讥:“你既不是美术家，也不是评论家，凭什么这样说？”老赫党僚威风发作:“我当矿工时不懂，做基层干部时也不懂，但我现在是中央书记，难道我不懂！？”
赫鲁晓夫是共产主义世界的一只“白乌鸦”，一个标志性人物，对他的评价，历来毁誉参半;对他的盖棺论定，现在为时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