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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汉正街都市工业园，威尔纳·格里希的铜像炯炯有神，一如他在武汉柴油机厂工作时的样子。
这个德国人，发动机专家，第一个在武汉获得在华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去世已经10年了。可只要提到武汉的改革岁月，他都是绕不开的“老故事”。
作为改革开放之后最早来到中国的外国专家之一，格里希承担了改变中国国有企业运行模式的重任。众所周知，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场关键战役。
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把中国的企业改革当作自己的事业。格里希在德国也许只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退休工程师，偶然的机会使他得以参与中国震撼人心的改革历程，最终赢得了光荣与尊重。而他自己，也与急切追求现代化的中国一起，经历了难以言说的艰难。
市委的例证
格里希其实本来就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有深刻认识。他在前民主德国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先是机械及拖拉机厂，后来在一家飞机发动机制造厂工作。他也曾在开罗飞机发动机厂开发部工作9年。1983年退休后，他作为验收工程师一直在卡尔斯鲁厄核研究中心工作。
根据格里希夫人的回忆，退休时他在报刊上得知波恩德国退休专家局组建的消息，这是一个为国际合作提供志愿服务的机构。
格里希觉得自己退休在家还太年轻，就在那里报了名，成为筹建成员。1984年9月德国退休专家局向中国派出了3名专家，格里希就是其中之一。
他的任务是去武汉柴油机厂担任4个月顾问。
武汉柴油机厂是新中国第一台小型手扶拖拉机的诞生地。但是像“文革”后的绝大多数国有企业一样，这时它已经处于崩溃边缘。
十一届武汉市政协主席叶金生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就将那个时期的单位比喻为“机器人”：“主管部门说什么就动一下，每一个环节都是固定的，一旦有人创新，就会打破主观平衡的局面，多了什么都不配套，一切都得按照计划才能进行。”
而与此同时，这一年，武汉恰好成为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但改革的路要怎么走，并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突破计划经济行政壁垒，突破性质制约，冲击官本位思想。”回头去看几十年前的那段历程，叶金生这样总结。
此前一年的7月，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引智重要谈话”：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
他说：“对这个问题，我们认识不足，决心不大。搞现代化建设，我们既缺少经验，又缺少知识。不要怕请外国人多花了几个钱。他们长期来也好，短期来也好，专门为一个题目来也好。请来之后，应该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过去我们是宴会多，客气多，向人家请教少，让他们帮助工作少，他们是愿意帮助我们工作的。”
即使如此，格希里出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仍非一帆风顺。
一种说法是，考查两个月后，格希里抱怨说，如果由他当厂长，肯定会改变武柴的窘境。
跟随格里希的翻译汇报了这个唠叨后，很快，经过武汉市委、市政府的讨论，这个大胆的决定成为现实：聘任格里希担任武汉柴油机厂的厂长。
而《长江日报》当时报道说，他拿出10万字的咨询材料，主动请缨担任厂长。
武汉市委、市政府在谈论此事时，用下列例子作为依据：十月革命后，列宁曾邀请外国专家担当部长一级的领导职务。
这样，由时任武汉市市长吴官正出席了格里希的就职仪式，并向他颁发了聘任证书。
曾任吴官正秘书的叶金生说，作为先行者的试点城市，武汉的改革也被时代赋予更多的任务和希冀，成为当时全国改革开放的潮头和方向，除聘任外国专家当厂长之外，还有打通城市壁垒，推行企业的招投标制度，放开物价，还有开设市长热线电话解决群众的困难，等等。
虽然决定已下，但是让一个外国人当企业的领导，在当时仍然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格里希就任的时候，现场采访的各路记者均接到“看看再说”的指令。
结果，只有广州的一家报纸—《羊城晚报》进行了及时报道。
十几天之后，时任国务委员的张劲夫在考察湖北时获悉此事，肯定武汉是“大胆走出了第一步”。不久，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又在新华社的一份内部资料上作了批示。
直到此时，大量中央和地方媒体的记者才纷纷赶到武汉柴油机厂，竞相报道这个来自德国的“洋厂长”。国外的评论说，格里希当厂长是中国对外开放和改革进程中“一件令人吃惊的新闻”。
当然，格里希就任后，反对的声音也纷至沓来：“我国的干部60岁就要退居二线，他65岁还能当厂长？”“让洋人当厂长，中国企业必将成为外国资本的附庸；”“外国人当顾问搞咨询可以，当厂长就成了姓‘资’的指挥姓‘社’的，共产党的领导怎么体现？”等等。
改革尝试
1984年在中国的改革历程中，并不是一个具有极其特殊意义的年头。
年初，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能不能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经济工作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方针，并且取得成效，是衡量各级经济部门和企业工作好坏的主要标志。
除了特区扩军以及确定多个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城市，秋天里发生了一件大事：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认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可面对《决定》中规定的改革基本目标和各项要求，有谁知道如何实现呢？ 作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位外国厂长，格里希其实只是本分地做到了一家工厂管理者的基本职责。
“由于采取很多改善生产的得力措施和严格质量控制，他们延长了柴油机的使用寿命，推动了企业的发展。”他的夫人回忆说，与中国媒体赋予他的重大意义相比，这应该是格里希自己认可的最大成就。
当年11月1日，格里希走马上任，这位“洋厂长”的任期为2年。
格里希的严格管理、细心与认真至今仍得到称颂。胡耀邦在《洋厂长的“三斧头”》一文的批示中这样评价格里希：一是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并且说到做到；二是自己懂行，每天以主要时间深入车间，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三是赏罚严明，并且当机立断，毫不含糊。
比如经常被人提起的是，格里希每天上班背一个包，里面放着“三件宝”：游标卡尺、吸铁石、白手套。游标卡尺用于检测零件的精度；吸铁石用于吸查机器里有没有掉铁渣；白手套用于验证机器是否被脏物污染。带着这“三件宝”，他逐个车间巡查。
然而，与那些极端负责的中国厂长不同的是，格里希在武柴期间也一直谋求进行企业内部的深层次改革。这些办法，在后来更大范围的国企改革中，都成为基本举措。
他亲自撰写26万字的企业机构设置和劳动重组方案，把工厂的行政管理系统设计成一个精干、高效的网络，实行以岗位为核心的结构工资制。
首先就是“减员增效”。他打算，减掉三分之一的职工来提高生产效益，分流每一个职工，给1万元的安置费。
虽然当时1万元已经是“天价”，但这个想法根本行不通。
他在1985年初也提出了结构工资制：职工的工资随着工龄的延续、岗位的变迁、工作成果的变化而升降，每两个月浮动一次。
当时，反对意见说：“我们身强力壮时拿的是低工资，现在老了你却讲按劳取酬，我们想不通。”
到格里希1986年离任，这一制度就取消了。
格里希确实是一个强力的管理者。比如他上任不足一个月，就免掉了工作中失职的总工程师和检验科长的职务。
可是格里希对于国企深度改革的种种设想，直到十几年后才在中国最高层领导的强力推动下得以实现。而武柴人为自己的保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格里希是一只早叫的‘洋公鸡’。”一位媒体记者这样形容格里希，“他的那一套改革办法与我们今天国有企业推进的改革，方向完全相符，只是早提了一些年，但在那时实施起来阻力重重。”
格里希的夫人回忆说，中国刚刚兴起的经济改革支持了他的工作，使他的许多计划得以实施。
但他一个人，还是没能彻底改变一家企业。
质量先生
格里希认为，“产品质量，不仅是企业的生命，也代表了民族的形象和生存能力”，他所有的工作都围绕“质量”开展：从严治厂，杜绝人浮于事，改革质量管理体系，强化职工的质量观念。
格里希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柴油机气缸质量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使用寿命由原来的3000小时一下增加到6000至8000小时，废品率则由百分之四十下降为百分之十四。
这些产品最终得以出口，换取百万美元外汇。而这也是格里希的目标之一。
1986年11月，曾经5次与其见面的姚依林对离任的格里希说，他两年来的工作所产生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武汉柴油机厂本身。
根据格里希夫人的回忆，在离开中国前他曾向国家计委等部门提出许多条建议。
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称他为“质量先生”。后来，在来华为上海桑塔纳汽车公司的配套供货企业改善质量的咨询活动中，格里希再次遇到了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
后者在担任中国总理之后，强力推动了大范围的国企改革，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企业的面貌。
在中国改革如火如荼的时候，格里希其实也没有远离这个国家。作为德国专家局的专家，他的足迹踏遍了中国几乎所有的省份。
不过很多年里，格里希都没有回到武柴。在他离任后，中国传统国企的气质再次笼罩了这家企业。
一则经常被提起的故事是，1987年，厂里有一批产品质量较差，质检部门认为应该返工。但厂领导觉得用户反正急于求货，无须重来。质检人员坚持了几句，却被厂领导认为“不听话”。
而质检部门正是格里希一手打造的关键部门，质检员对于产品本来有与厂长一样的权力。
1990年，由于向东南亚国家出口的产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武柴失去了这个重要的国际市场。
1993年4月中旬，73岁的格里希先后三次到武柴。他拿出磁头检查棒伸进缸体孔道探测，发现有未清除干净的铁粉；用放大镜检查齿轮上的光洁度，发现有些波纹……当事者说，他又像当厂长时一样发起了脾气。
也就是在这一年，武柴开始亏损。
到1998年，朱镕基启动全国性国企改革时，本应占有先机的武柴宣布破产，职工下岗，资产重组。
两年后，格里希又到武汉。由于武柴已经崩溃，陪同人员拒绝了他参观武柴的要求。2004年后，武柴在清算了所有设备场地后，彻底“消失”。
2000年，也是格里希最后一次来到中国。虽然也了解到武柴的败落，但“他对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高兴不已，而且为自己曾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所作的贡献感到自豪。”格里希的夫人说，“他很乐意回想起自己在中国的那段时光，中国使他的生命充实。”
这个德国人，发动机专家，第一个在武汉获得在华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去世已经10年了。可只要提到武汉的改革岁月，他都是绕不开的“老故事”。
作为改革开放之后最早来到中国的外国专家之一，格里希承担了改变中国国有企业运行模式的重任。众所周知，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场关键战役。
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把中国的企业改革当作自己的事业。格里希在德国也许只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退休工程师，偶然的机会使他得以参与中国震撼人心的改革历程，最终赢得了光荣与尊重。而他自己，也与急切追求现代化的中国一起，经历了难以言说的艰难。
市委的例证
格里希其实本来就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有深刻认识。他在前民主德国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先是机械及拖拉机厂，后来在一家飞机发动机制造厂工作。他也曾在开罗飞机发动机厂开发部工作9年。1983年退休后，他作为验收工程师一直在卡尔斯鲁厄核研究中心工作。
根据格里希夫人的回忆，退休时他在报刊上得知波恩德国退休专家局组建的消息，这是一个为国际合作提供志愿服务的机构。
格里希觉得自己退休在家还太年轻，就在那里报了名，成为筹建成员。1984年9月德国退休专家局向中国派出了3名专家，格里希就是其中之一。
他的任务是去武汉柴油机厂担任4个月顾问。
武汉柴油机厂是新中国第一台小型手扶拖拉机的诞生地。但是像“文革”后的绝大多数国有企业一样，这时它已经处于崩溃边缘。
十一届武汉市政协主席叶金生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就将那个时期的单位比喻为“机器人”：“主管部门说什么就动一下，每一个环节都是固定的，一旦有人创新，就会打破主观平衡的局面，多了什么都不配套，一切都得按照计划才能进行。”
而与此同时，这一年，武汉恰好成为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但改革的路要怎么走，并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突破计划经济行政壁垒，突破性质制约，冲击官本位思想。”回头去看几十年前的那段历程，叶金生这样总结。
此前一年的7月，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引智重要谈话”：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
他说：“对这个问题，我们认识不足，决心不大。搞现代化建设，我们既缺少经验，又缺少知识。不要怕请外国人多花了几个钱。他们长期来也好，短期来也好，专门为一个题目来也好。请来之后，应该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过去我们是宴会多，客气多，向人家请教少，让他们帮助工作少，他们是愿意帮助我们工作的。”
即使如此，格希里出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仍非一帆风顺。
一种说法是，考查两个月后，格希里抱怨说，如果由他当厂长，肯定会改变武柴的窘境。
跟随格里希的翻译汇报了这个唠叨后，很快，经过武汉市委、市政府的讨论，这个大胆的决定成为现实：聘任格里希担任武汉柴油机厂的厂长。
而《长江日报》当时报道说，他拿出10万字的咨询材料，主动请缨担任厂长。
武汉市委、市政府在谈论此事时，用下列例子作为依据：十月革命后，列宁曾邀请外国专家担当部长一级的领导职务。
这样，由时任武汉市市长吴官正出席了格里希的就职仪式，并向他颁发了聘任证书。
曾任吴官正秘书的叶金生说，作为先行者的试点城市，武汉的改革也被时代赋予更多的任务和希冀，成为当时全国改革开放的潮头和方向，除聘任外国专家当厂长之外，还有打通城市壁垒，推行企业的招投标制度，放开物价，还有开设市长热线电话解决群众的困难，等等。
虽然决定已下，但是让一个外国人当企业的领导，在当时仍然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格里希就任的时候，现场采访的各路记者均接到“看看再说”的指令。
结果，只有广州的一家报纸—《羊城晚报》进行了及时报道。
十几天之后，时任国务委员的张劲夫在考察湖北时获悉此事，肯定武汉是“大胆走出了第一步”。不久，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又在新华社的一份内部资料上作了批示。
直到此时，大量中央和地方媒体的记者才纷纷赶到武汉柴油机厂，竞相报道这个来自德国的“洋厂长”。国外的评论说，格里希当厂长是中国对外开放和改革进程中“一件令人吃惊的新闻”。
当然，格里希就任后，反对的声音也纷至沓来：“我国的干部60岁就要退居二线，他65岁还能当厂长？”“让洋人当厂长，中国企业必将成为外国资本的附庸；”“外国人当顾问搞咨询可以，当厂长就成了姓‘资’的指挥姓‘社’的，共产党的领导怎么体现？”等等。
改革尝试
1984年在中国的改革历程中，并不是一个具有极其特殊意义的年头。
年初，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能不能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经济工作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方针，并且取得成效，是衡量各级经济部门和企业工作好坏的主要标志。
除了特区扩军以及确定多个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城市，秋天里发生了一件大事：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认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可面对《决定》中规定的改革基本目标和各项要求，有谁知道如何实现呢？ 作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位外国厂长，格里希其实只是本分地做到了一家工厂管理者的基本职责。
“由于采取很多改善生产的得力措施和严格质量控制，他们延长了柴油机的使用寿命，推动了企业的发展。”他的夫人回忆说，与中国媒体赋予他的重大意义相比，这应该是格里希自己认可的最大成就。
当年11月1日，格里希走马上任，这位“洋厂长”的任期为2年。
格里希的严格管理、细心与认真至今仍得到称颂。胡耀邦在《洋厂长的“三斧头”》一文的批示中这样评价格里希：一是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并且说到做到；二是自己懂行，每天以主要时间深入车间，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三是赏罚严明，并且当机立断，毫不含糊。
比如经常被人提起的是，格里希每天上班背一个包，里面放着“三件宝”：游标卡尺、吸铁石、白手套。游标卡尺用于检测零件的精度；吸铁石用于吸查机器里有没有掉铁渣；白手套用于验证机器是否被脏物污染。带着这“三件宝”，他逐个车间巡查。
然而，与那些极端负责的中国厂长不同的是，格里希在武柴期间也一直谋求进行企业内部的深层次改革。这些办法，在后来更大范围的国企改革中，都成为基本举措。
他亲自撰写26万字的企业机构设置和劳动重组方案，把工厂的行政管理系统设计成一个精干、高效的网络，实行以岗位为核心的结构工资制。
首先就是“减员增效”。他打算，减掉三分之一的职工来提高生产效益，分流每一个职工，给1万元的安置费。
虽然当时1万元已经是“天价”，但这个想法根本行不通。
他在1985年初也提出了结构工资制：职工的工资随着工龄的延续、岗位的变迁、工作成果的变化而升降，每两个月浮动一次。
当时，反对意见说：“我们身强力壮时拿的是低工资，现在老了你却讲按劳取酬，我们想不通。”
到格里希1986年离任，这一制度就取消了。
格里希确实是一个强力的管理者。比如他上任不足一个月，就免掉了工作中失职的总工程师和检验科长的职务。
可是格里希对于国企深度改革的种种设想，直到十几年后才在中国最高层领导的强力推动下得以实现。而武柴人为自己的保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格里希是一只早叫的‘洋公鸡’。”一位媒体记者这样形容格里希，“他的那一套改革办法与我们今天国有企业推进的改革，方向完全相符，只是早提了一些年，但在那时实施起来阻力重重。”
格里希的夫人回忆说，中国刚刚兴起的经济改革支持了他的工作，使他的许多计划得以实施。
但他一个人，还是没能彻底改变一家企业。
质量先生
格里希认为，“产品质量，不仅是企业的生命，也代表了民族的形象和生存能力”，他所有的工作都围绕“质量”开展：从严治厂，杜绝人浮于事，改革质量管理体系，强化职工的质量观念。
格里希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柴油机气缸质量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使用寿命由原来的3000小时一下增加到6000至8000小时，废品率则由百分之四十下降为百分之十四。
这些产品最终得以出口，换取百万美元外汇。而这也是格里希的目标之一。
1986年11月，曾经5次与其见面的姚依林对离任的格里希说，他两年来的工作所产生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武汉柴油机厂本身。
根据格里希夫人的回忆，在离开中国前他曾向国家计委等部门提出许多条建议。
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称他为“质量先生”。后来，在来华为上海桑塔纳汽车公司的配套供货企业改善质量的咨询活动中，格里希再次遇到了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
后者在担任中国总理之后，强力推动了大范围的国企改革，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企业的面貌。
在中国改革如火如荼的时候，格里希其实也没有远离这个国家。作为德国专家局的专家，他的足迹踏遍了中国几乎所有的省份。
不过很多年里，格里希都没有回到武柴。在他离任后，中国传统国企的气质再次笼罩了这家企业。
一则经常被提起的故事是，1987年，厂里有一批产品质量较差，质检部门认为应该返工。但厂领导觉得用户反正急于求货，无须重来。质检人员坚持了几句，却被厂领导认为“不听话”。
而质检部门正是格里希一手打造的关键部门，质检员对于产品本来有与厂长一样的权力。
1990年，由于向东南亚国家出口的产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武柴失去了这个重要的国际市场。
1993年4月中旬，73岁的格里希先后三次到武柴。他拿出磁头检查棒伸进缸体孔道探测，发现有未清除干净的铁粉；用放大镜检查齿轮上的光洁度，发现有些波纹……当事者说，他又像当厂长时一样发起了脾气。
也就是在这一年，武柴开始亏损。
到1998年，朱镕基启动全国性国企改革时，本应占有先机的武柴宣布破产，职工下岗，资产重组。
两年后，格里希又到武汉。由于武柴已经崩溃，陪同人员拒绝了他参观武柴的要求。2004年后，武柴在清算了所有设备场地后，彻底“消失”。
2000年，也是格里希最后一次来到中国。虽然也了解到武柴的败落，但“他对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高兴不已，而且为自己曾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所作的贡献感到自豪。”格里希的夫人说，“他很乐意回想起自己在中国的那段时光，中国使他的生命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