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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塔·莱斯特那是一位备受赞誉的战地摄影师和纪录片记录者，她获得了多伦多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并且在这所大学里教授摄影报道和纪实摄影。在2011年，她成为首先使用智能手机参与到阿富汗战争的军队中去记录战争的战地记者之一。她的新书《在阿富汗寻找马歇尔·麦克卢汉》，用语言和技术描述了一位加拿大的先驱媒体理论家对当代战争以及使用智能手机拍摄的体验。第一次看见丽塔的影像给人震憾的真实感，并且感受到手机摄影独特的视觉效果，我相信接下来本刊记者对丽塔采访文字中，大家能够在字里行间理解她对手机摄影新闻传播价值的认识。
问：我注意到你是2011年从阿富汗返回家中的，阿富汗战争的拍摄经历是你第一次尝试用手机拍照吗？
答：是的，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用智能手机进行拍摄。
如大家所知道的，智能手机是近几年发明产物，当我嵌入阿富汗与媒体记者一同工作的时候，我们首次尝试使用这一新的技术产物进行摄影报道。（这里大家可能对于嵌入军队这种术语不太了解，这是一种美国军队创建的一种系统，是指新闻记者可以住在军队中并与军队一同工作，在被允许与军队一同生活的过程中，新闻记者是被军队所保护的，同时也要签署协议同意一些限定出版内容的守则）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去往阿富汗的大好机会，并且这也将成为一个推动社会媒体技术到一个新的高度的非常酷的项目。在这次行程之前，我从未拥有过一部iPhone手机，甚至从没有使用手机拍摄影像。我也没有用过Twitter，仅仅是偶尔发一些Facebook。
作为一名职业摄影师我拥有很多照相机和照明设备，我从未想象过我需要或者渴望使用一部手机摄影。但是我不愿意被新的技术所抛在后面，而且我非常想看看这些新的技术如何在阿富汗发挥它们的作用。将传统的单反拍摄用一种公认的巧妙的iPhone Hispamatic App去取代是一种概念的飞跃。
问：很多中国人会将你与Damon相提并论，你怎么看？
答：Damon是非常伟大的摄影师，很荣幸也很有趣能在一个关于智能手机的文章中与他一起被提及。近来，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撰写关于智能手机的重要性的文章，仿佛顺理成章的技术让这些影像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我见过Damon一次，与我们共同的朋友共进晚餐。就在那个晚上他凭借海地地震的照片获得了2010年在佩皮尼昂举办的普利策新闻摄影大奖。
当然我拍摄的影像已经不是第一次与一位获得过如此之多的奖项甚至比我更有名的摄影师相提并论。我已经学会在生活中更专注于我的影像和我的进步，而不是将我自己与其他人相比较。 你知道，我一直专注于每一天努力的工作。我新出版了一本关于手机摄影的书籍《在阿富汗寻找马歇尔·麦克卢汉》，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一个难以置信的艰难的过程。 没有闲暇时间停下来思考，我以什么角色写这本书？我没有获得过普利策新闻奖，或者说我有什么权利，我只能也必须做下去。有一天我们都死去，我们留下的只是我们与其他同伴的关系。如果我们幸运，我们的作品也许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某些积极的影响。我们带不走任何荣誉和奖项。
问：为什么选择用手机拍摄战争？
答：人们总是用最先进可行的技术去记录战争，每一个战争的历史都有一个关于他们新兴的主导的技术的故事。克里米亚战争是第一个有影像记载的战争，伊拉克战争是首次用数码相机记录下来并且在同一时间通过网络和卫星被媒体传递出去。“阿拉伯之春”运动彻底改变了这场游戏，当平民开始拿起手机记录他们的防抗过程的时候开始。今天，世界范围的网络正在迅速地取代报纸和电视。
我认为，传统的摄影并不能终结战争。我对媒介技巧与军事技术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感兴趣，并且对这些关系如何影响我们这样的记者，我们的主题和战争中的士兵而感兴趣。实际上，这正是我写了《在阿富汗寻找马歇尔·麦克卢汉》 这本书的主要原因。这本书正是关于当代战争和智能手机的一些随笔。
马歇尔·麦克卢汉是一位加拿大哲学家，他认为媒介即是讯息，指的是媒介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而在1970年代被众人所知，他被誉为“媒介研究之父”。所以我想重温麦克卢汉，探索是什么使他如此重要，他的一些主要思想如何适应当前的阿富汗战争，正巧这个时候智能手机与战争有了第一次接触。
在阿富汗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到军队依靠技术战术作为人类交流的手段，并且牺牲最基本的代价作为语言试图赢得战争。战争是一个巨大的失败，因为技术只疏远美军和他们的盟军与普通的阿富汗人。当我们嵌入阿富汗的时候，指挥军官对于社交媒体上出现的反对美军介入阿富汗战争的帖子表示生气。他们把这些愤怒归结到我们头上，最终把我们赶出军队。我的观点是他们真正应该愤怒的是他们的将军缺乏对局势的判断，缺乏对上级军事战略的理解和控制，从而无法在阿富汗战争中击败敌人。
问：为什么书的开头要致父亲？
答：我的爸爸在他17岁的时候，也就是在1952年移民到了加拿大。他曾经讲述过这对他来说是一段非常苦难的旅程，但是同时也教会他珍惜发现世界和旅行的权利。这也给我潜移默化的影响，让我知道如何欣赏和珍惜外面的世界。
你知道选择成为一个作家，摄影师或是艺术家并不是父母想要自己的孩子成就的工作。因为这是个靠不住的生活方式。然而当我开始与他们的想法背道而驰，对于我的父母是多么的艰难。但是他们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不管我做什么并且他们经常告诉我他们是多么的以我为荣。这一点我认为比我任何的作品或者荣誉都重要。我想大部分的人都像我一样这样认为我们的父母。
我父亲还经常告诉我关于他的那次旅程的经历，而不是最终他达到的结果。当他在1951年离开东德的时候，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待在西德难民所，将要攀登瑞士的马特洪峰（阿尔卑斯山脉之一）。我长大的家中有一整面墙都挂着马特洪峰的照片，这成为了我生命的一个主题。你也可以在我的书中找到山脉的影像。这些影像也同时体现了我父亲的精神。（本文题图为丽塔书中致父亲文字配图） 问：传统相机与智能手机拍照功能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答：数码单反相机与手机同样是将光线捕捉到一个轻薄的感光元件上，但是单反相机还是有大量的操作设置按键，包括快门、光圈、感光度、闪光灯等。而手机则只是一个纯粹的数码装备，唯一继承了相机的机械原理只有一个非常小的光学镜头，一个可以延伸使用者眼睛的装备。
我现在一直在使用Hispstamatic 摄影App，此软件最初由两个美国人开发，他们是Lucas Buick 和 Ryan Dorshorst。他的灵感来源于波拉照相机SX-70，两位发明人buick和dorshorst以及与他们一同工作的程序员，就像“新型化学家”做着化学机械艺术的方程式一样。不过他们用的不是化学式，是计算法。
Hipstamatic App用一系列的算法去应用夸张的拍摄效果渲染原始影像，模仿传统的摄影法尝试扩展手机拍摄对比数码拍摄器械的摄影术所缺失的部分。这种App在iPhone上的显示是对机械相机的一种虚拟的展示。那个所谓的“快门”被一个图像上的虚拟按钮所取代，只要你动动手指就是按下了快门。这可能是“数码”留下唯一元素了吧。
问：从事战地记者这么多年，是否有故事与我们分享？
答：我有太多的故事想要跟大家分享，但是在这里我只分享一个故事，是关于我如何去到伊拉克，因为这个正好可以说明我认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们经常思考我们想要什么东西，我们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做什么事情，甚至根本不知道它们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想说能成功前往伊拉克就仿佛一扇门被关闭了同时意味着我们有机会开启另一扇门。
当我第一次决定前往伊拉克报道战况时，我并没有嵌入军队成为随军记者，因为我没有联系到正确的人并且没有强大的媒体的关系发表作品。我本能够简单地说“靠我自己的力量去伊拉克太难了”。但是我没有，我只身来到了土耳其东部，从那里我跟着库尔德的一个运输公司步行到了伊拉克。这是一次极其受折磨的非法的三天之旅，背负沉重的装备翻过崎岖的山路。为了躲避土耳其的边防战士，我们基本上都是在夜间行进，因为边防战士被授权可以随时向我们开枪。半途，我差点送命，我的膝盖严重的受伤，但是最后，这成为大多数的记者都曾经经历过的故事，我对伊拉克的认识开始于这些沿途帮助我的人们，而不是开始于山上美国人的坦克，也不同于那些遭遇伊拉克战争被敌军射杀的人。
这个令人失望和苦涩的开始仿佛是一个巨大的失误，但是事实上它成为我一个巨大的转折点，给了我无限的帮助。当我在托洛斯基山脉中，仿佛永远也走不出去一般。如果可以，我真想让时光回到在家里的那段时间。可是，后来我最终完成了一次长达三个月的嵌入军队之旅，与美国的装甲部队一同工作。最后我的故事成为加拿大杂志《The Walrus》的封面。结局和想象的完全不同！
问：我注意到你是2011年从阿富汗返回家中的，阿富汗战争的拍摄经历是你第一次尝试用手机拍照吗？
答：是的，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用智能手机进行拍摄。
如大家所知道的，智能手机是近几年发明产物，当我嵌入阿富汗与媒体记者一同工作的时候，我们首次尝试使用这一新的技术产物进行摄影报道。（这里大家可能对于嵌入军队这种术语不太了解，这是一种美国军队创建的一种系统，是指新闻记者可以住在军队中并与军队一同工作，在被允许与军队一同生活的过程中，新闻记者是被军队所保护的，同时也要签署协议同意一些限定出版内容的守则）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去往阿富汗的大好机会，并且这也将成为一个推动社会媒体技术到一个新的高度的非常酷的项目。在这次行程之前，我从未拥有过一部iPhone手机，甚至从没有使用手机拍摄影像。我也没有用过Twitter，仅仅是偶尔发一些Facebook。
作为一名职业摄影师我拥有很多照相机和照明设备，我从未想象过我需要或者渴望使用一部手机摄影。但是我不愿意被新的技术所抛在后面，而且我非常想看看这些新的技术如何在阿富汗发挥它们的作用。将传统的单反拍摄用一种公认的巧妙的iPhone Hispamatic App去取代是一种概念的飞跃。
问：很多中国人会将你与Damon相提并论，你怎么看？
答：Damon是非常伟大的摄影师，很荣幸也很有趣能在一个关于智能手机的文章中与他一起被提及。近来，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撰写关于智能手机的重要性的文章，仿佛顺理成章的技术让这些影像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我见过Damon一次，与我们共同的朋友共进晚餐。就在那个晚上他凭借海地地震的照片获得了2010年在佩皮尼昂举办的普利策新闻摄影大奖。
当然我拍摄的影像已经不是第一次与一位获得过如此之多的奖项甚至比我更有名的摄影师相提并论。我已经学会在生活中更专注于我的影像和我的进步，而不是将我自己与其他人相比较。 你知道，我一直专注于每一天努力的工作。我新出版了一本关于手机摄影的书籍《在阿富汗寻找马歇尔·麦克卢汉》，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一个难以置信的艰难的过程。 没有闲暇时间停下来思考，我以什么角色写这本书？我没有获得过普利策新闻奖，或者说我有什么权利，我只能也必须做下去。有一天我们都死去，我们留下的只是我们与其他同伴的关系。如果我们幸运，我们的作品也许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某些积极的影响。我们带不走任何荣誉和奖项。
问：为什么选择用手机拍摄战争？
答：人们总是用最先进可行的技术去记录战争，每一个战争的历史都有一个关于他们新兴的主导的技术的故事。克里米亚战争是第一个有影像记载的战争，伊拉克战争是首次用数码相机记录下来并且在同一时间通过网络和卫星被媒体传递出去。“阿拉伯之春”运动彻底改变了这场游戏，当平民开始拿起手机记录他们的防抗过程的时候开始。今天，世界范围的网络正在迅速地取代报纸和电视。
我认为，传统的摄影并不能终结战争。我对媒介技巧与军事技术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感兴趣，并且对这些关系如何影响我们这样的记者，我们的主题和战争中的士兵而感兴趣。实际上，这正是我写了《在阿富汗寻找马歇尔·麦克卢汉》 这本书的主要原因。这本书正是关于当代战争和智能手机的一些随笔。
马歇尔·麦克卢汉是一位加拿大哲学家，他认为媒介即是讯息，指的是媒介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而在1970年代被众人所知，他被誉为“媒介研究之父”。所以我想重温麦克卢汉，探索是什么使他如此重要，他的一些主要思想如何适应当前的阿富汗战争，正巧这个时候智能手机与战争有了第一次接触。
在阿富汗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到军队依靠技术战术作为人类交流的手段，并且牺牲最基本的代价作为语言试图赢得战争。战争是一个巨大的失败，因为技术只疏远美军和他们的盟军与普通的阿富汗人。当我们嵌入阿富汗的时候，指挥军官对于社交媒体上出现的反对美军介入阿富汗战争的帖子表示生气。他们把这些愤怒归结到我们头上，最终把我们赶出军队。我的观点是他们真正应该愤怒的是他们的将军缺乏对局势的判断，缺乏对上级军事战略的理解和控制，从而无法在阿富汗战争中击败敌人。
问：为什么书的开头要致父亲？
答：我的爸爸在他17岁的时候，也就是在1952年移民到了加拿大。他曾经讲述过这对他来说是一段非常苦难的旅程，但是同时也教会他珍惜发现世界和旅行的权利。这也给我潜移默化的影响，让我知道如何欣赏和珍惜外面的世界。
你知道选择成为一个作家，摄影师或是艺术家并不是父母想要自己的孩子成就的工作。因为这是个靠不住的生活方式。然而当我开始与他们的想法背道而驰，对于我的父母是多么的艰难。但是他们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不管我做什么并且他们经常告诉我他们是多么的以我为荣。这一点我认为比我任何的作品或者荣誉都重要。我想大部分的人都像我一样这样认为我们的父母。
我父亲还经常告诉我关于他的那次旅程的经历，而不是最终他达到的结果。当他在1951年离开东德的时候，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待在西德难民所，将要攀登瑞士的马特洪峰（阿尔卑斯山脉之一）。我长大的家中有一整面墙都挂着马特洪峰的照片，这成为了我生命的一个主题。你也可以在我的书中找到山脉的影像。这些影像也同时体现了我父亲的精神。（本文题图为丽塔书中致父亲文字配图） 问：传统相机与智能手机拍照功能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答：数码单反相机与手机同样是将光线捕捉到一个轻薄的感光元件上，但是单反相机还是有大量的操作设置按键，包括快门、光圈、感光度、闪光灯等。而手机则只是一个纯粹的数码装备，唯一继承了相机的机械原理只有一个非常小的光学镜头，一个可以延伸使用者眼睛的装备。
我现在一直在使用Hispstamatic 摄影App，此软件最初由两个美国人开发，他们是Lucas Buick 和 Ryan Dorshorst。他的灵感来源于波拉照相机SX-70，两位发明人buick和dorshorst以及与他们一同工作的程序员，就像“新型化学家”做着化学机械艺术的方程式一样。不过他们用的不是化学式，是计算法。
Hipstamatic App用一系列的算法去应用夸张的拍摄效果渲染原始影像，模仿传统的摄影法尝试扩展手机拍摄对比数码拍摄器械的摄影术所缺失的部分。这种App在iPhone上的显示是对机械相机的一种虚拟的展示。那个所谓的“快门”被一个图像上的虚拟按钮所取代，只要你动动手指就是按下了快门。这可能是“数码”留下唯一元素了吧。
问：从事战地记者这么多年，是否有故事与我们分享？
答：我有太多的故事想要跟大家分享，但是在这里我只分享一个故事，是关于我如何去到伊拉克，因为这个正好可以说明我认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们经常思考我们想要什么东西，我们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做什么事情，甚至根本不知道它们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想说能成功前往伊拉克就仿佛一扇门被关闭了同时意味着我们有机会开启另一扇门。
当我第一次决定前往伊拉克报道战况时，我并没有嵌入军队成为随军记者，因为我没有联系到正确的人并且没有强大的媒体的关系发表作品。我本能够简单地说“靠我自己的力量去伊拉克太难了”。但是我没有，我只身来到了土耳其东部，从那里我跟着库尔德的一个运输公司步行到了伊拉克。这是一次极其受折磨的非法的三天之旅，背负沉重的装备翻过崎岖的山路。为了躲避土耳其的边防战士，我们基本上都是在夜间行进，因为边防战士被授权可以随时向我们开枪。半途，我差点送命，我的膝盖严重的受伤，但是最后，这成为大多数的记者都曾经经历过的故事，我对伊拉克的认识开始于这些沿途帮助我的人们，而不是开始于山上美国人的坦克，也不同于那些遭遇伊拉克战争被敌军射杀的人。
这个令人失望和苦涩的开始仿佛是一个巨大的失误，但是事实上它成为我一个巨大的转折点，给了我无限的帮助。当我在托洛斯基山脉中，仿佛永远也走不出去一般。如果可以，我真想让时光回到在家里的那段时间。可是，后来我最终完成了一次长达三个月的嵌入军队之旅，与美国的装甲部队一同工作。最后我的故事成为加拿大杂志《The Walrus》的封面。结局和想象的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