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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介绍了奈达的翻译思想，对其功能对等理论进行了分析，对奈达理论在翻译界的重要地位和重大影响进行了简单的评述。然后从五个方面探讨了当今翻译界对奈达思想的争论，介绍了争论中提出的新概念，并进行了一定的分析。最后，文章探讨了奈达思想形成的原因和在翻译实践中可以得到的启示。
关键词：奈达 功能对等 争论 启示
一、奈达的翻译思想
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是公认的现代翻译理论奠基人之一。他供职于美国圣经协会，从事圣经翻译和翻译理论研究，其理论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奈达把翻译看作是一种艺术，力图把语言学应用于翻译研究。他认为，对翻译的研究应该看作是比较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这种研究应以语义为核心包括翻译涉及的各个方面，即我们需要在动态对等的层次上进行这种比较。由于奈达把翻译和语言学密切联系，他把翻译的过程分成了四个阶段：分析（analysis），转换（transfer），重组（restructuring）和检验（test）。则翻译的具体过程就经过了下图的步骤。
在这一过程中，奈达实际上是透过对原文的表层结构的分析，理解深层结构并将其转换重组到译文中。因此，在翻译中所要达到的效果是要让译文读者得到一个自然的译本。他曾说：“最好的译文读起来应不像翻译。”所以，他的翻译中另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读者反应论”。他认为，翻译正确与否必须以译文的服务对象为衡量标准，并取决于一般读者能在何种程度上正确地理解译文。由此，他提出了他的“动态对等理论”。
奈达在《翻译科学探素》(1964)一书中指出，“在动态对等翻译中，译者所关注的并不是源语信息和译语信息的对应关系，而是一种动态关系；即译语接受者和译语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源语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同”。他认为，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的最贴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郭建中，2000）。所谓自然，是指使用译语中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在翻译中使用归化，而不是异化。
然而由于动态对等引起不少误解，认为翻译只要内容不要形式，在奈达的《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论圣经翻译中的功能对等》一书中，他把“动态对等”的名称改为“功能对等”，并指出信息不仅包括思想内容，也包括语言形式。功能对等的翻译，要求“不但是信息内容的对等，而且，尽可能地要求形式对等”。
二、奈达理论的评析
毫无疑问，奈达是当代最著名也是最重要的翻译家之一，他的翻译理论，特别是他的功能对等理论在全世界的翻译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约翰·比克曼（John Beekman）和约翰·卡洛（John Callow）的《翻译圣经》中说：“传译了原文意义和原文动态的翻译，称之为忠实的翻译。”而所谓“传译原文的动态”，就是指译文应使用目标语自然的语言结构，译文读者理解信息毫不费力，译文和原文一样自然、易懂。同时，他们也认为译者所要传达的是源语表达的信息，而不是源语的表达形式。
在米尔德里德·L·拉森（Mildred L. Larson）的《意义翻译法：语际对等指南》中，当谈到形式与意义时，拉森说得更为直截了当：“翻译基本上是改变形式（a change of form）……是用接受语（目标语）的形式代替源语的形式。”她还表示，语言的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是不同的，我们所要翻译的是深层结构，即意义，而不是表层结构，即语言表达形式。
然而正如郭建中(2000)所说：“内容与形式，意译与直译，以译文读者和译文为中心与以原作者和原文为中心……是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中一个永恒的辩论主题。” 虽然奈达在全世界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极高的地位，但他的理论却也一直引起各家争议。
关于奈达理论的争议，主要是围绕以下五点展开的：
（一）对等理论的适用范围
这是长期以来对奈达翻译理论的争议得最多最激烈的问题。许多的翻译家都认为其理论是不适合文学翻译的。
以诗歌翻译为例，林语堂曾经说过：“诗乃最不可译的东西。无论古今中外，最好的诗（而尤其是抒情诗）都是不可译的。”而著名诗人海岸（2005）在他的《诗人译诗，译诗为诗》中也指出：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符号系统只能在所指层面达到一定的共享，建立在绝对理解上的诗歌翻译只能是一种难以企及的梦想。特别是英语诗中的音韵节律及一些特殊的修辞手法等均不能完全传译，正如辜正坤在《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一书中所言，“凡属语言本身的固有属性(区别于他种语言)的东西往往都不可译”。在翻译中不得不“丢失”这些“东西”，但是不能丢失语言内在的节奏。
单文波（2003）也指出文学作品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较多地使用比喻和新颖的语言，作者的真正意图可能需要读者细心去体会和捕捉。如果译作中处处是好懂的语言，必会是索然无味。
针对这一问题，郭建中（2000）表示奈达的功能对等并不一定适用所有的文体和一切的翻译目的，他指出：“哲学、历史、科技等著作， 要求如实地传达原文的内容，不能迁就目的语的读者水平或目的语的文化规范。”
（二）归化与异化之争
1995年，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正式提出了归化(domestication)和异化(foreignization)的概念。他说：归化即是采取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使外语文本符合译入语价值观，将原文作者带进译入语文化。异化则是对文化价值观的一种民族偏离主义的表现，接受外语文本中存在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将读者带入外国情调。
奈达的翻译理论强调读者的反应，于是必然也就强调对文本的归化。但是，提出归化异化概念的韦努蒂本人就是一个“异化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读者读翻译作品，目的就是为了了解异国文化。在译文中保留异国文化和语言的表达方式，才能起到文化交流和丰富目的语文化和目的语表达方式的作用。
而在1990年，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提出了文化翻译论，即是以文学为本，以目的语为导向的翻译理论学派，提倡在译文中尽可能保留源语的文化基因（王凤霞，2005）。因此他们指出异化的必要和必然。翻译过程一味归化，删除文化信息，屈从强势文化，弱势文化必然逐渐失掉其个性。
因此，苏珊·巴斯内特坚持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不可割裂。她提出翻译中采用的文化策略：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译文分析将源语的文化因子重组植人目的语，使译文能被读者理解并接纳。
（三）形式与内容之争
所谓形式与内容之争，是由奈达的一句话引来的。奈达曾说：“形式附属于内容。”他要求对翻译的确切性的研究完全摆脱了表层结构的困扰，而把重点转移在以传译内容为主，使译文语言达到内容上与原文最贴近的自然对等上。
然而，乔曾锐（2000）在他的《译论》中提出：作品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把二者割裂开来是不对的，因为“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他指出，表层结构不是深层结构的一个固定属性。把他们分开，或把表层结构看作是对深层结构不起反作用的一个附属物，“就等于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对深层结构的否定和使深层结构成为不完整的结构”，那么信息也就不成为客观存在的思维或成为不完整的思维。
这也就是说奈达提出的翻译过程其实是不一定能够传译原文所有必要信息的，片面地把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割裂开来，有可能会使读者感到费解。
（四）等效评价者之争
由于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译文读者有和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和反应，那么就必然会涉及到这么一个问题：谁来确定和比较他们的反应呢？
郭建中（2000）在他的《当代美国翻译理论》中介绍了许多的美国翻译大家，并就这个问题指出：阿诺德认为，只有精通源语和目标语的学者，才能有资格作出评判。而纽曼则认为，一般的读者就应该是做评判的人。
奈达本人也意识到了人们对此的争论，并在他的《语际交际的社会语言学》中说：“衡量译文的成功与否，不仅要分析译文为之服务而又不懂原文的听众或读者在理解和欣赏译文时对译文质量的看法，而且还要了解专家的评价……这些专业人员懂原文，也有搞创造性翻译的经验，而且，他们非常了解形式和内容这两方面的交际的目的。”（Nida，1996）这样按照读者的类型和翻译的目的来进行衡量和评价，在特定的时代下，原文和译文的效果应该是大致可以比较的。
（五）读者层次和不同译者带来的问题
翻译作品一旦完成，就是一个交给读者大众的完成品了。但是不同的读者可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反应。我们可以说在同一时代，同一层次的读者读同一部著作，总会有大致相同的感受和反应。对于较低层次的读者，能理解内容就已经足够了。但是教育程度教高的读者在阅读时，要求必然就更高一些。特别是那些对源语有一定，甚至较高阅读能力的读者，就会不满足于简单的“自然的对等语”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有对同一源语文本的不同翻译版本出现的必要。
而对于不同的译者，他们对于同一份文本的理解可能是很不相同的，在文学作品中更是如此。诗人海岸（2005）表示：现代诗歌一旦被创造出来，作者表达的真实内涵就成为读者无法破解的谜团；面对着沉默的文本，译者在无法达到与作者完全等同的深度之余，在不同文化经验的影响下对诗歌的意义做出不同的阐释，这样的阐释往往渗透着译者一些个性化的理解。“有时诗中某一亮点在不经意间契合了译者曾经或当下的某种情愫，往往造成一种错觉或理解失误。”
三、由奈达思想得到的启示
在看了解关于奈达翻译理论的争论之后，我们有必要想想奈达理论形成的背景。为什么他会形成这样的理论，为什么这个理论会引起如此多的争论，而我们在翻译实践中又能做些什么呢？
虽然奈达以翻译理论家著称，但他首先是一个《圣经》翻译组织者。按照奈达的指导思想，《圣经》的翻译原定的读者对象是那些不以英语为本族语的人，其中的大多数都是教育程度并不是很高的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尊重目标语的特征，尽可能发挥目标语的表达潜力，用读者喜闻乐见、符合目标语表达规范的言语形式，从而为《圣经》翻译的宗教传道目的服务（单文波，2003）。因此奈达形成了这一“以读者反应为评判标准，追求自然对等”的翻译理论。
可是这一特点也决定了此理论的适用范围有限。在《圣经》翻译中强调译文的可懂性自然有其道理。因为宗教一大活动在于传教，让更多的人都接受基督教是《圣经》传播者所追求的目标。因此译文的内容是主要的，而形式是次要的。从这点来看，奈达的“读者反应论”无疑是十分恰当的。若一些译者不能辩证地理解运用这一理论，而是将其当成了普遍翻译理论甚至是文学翻译理论，则是一种严重的错位。
由此可见，我们在进行翻译实践的时候，绝对不能简单机械地按照奈达的理论进行操作。当然，对于一些本身就内容重于形式的文体，如说明文、报告、政治文件等，奈达的理论是十分有指导意义的。可是在对以传达异国情调和源语表达方式为重要特征的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进行翻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对源语言形式的保留和再现。有的时候还要特别注意对源语言特征的保留，对其进行异化，以实现文学翻译的文化传播功能。同时，在翻译的过程中还要充分考虑到自己翻译作品的预定读者层次，以把握翻译时内容与形式之间的轻重。
参考文献：
［1］Beekman J.
关键词：奈达 功能对等 争论 启示
一、奈达的翻译思想
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是公认的现代翻译理论奠基人之一。他供职于美国圣经协会，从事圣经翻译和翻译理论研究，其理论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奈达把翻译看作是一种艺术，力图把语言学应用于翻译研究。他认为，对翻译的研究应该看作是比较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这种研究应以语义为核心包括翻译涉及的各个方面，即我们需要在动态对等的层次上进行这种比较。由于奈达把翻译和语言学密切联系，他把翻译的过程分成了四个阶段：分析（analysis），转换（transfer），重组（restructuring）和检验（test）。则翻译的具体过程就经过了下图的步骤。
在这一过程中，奈达实际上是透过对原文的表层结构的分析，理解深层结构并将其转换重组到译文中。因此，在翻译中所要达到的效果是要让译文读者得到一个自然的译本。他曾说：“最好的译文读起来应不像翻译。”所以，他的翻译中另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读者反应论”。他认为，翻译正确与否必须以译文的服务对象为衡量标准，并取决于一般读者能在何种程度上正确地理解译文。由此，他提出了他的“动态对等理论”。
奈达在《翻译科学探素》(1964)一书中指出，“在动态对等翻译中，译者所关注的并不是源语信息和译语信息的对应关系，而是一种动态关系；即译语接受者和译语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源语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同”。他认为，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的最贴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郭建中，2000）。所谓自然，是指使用译语中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在翻译中使用归化，而不是异化。
然而由于动态对等引起不少误解，认为翻译只要内容不要形式，在奈达的《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论圣经翻译中的功能对等》一书中，他把“动态对等”的名称改为“功能对等”，并指出信息不仅包括思想内容，也包括语言形式。功能对等的翻译，要求“不但是信息内容的对等，而且，尽可能地要求形式对等”。
二、奈达理论的评析
毫无疑问，奈达是当代最著名也是最重要的翻译家之一，他的翻译理论，特别是他的功能对等理论在全世界的翻译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约翰·比克曼（John Beekman）和约翰·卡洛（John Callow）的《翻译圣经》中说：“传译了原文意义和原文动态的翻译，称之为忠实的翻译。”而所谓“传译原文的动态”，就是指译文应使用目标语自然的语言结构，译文读者理解信息毫不费力，译文和原文一样自然、易懂。同时，他们也认为译者所要传达的是源语表达的信息，而不是源语的表达形式。
在米尔德里德·L·拉森（Mildred L. Larson）的《意义翻译法：语际对等指南》中，当谈到形式与意义时，拉森说得更为直截了当：“翻译基本上是改变形式（a change of form）……是用接受语（目标语）的形式代替源语的形式。”她还表示，语言的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是不同的，我们所要翻译的是深层结构，即意义，而不是表层结构，即语言表达形式。
然而正如郭建中(2000)所说：“内容与形式，意译与直译，以译文读者和译文为中心与以原作者和原文为中心……是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中一个永恒的辩论主题。” 虽然奈达在全世界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极高的地位，但他的理论却也一直引起各家争议。
关于奈达理论的争议，主要是围绕以下五点展开的：
（一）对等理论的适用范围
这是长期以来对奈达翻译理论的争议得最多最激烈的问题。许多的翻译家都认为其理论是不适合文学翻译的。
以诗歌翻译为例，林语堂曾经说过：“诗乃最不可译的东西。无论古今中外，最好的诗（而尤其是抒情诗）都是不可译的。”而著名诗人海岸（2005）在他的《诗人译诗，译诗为诗》中也指出：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符号系统只能在所指层面达到一定的共享，建立在绝对理解上的诗歌翻译只能是一种难以企及的梦想。特别是英语诗中的音韵节律及一些特殊的修辞手法等均不能完全传译，正如辜正坤在《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一书中所言，“凡属语言本身的固有属性(区别于他种语言)的东西往往都不可译”。在翻译中不得不“丢失”这些“东西”，但是不能丢失语言内在的节奏。
单文波（2003）也指出文学作品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较多地使用比喻和新颖的语言，作者的真正意图可能需要读者细心去体会和捕捉。如果译作中处处是好懂的语言，必会是索然无味。
针对这一问题，郭建中（2000）表示奈达的功能对等并不一定适用所有的文体和一切的翻译目的，他指出：“哲学、历史、科技等著作， 要求如实地传达原文的内容，不能迁就目的语的读者水平或目的语的文化规范。”
（二）归化与异化之争
1995年，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正式提出了归化(domestication)和异化(foreignization)的概念。他说：归化即是采取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使外语文本符合译入语价值观，将原文作者带进译入语文化。异化则是对文化价值观的一种民族偏离主义的表现，接受外语文本中存在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将读者带入外国情调。
奈达的翻译理论强调读者的反应，于是必然也就强调对文本的归化。但是，提出归化异化概念的韦努蒂本人就是一个“异化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读者读翻译作品，目的就是为了了解异国文化。在译文中保留异国文化和语言的表达方式，才能起到文化交流和丰富目的语文化和目的语表达方式的作用。
而在1990年，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提出了文化翻译论，即是以文学为本，以目的语为导向的翻译理论学派，提倡在译文中尽可能保留源语的文化基因（王凤霞，2005）。因此他们指出异化的必要和必然。翻译过程一味归化，删除文化信息，屈从强势文化，弱势文化必然逐渐失掉其个性。
因此，苏珊·巴斯内特坚持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不可割裂。她提出翻译中采用的文化策略：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译文分析将源语的文化因子重组植人目的语，使译文能被读者理解并接纳。
（三）形式与内容之争
所谓形式与内容之争，是由奈达的一句话引来的。奈达曾说：“形式附属于内容。”他要求对翻译的确切性的研究完全摆脱了表层结构的困扰，而把重点转移在以传译内容为主，使译文语言达到内容上与原文最贴近的自然对等上。
然而，乔曾锐（2000）在他的《译论》中提出：作品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把二者割裂开来是不对的，因为“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他指出，表层结构不是深层结构的一个固定属性。把他们分开，或把表层结构看作是对深层结构不起反作用的一个附属物，“就等于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对深层结构的否定和使深层结构成为不完整的结构”，那么信息也就不成为客观存在的思维或成为不完整的思维。
这也就是说奈达提出的翻译过程其实是不一定能够传译原文所有必要信息的，片面地把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割裂开来，有可能会使读者感到费解。
（四）等效评价者之争
由于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译文读者有和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和反应，那么就必然会涉及到这么一个问题：谁来确定和比较他们的反应呢？
郭建中（2000）在他的《当代美国翻译理论》中介绍了许多的美国翻译大家，并就这个问题指出：阿诺德认为，只有精通源语和目标语的学者，才能有资格作出评判。而纽曼则认为，一般的读者就应该是做评判的人。
奈达本人也意识到了人们对此的争论，并在他的《语际交际的社会语言学》中说：“衡量译文的成功与否，不仅要分析译文为之服务而又不懂原文的听众或读者在理解和欣赏译文时对译文质量的看法，而且还要了解专家的评价……这些专业人员懂原文，也有搞创造性翻译的经验，而且，他们非常了解形式和内容这两方面的交际的目的。”（Nida，1996）这样按照读者的类型和翻译的目的来进行衡量和评价，在特定的时代下，原文和译文的效果应该是大致可以比较的。
（五）读者层次和不同译者带来的问题
翻译作品一旦完成，就是一个交给读者大众的完成品了。但是不同的读者可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反应。我们可以说在同一时代，同一层次的读者读同一部著作，总会有大致相同的感受和反应。对于较低层次的读者，能理解内容就已经足够了。但是教育程度教高的读者在阅读时，要求必然就更高一些。特别是那些对源语有一定，甚至较高阅读能力的读者，就会不满足于简单的“自然的对等语”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有对同一源语文本的不同翻译版本出现的必要。
而对于不同的译者，他们对于同一份文本的理解可能是很不相同的，在文学作品中更是如此。诗人海岸（2005）表示：现代诗歌一旦被创造出来，作者表达的真实内涵就成为读者无法破解的谜团；面对着沉默的文本，译者在无法达到与作者完全等同的深度之余，在不同文化经验的影响下对诗歌的意义做出不同的阐释，这样的阐释往往渗透着译者一些个性化的理解。“有时诗中某一亮点在不经意间契合了译者曾经或当下的某种情愫，往往造成一种错觉或理解失误。”
三、由奈达思想得到的启示
在看了解关于奈达翻译理论的争论之后，我们有必要想想奈达理论形成的背景。为什么他会形成这样的理论，为什么这个理论会引起如此多的争论，而我们在翻译实践中又能做些什么呢？
虽然奈达以翻译理论家著称，但他首先是一个《圣经》翻译组织者。按照奈达的指导思想，《圣经》的翻译原定的读者对象是那些不以英语为本族语的人，其中的大多数都是教育程度并不是很高的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尊重目标语的特征，尽可能发挥目标语的表达潜力，用读者喜闻乐见、符合目标语表达规范的言语形式，从而为《圣经》翻译的宗教传道目的服务（单文波，2003）。因此奈达形成了这一“以读者反应为评判标准，追求自然对等”的翻译理论。
可是这一特点也决定了此理论的适用范围有限。在《圣经》翻译中强调译文的可懂性自然有其道理。因为宗教一大活动在于传教，让更多的人都接受基督教是《圣经》传播者所追求的目标。因此译文的内容是主要的，而形式是次要的。从这点来看，奈达的“读者反应论”无疑是十分恰当的。若一些译者不能辩证地理解运用这一理论，而是将其当成了普遍翻译理论甚至是文学翻译理论，则是一种严重的错位。
由此可见，我们在进行翻译实践的时候，绝对不能简单机械地按照奈达的理论进行操作。当然，对于一些本身就内容重于形式的文体，如说明文、报告、政治文件等，奈达的理论是十分有指导意义的。可是在对以传达异国情调和源语表达方式为重要特征的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进行翻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对源语言形式的保留和再现。有的时候还要特别注意对源语言特征的保留，对其进行异化，以实现文学翻译的文化传播功能。同时，在翻译的过程中还要充分考虑到自己翻译作品的预定读者层次，以把握翻译时内容与形式之间的轻重。
参考文献：
［1］Beekman 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