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家庭中女性的角色不仅是妻子，同时还是母亲，她在家庭生活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贤妻良母是对女性，特别是对东方女性的一种传统道德衡量标准。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现代化的进程给家庭以及家庭关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社会变迁、技术革命以及意识形态的变化都对家庭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女性的意识、在家庭中的角色与作用也在发生变化。2008年由日本学者落合惠美子与英国学者芭芭拉·莫罗尼编写的《亚洲新兴母亲》（Emiko Ochisi，Asia’s New Mothers，Global Oriental，2008）一书出版（以下简称为《新母亲》）。《新母亲》一书以其宽广而具有前瞻性的视角，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现代东方母亲的新形象，并因其深入和独到的分析而博得了学界的赞誉。
一、落合惠美子及其《新母亲》
该书的编者之一落合惠美子女士是日本著名的社会学者、京都大学教授。她长期从事家庭社会学、社会性别理论、历史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代表作有《近代家庭与女性主义》、《近代家庭的转折点》等，曾于1995年以其著作《面向21世纪的家庭》获得了山川菊荣女性研究奖。她是将“近代家庭”概念引入日本的第一人。有人说她是“最有学问的日本女权主义学者”。
《新母亲》是在落合惠美子及山根真理、宫坂靖子编写的《亚洲家庭与社会性别》一书的基础上改编而成，以日本、韩国、中国、泰国、新加坡为对象的研究成果。涉及“现今亚洲的社会性别与育儿研究”、“东南亚社会的性别角色与育儿网络”、“韩国与日本的育儿与母亲关系对比研究”、“韩国妇女的生活与自我认知”、“曼谷的主妇化与妇女生活变化”、“新加坡的外籍家庭佣工”、“当今亚洲家庭主妇的诞生：全球化时代的新妈妈”等话题。
二、《新母亲》之特点
现今，儿童与老年人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社会学者的关注。从表面看，各个国家都存在的同样问题，但是实际情况却不尽相同。首先，该书聚焦于家庭育儿等看护劳动，从社会性别和家庭的视角出发来探讨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有关看护劳动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日本的男女性别角色分工明确，至今仍维持着养育幼儿以及照顾老人主要由女性来承担的性别分工体制。作者通过将日本与其他在文化上既有共通性，又有多样性的亚洲国家相比较，旨在唤起日本国民去思考如何才能克服日本现存的社会问题。这种聚焦于育儿网络变化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将全球化、现代化与社会性别、家庭、工作和人口学等联系在一起的观察方法。
其次，该书以现代生活方式的代表——新型的都市中产阶级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中产阶级即居住在城市之中，具有中等教育以上的教育水平，从事经营、管理、专门性的技术或事务工作，拥有近代的生活方式和政治意识的阶层。该书中所研究的社会或者是后现代化社会，或者是正在开始经历现代化的社会。这些社会的中产阶级逐渐增多，尽管中产阶级在城市中所占的比例在不同的国家，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高的国家（日本和新加坡）以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低的国家（泰国和中国）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但是这一阶层在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高速增长以后形成了庞大的力量，最能突出现代亚洲国家的家庭和社会性别的变化。
再次，《新母亲》一书采用了对不同地区进行横向比较研究的方法。
该书尝试着对5个地区进行横向的比较研究，大致描述了各地区的特征和地区间的异同。该书通过地域间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亚洲家庭和社会性别比较研究的方法，为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三、《新母亲》之启示
综上所述，《新母亲》一书在育儿社会网络的选定、都市中间阶层的考察对象、进行跨国的实证比较研究三个方面都有其独特之处，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全球化时代的性别差异、家庭以及育儿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方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该书表现出了东方母亲的共同性与多样性，积极评价了亚洲社会崛起的新母亲，同时也使我们对于以下几个方面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1.全球化对亚洲家庭的影响。
全球化是本书的关键主题之一。在全球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发展的情况下，世界各国之间的影响、合作、互动日益加强。全球化不仅对生产领域，而且对再生产领域也产生了影响。从整体来看，现代化或工业化影响着家庭结构、家庭成员以及家庭结构的改变，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趋势。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代家庭受到了独身或者晚婚、生育率下降、离婚或者再婚等因素的影响，家庭的形式也趋于多元化，出现了大量的同居、单亲、同性恋、不生育、独生子女家庭等形式。由此导致了家庭人口数量的减少，家庭结构改变，家庭的内部资源减少；而妇女就业致使家庭的权力关系和权威、权力资源的分配也因此而改变。另外，还出现了国际婚姻的增加和外国的家务劳动者、看护者的引入等现象，与家庭相关的问题也不再是仅依靠一个国家就能够解决的。那么，在全球化背景之下，亚洲的家庭和社会性别又在发生怎样的变化？该书就全球化的有关家庭的问题，如上野加代子对新加坡的外籍家庭佣工、桥本泰子对泰国的外国女佣的研究，落合惠美子关于全球化时代下对育儿劳动力的跨国移动，以及为寻求子女的高教育水平而移居国外的母亲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新母亲》一书正是抓住了时代发展的全球化趋势，对现代化与全球化共存的亚洲家庭和社会性别问题加以探讨，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研究具有前瞻性。
2.亚洲育儿社会网络。
《新母亲》一书中以女性的人生道路变化为焦点，关注担任育儿看护劳动的社会关系网及承担者的社会性别，分析比较现代亚洲各国和地区的家庭及社会性别变化。在所考察的这些亚洲区域，从女性劳动力比例的统计中归纳出女性的劳动模式。综合各年龄层的女性劳动力比例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在整个生育年龄时期一直保持高水平劳动力的中国、泰国型；第二种是从30岁开始生育年龄逐渐降低的新加坡、中国台湾型；第三种是从25岁开始有短时的降低，随后又再次上升，即所谓的“M曲线型”的韩国、日本型。生育、抚养幼儿时期辞职回家，等到孩子上学后再回归到职场，这种在韩国、日本社会被认为“常识”的现象却在其他两种类型的社会中较为少见。中国、泰国的女性即使在生育、养育幼儿时期也照常工作，而新加坡、中国台湾型却是在孩子长大到一定年龄之后，女性的劳动力比例开始下降。
该书通过综合比较亚洲各地区的调查结果，总结出包括母亲、父亲、亲属、家政服务工以及设施等的育儿社会网络。育儿网络因地区不同而表现各异。比如在日本以外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中，对育儿发挥了有效作用的社会网络除了母亲以外，就是亲属。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的华人圈中，亲属之间的相互关系要比泰国、韩国强得多。在中华圈社会中，与其说父母亲是育儿的主要承担者，倒不如说孩子是在祖父母、叔伯、兄妹这样的大家庭环境中养育长大的。相反，韩国和日本则将父母亲，特别是母亲定位为抚养孩子的第一责任人。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家庭的概念在亚洲各个地区也是不尽相同的，不同社会在育儿方面的社会性别认知也不尽相同。
3.“主妇化”问题。
落合教授在该书中还提出了亚洲“主妇化”的问题，即家庭主妇普及化的问题，关注在亚洲其他地区是否也会重现类似北欧、西欧、美国及日本所经历的“家庭主妇化”的现象。“家庭主妇化”这个概念最初应用于社会中产阶级，不久便紧密地与育儿责任联系在一起，成为美国和西欧社会妇女的道德规范。随着工业革命在西方国家的展开，丈夫们成了给家庭赚取面包钱的人，而妻子和儿童则尊从为妻之道、为母之道以及为人子之道的说教而回归和禁锢在家庭中。但自20世纪60年代起，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与生理相关的言论受到了来自女性主义者的全面批评。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家庭主妇化进程后出现了反家庭主妇化的潮流，妇女们又重新开始步入社会。
就女性就业的现状可以得知，在中国、泰国的社会中并没有出现“家庭主妇化”现象。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社会主义现代化非但没有出现家庭“主妇化”，反而更有力地促进了女性的职业化。而泰国是属于传统的女性职业化率较高的国家，即使在现代化进程中，处在壮年期的女性职业化率也几乎没有变化。泰国的育儿网络结构基本上还是维持着依靠亲属和家政服务工的传统形式，不过家政服务工的一部分已经开始由本国人转向了外国人。新加坡、中国台湾的情况和那种纯粹为了照看孩子而“主妇化”的近代家庭型的社会性别分工状态也有着明显的不同。新加坡虽然是资本主义国家，但因为采取快速发展的措施，在充实保育设施的同时，也从政策上对引进外国家政服务工给予支持，新加坡的女性职业化率在1970年后大幅度上升。到目前为止，各个国家和地区是否会出现“家庭主妇化”现象主要取决于各个社会育儿支持网络的发达程度。在育儿支持网络的社会，即使是处于育儿期的妇女也是能够坚持工作的，如中国、泰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而在育儿支持网络贫乏的日本、韩国，处于育儿期的妇女却只能辞掉工作，专心育儿。
由此可见，到目前为止，现代化的发展并不一定伴随着“家庭主妇化”。正如芭芭拉·莫罗尼在对本书的后记中写道：“本书的相关研究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全球化时代的社会性别、母爱以及育儿提供了突破性的方法。”该书通过分析母爱的情感作用，充分揭示了隐藏在许多研究中的唯物主义“主妇化”模式。在资本主义和全球化发展的条件下，那些产生了中产阶级的社会未必一定会出现单一的、普遍的家庭主妇化模式。该书通过对现代化与社会性别的关系的分析，认为并不存在一种单一的、抽象的“亚洲”家庭结构（一些家庭受儒教思想影响很深，而有些家庭则不然），因而也不存在惟一的通往现代化之路。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该书的调查发现，在育儿网络较为充实的地区（中国、泰国等地）也出现了不少“全职太太”。导致亚洲主妇化倾向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1）因失业产生的“全职太太”；（2）为了育儿的“全职太太”；（3）为了教育的“全职太太”。这些人可以分为“消极型”和“积极型”两种类型。有一些因为失业等消极型原因而不得不留在家中的主妇，同时，在相对比较富裕的家庭，由于对教育关注程度较高，为了孩子的教育主动放弃工作，成为“全职太太”的“积极型”主妇也在增加。“家庭主妇化”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现象尚未被各国的研究人员认同，目前几乎还没有对此的相关研究，要进行定量的比较研究也是很困难的。《新母亲》一书认为，尤其在今后的中国，是否会和日本及欧美国家一样存在“主妇化现象”，是否会在亚洲各国成为主导性的潮流等问题，是今后值得我们去关注与思考的。
四、结语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我们不但要实现经济上的一体化，更要在学术上争取与世界水平早日接轨。社会性别等概念传入到中国后，在广大学者的推动之下，逐渐为大家所接受，并应用到各个领域，但是距离国外的研究水平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到目前为止，国内学界从女性学角度专门探讨婚姻家庭的研究还不多见。《亚洲新兴母亲》一书综合考察了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亚洲家庭与社会性别的现状、新母亲的变化及其多样性和共同性，不仅使我们了解到了日本等海外学界的研究现状，也将中国的家庭研究以及社会性别研究引向深入，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研究方法，一定会推动关于婚姻家庭的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的深层次发展。■
（作者：女，博士，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一、落合惠美子及其《新母亲》
该书的编者之一落合惠美子女士是日本著名的社会学者、京都大学教授。她长期从事家庭社会学、社会性别理论、历史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代表作有《近代家庭与女性主义》、《近代家庭的转折点》等，曾于1995年以其著作《面向21世纪的家庭》获得了山川菊荣女性研究奖。她是将“近代家庭”概念引入日本的第一人。有人说她是“最有学问的日本女权主义学者”。
《新母亲》是在落合惠美子及山根真理、宫坂靖子编写的《亚洲家庭与社会性别》一书的基础上改编而成，以日本、韩国、中国、泰国、新加坡为对象的研究成果。涉及“现今亚洲的社会性别与育儿研究”、“东南亚社会的性别角色与育儿网络”、“韩国与日本的育儿与母亲关系对比研究”、“韩国妇女的生活与自我认知”、“曼谷的主妇化与妇女生活变化”、“新加坡的外籍家庭佣工”、“当今亚洲家庭主妇的诞生：全球化时代的新妈妈”等话题。
二、《新母亲》之特点
现今，儿童与老年人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社会学者的关注。从表面看，各个国家都存在的同样问题，但是实际情况却不尽相同。首先，该书聚焦于家庭育儿等看护劳动，从社会性别和家庭的视角出发来探讨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有关看护劳动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日本的男女性别角色分工明确，至今仍维持着养育幼儿以及照顾老人主要由女性来承担的性别分工体制。作者通过将日本与其他在文化上既有共通性，又有多样性的亚洲国家相比较，旨在唤起日本国民去思考如何才能克服日本现存的社会问题。这种聚焦于育儿网络变化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将全球化、现代化与社会性别、家庭、工作和人口学等联系在一起的观察方法。
其次，该书以现代生活方式的代表——新型的都市中产阶级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中产阶级即居住在城市之中，具有中等教育以上的教育水平，从事经营、管理、专门性的技术或事务工作，拥有近代的生活方式和政治意识的阶层。该书中所研究的社会或者是后现代化社会，或者是正在开始经历现代化的社会。这些社会的中产阶级逐渐增多，尽管中产阶级在城市中所占的比例在不同的国家，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高的国家（日本和新加坡）以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低的国家（泰国和中国）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但是这一阶层在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高速增长以后形成了庞大的力量，最能突出现代亚洲国家的家庭和社会性别的变化。
再次，《新母亲》一书采用了对不同地区进行横向比较研究的方法。
该书尝试着对5个地区进行横向的比较研究，大致描述了各地区的特征和地区间的异同。该书通过地域间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亚洲家庭和社会性别比较研究的方法，为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三、《新母亲》之启示
综上所述，《新母亲》一书在育儿社会网络的选定、都市中间阶层的考察对象、进行跨国的实证比较研究三个方面都有其独特之处，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全球化时代的性别差异、家庭以及育儿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方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该书表现出了东方母亲的共同性与多样性，积极评价了亚洲社会崛起的新母亲，同时也使我们对于以下几个方面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1.全球化对亚洲家庭的影响。
全球化是本书的关键主题之一。在全球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发展的情况下，世界各国之间的影响、合作、互动日益加强。全球化不仅对生产领域，而且对再生产领域也产生了影响。从整体来看，现代化或工业化影响着家庭结构、家庭成员以及家庭结构的改变，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趋势。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代家庭受到了独身或者晚婚、生育率下降、离婚或者再婚等因素的影响，家庭的形式也趋于多元化，出现了大量的同居、单亲、同性恋、不生育、独生子女家庭等形式。由此导致了家庭人口数量的减少，家庭结构改变，家庭的内部资源减少；而妇女就业致使家庭的权力关系和权威、权力资源的分配也因此而改变。另外，还出现了国际婚姻的增加和外国的家务劳动者、看护者的引入等现象，与家庭相关的问题也不再是仅依靠一个国家就能够解决的。那么，在全球化背景之下，亚洲的家庭和社会性别又在发生怎样的变化？该书就全球化的有关家庭的问题，如上野加代子对新加坡的外籍家庭佣工、桥本泰子对泰国的外国女佣的研究，落合惠美子关于全球化时代下对育儿劳动力的跨国移动，以及为寻求子女的高教育水平而移居国外的母亲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新母亲》一书正是抓住了时代发展的全球化趋势，对现代化与全球化共存的亚洲家庭和社会性别问题加以探讨，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研究具有前瞻性。
2.亚洲育儿社会网络。
《新母亲》一书中以女性的人生道路变化为焦点，关注担任育儿看护劳动的社会关系网及承担者的社会性别，分析比较现代亚洲各国和地区的家庭及社会性别变化。在所考察的这些亚洲区域，从女性劳动力比例的统计中归纳出女性的劳动模式。综合各年龄层的女性劳动力比例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在整个生育年龄时期一直保持高水平劳动力的中国、泰国型；第二种是从30岁开始生育年龄逐渐降低的新加坡、中国台湾型；第三种是从25岁开始有短时的降低，随后又再次上升，即所谓的“M曲线型”的韩国、日本型。生育、抚养幼儿时期辞职回家，等到孩子上学后再回归到职场，这种在韩国、日本社会被认为“常识”的现象却在其他两种类型的社会中较为少见。中国、泰国的女性即使在生育、养育幼儿时期也照常工作，而新加坡、中国台湾型却是在孩子长大到一定年龄之后，女性的劳动力比例开始下降。
该书通过综合比较亚洲各地区的调查结果，总结出包括母亲、父亲、亲属、家政服务工以及设施等的育儿社会网络。育儿网络因地区不同而表现各异。比如在日本以外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中，对育儿发挥了有效作用的社会网络除了母亲以外，就是亲属。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的华人圈中，亲属之间的相互关系要比泰国、韩国强得多。在中华圈社会中，与其说父母亲是育儿的主要承担者，倒不如说孩子是在祖父母、叔伯、兄妹这样的大家庭环境中养育长大的。相反，韩国和日本则将父母亲，特别是母亲定位为抚养孩子的第一责任人。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家庭的概念在亚洲各个地区也是不尽相同的，不同社会在育儿方面的社会性别认知也不尽相同。
3.“主妇化”问题。
落合教授在该书中还提出了亚洲“主妇化”的问题，即家庭主妇普及化的问题，关注在亚洲其他地区是否也会重现类似北欧、西欧、美国及日本所经历的“家庭主妇化”的现象。“家庭主妇化”这个概念最初应用于社会中产阶级，不久便紧密地与育儿责任联系在一起，成为美国和西欧社会妇女的道德规范。随着工业革命在西方国家的展开，丈夫们成了给家庭赚取面包钱的人，而妻子和儿童则尊从为妻之道、为母之道以及为人子之道的说教而回归和禁锢在家庭中。但自20世纪60年代起，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与生理相关的言论受到了来自女性主义者的全面批评。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家庭主妇化进程后出现了反家庭主妇化的潮流，妇女们又重新开始步入社会。
就女性就业的现状可以得知，在中国、泰国的社会中并没有出现“家庭主妇化”现象。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社会主义现代化非但没有出现家庭“主妇化”，反而更有力地促进了女性的职业化。而泰国是属于传统的女性职业化率较高的国家，即使在现代化进程中，处在壮年期的女性职业化率也几乎没有变化。泰国的育儿网络结构基本上还是维持着依靠亲属和家政服务工的传统形式，不过家政服务工的一部分已经开始由本国人转向了外国人。新加坡、中国台湾的情况和那种纯粹为了照看孩子而“主妇化”的近代家庭型的社会性别分工状态也有着明显的不同。新加坡虽然是资本主义国家，但因为采取快速发展的措施，在充实保育设施的同时，也从政策上对引进外国家政服务工给予支持，新加坡的女性职业化率在1970年后大幅度上升。到目前为止，各个国家和地区是否会出现“家庭主妇化”现象主要取决于各个社会育儿支持网络的发达程度。在育儿支持网络的社会，即使是处于育儿期的妇女也是能够坚持工作的，如中国、泰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而在育儿支持网络贫乏的日本、韩国，处于育儿期的妇女却只能辞掉工作，专心育儿。
由此可见，到目前为止，现代化的发展并不一定伴随着“家庭主妇化”。正如芭芭拉·莫罗尼在对本书的后记中写道：“本书的相关研究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全球化时代的社会性别、母爱以及育儿提供了突破性的方法。”该书通过分析母爱的情感作用，充分揭示了隐藏在许多研究中的唯物主义“主妇化”模式。在资本主义和全球化发展的条件下，那些产生了中产阶级的社会未必一定会出现单一的、普遍的家庭主妇化模式。该书通过对现代化与社会性别的关系的分析，认为并不存在一种单一的、抽象的“亚洲”家庭结构（一些家庭受儒教思想影响很深，而有些家庭则不然），因而也不存在惟一的通往现代化之路。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该书的调查发现，在育儿网络较为充实的地区（中国、泰国等地）也出现了不少“全职太太”。导致亚洲主妇化倾向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1）因失业产生的“全职太太”；（2）为了育儿的“全职太太”；（3）为了教育的“全职太太”。这些人可以分为“消极型”和“积极型”两种类型。有一些因为失业等消极型原因而不得不留在家中的主妇，同时，在相对比较富裕的家庭，由于对教育关注程度较高，为了孩子的教育主动放弃工作，成为“全职太太”的“积极型”主妇也在增加。“家庭主妇化”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现象尚未被各国的研究人员认同，目前几乎还没有对此的相关研究，要进行定量的比较研究也是很困难的。《新母亲》一书认为，尤其在今后的中国，是否会和日本及欧美国家一样存在“主妇化现象”，是否会在亚洲各国成为主导性的潮流等问题，是今后值得我们去关注与思考的。
四、结语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我们不但要实现经济上的一体化，更要在学术上争取与世界水平早日接轨。社会性别等概念传入到中国后，在广大学者的推动之下，逐渐为大家所接受，并应用到各个领域，但是距离国外的研究水平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到目前为止，国内学界从女性学角度专门探讨婚姻家庭的研究还不多见。《亚洲新兴母亲》一书综合考察了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亚洲家庭与社会性别的现状、新母亲的变化及其多样性和共同性，不仅使我们了解到了日本等海外学界的研究现状，也将中国的家庭研究以及社会性别研究引向深入，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研究方法，一定会推动关于婚姻家庭的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的深层次发展。■
（作者：女，博士，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