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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既往，当代中国史学界政治史、社会史热门，思想史偏冷。思想界亦然，普遍存在着谈思想者多，深入研究思想史者少的情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思想史没有意义。正如萧功秦所言，研究对一个民族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可以认识这一民族的特性。了解一个时代的思想，才能理解这个时代中人遭遇的困境和矛盾。尤其是在需要更多的学理和智慧应对复杂的现实问题的今天，更需要前代思想家为我们提供思想资源。
以人物为中心的思想史
钱穆曾经说过：“思想要有事实表现，事背后要有人主持。如果没有了人，制度、思想、理论都是空的。”从此语可知，思想史首先应该是关于人的历史。对近代史上重要人物的思想研究，也是近三十年思想史研究的经典模式。
王？森的《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展现了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之下，作为五四精神继承者的傅斯年，批判传统思想、重新界定古史、坚持自由主义、追求学术独立，最后却在政治和学术的拉扯下，左右势力的夹击下，被迫放弃部分五四理想的过程。作为王？森的博士论文，本书成书年代较早，所谓政治和学术的两难，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冲突等传统命题，今天看来已不新颖。其亮点在于，研究中使用了大量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收藏的“傅斯年档案”，通过傅斯年的书信、阅读眉批、购书记录、未刊札记等生活史的资料，作为判断傅斯年的思想走向的佐证。王？森用精彩的研究证明了他在《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中的论断，思想史和生活史可以有交集。目前思想史研究普遍存在着资料瓶颈，王？森的研究，对扩展思想史研究的史料来源提供了有力例证。
无独有偶，黄克武的《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文化的转型》也是一本对史料有自觉的人物思想研究之作。以往的严复研究，多以其著作为文本，进行纯思想的分析，而很少在挖掘史料上下工夫。黄克武利用大量被忽视的严复书信和日记，展示了严复思想发展中鲜为人知的一面。比如，严复的许多译著都是在抽鸦片之后完成的，身染毒瘾的痛苦使其意识到，应该呼吁国人禁烟自强；严复原本无女权思想，多次娶妻纳妾，与忘年女学生交往后，才逐步认识到女子教育的必要性。本书的主旨意欲说明，严复终其一生思想具有连续性，反对不顾东西文化内在差异而作无根移植，希望能够会通中西，为中国找到合适的现代化道路。但是，鉴于“另一种启蒙”或“思想调适”的说法，在以往的思想史研究中各家已经多有阐述，将鲜活的生活史资料引入思想史，从某种程度上为本书增加了新意和分量。
如果说严复思想中新旧交织，反映了张灏所谓的“转型时代”下人物的普遍特征，黄道炫和陈铁健关于蒋介石思想的研究，为这个结论提供了另一则有力证明。《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以近年新公布的《蒋介石日记》为基础，专门对蒋介石的思想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整理。可以看到，蒋介石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领袖，却是旧人格的典型。他自幼深受儒家文化熏染，推崇《中庸》《大学》，对宋明理学研究精深，并以阳明哲学为基础，结合三民主义学说构建了一套力行哲学。尽管他被对手视为“流氓”和“独裁者”，本身却极重修身，强调经世致用，一直以儒家理想中牧民的“君师”自命。这种圣贤梦，导致他重视伦理教化、轻视制度规约，提倡人治、忽视法治，崇尚民本、隔膜于西方民主制度等等。一个人的思想倾向对其行动有着重要影响。蒋介石这种思想上的局限和性格上的保守，或许为其政治上的失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以观念为中心的思想史
个案研究并非终极目的，最理想的研究是以小见大，展现时代中被知识分子普遍分享的思想观念。然而，未必每一个案都能成功地以小见大。这时就有必要走出个案，进行以观念为中心的研究。在这方面，相对于历史学背景的学者，政治学和哲学出身者往往有更多贡献。
杨贞德的《转向自我：近代中国政治思想上的个人》，以梁启超、胡适、陈独秀和梁漱溟等几位人物为中心，发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分享的一种“转向自我”或“反求诸己”的观念倾向。这就是说，知识分子在回答如何改变政治和社会问题时，普遍采取了一种以个人为本位的个人主义改造式策略。用林毓生的话讲，就是一种“藉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倾向。这种倾向与传统儒家士大夫的注重修身类似，过分相信道德对社会变革的决定作用，将改造政治和社会的要求，完全寄托在个人道德的提升上。对于用制度约束权力，进行分权制衡的宪政架构，保障个人自由，则多有忽视。用张灏的话讲，这是对人的堕落性和无限为恶的潜能缺乏一种“幽暗意识”，可能走向全民主义、民粹主义和权威主义。从杨贞德的研究亦可看出，这种倾向最后导致知识分子在面对权力时软弱无力，无所适从，或是如胡适期待当权者的良心和觉醒，或是如梁漱溟转向社会运动，或是如陈独秀走向共产革命。
不同于杨贞德略带“质疑”的立场，哲学出身的安靖如在其《人权与中国思想》中，对近代中国知识精英的思想模式进行了“正名”工作。本书实际是一本研究中国人权观念的通论，但近代部分占有很大篇幅。作者总的思路是，中国本身就存在着一种丰富、复杂和持续的权利观念。从宋代新儒家开始，经过晚清、民国再到当下，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以其独特的中国方式，发展和丰富着属于中国的权利话语。在这种话语下，无论梁启超、陈独秀还是高一涵，他们所理解的权利，都不只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对个人自由的保护），而是道德意义上的权利（和群体、国家密切相关，更多指向对集体的责任和义务）。他们还认为，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同等重要，如果没有经济上的公平正义，政治上的权利也毫无意义。将个人权利当做手段而非目的，一般会受到西方学者的批评，但在安靖如看来，这却是中国知识分子根据自身历史经验发展出来的权利话语。这种话语也曾一度和杜威、耶林等西方思想家的权利话语构成奇妙的重合。对这种话语，西方需要给予理解和尊重，中国也需要以开放的姿态，积极寻求与西方主流权利话语对话沟通。
相对于海外学者带有强烈问题意识的著作，中国学者的观念思想史研究相对平铺直叙。闾小波的《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一项观念史的考察》，对民主观念在中国的起源发展进行了详细梳理。这项研究前人多已做过，但颇为有趣的是作者的思路。西方学界对中国民主思想史的主流研究，谈的只是从严复、梁启超到胡适、罗隆基、储安平一脉的英美自由主义，即使有区别，也只是自由主义内部的左右分歧。但是作者认为从五四开始中国的民主观开始分疏，出现了自由主义的精英民主和革命主义的大众民主两种思路。后者从李大钊、陈独秀一直到毛泽东，走的是通过在体制外组党建军，彻底改造乡村社会，进行广泛政治动员，通过革命运动为实现大众民主而斗争的道路。这种两分法，可能还需要讨论，但对同一观念存在相互对立的理解，确是近代中国思想紧张和多歧性的真实反映。而且，作者最后也承认：“由于后革命国家的综合症，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实现程度并不如当初预设的那样理想。” 以思潮为中心的思想史
如许纪霖先生所言，对中国思想史上的核心观念研究是近年来思想史研究的新趋势。但是，传统意义上的思潮研究仍在继续。尤其是所谓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三大思潮的发展和互动，仍然是学者们集中讨论的主要问题。
林建华的《1940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对20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思潮的来源、成因、思想实质和思想特征行了全面梳理。他从思想自由、经济自由、自由与民主、自由与宪政等方面入手，整理相关言论，归纳其中的观点，并对各种观点之间的互动加以分析。其新意之处在于，详细考察了以往被人忽略的抗战后期的自由主义思潮，将其和国共内战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潮视为一个连续的整体。不足之处在于，无论在体例上还是观点上都没有创新之处，对自由主义的评价仍然比较谨慎。从其结论“自由主义并非一无是处，一文不值”上就可以看到，作者对话的对象是没有任何参考价值的教科书式意识形态史学，而绝非学界关于自由主义最新的研究成果。作者没有提出更有价值的问题，只是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资料，其工作近似于补缺查漏。
专著以外，对主义和思潮的研究也常以文集的形式出现。高瑞泉主编的《中国思潮评论》第四辑《自由主义诸问题》，对自由主义思潮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究。在这里，自由主义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有多种脉络和形态。张世保分疏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两种西方来源：哈耶克和拉斯基，并讨论了其各自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自由主义也是一个晚近的概念。章清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在1940年代以前，多是一些思想片段，并未有十分明确和集中的主张。到1940年代以后，才有了比较清晰的思想图景，使勾画中国的自由主义力量成为可能。高瑞泉等论述了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儒家的关系，并将考察时段一直延伸至当代。这些文章都是近期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的产物，体现了中国学者在思想史研究方面的前沿思考和最新成果。
说到前沿，要提到的是郑大华的《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前沿诸问题》。近年来，郑大华主持出版了包括《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中国近代史上的社会主义》《中国近代史上的自由主义》等多部文集，几乎涵盖了思潮研究的所有方面，其影响力不可小视。这本《前沿问题》可以视为对以往思潮研究的总结和定论。郑大华一直认为学术界对思想史研究缺乏理论上的自觉，也缺乏科学的方法，导致学科界限混淆不清。因此，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对思潮研究等问题的理论和方法提出见解。其中还涉及思想史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包括激进与保守、爱国与卖国、救亡和启蒙、改良和革命、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等等命题。不过，这些问题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被讨论，并且早已形成固定的讨论思路和言说框架，所不同的可能只是比过去拥有更多的材料，增加更多的个案，评价更加开放而已，很难说仍是“热点”和“难点”。所谓“前沿”的说法，似乎也值得商榷。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责任编辑杨振中）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王汎森著，王晓冰译，三联书店，2012
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黄克武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黄道炫、陈铁健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转向自我：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个人，杨贞德著，三联书店，2012人权与中国思想：一种跨文化的探索，[美]安靖如著，黄金荣、黄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闾小波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1940年代的自由主义思潮，林建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自由主义诸问题，高瑞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前沿诸问题，郑大华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以人物为中心的思想史
钱穆曾经说过：“思想要有事实表现，事背后要有人主持。如果没有了人，制度、思想、理论都是空的。”从此语可知，思想史首先应该是关于人的历史。对近代史上重要人物的思想研究，也是近三十年思想史研究的经典模式。
王？森的《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展现了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之下，作为五四精神继承者的傅斯年，批判传统思想、重新界定古史、坚持自由主义、追求学术独立，最后却在政治和学术的拉扯下，左右势力的夹击下，被迫放弃部分五四理想的过程。作为王？森的博士论文，本书成书年代较早，所谓政治和学术的两难，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冲突等传统命题，今天看来已不新颖。其亮点在于，研究中使用了大量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收藏的“傅斯年档案”，通过傅斯年的书信、阅读眉批、购书记录、未刊札记等生活史的资料，作为判断傅斯年的思想走向的佐证。王？森用精彩的研究证明了他在《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中的论断，思想史和生活史可以有交集。目前思想史研究普遍存在着资料瓶颈，王？森的研究，对扩展思想史研究的史料来源提供了有力例证。
无独有偶，黄克武的《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文化的转型》也是一本对史料有自觉的人物思想研究之作。以往的严复研究，多以其著作为文本，进行纯思想的分析，而很少在挖掘史料上下工夫。黄克武利用大量被忽视的严复书信和日记，展示了严复思想发展中鲜为人知的一面。比如，严复的许多译著都是在抽鸦片之后完成的，身染毒瘾的痛苦使其意识到，应该呼吁国人禁烟自强；严复原本无女权思想，多次娶妻纳妾，与忘年女学生交往后，才逐步认识到女子教育的必要性。本书的主旨意欲说明，严复终其一生思想具有连续性，反对不顾东西文化内在差异而作无根移植，希望能够会通中西，为中国找到合适的现代化道路。但是，鉴于“另一种启蒙”或“思想调适”的说法，在以往的思想史研究中各家已经多有阐述，将鲜活的生活史资料引入思想史，从某种程度上为本书增加了新意和分量。
如果说严复思想中新旧交织，反映了张灏所谓的“转型时代”下人物的普遍特征，黄道炫和陈铁健关于蒋介石思想的研究，为这个结论提供了另一则有力证明。《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以近年新公布的《蒋介石日记》为基础，专门对蒋介石的思想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整理。可以看到，蒋介石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领袖，却是旧人格的典型。他自幼深受儒家文化熏染，推崇《中庸》《大学》，对宋明理学研究精深，并以阳明哲学为基础，结合三民主义学说构建了一套力行哲学。尽管他被对手视为“流氓”和“独裁者”，本身却极重修身，强调经世致用，一直以儒家理想中牧民的“君师”自命。这种圣贤梦，导致他重视伦理教化、轻视制度规约，提倡人治、忽视法治，崇尚民本、隔膜于西方民主制度等等。一个人的思想倾向对其行动有着重要影响。蒋介石这种思想上的局限和性格上的保守，或许为其政治上的失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以观念为中心的思想史
个案研究并非终极目的，最理想的研究是以小见大，展现时代中被知识分子普遍分享的思想观念。然而，未必每一个案都能成功地以小见大。这时就有必要走出个案，进行以观念为中心的研究。在这方面，相对于历史学背景的学者，政治学和哲学出身者往往有更多贡献。
杨贞德的《转向自我：近代中国政治思想上的个人》，以梁启超、胡适、陈独秀和梁漱溟等几位人物为中心，发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分享的一种“转向自我”或“反求诸己”的观念倾向。这就是说，知识分子在回答如何改变政治和社会问题时，普遍采取了一种以个人为本位的个人主义改造式策略。用林毓生的话讲，就是一种“藉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倾向。这种倾向与传统儒家士大夫的注重修身类似，过分相信道德对社会变革的决定作用，将改造政治和社会的要求，完全寄托在个人道德的提升上。对于用制度约束权力，进行分权制衡的宪政架构，保障个人自由，则多有忽视。用张灏的话讲，这是对人的堕落性和无限为恶的潜能缺乏一种“幽暗意识”，可能走向全民主义、民粹主义和权威主义。从杨贞德的研究亦可看出，这种倾向最后导致知识分子在面对权力时软弱无力，无所适从，或是如胡适期待当权者的良心和觉醒，或是如梁漱溟转向社会运动，或是如陈独秀走向共产革命。
不同于杨贞德略带“质疑”的立场，哲学出身的安靖如在其《人权与中国思想》中，对近代中国知识精英的思想模式进行了“正名”工作。本书实际是一本研究中国人权观念的通论，但近代部分占有很大篇幅。作者总的思路是，中国本身就存在着一种丰富、复杂和持续的权利观念。从宋代新儒家开始，经过晚清、民国再到当下，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以其独特的中国方式，发展和丰富着属于中国的权利话语。在这种话语下，无论梁启超、陈独秀还是高一涵，他们所理解的权利，都不只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对个人自由的保护），而是道德意义上的权利（和群体、国家密切相关，更多指向对集体的责任和义务）。他们还认为，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同等重要，如果没有经济上的公平正义，政治上的权利也毫无意义。将个人权利当做手段而非目的，一般会受到西方学者的批评，但在安靖如看来，这却是中国知识分子根据自身历史经验发展出来的权利话语。这种话语也曾一度和杜威、耶林等西方思想家的权利话语构成奇妙的重合。对这种话语，西方需要给予理解和尊重，中国也需要以开放的姿态，积极寻求与西方主流权利话语对话沟通。
相对于海外学者带有强烈问题意识的著作，中国学者的观念思想史研究相对平铺直叙。闾小波的《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一项观念史的考察》，对民主观念在中国的起源发展进行了详细梳理。这项研究前人多已做过，但颇为有趣的是作者的思路。西方学界对中国民主思想史的主流研究，谈的只是从严复、梁启超到胡适、罗隆基、储安平一脉的英美自由主义，即使有区别，也只是自由主义内部的左右分歧。但是作者认为从五四开始中国的民主观开始分疏，出现了自由主义的精英民主和革命主义的大众民主两种思路。后者从李大钊、陈独秀一直到毛泽东，走的是通过在体制外组党建军，彻底改造乡村社会，进行广泛政治动员，通过革命运动为实现大众民主而斗争的道路。这种两分法，可能还需要讨论，但对同一观念存在相互对立的理解，确是近代中国思想紧张和多歧性的真实反映。而且，作者最后也承认：“由于后革命国家的综合症，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实现程度并不如当初预设的那样理想。” 以思潮为中心的思想史
如许纪霖先生所言，对中国思想史上的核心观念研究是近年来思想史研究的新趋势。但是，传统意义上的思潮研究仍在继续。尤其是所谓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三大思潮的发展和互动，仍然是学者们集中讨论的主要问题。
林建华的《1940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对20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思潮的来源、成因、思想实质和思想特征行了全面梳理。他从思想自由、经济自由、自由与民主、自由与宪政等方面入手，整理相关言论，归纳其中的观点，并对各种观点之间的互动加以分析。其新意之处在于，详细考察了以往被人忽略的抗战后期的自由主义思潮，将其和国共内战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潮视为一个连续的整体。不足之处在于，无论在体例上还是观点上都没有创新之处，对自由主义的评价仍然比较谨慎。从其结论“自由主义并非一无是处，一文不值”上就可以看到，作者对话的对象是没有任何参考价值的教科书式意识形态史学，而绝非学界关于自由主义最新的研究成果。作者没有提出更有价值的问题，只是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资料，其工作近似于补缺查漏。
专著以外，对主义和思潮的研究也常以文集的形式出现。高瑞泉主编的《中国思潮评论》第四辑《自由主义诸问题》，对自由主义思潮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究。在这里，自由主义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有多种脉络和形态。张世保分疏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两种西方来源：哈耶克和拉斯基，并讨论了其各自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自由主义也是一个晚近的概念。章清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在1940年代以前，多是一些思想片段，并未有十分明确和集中的主张。到1940年代以后，才有了比较清晰的思想图景，使勾画中国的自由主义力量成为可能。高瑞泉等论述了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儒家的关系，并将考察时段一直延伸至当代。这些文章都是近期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的产物，体现了中国学者在思想史研究方面的前沿思考和最新成果。
说到前沿，要提到的是郑大华的《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前沿诸问题》。近年来，郑大华主持出版了包括《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中国近代史上的社会主义》《中国近代史上的自由主义》等多部文集，几乎涵盖了思潮研究的所有方面，其影响力不可小视。这本《前沿问题》可以视为对以往思潮研究的总结和定论。郑大华一直认为学术界对思想史研究缺乏理论上的自觉，也缺乏科学的方法，导致学科界限混淆不清。因此，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对思潮研究等问题的理论和方法提出见解。其中还涉及思想史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包括激进与保守、爱国与卖国、救亡和启蒙、改良和革命、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等等命题。不过，这些问题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被讨论，并且早已形成固定的讨论思路和言说框架，所不同的可能只是比过去拥有更多的材料，增加更多的个案，评价更加开放而已，很难说仍是“热点”和“难点”。所谓“前沿”的说法，似乎也值得商榷。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责任编辑杨振中）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王汎森著，王晓冰译，三联书店，2012
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黄克武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黄道炫、陈铁健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转向自我：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个人，杨贞德著，三联书店，2012人权与中国思想：一种跨文化的探索，[美]安靖如著，黄金荣、黄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闾小波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1940年代的自由主义思潮，林建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自由主义诸问题，高瑞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前沿诸问题，郑大华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