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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目前拥有德国最大的犹太人群体,身为慕尼黑市长的吾德有一个回避不了的话题:大屠杀。吾德本人没有经历过大屠杀,但对此并不陌生。
盛夏,慕尼黑市长克里斯蒂安·吾德以私人身份来到上海,此行他不是一个公众人物,而是作为摄影师爱迪特的丈夫,陪伴太太出席“爱迪特壁画摄影展”开幕仪式。
街头的壁画和躺在美术馆的作品不同,它总是以最直接的方式反映历史和生活。“我陪着太太走遍了世界各地去拍摄壁画,壁画的题材和表现方式深深吸引了我,以玩味的态度反映了上几代的历史和记忆。”吾德会在太太的照片上写一些字,介绍壁画含有的一些革命或政治元素。“历史不是给某一批人的,是给所有人的,壁画也是这样。”
开幕式上的吾德,完全收敛起市长的气场,当爱迪特兴致勃勃地与友人聊天时,他绅士地站在边上,偶尔补充一些自己对艺术的看法,或者只是深情款款地看着妻子。不论爱好程度深浅,政坛人物也以艺术粉丝自居,德国毕竟是诞生过贝多芬、海涅、歌德和康德的国家。
两个“玩打仗”的孩子
这也许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一对夫妻。“他们的故事怎么看都像是一个传奇。”与他们熟识超过20年的摄影家王小慧说。
吾德和爱迪特这一代德国人的成长都脱不开二战的阴影。“即使到现在,德国社会还在消化着一些二战遗留。”吾德告诉记者。
爱迪特出生在二战开始那一年,身为海军军官的父亲急赴战场,她的洗礼只得匆匆完成。教父匆忙中把爱迪特说成“祖国的儿子”,直到念起“爱迪特”这个名字时,才意识到搞错了婴儿的性别。
战争年代,女孩子无足轻重,“祖国的儿子”才是一个家庭的骄傲。
“祖国的儿子”可以参加希特勒青年团的游行和演习,在爱迪特童年的记忆里,“路上到处都飘舞着纳粹旗,游行队伍不断,有时还会经过家门口。我们看到邻居家的小伙伴弗里茨,我哥哥欣喜地说:弗里茨也参加了!”
这样一个游行演习深深吸引着男孩子,这支身着军装的队伍看上去充满活力,军队的乐曲听起来让人激动,各种体能训练让男孩更显健美和阳刚。当时,几乎所有年轻人都陷入对纳粹的狂热,连爱迪特3岁的妹妹也能说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个复杂绕口的希特勒党派的名称。
爱迪特和小伙伴们的游戏就是“玩打仗”。路上到处是一堆堆准备用来加固路面的铺路石,孩子们在石块后面闲聊,玩“高射炮”游戏,大家朝天上扔石头,好像这样能打中飞机。
但是没多久,爱迪特就真的体验到战争不是闹着玩的——柏林被炸了。“那一夜的天空通红通红”,夜里听到警报声,大家就得马上冲到防空洞里躲起来。爱迪特坐在受到惊吓而哭泣的人群当中,一直等到空袭结束。从防空洞出来,在回家的路上,满目都是被炸的房子。
她看到一座漂亮的花园被炸坏了,“透过一面残缺的墙看到一间有座钢琴的完整卧室,它兀自矗立在那里”。
战争卷走了挚爱亲人的生命。全家人很喜爱的舅舅阵亡了,外公最终得到的只是装有他骨灰的邮件包裹,老人把自己的儿子送上了死亡之路。
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周,爱迪特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十四五岁的小战士。“很多穿着军装的年轻人在哭泣,他们的眼神极度恐惧,饿得瘦骨嶙峋,吓坏了,走投无路。路边站着哭泣的妇女,给小战士们递水,塞面包。”
而在不久之前,这些年轻人曾是希特勒青年团的一员,在别人无比羡慕的眼光中,骄傲地在城市中游行。战争最后的日子里,这些“祖国的儿子们”还要被送去做无谓的牺牲。
平民永远是战争中付出最多的,无论是谁挑起的战争。
吾德童年的游戏也是“玩打仗”,不过是在慕尼黑的断壁残垣之间,因为他出生时,二战已结束了两年。
“老城区和居民区到处都是数不清的废墟,那恰好成了我们玩冒险游戏的最佳场所。我们可以在那儿扮成牛仔和印第安人或者强盗和警察,躲在断墙后面,或是藏在地下室入口,在瓦砾中翻找旧钢盔,防毒面具或是勋章,这很刺激。”
当时吾德压根不清楚,房子被炸飞烧毁,人们没了家园,全部家当付之一炬,这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多少悲伤和痛苦。
童年另一个记忆是到处可见的美国大兵,他们对孩子来说不是什么敌人而是朋友。吾德家住的那条街上有家修车厂,美国大兵在那里修吉普车,孩子们用踏板车表演些小把戏,比如用肚子顶住把手,然后伸开胳膊,美国大兵看了就会送他们口香糖。“有时会送我们一整盒,里面有5块,这可是最大包的。”吾德也爱听美国电台播放的音乐,虽然父母斥责那是黑人音乐,但他爱极了摇摆舞和爵士乐。
直到60年代越战开始,曾将美国人视为“救世主”的年轻人发现,他们不止是为德国带来口香糖和美妙音乐的好人,他们会突然去轰炸一个从未侵略过自己的国家。那时吾德在学生报纸上写道:“通过杀戮,无法拯救一个民族。”
吾德对战争最早的认识来自爷爷,他参与过一战,作为普通士兵被俄军俘虏,并被送往西伯利亚贝加尔湖边的战俘营。老人时常会向吾德描述西伯利亚的寒冷:零下30度的低温,以至鼻子上都挂满了雪,必须很快把雪拿掉,然后搓鼻子以保证血液流通。老人对看守营的俄军印象很好,因为俄军士兵经常把自己的面包分给他们吃。
有一次吾德问爷爷:“为什么你在俄罗斯被抓?”爷爷说他在那儿保卫自己的家乡。孩子很难理解:“为什么要在那儿保卫家乡?你的家乡又不在俄罗斯,难道你不应该呆在家里保卫家乡吗?”
大屠杀,冷漠的代价
慕尼黑目前拥有德国最大的犹太人群体,身为慕尼黑市长的吾德有一个回避不了的话题:大屠杀。吾德本人没有经历过大屠杀,但对此并不陌生。
“当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就从书中看到很多有关二战时期的资料,了解了二战发展的历史背景。我所在的慕尼黑,也是当年纳粹开始活动的地方,发生过很多有关犹太人的矛盾和冲突,很多打打杀杀,这是很让人心疼的,是很不应该发生的。”
吾德从学生时代起就结识了很多犹太朋友,比如海洋研究家伊丽莎白·曼·鲍杰斯教授,她的父亲是德国诗人托马斯·曼,写下过反纳粹种族主义四部曲《约瑟和他的兄弟们》,母亲是一名犹太人。
伊丽莎白80高龄的时候,吾德邀请她参加了慕尼黑啤酒节,这位老太太毫不费力地痛饮了一大杯啤酒。虽然出生于慕尼黑,但她此前从未参加过啤酒节,因为在懂得什么是啤酒之前,已经随着父亲开始了流亡生涯。
事实上,大部分德国民众对犹太人没有多少恶意。1938年11月9日玻璃之夜以后,许多普通德国人依旧和犹太人做生意。
纵观历史,德国民众的反犹主义比起欧洲另一些国家要逊色得多。纳粹统治前,犹太人把德国视作“宽容的天堂”,工作高尚,生活体面。比如尼维克在《魏玛德国的犹太人》一书中强调:“犹太记者在整个自由主义和左派新闻界都是鼎鼎有名的。”
随着德国在二战中急速扩张,纳粹野心凌驾于道德普世价值,情况开始改变。1942年希特勒对希姆莱说:“犹太病毒的发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变革之一……只有消灭犹太人,我们才能再次获得健康。”
学界认为,德国民众对犹太人的道德亏负,并非激越的仇犹情绪,而是死一般寂静的漠不关心。科恩在《种族灭绝的根由》中表示,“人们不愿意为了犹太人而忙碌。”拉奎尔在《恐怖的秘密》中强调的事实是,只有极少数人关心犹太人的命运。
盛夏,慕尼黑市长克里斯蒂安·吾德以私人身份来到上海,此行他不是一个公众人物,而是作为摄影师爱迪特的丈夫,陪伴太太出席“爱迪特壁画摄影展”开幕仪式。
街头的壁画和躺在美术馆的作品不同,它总是以最直接的方式反映历史和生活。“我陪着太太走遍了世界各地去拍摄壁画,壁画的题材和表现方式深深吸引了我,以玩味的态度反映了上几代的历史和记忆。”吾德会在太太的照片上写一些字,介绍壁画含有的一些革命或政治元素。“历史不是给某一批人的,是给所有人的,壁画也是这样。”
开幕式上的吾德,完全收敛起市长的气场,当爱迪特兴致勃勃地与友人聊天时,他绅士地站在边上,偶尔补充一些自己对艺术的看法,或者只是深情款款地看着妻子。不论爱好程度深浅,政坛人物也以艺术粉丝自居,德国毕竟是诞生过贝多芬、海涅、歌德和康德的国家。
两个“玩打仗”的孩子
这也许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一对夫妻。“他们的故事怎么看都像是一个传奇。”与他们熟识超过20年的摄影家王小慧说。
吾德和爱迪特这一代德国人的成长都脱不开二战的阴影。“即使到现在,德国社会还在消化着一些二战遗留。”吾德告诉记者。
爱迪特出生在二战开始那一年,身为海军军官的父亲急赴战场,她的洗礼只得匆匆完成。教父匆忙中把爱迪特说成“祖国的儿子”,直到念起“爱迪特”这个名字时,才意识到搞错了婴儿的性别。
战争年代,女孩子无足轻重,“祖国的儿子”才是一个家庭的骄傲。
“祖国的儿子”可以参加希特勒青年团的游行和演习,在爱迪特童年的记忆里,“路上到处都飘舞着纳粹旗,游行队伍不断,有时还会经过家门口。我们看到邻居家的小伙伴弗里茨,我哥哥欣喜地说:弗里茨也参加了!”
这样一个游行演习深深吸引着男孩子,这支身着军装的队伍看上去充满活力,军队的乐曲听起来让人激动,各种体能训练让男孩更显健美和阳刚。当时,几乎所有年轻人都陷入对纳粹的狂热,连爱迪特3岁的妹妹也能说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个复杂绕口的希特勒党派的名称。
爱迪特和小伙伴们的游戏就是“玩打仗”。路上到处是一堆堆准备用来加固路面的铺路石,孩子们在石块后面闲聊,玩“高射炮”游戏,大家朝天上扔石头,好像这样能打中飞机。
但是没多久,爱迪特就真的体验到战争不是闹着玩的——柏林被炸了。“那一夜的天空通红通红”,夜里听到警报声,大家就得马上冲到防空洞里躲起来。爱迪特坐在受到惊吓而哭泣的人群当中,一直等到空袭结束。从防空洞出来,在回家的路上,满目都是被炸的房子。
她看到一座漂亮的花园被炸坏了,“透过一面残缺的墙看到一间有座钢琴的完整卧室,它兀自矗立在那里”。
战争卷走了挚爱亲人的生命。全家人很喜爱的舅舅阵亡了,外公最终得到的只是装有他骨灰的邮件包裹,老人把自己的儿子送上了死亡之路。
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周,爱迪特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十四五岁的小战士。“很多穿着军装的年轻人在哭泣,他们的眼神极度恐惧,饿得瘦骨嶙峋,吓坏了,走投无路。路边站着哭泣的妇女,给小战士们递水,塞面包。”
而在不久之前,这些年轻人曾是希特勒青年团的一员,在别人无比羡慕的眼光中,骄傲地在城市中游行。战争最后的日子里,这些“祖国的儿子们”还要被送去做无谓的牺牲。
平民永远是战争中付出最多的,无论是谁挑起的战争。
吾德童年的游戏也是“玩打仗”,不过是在慕尼黑的断壁残垣之间,因为他出生时,二战已结束了两年。
“老城区和居民区到处都是数不清的废墟,那恰好成了我们玩冒险游戏的最佳场所。我们可以在那儿扮成牛仔和印第安人或者强盗和警察,躲在断墙后面,或是藏在地下室入口,在瓦砾中翻找旧钢盔,防毒面具或是勋章,这很刺激。”
当时吾德压根不清楚,房子被炸飞烧毁,人们没了家园,全部家当付之一炬,这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多少悲伤和痛苦。
童年另一个记忆是到处可见的美国大兵,他们对孩子来说不是什么敌人而是朋友。吾德家住的那条街上有家修车厂,美国大兵在那里修吉普车,孩子们用踏板车表演些小把戏,比如用肚子顶住把手,然后伸开胳膊,美国大兵看了就会送他们口香糖。“有时会送我们一整盒,里面有5块,这可是最大包的。”吾德也爱听美国电台播放的音乐,虽然父母斥责那是黑人音乐,但他爱极了摇摆舞和爵士乐。
直到60年代越战开始,曾将美国人视为“救世主”的年轻人发现,他们不止是为德国带来口香糖和美妙音乐的好人,他们会突然去轰炸一个从未侵略过自己的国家。那时吾德在学生报纸上写道:“通过杀戮,无法拯救一个民族。”
吾德对战争最早的认识来自爷爷,他参与过一战,作为普通士兵被俄军俘虏,并被送往西伯利亚贝加尔湖边的战俘营。老人时常会向吾德描述西伯利亚的寒冷:零下30度的低温,以至鼻子上都挂满了雪,必须很快把雪拿掉,然后搓鼻子以保证血液流通。老人对看守营的俄军印象很好,因为俄军士兵经常把自己的面包分给他们吃。
有一次吾德问爷爷:“为什么你在俄罗斯被抓?”爷爷说他在那儿保卫自己的家乡。孩子很难理解:“为什么要在那儿保卫家乡?你的家乡又不在俄罗斯,难道你不应该呆在家里保卫家乡吗?”
大屠杀,冷漠的代价
慕尼黑目前拥有德国最大的犹太人群体,身为慕尼黑市长的吾德有一个回避不了的话题:大屠杀。吾德本人没有经历过大屠杀,但对此并不陌生。
“当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就从书中看到很多有关二战时期的资料,了解了二战发展的历史背景。我所在的慕尼黑,也是当年纳粹开始活动的地方,发生过很多有关犹太人的矛盾和冲突,很多打打杀杀,这是很让人心疼的,是很不应该发生的。”
吾德从学生时代起就结识了很多犹太朋友,比如海洋研究家伊丽莎白·曼·鲍杰斯教授,她的父亲是德国诗人托马斯·曼,写下过反纳粹种族主义四部曲《约瑟和他的兄弟们》,母亲是一名犹太人。
伊丽莎白80高龄的时候,吾德邀请她参加了慕尼黑啤酒节,这位老太太毫不费力地痛饮了一大杯啤酒。虽然出生于慕尼黑,但她此前从未参加过啤酒节,因为在懂得什么是啤酒之前,已经随着父亲开始了流亡生涯。
事实上,大部分德国民众对犹太人没有多少恶意。1938年11月9日玻璃之夜以后,许多普通德国人依旧和犹太人做生意。
纵观历史,德国民众的反犹主义比起欧洲另一些国家要逊色得多。纳粹统治前,犹太人把德国视作“宽容的天堂”,工作高尚,生活体面。比如尼维克在《魏玛德国的犹太人》一书中强调:“犹太记者在整个自由主义和左派新闻界都是鼎鼎有名的。”
随着德国在二战中急速扩张,纳粹野心凌驾于道德普世价值,情况开始改变。1942年希特勒对希姆莱说:“犹太病毒的发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变革之一……只有消灭犹太人,我们才能再次获得健康。”
学界认为,德国民众对犹太人的道德亏负,并非激越的仇犹情绪,而是死一般寂静的漠不关心。科恩在《种族灭绝的根由》中表示,“人们不愿意为了犹太人而忙碌。”拉奎尔在《恐怖的秘密》中强调的事实是,只有极少数人关心犹太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