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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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经批评过这样一种论调:“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49年以来,这种论调一直不曾绝迹。前几年,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时候,它更是成为在文艺领域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否定革命文艺、特别是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文艺实绩的得力口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文艺领域清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调整时期,它依然经过乔装打扮,不时以各种姿态探出身来,企图将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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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经批评过这样一种论调:“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49年以来,这种论调一直不曾绝迹。前几年,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时候,它更是成为在文艺领域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否定革命文艺、特别是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文艺实绩的得力口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文艺领域清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调整时期,它依然经过乔装打扮,不时以各种姿态探出身来,企图将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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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曾在以前的一二篇小文中都谈到,我最喜欢一个人在静寂的深夜中独自枉想。偶有风雨,惊天动地,这时的想象力也最丰富。即便是不写,坐着,也有非同寻常的感觉。明月之夜,风雨之夕,是枉想的最佳境界。这时刻会没有一切繁琐的骚扰,只有自己心灵的宁静,可以自由联想。林语堂先生说一个作家创作状态最好的时候,最好的环境莫过于坐监狱了。想必他不是真想请作家都去受牢囚苦。马尔克斯也说过,他认为创作的最好环境是妓女院,夜晚歌语嘈杂,黎明一片寂静,他喜欢在此时此境中构思写作,说的无非都是一个极端宁静的佳境。
<正> 汪曾祺是一位浸透着我们民族艺术精神的老作家,他的小说有一种特殊的清逸风怀和细腻的敏感。读他的作品,总感到有一股流曳飘忽的情调或韵味灌注其间;他笔端的人物就弥漫在由情思和意绪所运化的美的氛围气中。的确,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并不十分注重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的描画,也不十分留意情节的因果组合,而着力于氛围气的渲染和酿造。他的小说,往往只是几笔景物素描和人物行状,然而,这些素材断片却神奇般地将他独特的审美观照包括情思,睿智,感受,理趣都融合在由文字所散发的内在气势中。
<正> 拜读铁峰同志《也谈东北沦陷区文学思潮——与黄万华同志辩析》(载1991年5期《文学评论》,以下简称铁文),感到该文对拙作《“回归”:沦陷区文学思潮的矛盾运动》(以下简称《“回归”》)的“基本观点”的理解有违拙作原意,是用拙作中不同段落的句子“组成”的。拙作第一部份最后一个自然段和第四部份第二自然段已清楚地表明了我在“回归”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另外拙著《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史论》①中有关段落说过:
<正> 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第十届学术研讨会于去年年底在广州召开。与会的120多名同志提供了70多篇论文,对中国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化进行了研讨。与会代表认为,我国传统文学在渐进的发展历程中,融化在民族文化的意识和行为规范里,积淀成一种文化基因,成为民族文化意识和民族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审美上,根植于我国民族文化土壤中的“诗言志”,“文以载道”的传统,制约着当代作家的审美意识,拆映在当代作家的审美心理结构上。尽管时代、阶级、地域和创作、欣赏的个体不同,会导致这种审美传统观念的不同表现,但言志载道的审
<正> 徐志摩是一位以个人为本位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这决定了他是以诗意的眼光来观照这个世界,文学创作自然也要反映这一特点。德国文论家施莱格尔说:“浪漫诗是发展着的包罗万象的诗。——它要而且应该……对生活和社会进行诗化。”①同样,散文创作也不例外.哲理诗情化,诗情寓于哲理,这是徐志摩诗化散文的重要特征。那么如何看待作家“诗情”在创作中的作用?鲁迅在《两地书》和《诗歌之敌》中都曾说过,感情太激烈时不宜于写诗,那样会将“诗美”杀掉,这是经验之谈,“诗情”是诗人自我感情的净化和升华,并不是直接的宣泄
<正> 肯定文艺的功利价值,尽力使文艺促进社会进步,有益于人民,这是鲁迅文艺观的突出特点。他一开始带有明确目的性的弃医从文,便为自己的文艺观奠下了一块鲜明的功利性基石,因为在趋利避害的界定下,事物的功利性,一般是孕含在它的目的性之中的,目的性愈明确,功利性就愈具体;他关于文艺功利性的理论,一直是在与形形色色的非功利主义以及庸俗功利主义相矛盾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然而,我以为,鲁迅这方面的主要贡献,还不在于他反对什么,坚持什么,而在于,他能在这绝然对立的两
<正> 在西方文明史上,有一个作为中世纪与近代分界线的文艺复兴时期。在这个群星璀灿的时代,产生了一批“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他们以“人道”反对“神道”,以“人权”反抗“神权”,以“人文主义”的武器冲破了中世纪神学的桎梏。《神曲》的作者但丁、《诗集》的作者彼特拉克、《十日谈》的作者薄伽丘,就是这一运动在文化领域的先驱。他们以如椽的巨笔为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发展初步扫清了道路,推动了这场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进步的变革。
<正> 台港学术界有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现象:从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只有李一鸣《中国新文学史讲话》、林莽《中国新文学二十年》等少得可怜的几本新文学史著作,但到七十年代,却一下子冒出了五部中国现代文学(或曰新文学)史、文艺史,即: 1)李辉英著中国现代文学史香港文学研究社 1970年初版 2)刘心皇著中国现代文学史话台北正中书局 1971年初版 3)司马长风著中国新文学史(上卷)香港昭明出版社 1975年初版 (中、下二卷分别出版于1976、1978年)
<正> 作为“百代诗话之祖”,我国齐梁时代第一部诗论著作,钟嵘《诗品》与同时代的《文心雕龙》堪称六朝批评史上的双壁。《诗品》中的诗歌本质论、发生论、方法论、诗歌史观和诗歌美学,不仅指陈当代,沾溉后人,在我国批评史上产生重要影响,且东渐日本,影响日本和歌理论和和歌创作。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诗品》“吟咏情性”的诗歌主张,“四季感荡”和“人际托怨”的诗歌发生论、钟嵘的文学理念和美学思想,在影响和歌的漫长艺术实践里,与日本民族文化、审美心理
<正> 《正纬》篇,列《文心雕龙》“文之枢纽”第四,在《宗经》之后,《辨骚》之前。刘勰自谓“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可知此篇自有其不易之位置。然历来说“文心”者对它不甚注意,正面论述《正纬》者颇鲜见。究其因,大抵与人们对纬书的看法有关。自东汉以后,一般学者都认为纬书是“伪书”,既是伪书, 自然弃置勿复道。自近代以来,纬书又被学界普遍认为是“宣扬神字迷信”之物,其价值只能是负面的了,唯有反对谶纬者如桓谭、张衡等,才值得在思想文化史上大书一笔。实际上,纬书本身颇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