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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身商人家庭，却毕生致力于学术；他既无家学亦无师承，却依靠自己的勤奋成为一代名家。他一生所追求的学术志向就是与世界学者争夺汉学中心地位，正如在《陈垣学术思想评传》中提到的“动国际而垂久远”。他一生执教七十余年，门下弟子大多都成为享誉海内外的知名学者，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陈垣(1880～1971)，广东新会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原名道宗，字援庵，又字星藩、援国、圆庵，别号圆庵居士，曾用笔名谦益、钱罂等。他一生著作颇丰，学术成就涉及宗教史、元史、考据学、校勘学和史论等诸方面，是享誉世界的史学大师。同时，陈垣在教育界亦卓有声誉，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教授，并先后担任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长达46年之久。此外，他还于1949年以前出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理事兼故宫图书馆馆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就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且历任前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1959年，79岁的陈垣加入中国共产党。1971年6月21日，因病逝于北京，享年91岁。
自学成才的大师
1880年11月12日，陈垣出生于广东新会石头乡富冈里一个药材商家庭。其祖父陈海学依靠经营当地特产陈皮起家，他所创办的“陈信义”号是广州著名的药材店。陈垣的父亲陈维启继承家业后，生意更加兴隆。5岁时，陈垣跟随父亲来到广州，第二年进入私塾接受蒙学教育。他自幼酷爱读书，16岁起便在张之洞撰写的《书目问答》的指导下，购买了《四库全书总目》《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二十四史》等诸多古籍。优越的家境为他博览群书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父亲的大力支持更为他提供了重要的精神保障。陈垣日后以父亲的号“励耘”来命名自己的书屋，正表达了他对父亲的感激。
1897年，17岁的陈垣参加了顺天府的乡试，但因文章不合八股规范而名落孙山。回到广州，他发愤研读《直省闱墨》。然而，等他准备再次赴京时，科举却在此起彼伏的维新呼声中被取消了。1904年，在民主革命的影响下，陈垣和朋友们一起筹办了《时事画报》，并亲笔撰写大量政论。与此同时，他还加入农工商会，上街宣传反清思想，以至于需要时常离家来躲避当局的监视。
不久，其父通过手术治愈肾结石的事情促使陈垣萌发了“西医救国”的念头，且于1907年考入美国基督教新教教会在广州创办的博济医学院。次年，因不满医权握于西人之手以及美籍教师歧视侮辱中国师生，他掀起学潮，与《时事画报》的资助者梁培基等众多广州医药界名人共同创办光华医学院，自己也组织同学转入该校以示支持。这是一所以“中国人自办，中国人当教师，全部采用中文课本”为宗旨的医校。陈垣是光华医学院的创办者之一，同时兼任校董事。1910年，作为光华的第一届毕业生，他留校任教，讲授生理学与人体解剖学等课程。
陈垣是近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曾于学医期间赴日访求医学史的书籍，且在《医学卫生报》和《光华医事卫生杂志》上撰写过许多有关医学史和近代医学知识的文章，对我国近代西医的建立、传播和医药卫生的宣传等方面都有较大影响。
辛亥革命后，陈垣参与创办了革命报纸《震旦日报》，并以“大我”为笔名发表时评，积极反清。1912年，他被选为“中华民国”众议院议员。翌年北上，此后一直定居北京。他曾担任过三届议员和教育部次长，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却让他对从政救国失去了信心，转而投身学术。
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坛“二陈”的陈垣并没有前者那样的家学渊源，也不曾接受正规的史学教育。他以《四库提要》为门径，勤奋钻研，始成大家。1917年，陈垣以《元也里可温教考》蜚声史坛。该文与随后的《开封一赐乐业教考》(1919)、《火袄教人中国考》(1922)和《摩尼教人中国考》(1922)并称为“古教四考”，名震学界。1923年，被蔡元培赞为“石破天惊”之作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发表，在中外学术界引起巨大轰动。1925年，时人称他为“中国的桑原骘藏”。1933年，伯希和曾言：“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鉴于前者已故，因此他认为当时中国史界应以陈垣为最高权威。
1921年，陈垣出任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希望能办些实事。在任期间，他曾多方奔走，为北京各高校的教职工补发了部分拖欠工资，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并坚决抵制裁撤教育部的附属机关。但这与他教育救国的理想相去甚远，不久便辞去职务，从此与政府机构完全脱离。同年，他被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兼京师图书馆馆长，开始进入高校执教。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陈垣任理事会理事、文献部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次年他代表清室善后委员会与奉系军阀谈判，极力抵制他们接管故宫，因而被逮捕。后来虽被释放，但仍然被软禁百余天。
1926年1月，刚成立不久的辅仁大学首任校长英华逝世，临终前将校务托于陈垣。此后的26年里，陈垣苦心经营，使辅仁从白手起家成为著名学府，聚集了一批大师级学人。期间，他还兼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以及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与教授。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接办辅仁大学，将其改称为“国立辅仁大学”，陈垣仍为校长。在1952年6月的全国高校院系改革中，辅仁被并人北京师范大学。陈垣改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直到1971年去世为止。
桃李满园春
作为名动天下的大教育家，陈垣一生执教74年，从事过不同阶段、多种形式的教育，在教师队伍建设、人才培养、教育教学等各方面都有自己独到之处。他教过蒙馆，创办过北京孤儿工读园与平民中学，做过大学校长，教学科目涉及历史、国文与医学等。而他所创立的许多新课程也一直沿用至今。因此，不论是在基础教学方面，还是在高等教育领域；不论是教学方法，还是教育思想，他都留下了堪为后人借鉴的宝贵经验。
在教育方针上，陈垣坚持“兼容并包，唯才是举”，他注重发掘培养人才。中国当代著名的教育家、书画家和国学大师启功便与他有着不亚于父子的师生情谊。启功虽有才，却无较高的学历，因此屡屡被辞退。但陈垣一直坚信这是个有着真才实学的青年，于是多次帮他寻找教职，最终在1938年秋将自己亲自掌教的辅仁大学一年级“普通国文”交与启功，并在他身旁时时指点为师之道与治学之法。著名文学史专家郭预衡教授说：“如果不是陈垣校长，而改用我们现在培养人的方法，能培养出启功先生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在教学理念上，陈垣关注学生的学业，但更关注他们的品德修养与身心健康，要求他们全面发展。他重视人文素养，坚持把“发展中国固有文化”作为办学的核心；重视国文教育，规定国文为所有专业一年级学生共同的必修课程。他注重基础教育，不但创办了北京四十一中的前身——平民中 学，并且在自己担任辅仁大学校长并身兼数职的同时，仍然坚持在中学讲授国文和中国文学史等课程。他还曾邀请鲁迅、胡适、徐志摩等文学大家到校讲课。
陈垣反复强调爱国主义教育。日伪统治时期，他极力争取让辅仁大学文史各科仍用原来课本，而不改用日文教材，不在校门口悬挂日本国旗，不将日文作为必修课。这“三不”一坚持就是八年，使得辅仁大学后来成为国民党政府承认的唯一一所处于沦陷区的大学。他对日伪推行的奴化教育保持高度警惕，利用一切机会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增强他们的民族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针对辅仁大学的教育主权，政府与教会展开激烈交锋。作为校长的陈垣毫不犹豫地选择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坚决支持收回教育主权。
陈垣一生育人无数，白寿彝、邓广铭、柴德赓、启功、郑天挺、台静农、赵光贤、史念海、周祖谟、陈述、单士元、方国瑜、齐思和、刘乃和、翁独健、邵循正、蔡尚思、韩儒林、姚从吾、牟润孙、史树青、郭预衡、赵守俨、来新夏、杨殿等都曾是他的学生。更值得称道的是，许多学生日后都成为著名的文史专家，让人不禁联想起孔子门下的“七十二贤人”。其教学心得在弟子启功的回忆里和与长子陈乐素的信函中多有保存，成为一代又一代的教育工作者们学习研究的宝贵财富。他认为人脸是对立的，但感情不可对立；要时常鼓励学生，不能有偏爱或偏恶之情，至于讥讽之举则更不应该；上课之前要把一课书的方方面面都考虑到，设想学生会问什么，宁可备而不用，不可不备；批作文时不宜大改，否则不如替他们重做一篇。此外，陈垣还认为，学生学不好是因为老师教授不得法，因此要注意课堂氛围，充分引发他们的兴趣、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并做好教课日记，记录自己与学生的优缺点。
陈垣虽然没有专门学习过教育学的相关理论，但在教学实践中，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有意识地引导他们在活动中学习，并且自己以身作则。他布下作业命题时，每每先自撰成篇作为示范，以方便师生互评，教学相长。而在他上自己所创立的“史源学实习”这门课时，也和学生一起查《日知录》史源；给他们出题练习写作时，自己也先考证出结果。史学家史念海与邓广铭都不约而同地把老师的这种教学方法称为“度人金针”。
陈垣对教学极为认真负责，在他看来，教员的首要任务是教好书。因此，他在这上面花费的精力与自己做研究的时间相当，甚至年近七旬仍然每年给大一新生上国文课。这一点，如今的校长们，怕是做不到了。
不为乾嘉作殿军
陈垣在学术上用功之勤、读书之多、治学之严谨，一向为人所敬仰。他十三四岁时已读完十三经。偶得张之洞的《书目问答》后，更是眼界大开，经史子集皆广为涉猎。定居北京不久，他听闻原藏承德文津阁的《四库全书》已运抵京城，于是赁一辆驴车，每天天不亮就从城内西南角出发去往京师图书馆阅读。倘若天气恶劣，来回甚至要花上三四个小时。而他总是赶在图书馆刚开门时到达，闭馆了才离开，一读十年，成为全面研究《四库全书》的第一人。
这种勤奋刻苦的精神伴随了陈垣的一生。50多岁时，为了阅读《嘉兴藏》，他每次先服用奎宁，然后再深入蚊虫肆虐的密室。80多岁时，他应佛教协会之请赶写《佛牙故事》，三伏天仍亲自查阅文献，甚至用两条湿毛巾轮番披在肩上的办法缓解酷热。他一生撰写了20部专著、近200篇论文，在宗教史、中西交通史、历史文献学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
陈垣曾自称其学出於钱大昕。赵翼与钱大昕同为乾嘉史学的代表人物。乾嘉朴学治学讲究目录、版本、校勘、辑佚、避讳、辨伪等考据之学，陈垣冶学也是恪守这些方法路数的。在治学之道上，陈垣提倡著书立说，言必有据，做专题研究时则常用“竭泽而渔”来形容对材料的占有。《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完成时仅七万余字，但稿本竟然有三四大捆。《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也同样如此，短短两万多字的文章却是由三尺厚的稿本锤炼而成。他认为学术创作分为收集材料、考辨材料和论述成文三步，前两步的工作应占用十分之八的时间。因为只有掌握了确实可靠的材料，并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著作才能经得起考验。
1951年11月，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后，陈垣参加了怀仁堂举行的国宴。同坐一席的毛泽东在为别人作介绍时这样说道：“这是陈垣，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然而，主席之所以用“国宝”这个词来形容陈垣，应当并不仅仅是因为他读书很多；也因为他“动国际而垂久远”的著作同样多，而他教育过的学生更多!
陈垣(1880～1971)，广东新会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原名道宗，字援庵，又字星藩、援国、圆庵，别号圆庵居士，曾用笔名谦益、钱罂等。他一生著作颇丰，学术成就涉及宗教史、元史、考据学、校勘学和史论等诸方面，是享誉世界的史学大师。同时，陈垣在教育界亦卓有声誉，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教授，并先后担任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长达46年之久。此外，他还于1949年以前出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理事兼故宫图书馆馆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就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且历任前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1959年，79岁的陈垣加入中国共产党。1971年6月21日，因病逝于北京，享年91岁。
自学成才的大师
1880年11月12日，陈垣出生于广东新会石头乡富冈里一个药材商家庭。其祖父陈海学依靠经营当地特产陈皮起家，他所创办的“陈信义”号是广州著名的药材店。陈垣的父亲陈维启继承家业后，生意更加兴隆。5岁时，陈垣跟随父亲来到广州，第二年进入私塾接受蒙学教育。他自幼酷爱读书，16岁起便在张之洞撰写的《书目问答》的指导下，购买了《四库全书总目》《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二十四史》等诸多古籍。优越的家境为他博览群书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父亲的大力支持更为他提供了重要的精神保障。陈垣日后以父亲的号“励耘”来命名自己的书屋，正表达了他对父亲的感激。
1897年，17岁的陈垣参加了顺天府的乡试，但因文章不合八股规范而名落孙山。回到广州，他发愤研读《直省闱墨》。然而，等他准备再次赴京时，科举却在此起彼伏的维新呼声中被取消了。1904年，在民主革命的影响下，陈垣和朋友们一起筹办了《时事画报》，并亲笔撰写大量政论。与此同时，他还加入农工商会，上街宣传反清思想，以至于需要时常离家来躲避当局的监视。
不久，其父通过手术治愈肾结石的事情促使陈垣萌发了“西医救国”的念头，且于1907年考入美国基督教新教教会在广州创办的博济医学院。次年，因不满医权握于西人之手以及美籍教师歧视侮辱中国师生，他掀起学潮，与《时事画报》的资助者梁培基等众多广州医药界名人共同创办光华医学院，自己也组织同学转入该校以示支持。这是一所以“中国人自办，中国人当教师，全部采用中文课本”为宗旨的医校。陈垣是光华医学院的创办者之一，同时兼任校董事。1910年，作为光华的第一届毕业生，他留校任教，讲授生理学与人体解剖学等课程。
陈垣是近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曾于学医期间赴日访求医学史的书籍，且在《医学卫生报》和《光华医事卫生杂志》上撰写过许多有关医学史和近代医学知识的文章，对我国近代西医的建立、传播和医药卫生的宣传等方面都有较大影响。
辛亥革命后，陈垣参与创办了革命报纸《震旦日报》，并以“大我”为笔名发表时评，积极反清。1912年，他被选为“中华民国”众议院议员。翌年北上，此后一直定居北京。他曾担任过三届议员和教育部次长，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却让他对从政救国失去了信心，转而投身学术。
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坛“二陈”的陈垣并没有前者那样的家学渊源，也不曾接受正规的史学教育。他以《四库提要》为门径，勤奋钻研，始成大家。1917年，陈垣以《元也里可温教考》蜚声史坛。该文与随后的《开封一赐乐业教考》(1919)、《火袄教人中国考》(1922)和《摩尼教人中国考》(1922)并称为“古教四考”，名震学界。1923年，被蔡元培赞为“石破天惊”之作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发表，在中外学术界引起巨大轰动。1925年，时人称他为“中国的桑原骘藏”。1933年，伯希和曾言：“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鉴于前者已故，因此他认为当时中国史界应以陈垣为最高权威。
1921年，陈垣出任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希望能办些实事。在任期间，他曾多方奔走，为北京各高校的教职工补发了部分拖欠工资，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并坚决抵制裁撤教育部的附属机关。但这与他教育救国的理想相去甚远，不久便辞去职务，从此与政府机构完全脱离。同年，他被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兼京师图书馆馆长，开始进入高校执教。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陈垣任理事会理事、文献部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次年他代表清室善后委员会与奉系军阀谈判，极力抵制他们接管故宫，因而被逮捕。后来虽被释放，但仍然被软禁百余天。
1926年1月，刚成立不久的辅仁大学首任校长英华逝世，临终前将校务托于陈垣。此后的26年里，陈垣苦心经营，使辅仁从白手起家成为著名学府，聚集了一批大师级学人。期间，他还兼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以及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与教授。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接办辅仁大学，将其改称为“国立辅仁大学”，陈垣仍为校长。在1952年6月的全国高校院系改革中，辅仁被并人北京师范大学。陈垣改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直到1971年去世为止。
桃李满园春
作为名动天下的大教育家，陈垣一生执教74年，从事过不同阶段、多种形式的教育，在教师队伍建设、人才培养、教育教学等各方面都有自己独到之处。他教过蒙馆，创办过北京孤儿工读园与平民中学，做过大学校长，教学科目涉及历史、国文与医学等。而他所创立的许多新课程也一直沿用至今。因此，不论是在基础教学方面，还是在高等教育领域；不论是教学方法，还是教育思想，他都留下了堪为后人借鉴的宝贵经验。
在教育方针上，陈垣坚持“兼容并包，唯才是举”，他注重发掘培养人才。中国当代著名的教育家、书画家和国学大师启功便与他有着不亚于父子的师生情谊。启功虽有才，却无较高的学历，因此屡屡被辞退。但陈垣一直坚信这是个有着真才实学的青年，于是多次帮他寻找教职，最终在1938年秋将自己亲自掌教的辅仁大学一年级“普通国文”交与启功，并在他身旁时时指点为师之道与治学之法。著名文学史专家郭预衡教授说：“如果不是陈垣校长，而改用我们现在培养人的方法，能培养出启功先生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在教学理念上，陈垣关注学生的学业，但更关注他们的品德修养与身心健康，要求他们全面发展。他重视人文素养，坚持把“发展中国固有文化”作为办学的核心；重视国文教育，规定国文为所有专业一年级学生共同的必修课程。他注重基础教育，不但创办了北京四十一中的前身——平民中 学，并且在自己担任辅仁大学校长并身兼数职的同时，仍然坚持在中学讲授国文和中国文学史等课程。他还曾邀请鲁迅、胡适、徐志摩等文学大家到校讲课。
陈垣反复强调爱国主义教育。日伪统治时期，他极力争取让辅仁大学文史各科仍用原来课本，而不改用日文教材，不在校门口悬挂日本国旗，不将日文作为必修课。这“三不”一坚持就是八年，使得辅仁大学后来成为国民党政府承认的唯一一所处于沦陷区的大学。他对日伪推行的奴化教育保持高度警惕，利用一切机会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增强他们的民族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针对辅仁大学的教育主权，政府与教会展开激烈交锋。作为校长的陈垣毫不犹豫地选择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坚决支持收回教育主权。
陈垣一生育人无数，白寿彝、邓广铭、柴德赓、启功、郑天挺、台静农、赵光贤、史念海、周祖谟、陈述、单士元、方国瑜、齐思和、刘乃和、翁独健、邵循正、蔡尚思、韩儒林、姚从吾、牟润孙、史树青、郭预衡、赵守俨、来新夏、杨殿等都曾是他的学生。更值得称道的是，许多学生日后都成为著名的文史专家，让人不禁联想起孔子门下的“七十二贤人”。其教学心得在弟子启功的回忆里和与长子陈乐素的信函中多有保存，成为一代又一代的教育工作者们学习研究的宝贵财富。他认为人脸是对立的，但感情不可对立；要时常鼓励学生，不能有偏爱或偏恶之情，至于讥讽之举则更不应该；上课之前要把一课书的方方面面都考虑到，设想学生会问什么，宁可备而不用，不可不备；批作文时不宜大改，否则不如替他们重做一篇。此外，陈垣还认为，学生学不好是因为老师教授不得法，因此要注意课堂氛围，充分引发他们的兴趣、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并做好教课日记，记录自己与学生的优缺点。
陈垣虽然没有专门学习过教育学的相关理论，但在教学实践中，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有意识地引导他们在活动中学习，并且自己以身作则。他布下作业命题时，每每先自撰成篇作为示范，以方便师生互评，教学相长。而在他上自己所创立的“史源学实习”这门课时，也和学生一起查《日知录》史源；给他们出题练习写作时，自己也先考证出结果。史学家史念海与邓广铭都不约而同地把老师的这种教学方法称为“度人金针”。
陈垣对教学极为认真负责，在他看来，教员的首要任务是教好书。因此，他在这上面花费的精力与自己做研究的时间相当，甚至年近七旬仍然每年给大一新生上国文课。这一点，如今的校长们，怕是做不到了。
不为乾嘉作殿军
陈垣在学术上用功之勤、读书之多、治学之严谨，一向为人所敬仰。他十三四岁时已读完十三经。偶得张之洞的《书目问答》后，更是眼界大开，经史子集皆广为涉猎。定居北京不久，他听闻原藏承德文津阁的《四库全书》已运抵京城，于是赁一辆驴车，每天天不亮就从城内西南角出发去往京师图书馆阅读。倘若天气恶劣，来回甚至要花上三四个小时。而他总是赶在图书馆刚开门时到达，闭馆了才离开，一读十年，成为全面研究《四库全书》的第一人。
这种勤奋刻苦的精神伴随了陈垣的一生。50多岁时，为了阅读《嘉兴藏》，他每次先服用奎宁，然后再深入蚊虫肆虐的密室。80多岁时，他应佛教协会之请赶写《佛牙故事》，三伏天仍亲自查阅文献，甚至用两条湿毛巾轮番披在肩上的办法缓解酷热。他一生撰写了20部专著、近200篇论文，在宗教史、中西交通史、历史文献学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
陈垣曾自称其学出於钱大昕。赵翼与钱大昕同为乾嘉史学的代表人物。乾嘉朴学治学讲究目录、版本、校勘、辑佚、避讳、辨伪等考据之学，陈垣冶学也是恪守这些方法路数的。在治学之道上，陈垣提倡著书立说，言必有据，做专题研究时则常用“竭泽而渔”来形容对材料的占有。《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完成时仅七万余字，但稿本竟然有三四大捆。《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也同样如此，短短两万多字的文章却是由三尺厚的稿本锤炼而成。他认为学术创作分为收集材料、考辨材料和论述成文三步，前两步的工作应占用十分之八的时间。因为只有掌握了确实可靠的材料，并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著作才能经得起考验。
1951年11月，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后，陈垣参加了怀仁堂举行的国宴。同坐一席的毛泽东在为别人作介绍时这样说道：“这是陈垣，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然而，主席之所以用“国宝”这个词来形容陈垣，应当并不仅仅是因为他读书很多；也因为他“动国际而垂久远”的著作同样多，而他教育过的学生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