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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的文学情缘》一文中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有深度的俄国作家”，并强调“我年轻时看过很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我们那一代人受俄罗斯经典的影响很深”。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19世纪众多杰出作家中的一员。在那个诞生了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的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自己独特的姿态站在他们中间，共同撑起俄罗斯文学的灿烂星空。高尔基说：“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两个最伟大的天才，他们以自己的天才的力量震撼了全世界，使整个欧洲惊愕地注视着俄罗斯。”
与众多贵族出身的俄国作家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于一个贫民家庭，他自己还患有较为严重的癫痫病。迫于生计，他经常在一番歇斯底里之后就要坐到写字桌边开始工作。作家的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使他的作品更多地关注穷人和病人、痛苦和辛酸、阴暗和卑贱，自然也更多地关注悲悯和拯救。他的第一部作品就叫《穷人》。他用比其他作家更悲苦、细腻的笔触，在讲述故事的同时，剖析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进而剖析造成这种心理状态的社会环境。《穷人》发表于1846年，讲述的是年老的公务员杰符什金努力救助一个年轻妓女的故事。由于贫穷，这个妓女最终还是被一个粗鲁但有钱的地主带走了。杰符什金坚信“贫穷不是罪恶”，而那些“侮辱孤女”的老爷“简直是畜生”。但杰符什金的反抗如此软弱，住在同一座穷人公寓里，他却只敢给对方写信，或者寄赠一点花和糖果之类的小东西，加之以道义上的声援和情感上的抚慰，却绝不能提供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帮助。鲁迅先生这样概括这篇小说：“富终于使少女从穷人分离了，可怜的老人便发出了不成声的绝叫。”
描写小人物，是那个时期以普希金、果戈理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的一个特质，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例外。当时的出版商涅克拉索夫看到《穷人》的手稿后大叫：“又一个果戈理诞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說：“我们都是从《外套》里走出来的人。”但显然，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小人物比果戈理的描写更为深入、更加细致。杰符什金是一个被“生活压扁”的人，但他的心中仍保存着最后的尊严、美好和温情，甚至有对高尚与神圣的追求。但在一切尊严与美好都被粉碎之后，作家只剩下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对恶劣环境的无奈和对旧制度的愤恨。
《穷人》让陀思妥耶夫斯基跻身世界一流作家的行列，却没有改变他贫困的生活状态。因为参与反沙俄政府活动，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死刑。直至枪响前一刻，他和一些犯人才被拉出刑场，改判流放西伯利亚。精神上的摧残和流放的苦役，令作家虽生犹死，心如死灰。最终，他在长期的沉默之后重返文坛，用手中的笔去偿还等身的债务。《死屋手记》《被欺凌与被侮辱的》《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长篇杰作不断涌现，《白夜》《诚实的小偷》《拙劣的笑话》等短篇小说接踵而来，一个个小人物被作家拉到公众面前，引导社会的思考与批判。这些作品，坚持对底层人民的赞美与同情，坚持对19世纪俄罗斯社会转型，特别是资产阶级血腥崛起的质疑和批判，成为当时“社会小说”的中坚力量。
在艺术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真正的心理大师。他的笔触如手术刀一般解剖着每一个艺术形象的神经，外科医生似地把社会病灶放到显微镜下，引导读者去观察、诊断。正如鲁迅所说：“壁上还有一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画像。对于这位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残酷到了冷静的文章。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个个拉了不幸的人来，拷问给我们看。”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是时代的标识，也是作家思想的结晶，文学作品当然要受到作家思想的局限和社会条件的约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起源于人道主义，也止步于人道主义。对旧制度的审视与批判已属可贵，我们不能苛求他洞悉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更不能要求他一定要为无产者的自由给出正确的道路和方向。解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并探索其斗争结局的历史使命，需要更伟大的哲学家去完成。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向全人类宣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而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今天，我们捧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依然会被感动，依然会引起或明晰或模糊的思考，特别是作家对底层民众的关注、同情和赞美，对我们今天的文艺创作仍有启发意义。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度就源于他对人民的关注，源于他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的责任感。
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高擎民族精神火炬，吹响时代前进号角，把艺术理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推出更多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短短一段话中，五处强调“人民”，充分显示出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观和方法论。必须承认，从人民出发，为人民服务，是艺术创作的生命所在，更是当代中国文艺创作的根本遵循。
（摘自《光明日报》）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19世纪众多杰出作家中的一员。在那个诞生了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的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自己独特的姿态站在他们中间，共同撑起俄罗斯文学的灿烂星空。高尔基说：“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两个最伟大的天才，他们以自己的天才的力量震撼了全世界，使整个欧洲惊愕地注视着俄罗斯。”
与众多贵族出身的俄国作家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于一个贫民家庭，他自己还患有较为严重的癫痫病。迫于生计，他经常在一番歇斯底里之后就要坐到写字桌边开始工作。作家的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使他的作品更多地关注穷人和病人、痛苦和辛酸、阴暗和卑贱，自然也更多地关注悲悯和拯救。他的第一部作品就叫《穷人》。他用比其他作家更悲苦、细腻的笔触，在讲述故事的同时，剖析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进而剖析造成这种心理状态的社会环境。《穷人》发表于1846年，讲述的是年老的公务员杰符什金努力救助一个年轻妓女的故事。由于贫穷，这个妓女最终还是被一个粗鲁但有钱的地主带走了。杰符什金坚信“贫穷不是罪恶”，而那些“侮辱孤女”的老爷“简直是畜生”。但杰符什金的反抗如此软弱，住在同一座穷人公寓里，他却只敢给对方写信，或者寄赠一点花和糖果之类的小东西，加之以道义上的声援和情感上的抚慰，却绝不能提供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帮助。鲁迅先生这样概括这篇小说：“富终于使少女从穷人分离了，可怜的老人便发出了不成声的绝叫。”
描写小人物，是那个时期以普希金、果戈理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的一个特质，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例外。当时的出版商涅克拉索夫看到《穷人》的手稿后大叫：“又一个果戈理诞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說：“我们都是从《外套》里走出来的人。”但显然，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小人物比果戈理的描写更为深入、更加细致。杰符什金是一个被“生活压扁”的人，但他的心中仍保存着最后的尊严、美好和温情，甚至有对高尚与神圣的追求。但在一切尊严与美好都被粉碎之后，作家只剩下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对恶劣环境的无奈和对旧制度的愤恨。
《穷人》让陀思妥耶夫斯基跻身世界一流作家的行列，却没有改变他贫困的生活状态。因为参与反沙俄政府活动，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死刑。直至枪响前一刻，他和一些犯人才被拉出刑场，改判流放西伯利亚。精神上的摧残和流放的苦役，令作家虽生犹死，心如死灰。最终，他在长期的沉默之后重返文坛，用手中的笔去偿还等身的债务。《死屋手记》《被欺凌与被侮辱的》《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长篇杰作不断涌现，《白夜》《诚实的小偷》《拙劣的笑话》等短篇小说接踵而来，一个个小人物被作家拉到公众面前，引导社会的思考与批判。这些作品，坚持对底层人民的赞美与同情，坚持对19世纪俄罗斯社会转型，特别是资产阶级血腥崛起的质疑和批判，成为当时“社会小说”的中坚力量。
在艺术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真正的心理大师。他的笔触如手术刀一般解剖着每一个艺术形象的神经，外科医生似地把社会病灶放到显微镜下，引导读者去观察、诊断。正如鲁迅所说：“壁上还有一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画像。对于这位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残酷到了冷静的文章。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个个拉了不幸的人来，拷问给我们看。”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是时代的标识，也是作家思想的结晶，文学作品当然要受到作家思想的局限和社会条件的约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起源于人道主义，也止步于人道主义。对旧制度的审视与批判已属可贵，我们不能苛求他洞悉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更不能要求他一定要为无产者的自由给出正确的道路和方向。解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并探索其斗争结局的历史使命，需要更伟大的哲学家去完成。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向全人类宣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而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今天，我们捧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依然会被感动，依然会引起或明晰或模糊的思考，特别是作家对底层民众的关注、同情和赞美，对我们今天的文艺创作仍有启发意义。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度就源于他对人民的关注，源于他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的责任感。
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高擎民族精神火炬，吹响时代前进号角，把艺术理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推出更多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短短一段话中，五处强调“人民”，充分显示出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观和方法论。必须承认，从人民出发，为人民服务，是艺术创作的生命所在，更是当代中国文艺创作的根本遵循。
（摘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