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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以来宣传“人之初，性本善”，认定人性是善的，所以历来有人认为稍微做点坏事也无妨。而西方基督教文化则认为人生来就有原罪，每个人都必须不断做好事才能洗刷自己的原罪。事实上，人性既有恶的一面也有善的一面，因为生存竞争日趋激烈，人性难免有恶的一面；反过来由于人需要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人性也有善的一面。所以人性有善恶的两面性。
最大的差异当然是文化传统的差异。西方基督教文化与儒、佛、道三足鼎立的中国文化截然不同：
在文化观念上，中国人善于做定性的浪漫思维而不擅长做定量的实证思维。如对自然界的自由落体现象，具有浓厚道家色彩的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对庐山瀑布流水的自由落体，既没有想到加速度问题，也没有想到水能利用，仅仅豪情满怀地写下了“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诗句。西方的科学家牛顿观察苹果落地现象却能顿悟出万有引力的科学原理，并就自由落体的加速度和万有引力做出了相当精确的定量计算和实证，为利用水能奠定了理论基础。
文化差异反映在医学上，中医善综合，西医善分析，所以中医头痛不医头，而西医则依据生理解剖学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反映在美术上，中国画不是轮廓较为清晰的油画，而是神似形不似的山水画，以至于在工作上对上级“精神”说法都完全一致，而对具体做法的理解上却有山水画般的百花齐放现象。
中国人人格的习惯性分裂较之西方人突出。如中国人在义利观等问题上往往一面瞧不起金钱，一面又用金钱作标准强调某事物的重要性，从而会产生自相矛盾的逻辑。如强调“友谊”的重要时称“朋友值千金”，贬低金钱的作用时又说“金钱如粪土”等。
中国人崇尚德文化，强调自觉，西方人强调法文化，强调自律。如有的中国人深夜过马路一看四周无车辆往来，便闯红灯，而西方人往往要等到红灯灭、绿灯亮才起步。至于对纳税的认识，中国往往对社会精英采取减免税的奖励政策，如规定某种奖励所得免缴个人所得税，并无点滴让精英成为纳税模范的意识。在有些公众场合，对知名人士往往采取免收门票等优惠。
西方以人为本，强调法文化，崇尚个体意识，很在乎为自己活着，例如“我”字在英语中一律大写字母“Ｉ”，他们凡做一件事都要先问合不合法；而在中国以道为本，强调德文化，崇尚群体意识，很在乎别人怎么说。古人不仅将自己称为“敝人”或“卑职”，而且书写时也从上面往下退几格写上一个字体较小的“敝”或“卑”字。做一件事先问是好还是坏，因此歌曲《渴望》中就有一段“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的歌词，如果在西方则要改为“谁能告诉我合法不合法”。
西方人认为“小河有水大河满”，中国人认为“大河有水小河满”。西方人强调个体，书写地点先从小写到大；中国人强调集体，则从大写到小。东方人求同，西方人求异。求同有利于一致，却不利于创新；求异容易出现纷争，却有利于创新，因此，东方人往往依靠人治，西方人依靠法治。在立法思路上，东方与西方亦有差异。西方除不准的以外，其它都是允许的，除非在实践中发现还应该列举新的不准内容，继续加载法律条文加以约束，但原则上不会追究法律新条文实施以前的行为，他们也往往将法律标准视为道德标准。东方人对不准的东西往往还要变通，而对法律、法规所没有述及的行为，往往实行事后追溯，这样的思路有利于人治，而不利于依法治国的实施。而且东方人往往视道德标准为法律标准，在落后的农村更是如此。在司法上，东方人往往把不放走一个坏人作为审理案件的思路，而西方人则往往把不冤枉一个好人作为审理案件的思路。
在人际关系上，东方人注重周边关系，故有“人言可畏”之说法，而西方人注重体现自身价值，往往“我行我素”。例如，西方人自费登喜玛拉雅山，这除了他们物质生活比较富裕、身体健壮等因素以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如果能登上世界第三极（另两极为地球的北极和南极），其人生价值将大大得到体现；而东方人则视自费登山为出风头、吃苦头，万一登不上去不仅人财两空，而且贻笑大方，是一种愚蠢行为。所以有人说了一句并非十分妥帖的话：“西方人为自己活着，东方人为别人活着。”
由于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在对待成人以后的子女问题上，父母的认识也大相径庭。东方人继续爱护备至，直至千方百计筹集款项为子女结婚成家，并帮助教养第三代，而子女也认为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西方人对成人以后的子女强调自立，而子女也认为继续依靠父母是无能的表现，百万富翁的子女也有打工挣钱上大学的例子。当然同是东方人如中国和日本也是有区别的。有一位侨居日本的中国人说，日本人不会对中国人表示要打败另一个日本人，假如虚伪是某些人的生存方式，日本人会虚伪得漂亮一点，而容易惟我独尊的中国人却有人会毫不犹豫地践踏另一个中国人，因此中国人要重视与加强尊重与尊严的教育。
东方人与西方人在居住地选择和皇宫神庙建筑方面也存在差异。东方人往往喜居平原，耕地不足则向山地进军，开辟梯田，皇室神庙的建筑则往往采用砖木结构。而瑞士等西方多山国家的人民则择居山地，尽可能地保留平原为耕地，西方皇室教堂亦多以石头为建筑材料。从资源合理配置的角度来看，显然平原土地辟为耕地，生产效益高于山地，石头建筑的教堂皇宫保存年代则远远超过砖木结构。如德国科隆大教堂等石砌建筑物历经数百年以至上千年的风雨仍固若金汤，雄风犹在；而东方砖木结构的建筑物若数百年不整修，即荡然无存。杭州南宋皇宫至今仅存遗迹，令人扼腕叹息。
中国人习惯于数量型扩张的思维也很突出，这表现在不少农民建筑住宅往往一味追求数量上的扩张，而不注重内在质量的提高和周边环境的改善。宁可室外道路泥泞，水电不通，也要多造房屋，空着的房间用于堆柴草、“养”老鼠。这种农民意识甚至波及机关企业，一些百十人的单位不惜斥巨资建造数万平方米的办公楼，而对区域性公益设施却缺乏兴趣。这种数量型扩张的意识在经济领域则表现为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成为影响我国产品质量和经济素质提高的思想障碍之一。西方如美国和阿根廷等移民国家国内居民每年有10％的人要迁徙移居，这对促进人际交流和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安土重迁的中国人则习惯于世世代代在故乡居住，很多人不愿意离开家乡，即使有些外出工作的人员，也总要叶落归根。就是移居外地的人，也要成立同乡会一类的组织，定期聚会，怀念故乡，这种故乡情结在西方是不多见的。
西方人对本人所从事的工作都能了如指掌，钻研极深，简直每个人都称得上专家，但他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即对与他们所从事的专业无关的宏观情况知之甚少。而在中国正好相反，有些人对本专业业务钻研不深，知之肤浅，而对宏观情况却了解极多。
中国人宗教意识淡薄，无事不登“三宝殿”，喜欢临时抱佛脚，习惯典型引路的榜样文化；西方人宗教意识强，“神”是人们道德的教育者，所以无须典型引路，更无榜样文化。有一位曾到英国作过考察的教授说，西方人反对同性恋的地区，不允许同一性别的两个人同居一室，而中国受宋明理学的影响，男女同居一室则须出示结婚证；这位教授还说，那里的男性同性恋者夏天穿丝袜以示区别于赤脚穿皮鞋的正常人，而中国人夏天赤脚穿皮鞋者往往被认为是不正常的表现。
人际关系上，西方人由于尊重个体平等，形成了“契约关系”，中国人则形成“情感关系”。外国人在外聚餐，按人头分摊费用，实行股份（AA）制，家庭父子、兄弟之间的经济关系实行契约制，就是人与上帝的关系，也用“新约”、“旧约”来维系。中国人聚餐经常由一人出钱以示大方，唐代大诗人李白更有过之，在与朋友宴饮时，非但不出钱，还道出“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的豪言壮语，视他人财物为私有物。至于中国将官员称为父母官，将军队称为子弟兵，将友好城市称为姐妹城市，将关系密切的单位称为兄弟单位，人事往来极具感情色彩。
在教育方面，中西方在历史上亦存在差异。诚如人们所知，人与动物的差别是人有思想，而动物没有思想；人与人的差别是彼此之间接受的教育不同。在中国1905年废除科举以前实行私塾、书院和官学教育制度对青少年进行如何做人的道德教育；此后，学习西方建立大学、中小学和幼稚学堂对青少年进行如何做事的知识教育。
（作者单位：财政部中国财税博物馆）
最大的差异当然是文化传统的差异。西方基督教文化与儒、佛、道三足鼎立的中国文化截然不同：
在文化观念上，中国人善于做定性的浪漫思维而不擅长做定量的实证思维。如对自然界的自由落体现象，具有浓厚道家色彩的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对庐山瀑布流水的自由落体，既没有想到加速度问题，也没有想到水能利用，仅仅豪情满怀地写下了“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诗句。西方的科学家牛顿观察苹果落地现象却能顿悟出万有引力的科学原理，并就自由落体的加速度和万有引力做出了相当精确的定量计算和实证，为利用水能奠定了理论基础。
文化差异反映在医学上，中医善综合，西医善分析，所以中医头痛不医头，而西医则依据生理解剖学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反映在美术上，中国画不是轮廓较为清晰的油画，而是神似形不似的山水画，以至于在工作上对上级“精神”说法都完全一致，而对具体做法的理解上却有山水画般的百花齐放现象。
中国人人格的习惯性分裂较之西方人突出。如中国人在义利观等问题上往往一面瞧不起金钱，一面又用金钱作标准强调某事物的重要性，从而会产生自相矛盾的逻辑。如强调“友谊”的重要时称“朋友值千金”，贬低金钱的作用时又说“金钱如粪土”等。
中国人崇尚德文化，强调自觉，西方人强调法文化，强调自律。如有的中国人深夜过马路一看四周无车辆往来，便闯红灯，而西方人往往要等到红灯灭、绿灯亮才起步。至于对纳税的认识，中国往往对社会精英采取减免税的奖励政策，如规定某种奖励所得免缴个人所得税，并无点滴让精英成为纳税模范的意识。在有些公众场合，对知名人士往往采取免收门票等优惠。
西方以人为本，强调法文化，崇尚个体意识，很在乎为自己活着，例如“我”字在英语中一律大写字母“Ｉ”，他们凡做一件事都要先问合不合法；而在中国以道为本，强调德文化，崇尚群体意识，很在乎别人怎么说。古人不仅将自己称为“敝人”或“卑职”，而且书写时也从上面往下退几格写上一个字体较小的“敝”或“卑”字。做一件事先问是好还是坏，因此歌曲《渴望》中就有一段“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的歌词，如果在西方则要改为“谁能告诉我合法不合法”。
西方人认为“小河有水大河满”，中国人认为“大河有水小河满”。西方人强调个体，书写地点先从小写到大；中国人强调集体，则从大写到小。东方人求同，西方人求异。求同有利于一致，却不利于创新；求异容易出现纷争，却有利于创新，因此，东方人往往依靠人治，西方人依靠法治。在立法思路上，东方与西方亦有差异。西方除不准的以外，其它都是允许的，除非在实践中发现还应该列举新的不准内容，继续加载法律条文加以约束，但原则上不会追究法律新条文实施以前的行为，他们也往往将法律标准视为道德标准。东方人对不准的东西往往还要变通，而对法律、法规所没有述及的行为，往往实行事后追溯，这样的思路有利于人治，而不利于依法治国的实施。而且东方人往往视道德标准为法律标准，在落后的农村更是如此。在司法上，东方人往往把不放走一个坏人作为审理案件的思路，而西方人则往往把不冤枉一个好人作为审理案件的思路。
在人际关系上，东方人注重周边关系，故有“人言可畏”之说法，而西方人注重体现自身价值，往往“我行我素”。例如，西方人自费登喜玛拉雅山，这除了他们物质生活比较富裕、身体健壮等因素以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如果能登上世界第三极（另两极为地球的北极和南极），其人生价值将大大得到体现；而东方人则视自费登山为出风头、吃苦头，万一登不上去不仅人财两空，而且贻笑大方，是一种愚蠢行为。所以有人说了一句并非十分妥帖的话：“西方人为自己活着，东方人为别人活着。”
由于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在对待成人以后的子女问题上，父母的认识也大相径庭。东方人继续爱护备至，直至千方百计筹集款项为子女结婚成家，并帮助教养第三代，而子女也认为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西方人对成人以后的子女强调自立，而子女也认为继续依靠父母是无能的表现，百万富翁的子女也有打工挣钱上大学的例子。当然同是东方人如中国和日本也是有区别的。有一位侨居日本的中国人说，日本人不会对中国人表示要打败另一个日本人，假如虚伪是某些人的生存方式，日本人会虚伪得漂亮一点，而容易惟我独尊的中国人却有人会毫不犹豫地践踏另一个中国人，因此中国人要重视与加强尊重与尊严的教育。
东方人与西方人在居住地选择和皇宫神庙建筑方面也存在差异。东方人往往喜居平原，耕地不足则向山地进军，开辟梯田，皇室神庙的建筑则往往采用砖木结构。而瑞士等西方多山国家的人民则择居山地，尽可能地保留平原为耕地，西方皇室教堂亦多以石头为建筑材料。从资源合理配置的角度来看，显然平原土地辟为耕地，生产效益高于山地，石头建筑的教堂皇宫保存年代则远远超过砖木结构。如德国科隆大教堂等石砌建筑物历经数百年以至上千年的风雨仍固若金汤，雄风犹在；而东方砖木结构的建筑物若数百年不整修，即荡然无存。杭州南宋皇宫至今仅存遗迹，令人扼腕叹息。
中国人习惯于数量型扩张的思维也很突出，这表现在不少农民建筑住宅往往一味追求数量上的扩张，而不注重内在质量的提高和周边环境的改善。宁可室外道路泥泞，水电不通，也要多造房屋，空着的房间用于堆柴草、“养”老鼠。这种农民意识甚至波及机关企业，一些百十人的单位不惜斥巨资建造数万平方米的办公楼，而对区域性公益设施却缺乏兴趣。这种数量型扩张的意识在经济领域则表现为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成为影响我国产品质量和经济素质提高的思想障碍之一。西方如美国和阿根廷等移民国家国内居民每年有10％的人要迁徙移居，这对促进人际交流和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安土重迁的中国人则习惯于世世代代在故乡居住，很多人不愿意离开家乡，即使有些外出工作的人员，也总要叶落归根。就是移居外地的人，也要成立同乡会一类的组织，定期聚会，怀念故乡，这种故乡情结在西方是不多见的。
西方人对本人所从事的工作都能了如指掌，钻研极深，简直每个人都称得上专家，但他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即对与他们所从事的专业无关的宏观情况知之甚少。而在中国正好相反，有些人对本专业业务钻研不深，知之肤浅，而对宏观情况却了解极多。
中国人宗教意识淡薄，无事不登“三宝殿”，喜欢临时抱佛脚，习惯典型引路的榜样文化；西方人宗教意识强，“神”是人们道德的教育者，所以无须典型引路，更无榜样文化。有一位曾到英国作过考察的教授说，西方人反对同性恋的地区，不允许同一性别的两个人同居一室，而中国受宋明理学的影响，男女同居一室则须出示结婚证；这位教授还说，那里的男性同性恋者夏天穿丝袜以示区别于赤脚穿皮鞋的正常人，而中国人夏天赤脚穿皮鞋者往往被认为是不正常的表现。
人际关系上，西方人由于尊重个体平等，形成了“契约关系”，中国人则形成“情感关系”。外国人在外聚餐，按人头分摊费用，实行股份（AA）制，家庭父子、兄弟之间的经济关系实行契约制，就是人与上帝的关系，也用“新约”、“旧约”来维系。中国人聚餐经常由一人出钱以示大方，唐代大诗人李白更有过之，在与朋友宴饮时，非但不出钱，还道出“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的豪言壮语，视他人财物为私有物。至于中国将官员称为父母官，将军队称为子弟兵，将友好城市称为姐妹城市，将关系密切的单位称为兄弟单位，人事往来极具感情色彩。
在教育方面，中西方在历史上亦存在差异。诚如人们所知，人与动物的差别是人有思想，而动物没有思想；人与人的差别是彼此之间接受的教育不同。在中国1905年废除科举以前实行私塾、书院和官学教育制度对青少年进行如何做人的道德教育；此后，学习西方建立大学、中小学和幼稚学堂对青少年进行如何做事的知识教育。
（作者单位：财政部中国财税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