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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榕生，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馆员，长期从事图书馆学、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近年侧重于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出版学术专著7部（含合作），发表论文270余篇，发表或成稿的著作千余万字；代表作有《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中国古代野生动物地理分布》等；获省部级以上一二等奖8项。
距离1986年12月12日，我的父亲文焕然离开人世已整整30载。今年恰逢其著作《中国古籍有关南海诸岛动物的记载》发表40周年，学术界将此作作为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之发轫。父亲是这一开创新分支学科的奠基人。他长年研究历史时期的植物、动物的变迁与分布的归宿。可以说，他研究的是介于历史学-生物学-地理学、还有气候学等多学科之间的边缘学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是对他学术研究实至名归的评价。
在史料中大海捞针
自1940年，父亲便立志终身从事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1950年8月至1962年在福建师范学院任副教授，先后担任该校地理系中国地理教学组组长和区域自然地理教研组主任等职务，为国家培养了许多急需的人才。同时，他还潜心于学术研究，撰写若干历史地理方面的论文和著作。1959年，他《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气候研究》出版，是我国最早正式出版的气候变迁专著之一。1962年，父亲奉调进京，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组工作，曾担任该组组长职务。从此，父亲把他的全部精力贡献到历史地理学研究事业上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父亲长期来以历史时期中国自然环境变迁为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学作出宝贵贡献。他不仅在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等研究领域做出成绩，特别是在野生珍贵稀有动物的分布变迁等历史时期我国森林分布变迁等研究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和较高评价。父亲常说：搞历史地理研究的人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他自己读过的书岂止万卷？行过的路岂止万里？
北京各大图书馆、国内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都遍布他的足迹。中午闭馆时，父亲常常是馒头或面包、开水当午餐，台阶、屋檐、树荫是他的休息场所。他查找资料，甚至比一般图书馆员还要熟练。
如今奥运场馆一带车水马龙，交通十分便利。而当年则是大片庄稼地，地理所等所处917大楼东西两侧二三公里外才有班次稀疏的公交车；雨季，水漫路面出现多处“孤岛”，进城看书十分费时、费事。父亲每次在图书馆除了查阅不能外借的书籍外，来去皆携带大包、小包允许外借的图书，成为路上的一道风景。
父亲晚年身患多种疾病，仍坚持工作。有记述：与外地学者沿街长谈，父亲体力不支，竟就地铺张报纸，卧躺路边，继续讨论问题；他出行访学要备一小板凳，以便气喘时可随时歇息继力。他在双目已完全无法辨认文字的情况下，全凭记忆仍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的编图，甚至在去世前的上午仍与《图集》设计室刘宗弼主任磋商动物图的编绘。
默默无言的父爱
父母不仅给了我们健康的体魄，更以自己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做出成为正直的、节俭的、积极向上的楷模。
困难时期，父亲掌握的植物学知识发挥了作用，他抽出一些课余时间来种菜、挖野菜、养鸡、养兔……母亲的精心筹划、四处奔波、舍己为人，重体力劳动都是父母承担。
我们幼年时，父母送给我们最多的礼物不是玩具，而是书刊和学习用品。闲暇空隙，父亲利用散步的机会教我们辨认植物，察看天气，讲述物候学、气候变化等科学知识，培养我们善于观察、思考、认识事物的能力。茶余饭后，他往往讲述一些历史掌故、地理知识、诗文辞赋等，使我们在娱乐中获得知识。在帮助父亲抄写资料时，他更是悉心加以指导。
我们离家到边疆、农村插队之际，父亲正被关“牛棚”，不能相见，更无法送别。离家后，我们信中的错别字、不当用词、病句等，父亲复信时都要一一指出，还给我配备字、词典作为随身顾问，这使得我们的文字功夫得到提高。
记得父亲出“牛棚”后，我们请假回京团聚，却不料又给父亲添加了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证”。当时姐姐回西北的火车傍晚发车，父亲冒着增添“罪证”的危险，坚持去车站相送。火车离京，却没有回北郊的公交车了，他只好在站前广场露宿。其时虽是夏天，可免除寒冷，但被蚊虫叮咬得满身疙瘩。父亲虽无过多言语，但我们清楚，这既是他对离家在外子女的牵挂，又是对我们离家时他身不由己的补偿。
恢复高考后，父亲挤出时间为我们抄录、编写辅导材料。使我们得以一边工作，一边恶补知识。我在既无课本，时间又紧，学历还低（仅初二）的困难条件下，凭借以往的基础和父亲的指导，才取得较好成绩，迈进大学校门。父亲的良苦用心，我们怎么报答得了？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一次父亲重病卧床得了褥疮。不得已，又让我请假回京陪护。事后，医生告诉我，他们考虑到父亲有严重的糖尿病，事前向父亲建议植儿皮（即从我身上取皮），但父亲坚持要自己承受痛苦。看似文弱的父亲，却具有坚强的意志，不是口头关爱子女，而是付诸行动。
父亲临终，因有家人可以顶替陪护，我返回山西。父亲理解我的苦衷，没有强留我，当我出门走到转弯处回望，看到父亲正在后窗用依稀可见人影的目光相送。此情此景，我30年后依然历历在目。
回家第二天一早，我本是去学校销假，却得到父亲的噩耗。当时天空飘雪，这是上苍为父亲辞世而惋惜、悲哀。我不顾一切地往20多里外的家中赶，已是风雪交加，积雪数寸，自行车数次滑到。悲痛使我大脑一片空白，只有一个信念——带全家人再回京，见父亲最后一面。
告别父亲时，我就下定决心：继续父亲未竟事业是对人类的奉献，也是子女不容推辞的义务，更是纪念他的最好方式。
今天，我们可以告慰父亲的是：您所从事的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后继有人，您所开创的历史生物地理学已硕果累累；由我整理的您遗作不仅都已出版，国内外学界皆有采用，而且获得极高评价。 （责编：辛娅）
距离1986年12月12日，我的父亲文焕然离开人世已整整30载。今年恰逢其著作《中国古籍有关南海诸岛动物的记载》发表40周年，学术界将此作作为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之发轫。父亲是这一开创新分支学科的奠基人。他长年研究历史时期的植物、动物的变迁与分布的归宿。可以说，他研究的是介于历史学-生物学-地理学、还有气候学等多学科之间的边缘学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是对他学术研究实至名归的评价。
在史料中大海捞针
自1940年，父亲便立志终身从事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1950年8月至1962年在福建师范学院任副教授，先后担任该校地理系中国地理教学组组长和区域自然地理教研组主任等职务，为国家培养了许多急需的人才。同时，他还潜心于学术研究，撰写若干历史地理方面的论文和著作。1959年，他《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气候研究》出版，是我国最早正式出版的气候变迁专著之一。1962年，父亲奉调进京，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组工作，曾担任该组组长职务。从此，父亲把他的全部精力贡献到历史地理学研究事业上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父亲长期来以历史时期中国自然环境变迁为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学作出宝贵贡献。他不仅在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等研究领域做出成绩，特别是在野生珍贵稀有动物的分布变迁等历史时期我国森林分布变迁等研究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和较高评价。父亲常说：搞历史地理研究的人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他自己读过的书岂止万卷？行过的路岂止万里？
北京各大图书馆、国内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都遍布他的足迹。中午闭馆时，父亲常常是馒头或面包、开水当午餐，台阶、屋檐、树荫是他的休息场所。他查找资料，甚至比一般图书馆员还要熟练。
如今奥运场馆一带车水马龙，交通十分便利。而当年则是大片庄稼地，地理所等所处917大楼东西两侧二三公里外才有班次稀疏的公交车；雨季，水漫路面出现多处“孤岛”，进城看书十分费时、费事。父亲每次在图书馆除了查阅不能外借的书籍外，来去皆携带大包、小包允许外借的图书，成为路上的一道风景。
父亲晚年身患多种疾病，仍坚持工作。有记述：与外地学者沿街长谈，父亲体力不支，竟就地铺张报纸，卧躺路边，继续讨论问题；他出行访学要备一小板凳，以便气喘时可随时歇息继力。他在双目已完全无法辨认文字的情况下，全凭记忆仍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的编图，甚至在去世前的上午仍与《图集》设计室刘宗弼主任磋商动物图的编绘。
默默无言的父爱
父母不仅给了我们健康的体魄，更以自己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做出成为正直的、节俭的、积极向上的楷模。
困难时期，父亲掌握的植物学知识发挥了作用，他抽出一些课余时间来种菜、挖野菜、养鸡、养兔……母亲的精心筹划、四处奔波、舍己为人，重体力劳动都是父母承担。
我们幼年时，父母送给我们最多的礼物不是玩具，而是书刊和学习用品。闲暇空隙，父亲利用散步的机会教我们辨认植物，察看天气，讲述物候学、气候变化等科学知识，培养我们善于观察、思考、认识事物的能力。茶余饭后，他往往讲述一些历史掌故、地理知识、诗文辞赋等，使我们在娱乐中获得知识。在帮助父亲抄写资料时，他更是悉心加以指导。
我们离家到边疆、农村插队之际，父亲正被关“牛棚”，不能相见，更无法送别。离家后，我们信中的错别字、不当用词、病句等，父亲复信时都要一一指出，还给我配备字、词典作为随身顾问，这使得我们的文字功夫得到提高。
记得父亲出“牛棚”后，我们请假回京团聚，却不料又给父亲添加了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证”。当时姐姐回西北的火车傍晚发车，父亲冒着增添“罪证”的危险，坚持去车站相送。火车离京，却没有回北郊的公交车了，他只好在站前广场露宿。其时虽是夏天，可免除寒冷，但被蚊虫叮咬得满身疙瘩。父亲虽无过多言语，但我们清楚，这既是他对离家在外子女的牵挂，又是对我们离家时他身不由己的补偿。
恢复高考后，父亲挤出时间为我们抄录、编写辅导材料。使我们得以一边工作，一边恶补知识。我在既无课本，时间又紧，学历还低（仅初二）的困难条件下，凭借以往的基础和父亲的指导，才取得较好成绩，迈进大学校门。父亲的良苦用心，我们怎么报答得了？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一次父亲重病卧床得了褥疮。不得已，又让我请假回京陪护。事后，医生告诉我，他们考虑到父亲有严重的糖尿病，事前向父亲建议植儿皮（即从我身上取皮），但父亲坚持要自己承受痛苦。看似文弱的父亲，却具有坚强的意志，不是口头关爱子女，而是付诸行动。
父亲临终，因有家人可以顶替陪护，我返回山西。父亲理解我的苦衷，没有强留我，当我出门走到转弯处回望，看到父亲正在后窗用依稀可见人影的目光相送。此情此景，我30年后依然历历在目。
回家第二天一早，我本是去学校销假，却得到父亲的噩耗。当时天空飘雪，这是上苍为父亲辞世而惋惜、悲哀。我不顾一切地往20多里外的家中赶，已是风雪交加，积雪数寸，自行车数次滑到。悲痛使我大脑一片空白，只有一个信念——带全家人再回京，见父亲最后一面。
告别父亲时，我就下定决心：继续父亲未竟事业是对人类的奉献，也是子女不容推辞的义务，更是纪念他的最好方式。
今天，我们可以告慰父亲的是：您所从事的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后继有人，您所开创的历史生物地理学已硕果累累；由我整理的您遗作不仅都已出版，国内外学界皆有采用，而且获得极高评价。 （责编：辛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