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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奥米·奥利斯克斯，埃里克·康韦（Naomi Oreskes）与（Eric M. Conway）合著，《贩卖怀疑的商人》（Merchants of Doubt），伦敦：布里姆斯伯里出版社（London： Bloomsbury Press），2010年5月。
中图分类号 N49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2021 05 28
作者简介：黄欣睿，1998年生，湖南长沙人，中国科学院大学硕士研究生。Email： 18811300319@163 com。
时至今日，对诸如全球变暖、臭氧空洞等问题的讨论早已屡见不鲜，但公众多数时候仅关注科学结论，对于其背后的事实依据、研究过程却很难求证。公众所了解的“科学事实”在一定语境下受限于信息传播媒介所处理、呈现出的结果，而这一看似简单、清晰的结果其实也蕴藏着诸多的含混与矛盾之处。科学史家内奥米·奥利斯克斯（Naomi Oreskes）与埃里克·康韦（Eric M. Conway）在2010年出版的《贩卖怀疑的商人：一伙科学家如何在从烟草到全球变暖问题上混淆视听》（Merchants of Doubts： How a handful of scientists obscured the truth on issues from tobacco smoke to global warming，图1）中文版见奥利斯克斯， 康韦.《贩卖怀疑的商人》. 于海生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3。中，正是期待通过细致的史料研究去还原科学争议的原貌。他们基于对烟草遗产档案库、斯克里普斯海洋学研究所档案馆、麻省理工学院档案馆的众多档案文献的整理，结合政府的相关报告、会议材料的梳理，分析了在烟草危害、“星球大战”、酸雨、臭氧空洞、全球变暖等诸多议题中各方势力的争执与博弈，试图揭示在科学背后，非科学因素的作用与涌动，从而引发对“科学事实”新的思考。
此书一经出版便在英语学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2011和2012年有多篇书评发表，均高度评价了这本书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以及其学术和社会价值。托马斯·谢利（Thomas Sherry）盛赞这本书为“自《寂静的春天》以来，关于环境问题的著作中最有说服力的一本”[1]。国际著名生态学家大卫·林登迈尔（D. B. Lindenmayer）也对本书给予了较高的肯定：“这是所有生态学家和环境科学家都应该读的书，是今年最重要的书之一。”[2] 2014年，翻拍自此书的同名纪录片上映，侧面显示出这本书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之大。然而，2013年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却未在國内得到太多相应的关注，也没有相关介绍和分析性的书评，不失为一种遗憾。
本书作者内奥米·奥利斯克斯是哈佛大学的科学史家，长期关注环境科学史、科学政策等领域，同时也在哈佛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任教。地质学家、历史学家和公共发言人的多重身份使得她在史料的爬梳外，得以用更科学、全面、具体的眼光审视这些材料。埃里克·康韦的主要工作集中在航天航空领域，由于具有喷气推进实验的研究背景和海军服役经历，在“战略防御计划”这一部分的书写中，他能够结合军方与学界的双重背景，更为明晰和全面地将多方的意见与矛盾铺述开来。
长期以来，美国在公共卫生、环境科学、生态保持等问题的研究上一直居于国际领先地位，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但与此同时，其科学家群体中却分割出不同的阵营，在科学论争中占据着不同的立场，而在这立场背后仅仅是“意见之争”吗？作者试图说明隐藏在科学争议背后的其他推力，认为在科学家群体中存在着数量不多但能量巨大的组织力量，并以政治立场、经济诉求、文化背景等线索扭结在一起，与主流科学家群体对抗，塑造出了科学论争的表象。在此书中，作者刻画出了由科学家、政治活动家、媒体发言人等众多层级构建起来的群体形象及其内部广泛的政治联系和经济诉求，分析他们如何通过施行有效的运动从而引导并影响公众。同时作者也试图揭示市场原教旨主义在“观念”——这一自由市场的泛滥和扭曲，技术信仰通过获得话语权的专家群体得以扩大化，而这都威胁到了公众对“科学事实”的认知和共识[3]。
一 硝“烟”弥漫：“烟草战略”（Tobacco Strategy）的酝酿与蕃昌
全书共有七章，分述了不同的案例。第一章回顾了以弗雷德里克·塞茨（Frederick Seitz）、卢瑟·特里（Luther L. Terry）为首的科学家群体及其背后利益相关者就香烟危害辩争的过程[4]。烟草行业通过资助旨在让人怀疑烟草和癌症关系的非主流研究而提供质疑烟草危害的科学证据，通过会见传媒行业高层，建立烟草业新闻委员会，努力制造出“辩论”的局面;同时广泛发放民意调查问卷，引导支持香烟的运动，向医生、媒体、公众等分发宣传册，降低对于香烟的恐慌（[3]， p 16），在这样的“烟草战略”（Tobacco Strategy）下，整个烟草业较为成功地实现了与政府监管的对抗，并在公众视野中弱化了烟草的危害性。
第二章进一步论述了“烟草战略”的扩展，作者认为鹰派科学家在战后十分关注国家安全状态及此背景下的科学发展动向，在一种反共主义色彩的倾向下掀起了战略防御的狂潮。但在作者看来，这些战略并非基于客观、理性的调查结果，而是鹰派科学家在证据缺乏的情况下，将其拟定的结论作为确定的公开知识并加以宣传，最后产生了相应的决策行为。而与之相对的，卡尔·萨根（Carl Sagan）为代表的反伪科学派也尝试通过电视等媒体渠道对鹰派科学家宣扬的战略防御进行回击（[3]， p 44），认为核交战可能导致地球进入极度严寒，形成不可逆的“核冬天”，由此，这场激烈争辩进入了公众的视野（[3]， p 49）。通过对科学模型的质疑，以及将“核冬天”的观点与自由主义、环保主义联系，罗伯特·贾斯特罗（Robert Jastrow）等人将公众对核冬天的疑虑点燃（[3]， p 59），从而使这一观点受到冲击。 在此基础上，作者在第三章就酸雨的“辩论”历程进行了梳理，试图说明类似的模糊化和否认同样发生在环境科学领域。异见群体由于政治立场、经济成本等原因，对酸雨的成因、形成过程、后果、危害程度等诸多方面的研究都进行了反驳，甚至发展到了操纵和篡改同行评议的局面（[3]， p 95）。这直接引出了第四章关于臭氧层空洞的讨论。弗雷德·辛格（Fred Singer）等保守主义智囊团在利益相关的企业、公司和基金会的支持下竭力建立一种反诉机制，将臭氧空洞定义和描述为自然现象的变化，从而对抗环境监管（[3]， p 126），最终削弱政府针对环境、健康的保护力度，保护相关企业的顺利发展。
第五章的话题回到烟草上，作者认为保守派科学家、政客和商业集团扭结在一起，利用惯于采取的“烟草战略”，通过虚假宣传、对抗禁令、保持争议等形式对二手烟问题进行回应。他们有意识地针对环保署及其他组织的观点进行了一场“抹黑运动”，甚至整理出版了名为《伪科学：一个资源手册》（Bad Science： A Resource Book）用于对抗环保署监管的信息手册。该书包括了传播广泛的社论、论坛稿件等，在开篇即有“科学常常被操纵，以便履行某个政治议程”的言论（[3]， p 144—145）。将矛头对准政府的监管政策，并对科学数据、标准甚至科学本身展开了攻击，质疑了科学的权威性和完整性。最后两章也延续了之前的行文脉络，阐述了关于全球变暖和滴滴涕（DDT，一种有机氯类杀虫剂）的争议，对待科学“结果”的拖延战略和否定战略也因此成功占据了言论市场（[3]， p 174），科学的不确定性被刻意强调。双方的对战从科学论争甚至上升到了人身攻击的层面，主流科学家和主流科学被抨击和挤压，科学的准确性和客观性也因此陷入困境（[3]， p 197）。
在结语中，作者反思和批驳了论战背后隐藏的自由主义言论与自由市场的推崇，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无法实现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因为参与者无法拥有完善的信息（[3]， p 249），公众在信息筛选和媒体不对称报道的机制下难以对“科学事实”形成准确的定位和理解。在政治诉求和经济利益的推动下，“烟草战略”被大范围使用，并渗入了生活和理念的诸多角落。而在“公正”外衣下对平衡报道理念的滥用也使得未经验证的科学言论在猎奇和反常态的社会心理下获得了广泛的思想阵地，媒体在抢占新闻的激流中时常捕风捉影[5]，公众被制造的“争议”假象误导，难以获取准确而客观的信息。在此意义上，我们应当认识到“科学事实”本身所具有的解释性[6]，从而重视科学家群体的专业素质和职业操守。明确唯有形成“正确”“洪亮”和“清晰”的科学声音才能摆脱“烟草战略”的混淆视听，使科学认知越出被怀疑的窘况[7]。
二 贩卖何物：对立观点背后的阴影
本书材料详实，结合了政府档案、官方报告、数据统计、私人回忆录、传记、会议记录等多重资料文献。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对于科学事实的简单宣传和对科学言论的鼓吹，此书将视野投向科学声音和其背后的科学群体，试图厘清其中涉及的政治立场、经济诉求、文化背景等线索，使得读者对于原本在生活中很难深思的社会现象和科学“事实”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具有较高的启发价值。
作者试图揭示在双方貌似证据充分的“辩论”背后，隐藏在公众媒体层面的煽动与隐瞒。有利益诉求的群体利用媒体以公平自由自居的立场下对“平衡报道”的追求，塑造出了“辩论”的局面。但“平衡报道”不应简单局限于兼顾观点，在信息来源、可信度、可考证性以及后果等方面也应进行“平衡”考量[8]。传播媒介作为现代社会所日益依赖的信息收集、处理、呈现、解释的符号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应该构成一种相互关联和制约的“生态”，因此传播媒介应当基于公众信任体系，将“平衡”作为内化的道德要求和专业准入门槛，促进科学知识的客观、全面还原，而不是落入机械式呈现对立观点的“虚假平衡”[9]。
另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深入应用，科学家群体在公共认知中获得重要地位并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层面发挥巨大作用。因此，为了确保公共政策的科学性与合法性，公众所信任的专家系统对科学家群体提出了新的要求[10]。在此书中，这一问题被尖锐指出，公众需要明确清晰的“科学事实”，但科学家群体对寻求准确科学证据和谨慎得出科学结论言辞的事实，被刻意营造为是研究结果的不确定和科学事实的含混[11]。也正因为如此，作者认为鹰派科学家及背后的保守主义群体成功利用能够服务于其话语体系的科学界及媒体代表，通过“以科学对抗科学”的“烟草战略”掩盖了主流的科学认识（[3]， p 218），而这种掩盖是对科学系统乃至科学本身的一种威胁，“怀疑主义”则在异见精英的推动下成为反运动的策略，并导致美国反智主义盛行，在“话语”和“行动”两个层面都丧失了正面意义的决策能力[12]。
与此同时，在媒体传播、科学家发声以外，也不能忽视公众对于社会舆情和公共政策的参与。强调对话形式的公众参与模型具有更突出的理论阵地和实践可行性[13]。但在多數情况下，即便是以“共识会议”“科学沙龙”等形式为载体的交流活动也时常发展成为科学家对公众的单向科普行为，而这却并不利于实现政府 科学界 公众三方互动下的科技治理结构[14]。在本书中，作者关注科学家群体、媒体以及政界，而对于公众的书写基本上停留在知识被蒙蔽、意见被左右的层次，洞悉多方观点和势力的作者尚且如此，在实际中公众参与的境况也许更是堪忧，这对于“科学共识”的全社会形成和传播无疑是十分不利的。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主流科学家与非主流科学家对立的观点背后凝聚着庞杂的线条。作者描述的这群烟草战略的始作俑者，他们所兜售的也不仅仅是“怀疑主义”，更是符合其利益的诸多繁杂因素——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自由主义的商业诉求、反共反苏的文化背景。在这一场“怀疑”与“确信”之间的斗争中，传播媒介被作为言论武器，科学家群体成为意见代表，公众成为了被兜售的对象，而正是这三个环节的全面溃退，使得我们难以在科学界乃至全社会形成正确的“科学共识”。另一方面，在信息传播飞速的时代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知识沟”又使得获取与分析信息的能力形成了更大的差异化 [15]，社会认知和话语建构成为了我们需要长久努力的未竟之事。 三 前路何处：科学共识的瓦解与重建
当“怀疑”成为对科学认知的主旋律，科学的前路便成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困局。一方面，STS研究从建构主义的立场出发，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科学的权威形象，科学不再是神坛上不容置疑的尺规。另一方面，科学与政治、社会的联结产生了新的隐忧，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成为了科学研究的背景音。换言之，我们已经站在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十字路口，科学知识乃至决策共识则成为了亟待解决的全球性问题，但这种合理化共识的形成仍然有赖于传播媒介、科学家群体与公众等多元行动者的共同发力。
20世纪70年代以来，建构主义对科学研究和科学的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建构主义在吸收了解构主义、符号学、解释学等哲学视角后成为了占据重要地位的一种方法论倾向，对科学话语、科学家身份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16]。格林斯基（Jan Golinski）认为，科学知识在特定的场所进行生产，其中的代表就是实验室，但其技术人员、科学设备、场地等与社会相联结构成了诺尔 赛蒂那（Karin D. Knorr Cetina ）提出的实验室的与境性[17]，实验室生产的知识最终成为公众知识，使得实验室具备了突出的社会性。科学的解释性、建构性得以凸显，也导致科学陷入“怀疑”和“确信”之间的尴尬境地。
在此基础上，怀疑其实具备了两层含义，一种是对科学结论的怀疑，这种怀疑部分基于某类科学理论本身的含混与不确定，比如对前沿量子力学的讨论，科学家们也尚未定论;也有部分来源于利益有关群体刻意地煽动和隐瞒，比如在香烟危害性的讨论上，怀疑被刻意制造出来。另一种怀疑则可以指向对科学应有的怀疑精神，即我们不应该迷信某种科学结果，这实际上构成了近代科学突破的深层动力。但在实际的科学传播中，这两种怀疑被混淆，导致民众有时走向盲目的科学信仰主义，有时又对具体的科学结论产生怀疑进而怀疑科学本身。那么，该如何突破这一窘况呢？
首先，在“科学共识”中应当承担重要角色的是科学家群体，科学家在传播与信任的链条中是不可缺失的一环。我们应当明确科学并不强调绝对真理，而是以怀疑精神通过对理论的适用范围、精确程度等进行调整不断逼近真理，科学的突破恰恰来源于对原有科学知识体系的怀疑精神，，我们应当突破传统科学观中客观主义的绝对立场，认识到科学认知中所内嵌的人为构序等行为特征[18]。在此基础上，科学家应当充分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通过对认知主体和认知过程的保障提高科学的可靠性[19]。另一方面，应当加强科学共同体内的规范问题，明确科学家本身所固有的“代表”属性，从而促进有效的科学共识的形成[20]。
而科学家群体“正确”“清晰”的声音如何以“洪亮”的方式表达与宣传呢？这就再次回到了传播媒介的问题。首先，科普是学界和公众所习以为常的方式，但科普的主体、方式却并未形成统一、有利的规范。科学家应当突破传统的“施教者”的身份，不以高高在上的姿态进行偶发的、零散的知识分享，而是成为具备良好表达力、亲和力的代表群体，以规范化、制度化的形式形成有效的知识互动，这也对科学的民主化以及接受度有所裨益[21]。此外，科学观点在媒体中的传达需要被慎重对待，专业素养和职业素养应在科学传播领域兼备，《纽约时报》对于全球变暖的片面性报道就使得舆论领先于科学的确定性结论获得了广泛的公众基础[22]，而这对于“科学话语”的公正、客观表达无疑是十分不利的。因此，如何形成全面、权威且被科学家群体和公众同时信任的科学知识普及体系，将科学群体的集体成果转化为有力的发言和共识，是值得我们长期思考和探索的。内奥米在2019年的新作《为什么要信任科学？》中也进一步对此进行了讨论[23]。
最后，科学共识的形成不应局限于科学共同体内，而是应当与公众形成有效互动。科学走出实验室的尝试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科学家与公众致力推动的“公共领域”正在形成，科学对话的形式也逐渐丰富。这些举措一方面可以使得公众从被动接受转为主动吸收，从而提高科学知识的传播度，另一方面也能够促进公众的认知，让科学家与科学知识得到更广泛的理解和信任。但是，公众时常認为科学结论应当是准确的、唯一的、固定的，他们所关注和讨论的科学问题，大多数可以演化成“常识”的延伸和扩展[24]。但正如上文所言，科学本身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这一点被公众所长期忽视。由于公众很难接触到科学结论的演进过程而寻求一个唯一不变的答案，他们希望所有的科学讨论都能归于一个“一加一等于二”一般的确切落点。但问题在于，科学问题并无法如此简单，且在科学家的眼中，“即便是一加一，也不一定等于二”，在不同的思维和话语体系中，科学家与公众被拉向了两端。
更值得担忧的是，在现有的社会格局中，对于科学与技术的信任与依赖使得公众将思考的空间都让渡出去，数据化、科技化在便利化的同时也导致了程序化和信息筛选的隐忧，简化在某种意义上便导致了误解。此外，对于结果和价值的追求以及猎奇心理，使得科学的发声常落脚于吸引性的结果而非过程。因此，科学家群体需要为自己的知识建构性进行辩护，使得公众在保持对科学的乐观立场的基础上，对于科学结论有更为客观、全面和谨慎的判断，对于科学结论形成过程的“解蔽”并不会使科学被拉下神坛，而或许有可能将科学推向民主化和“开源化”，科学不应当是少数人的高超“技艺”，但这无疑基于科学素养的全面提升和科学规范的有序形成。
四 结语
纵观全书，各章之间以议题背后的意见群体、博弈过程相联系，印证的材料非常丰富，较好地完成了其梳理史料、陈述观点的意旨。但各章之间的论证逻辑并未层层推进，偶有累赘之感，且字里行间，可以明显感受到作者对塞茨一方所代表的行业人员、科学家群体的不满与批评，似乎也有失其作为历史学家的公允与客观。不过，书中涉及的人物事件、组织架构十分丰富，对于观点更迭的讨论比较详尽，所引用的材料在数量和角度上都比较丰富全面，是我们了解美国烟草业、全球变暖、臭氧空洞等相关议题的一个坚实出发点，可以以此书为索引，根据作者呈现的材料和线索，继续对有关问题探讨和思考。由于所讨论的议题涉及到许多科学模型与实验方法，而本书并非专业的科学论文，基于篇幅以及作者的学科背景等原因，只能将科学家群体之间的辩争提取为结论性的话语，而如何提取，以什么样的论点作为主要讨论的观点，如何将价值判断剥离于事实判断，则对作者的科学素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也是科学史家应该长期关注和反思的。 透過此书，我们对看似简单的“科学事实”产生了新的思考，烟草危害、全球变暖等话题之所以并未形成强有力的科学共识和决策共识，部分是利益群体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夺取宣传阵地的结果。另一方面，类似于气候变暖成因等问题，本身具有含混性和商榷余地，在缺乏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时，科学家无法负责任地给出确切的结论，从而留下了言论的空间。因此，广泛的科学共识的形成，有赖于科学家 传播媒介 公众共同发挥作用的互动空间，通过这三个环节的合理互动，也许我们可以把握好科学与政治之间的互构关系，尽力追求科学话语的客观、中立，通过正确的科学“声音”的形成、传播和接受，从而推动“科学共识”的有效、规范形成。
最后，尽管这本书立足于美国的案例，但透过此书的思考，我们也能够对当下中国的科技争议有所反思。由于目前科技发展具有难以阻挡的迅猛态势，但许多科学技术其实潜藏着伦理困境、价值选择与安全隐忧，因此围绕这些科技的反思与讨论亟待形成与完善，而这离不开科学家、传播媒介与公众三位一体的互动。例如此次新冠疫情中，围绕病毒、疫苗等议题，怀疑与反对的声音从未休止，官方的行动也在探索中进行，克服了许多困局与阻碍。总体而言，需要科学家在科学规范的范围内有效活动，形成科学结论，传播媒介基于专业素质与道德准则进行客观报道，形成合理声音，而公众则应不断提高自身科学素养，对芜杂的信息进行事实判断，形成正确认识。在科学发展的浪潮中，这三者间的有效推进，方能在“怀疑”与“确信”之间把握好边界，形成客观与有效的科学认识，构建良好和谐的社会生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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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对诸如全球变暖、臭氧空洞等问题的讨论早已屡见不鲜，但公众多数时候仅关注科学结论，对于其背后的事实依据、研究过程却很难求证。公众所了解的“科学事实”在一定语境下受限于信息传播媒介所处理、呈现出的结果，而这一看似简单、清晰的结果其实也蕴藏着诸多的含混与矛盾之处。科学史家内奥米·奥利斯克斯（Naomi Oreskes）与埃里克·康韦（Eric M. Conway）在2010年出版的《贩卖怀疑的商人：一伙科学家如何在从烟草到全球变暖问题上混淆视听》（Merchants of Doubts： How a handful of scientists obscured the truth on issues from tobacco smoke to global warming，图1）中文版见奥利斯克斯， 康韦.《贩卖怀疑的商人》. 于海生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3。中，正是期待通过细致的史料研究去还原科学争议的原貌。他们基于对烟草遗产档案库、斯克里普斯海洋学研究所档案馆、麻省理工学院档案馆的众多档案文献的整理，结合政府的相关报告、会议材料的梳理，分析了在烟草危害、“星球大战”、酸雨、臭氧空洞、全球变暖等诸多议题中各方势力的争执与博弈，试图揭示在科学背后，非科学因素的作用与涌动，从而引发对“科学事实”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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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内奥米·奥利斯克斯是哈佛大学的科学史家，长期关注环境科学史、科学政策等领域，同时也在哈佛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任教。地质学家、历史学家和公共发言人的多重身份使得她在史料的爬梳外，得以用更科学、全面、具体的眼光审视这些材料。埃里克·康韦的主要工作集中在航天航空领域，由于具有喷气推进实验的研究背景和海军服役经历，在“战略防御计划”这一部分的书写中，他能够结合军方与学界的双重背景，更为明晰和全面地将多方的意见与矛盾铺述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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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硝“烟”弥漫：“烟草战略”（Tobacco Strategy）的酝酿与蕃昌
全书共有七章，分述了不同的案例。第一章回顾了以弗雷德里克·塞茨（Frederick Seitz）、卢瑟·特里（Luther L. Terry）为首的科学家群体及其背后利益相关者就香烟危害辩争的过程[4]。烟草行业通过资助旨在让人怀疑烟草和癌症关系的非主流研究而提供质疑烟草危害的科学证据，通过会见传媒行业高层，建立烟草业新闻委员会，努力制造出“辩论”的局面;同时广泛发放民意调查问卷，引导支持香烟的运动，向医生、媒体、公众等分发宣传册，降低对于香烟的恐慌（[3]， p 16），在这样的“烟草战略”（Tobacco Strategy）下，整个烟草业较为成功地实现了与政府监管的对抗，并在公众视野中弱化了烟草的危害性。
第二章进一步论述了“烟草战略”的扩展，作者认为鹰派科学家在战后十分关注国家安全状态及此背景下的科学发展动向，在一种反共主义色彩的倾向下掀起了战略防御的狂潮。但在作者看来，这些战略并非基于客观、理性的调查结果，而是鹰派科学家在证据缺乏的情况下，将其拟定的结论作为确定的公开知识并加以宣传，最后产生了相应的决策行为。而与之相对的，卡尔·萨根（Carl Sagan）为代表的反伪科学派也尝试通过电视等媒体渠道对鹰派科学家宣扬的战略防御进行回击（[3]， p 44），认为核交战可能导致地球进入极度严寒，形成不可逆的“核冬天”，由此，这场激烈争辩进入了公众的视野（[3]， p 49）。通过对科学模型的质疑，以及将“核冬天”的观点与自由主义、环保主义联系，罗伯特·贾斯特罗（Robert Jastrow）等人将公众对核冬天的疑虑点燃（[3]， p 59），从而使这一观点受到冲击。 在此基础上，作者在第三章就酸雨的“辩论”历程进行了梳理，试图说明类似的模糊化和否认同样发生在环境科学领域。异见群体由于政治立场、经济成本等原因，对酸雨的成因、形成过程、后果、危害程度等诸多方面的研究都进行了反驳，甚至发展到了操纵和篡改同行评议的局面（[3]， p 95）。这直接引出了第四章关于臭氧层空洞的讨论。弗雷德·辛格（Fred Singer）等保守主义智囊团在利益相关的企业、公司和基金会的支持下竭力建立一种反诉机制，将臭氧空洞定义和描述为自然现象的变化，从而对抗环境监管（[3]， p 126），最终削弱政府针对环境、健康的保护力度，保护相关企业的顺利发展。
第五章的话题回到烟草上，作者认为保守派科学家、政客和商业集团扭结在一起，利用惯于采取的“烟草战略”，通过虚假宣传、对抗禁令、保持争议等形式对二手烟问题进行回应。他们有意识地针对环保署及其他组织的观点进行了一场“抹黑运动”，甚至整理出版了名为《伪科学：一个资源手册》（Bad Science： A Resource Book）用于对抗环保署监管的信息手册。该书包括了传播广泛的社论、论坛稿件等，在开篇即有“科学常常被操纵，以便履行某个政治议程”的言论（[3]， p 144—145）。将矛头对准政府的监管政策，并对科学数据、标准甚至科学本身展开了攻击，质疑了科学的权威性和完整性。最后两章也延续了之前的行文脉络，阐述了关于全球变暖和滴滴涕（DDT，一种有机氯类杀虫剂）的争议，对待科学“结果”的拖延战略和否定战略也因此成功占据了言论市场（[3]， p 174），科学的不确定性被刻意强调。双方的对战从科学论争甚至上升到了人身攻击的层面，主流科学家和主流科学被抨击和挤压，科学的准确性和客观性也因此陷入困境（[3]， p 197）。
在结语中，作者反思和批驳了论战背后隐藏的自由主义言论与自由市场的推崇，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无法实现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因为参与者无法拥有完善的信息（[3]， p 249），公众在信息筛选和媒体不对称报道的机制下难以对“科学事实”形成准确的定位和理解。在政治诉求和经济利益的推动下，“烟草战略”被大范围使用，并渗入了生活和理念的诸多角落。而在“公正”外衣下对平衡报道理念的滥用也使得未经验证的科学言论在猎奇和反常态的社会心理下获得了广泛的思想阵地，媒体在抢占新闻的激流中时常捕风捉影[5]，公众被制造的“争议”假象误导，难以获取准确而客观的信息。在此意义上，我们应当认识到“科学事实”本身所具有的解释性[6]，从而重视科学家群体的专业素质和职业操守。明确唯有形成“正确”“洪亮”和“清晰”的科学声音才能摆脱“烟草战略”的混淆视听，使科学认知越出被怀疑的窘况[7]。
二 贩卖何物：对立观点背后的阴影
本书材料详实，结合了政府档案、官方报告、数据统计、私人回忆录、传记、会议记录等多重资料文献。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对于科学事实的简单宣传和对科学言论的鼓吹，此书将视野投向科学声音和其背后的科学群体，试图厘清其中涉及的政治立场、经济诉求、文化背景等线索，使得读者对于原本在生活中很难深思的社会现象和科学“事实”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具有较高的启发价值。
作者试图揭示在双方貌似证据充分的“辩论”背后，隐藏在公众媒体层面的煽动与隐瞒。有利益诉求的群体利用媒体以公平自由自居的立场下对“平衡报道”的追求，塑造出了“辩论”的局面。但“平衡报道”不应简单局限于兼顾观点，在信息来源、可信度、可考证性以及后果等方面也应进行“平衡”考量[8]。传播媒介作为现代社会所日益依赖的信息收集、处理、呈现、解释的符号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应该构成一种相互关联和制约的“生态”，因此传播媒介应当基于公众信任体系，将“平衡”作为内化的道德要求和专业准入门槛，促进科学知识的客观、全面还原，而不是落入机械式呈现对立观点的“虚假平衡”[9]。
另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深入应用，科学家群体在公共认知中获得重要地位并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层面发挥巨大作用。因此，为了确保公共政策的科学性与合法性，公众所信任的专家系统对科学家群体提出了新的要求[10]。在此书中，这一问题被尖锐指出，公众需要明确清晰的“科学事实”，但科学家群体对寻求准确科学证据和谨慎得出科学结论言辞的事实，被刻意营造为是研究结果的不确定和科学事实的含混[11]。也正因为如此，作者认为鹰派科学家及背后的保守主义群体成功利用能够服务于其话语体系的科学界及媒体代表，通过“以科学对抗科学”的“烟草战略”掩盖了主流的科学认识（[3]， p 218），而这种掩盖是对科学系统乃至科学本身的一种威胁，“怀疑主义”则在异见精英的推动下成为反运动的策略，并导致美国反智主义盛行，在“话语”和“行动”两个层面都丧失了正面意义的决策能力[12]。
与此同时，在媒体传播、科学家发声以外，也不能忽视公众对于社会舆情和公共政策的参与。强调对话形式的公众参与模型具有更突出的理论阵地和实践可行性[13]。但在多數情况下，即便是以“共识会议”“科学沙龙”等形式为载体的交流活动也时常发展成为科学家对公众的单向科普行为，而这却并不利于实现政府 科学界 公众三方互动下的科技治理结构[14]。在本书中，作者关注科学家群体、媒体以及政界，而对于公众的书写基本上停留在知识被蒙蔽、意见被左右的层次，洞悉多方观点和势力的作者尚且如此，在实际中公众参与的境况也许更是堪忧，这对于“科学共识”的全社会形成和传播无疑是十分不利的。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主流科学家与非主流科学家对立的观点背后凝聚着庞杂的线条。作者描述的这群烟草战略的始作俑者，他们所兜售的也不仅仅是“怀疑主义”，更是符合其利益的诸多繁杂因素——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自由主义的商业诉求、反共反苏的文化背景。在这一场“怀疑”与“确信”之间的斗争中，传播媒介被作为言论武器，科学家群体成为意见代表，公众成为了被兜售的对象，而正是这三个环节的全面溃退，使得我们难以在科学界乃至全社会形成正确的“科学共识”。另一方面，在信息传播飞速的时代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知识沟”又使得获取与分析信息的能力形成了更大的差异化 [15]，社会认知和话语建构成为了我们需要长久努力的未竟之事。 三 前路何处：科学共识的瓦解与重建
当“怀疑”成为对科学认知的主旋律，科学的前路便成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困局。一方面，STS研究从建构主义的立场出发，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科学的权威形象，科学不再是神坛上不容置疑的尺规。另一方面，科学与政治、社会的联结产生了新的隐忧，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成为了科学研究的背景音。换言之，我们已经站在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十字路口，科学知识乃至决策共识则成为了亟待解决的全球性问题，但这种合理化共识的形成仍然有赖于传播媒介、科学家群体与公众等多元行动者的共同发力。
20世纪70年代以来，建构主义对科学研究和科学的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建构主义在吸收了解构主义、符号学、解释学等哲学视角后成为了占据重要地位的一种方法论倾向，对科学话语、科学家身份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16]。格林斯基（Jan Golinski）认为，科学知识在特定的场所进行生产，其中的代表就是实验室，但其技术人员、科学设备、场地等与社会相联结构成了诺尔 赛蒂那（Karin D. Knorr Cetina ）提出的实验室的与境性[17]，实验室生产的知识最终成为公众知识，使得实验室具备了突出的社会性。科学的解释性、建构性得以凸显，也导致科学陷入“怀疑”和“确信”之间的尴尬境地。
在此基础上，怀疑其实具备了两层含义，一种是对科学结论的怀疑，这种怀疑部分基于某类科学理论本身的含混与不确定，比如对前沿量子力学的讨论，科学家们也尚未定论;也有部分来源于利益有关群体刻意地煽动和隐瞒，比如在香烟危害性的讨论上，怀疑被刻意制造出来。另一种怀疑则可以指向对科学应有的怀疑精神，即我们不应该迷信某种科学结果，这实际上构成了近代科学突破的深层动力。但在实际的科学传播中，这两种怀疑被混淆，导致民众有时走向盲目的科学信仰主义，有时又对具体的科学结论产生怀疑进而怀疑科学本身。那么，该如何突破这一窘况呢？
首先，在“科学共识”中应当承担重要角色的是科学家群体，科学家在传播与信任的链条中是不可缺失的一环。我们应当明确科学并不强调绝对真理，而是以怀疑精神通过对理论的适用范围、精确程度等进行调整不断逼近真理，科学的突破恰恰来源于对原有科学知识体系的怀疑精神，，我们应当突破传统科学观中客观主义的绝对立场，认识到科学认知中所内嵌的人为构序等行为特征[18]。在此基础上，科学家应当充分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通过对认知主体和认知过程的保障提高科学的可靠性[19]。另一方面，应当加强科学共同体内的规范问题，明确科学家本身所固有的“代表”属性，从而促进有效的科学共识的形成[20]。
而科学家群体“正确”“清晰”的声音如何以“洪亮”的方式表达与宣传呢？这就再次回到了传播媒介的问题。首先，科普是学界和公众所习以为常的方式，但科普的主体、方式却并未形成统一、有利的规范。科学家应当突破传统的“施教者”的身份，不以高高在上的姿态进行偶发的、零散的知识分享，而是成为具备良好表达力、亲和力的代表群体，以规范化、制度化的形式形成有效的知识互动，这也对科学的民主化以及接受度有所裨益[21]。此外，科学观点在媒体中的传达需要被慎重对待，专业素养和职业素养应在科学传播领域兼备，《纽约时报》对于全球变暖的片面性报道就使得舆论领先于科学的确定性结论获得了广泛的公众基础[22]，而这对于“科学话语”的公正、客观表达无疑是十分不利的。因此，如何形成全面、权威且被科学家群体和公众同时信任的科学知识普及体系，将科学群体的集体成果转化为有力的发言和共识，是值得我们长期思考和探索的。内奥米在2019年的新作《为什么要信任科学？》中也进一步对此进行了讨论[23]。
最后，科学共识的形成不应局限于科学共同体内，而是应当与公众形成有效互动。科学走出实验室的尝试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科学家与公众致力推动的“公共领域”正在形成，科学对话的形式也逐渐丰富。这些举措一方面可以使得公众从被动接受转为主动吸收，从而提高科学知识的传播度，另一方面也能够促进公众的认知，让科学家与科学知识得到更广泛的理解和信任。但是，公众时常認为科学结论应当是准确的、唯一的、固定的，他们所关注和讨论的科学问题，大多数可以演化成“常识”的延伸和扩展[24]。但正如上文所言，科学本身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这一点被公众所长期忽视。由于公众很难接触到科学结论的演进过程而寻求一个唯一不变的答案，他们希望所有的科学讨论都能归于一个“一加一等于二”一般的确切落点。但问题在于，科学问题并无法如此简单，且在科学家的眼中，“即便是一加一，也不一定等于二”，在不同的思维和话语体系中，科学家与公众被拉向了两端。
更值得担忧的是，在现有的社会格局中，对于科学与技术的信任与依赖使得公众将思考的空间都让渡出去，数据化、科技化在便利化的同时也导致了程序化和信息筛选的隐忧，简化在某种意义上便导致了误解。此外，对于结果和价值的追求以及猎奇心理，使得科学的发声常落脚于吸引性的结果而非过程。因此，科学家群体需要为自己的知识建构性进行辩护，使得公众在保持对科学的乐观立场的基础上，对于科学结论有更为客观、全面和谨慎的判断，对于科学结论形成过程的“解蔽”并不会使科学被拉下神坛，而或许有可能将科学推向民主化和“开源化”，科学不应当是少数人的高超“技艺”，但这无疑基于科学素养的全面提升和科学规范的有序形成。
四 结语
纵观全书，各章之间以议题背后的意见群体、博弈过程相联系，印证的材料非常丰富，较好地完成了其梳理史料、陈述观点的意旨。但各章之间的论证逻辑并未层层推进，偶有累赘之感，且字里行间，可以明显感受到作者对塞茨一方所代表的行业人员、科学家群体的不满与批评，似乎也有失其作为历史学家的公允与客观。不过，书中涉及的人物事件、组织架构十分丰富，对于观点更迭的讨论比较详尽，所引用的材料在数量和角度上都比较丰富全面，是我们了解美国烟草业、全球变暖、臭氧空洞等相关议题的一个坚实出发点，可以以此书为索引，根据作者呈现的材料和线索，继续对有关问题探讨和思考。由于所讨论的议题涉及到许多科学模型与实验方法，而本书并非专业的科学论文，基于篇幅以及作者的学科背景等原因，只能将科学家群体之间的辩争提取为结论性的话语，而如何提取，以什么样的论点作为主要讨论的观点，如何将价值判断剥离于事实判断，则对作者的科学素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也是科学史家应该长期关注和反思的。 透過此书，我们对看似简单的“科学事实”产生了新的思考，烟草危害、全球变暖等话题之所以并未形成强有力的科学共识和决策共识，部分是利益群体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夺取宣传阵地的结果。另一方面，类似于气候变暖成因等问题，本身具有含混性和商榷余地，在缺乏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时，科学家无法负责任地给出确切的结论，从而留下了言论的空间。因此，广泛的科学共识的形成，有赖于科学家 传播媒介 公众共同发挥作用的互动空间，通过这三个环节的合理互动，也许我们可以把握好科学与政治之间的互构关系，尽力追求科学话语的客观、中立，通过正确的科学“声音”的形成、传播和接受，从而推动“科学共识”的有效、规范形成。
最后，尽管这本书立足于美国的案例，但透过此书的思考，我们也能够对当下中国的科技争议有所反思。由于目前科技发展具有难以阻挡的迅猛态势，但许多科学技术其实潜藏着伦理困境、价值选择与安全隐忧，因此围绕这些科技的反思与讨论亟待形成与完善，而这离不开科学家、传播媒介与公众三位一体的互动。例如此次新冠疫情中，围绕病毒、疫苗等议题，怀疑与反对的声音从未休止，官方的行动也在探索中进行，克服了许多困局与阻碍。总体而言，需要科学家在科学规范的范围内有效活动，形成科学结论，传播媒介基于专业素质与道德准则进行客观报道，形成合理声音，而公众则应不断提高自身科学素养，对芜杂的信息进行事实判断，形成正确认识。在科学发展的浪潮中，这三者间的有效推进，方能在“怀疑”与“确信”之间把握好边界，形成客观与有效的科学认识，构建良好和谐的社会生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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