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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鲁艺”老学员、晋绥革命根据地文艺老战士、甘肃省原人大副主任李文辉，在解放后从事共青团工作中结识了胡耀邦同志，并在其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里，与耀邦同志多次来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在不同的时期与胡耀邦同志的交往中，亲身感受到耀邦同志真实、随和、豪爽、光明磊落等多方面的人格魅力。他深情地告诉笔者，胡耀邦同志既是位充满活力和正义感的伟大政治家，又是一位亲切、和蔼、富有人情味的平凡人。
劫后余生。富强胡同平心静气聊形势
据李文辉同志回忆，他第一次见胡耀邦同志，是胡耀邦在初任团中央书记一年后的1953年。当时，李文辉任甘肃团省委副书记、团中央候补委员，在北京参加第三次团代会时，他听胡耀邦作报告流利、生动和神采飞扬，那样年轻有才，充满朝气和活力，内心产生了很大的好感和敬意。而且，大会之余，他看到胡耀望代表们。李文辉印象里，胡耀邦与他握手的时候，特别有力量，脸上是真诚而爽朗的笑，让人感觉到一种’特别的温暖和亲切。
后来，李文辉又离开团省委，到其它单位工作，不久“文革”开始，李文辉受到冲击和批斗，他的罪名是“三胡的黑干将”。当时胡耀邦也被打倒，剃了“阴阳头”，但他骨头很硬，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拒不交待有什么“罪”，所以受到很残酷的折磨。
1976年，被“解放”的李文辉担任靖远矿区铁路指挥领导职务，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宋平派他去北京汇报工作并申请投资。工作结束后，他想起了12年没有再见过面的共青团老领导胡耀邦同志，决定要千方百计找到他，见上一面，看他经过“文革”磨难后是否还好。
经打听得知，胡耀邦这时已被邓小平点名“解放”出来，在中国科学院主持党委工作。
听说胡耀邦还住在团中央家属院，地址是富强胡同5号。李文辉绕来绕去地找，终于找到了这个极普通的小四合院。小四合院很窄，有前后两个格，前院住的是耀邦家，后院住的是胡克实家。
敲门后，是胡耀邦的大孩子德平来开的门，李文辉脚刚迈进门，耀邦就出来迎接。他穿着普通的蓝色中山装，灰色的布裤，神情还是当年那样爽朗和热情，但额头上和眼角已有了许多皱纹，也有了白发，显得憔悴了许多，想到他和自己一样刚刚经过一场“文革”幼难，李文辉立刻一阵心酸……耀邦紧紧握住李文辉的手，摇了又摇，笑着说：“老共青团员大难不死，又相见了。”
耀邦让李文辉在狭窄的小客厅里坐下后，就拉抽屉、翻柜子，满屋子找东西。李文辉问：“您找什么?”耀邦指了指随李文辉同来的一个亲戚小女孩说：“我们喝茶，给娃娃找点吃的。”他后来终于从别的屋子里找到一个小罐，高兴地从里面倒出几颗桂网，对小女孩说：“小娃娃，吃这个，这个比牛奶糖好吃!”
这时，耀邦才坐下来，关切地问李文辉是不是也受到了批斗，现在出来工作没有，还有身体、家庭情况等等，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问这问那，关心至周。他还问到他认识的甘肃的其他一些人的情况，还有甘肃的经济形势。他听着，沉思着，很少插话，能感觉出他心中对国家形势担忧的一种沉重。听李文辉说完，耀邦沉思着说：“党的干部，要在有很多不利因素的情况下，看到一种转机，要做这种转机的推动者，党的干部应当做这样的人。”
耀邦和李文辉聊了很长时间，但对当时北。京的各种传言，如“四人帮”、天安门事件、毛的身后事及科学院的事，却只字不提。他没有一点怨恨，没有不平，更没有激愤的言辞，是那样坦然、宁静和平和，甚至他没有谈到他受过何样的磨难以及李文辉后来才知道的腰伤。大难过后，他那种宁静致远、受辱不怨的风度，令李文辉非常感慨和敬佩。李文辉想，只有胸怀宽广、不计恩怨得失、品格高尚的人，才会这样心静如水。他心里越发对耀邦多了几分崇敬。
在告别的时候，耀邦一直把李文辉送到了小院的大门口，拉着李文辉的手好久不放，说以后有机会到北京来，一定来家里坐等等。回来的路上，李文辉想。耀邦率真、和气、一腔热情的性格一点儿都没变。
身居高位，邀“老共青团员”相聚中南海
在李文辉这次拜访过耀邦之后几个月，毛主席逝世，“四人帮”被粉碎，国家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77年3月，耀邦同志出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8月在党的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2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78年，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1980年，他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耀邦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这一段时间，中央高层变动很大，耀邦成为一颗耀眼的星在迅速上升。国家变革，拨乱反正，他充当了中坚，非常忙碌。他先是在中央党校发起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后在中组部顶着压力挑战禁区，亲自接待上访者，平反冤假错案，解救了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紧接着又在中宣部大搞“解放思想”运动。担任政治局高层职务后，又领导全党搞改革开放，抓经济工作。李文辉在这段时间里，只在耀邦任中组部长时见过一次，当时他去北京开会，顺便捎去省里几位老同志的申诉材料给耀邦。他说，耀邦当时还住在富强胡同，屋子里到处堆着各地来的上诉信函，客厅里坐着好多上访的老干部。因为见耀邦那么忙，见面后，与他简单寒暄了几句，转交了材料，李文辉就告辞了。
又过了3年，李文辉1981年去中央党校学习，这时耀邦已是党中央主席。在学习即将结束的时候，一同在这里学习的当年的几位省团省委书记，很想看望一下耀邦，但知道他特别忙，不便打扰，就联名写了封问候信，托也在中央党校学习的耀邦的夫人李昭转递给、耀邦。
没想到第二天，耀邦的秘书打电话到学校，告诉李文辉让他们几个人不要出去，马上有车来接他们。耀邦同志要接见他们。
李文辉记得那天是7月26日，北京的天很热，一辆小面包车接他们来到中南海。
大家刚在一个小会议室里落座，耀邦就推门进来了。他笑呵呵地叫着每一个人的名字，一一和大家握手，还是那样有力地摇着，好久才松手，大家一下子仿佛又回到了在共青团工作的当年。
坐定后，互相问候寒暄了一阵，耀邦指着湖南的同志说：“湖南上访人员最多，政策落实迟了，‘左’的东西消除得不够，思想扭转不快，落实政策阻力很大，给人家平反总要留个小尾巴，说人家‘你总还是有错误嘛’。我去年去了一次，说你把人家搞过头了，两相抵消吧!今年还不错，农业政策落实了，这样就好，对中央的精神不要打折扣。”
接着，耀邦又谈到解决河北问题，说他专门去讲了一个话，搞了民意测验，走群众路线，决定了主要负责同志的去留。
大家后来问到全国的形势，耀邦高兴地说：农业不错，工业不太理想，宁夏生产尤其不好，减产20％， 他准备明年要去那里。他说，抓经济的事发了紧急电报，要求各省委书记亲自动手写3000字的报告，谈明年计划的安排，并要求抓好今年最后的4个月。李文辉说，接着耀邦掰着指头说各省的升降幅度，说得很快，数字、百分比记得清清楚楚，令大家十分惊讶。耀邦还郑重地说：“生产搞不上去，我们站不住脚。”又说：“我在六中全会上就讲两件事，一是要搞好经济生产建设，一是要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治安，一年不懈地抓几次，人民群众就会满意。”
耀邦那天谈话兴致很高，最后谈到农业土地承包问题，他神情有点严肃地说：“阻力很大，进度不快，很多地方包不下去，主要是有些同志思想转不过弯子。”他端起杯子喝了口水又说，“我们要求每个省的主要负责同志对这件事要下大力气抓，胆子放大，出了问题是中央的，你们只要包下去，很快就会看到成效的。”
听到这里，李文辉问耀邦：“我回去后可否向省委汇报这个意见?”耀邦马上说：“可以呀!你就这样对宋平同志讲，你当通讯员。”
不觉之间，3个小时过去，到吃午饭的时候了。耀邦看了一下表说：“一早上就接你们来了，我们这里星期天也是3顿饭，我请你们几位吃午饭。”于是大家跟耀邦来到一个简陋的小餐厅。坐定后，耀邦同志在服务员递过来的单子上用笔划了一个勾，一会儿服务员就端上来一个盘子，里面是4盘菜1盆汤。耀邦笑着对大家说：“四菜一汤，米饭管够，吃馒头也可以，来，大家动筷子。”菜是两荤两素：一盘红烧肉、一盘芹菜炒肉、一盘虾米炒萝卜，还有一盘素炒油菜，汤是西红柿鸡蛋汤。菜可能是大锅菜，比较绵，但很好吃。5个人吃这么几个菜，勉强够。耀邦一边吃饭，一边和大家说笑，像几个好朋友聚在一起，一点儿也看不出他在高位。吃完饭，服务员收他们每人半斤粮票，钱是由耀邦付的。中央机关后勤管理的严谨和廉洁，给李文辉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吃完饭，耀邦让大家到中南海四处转一转。李文辉他们都是第一次到中南海，乐得耀邦如此体恤，就在中南海走了走，参观了毛主席办公和住过的“丰泽园”，还有光绪皇帝被软禁过的阁楼等。之后，他们就去与耀邦告别。耀邦正在与人谈话，急忙从会客室出来送他们。与李文辉握手道别时，他说：“甘肃，我还是西征时去的，以后一定要再去的。”
回到甘肃，李文辉把耀邦接见他们时的谈话向宋平书记和省委做了汇报，甘肃按照耀邦同志对土地承包政策的意见加大了工作力度，取得了突破，在全国走在了前头。
深情沃土。大好人活在人心便永生
1982年9月，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之后几次视察西北，也特意重点走访了甘肃。他来到许多贫困山区，坐在田头和农民们亲切交谈，了解土地承包后的生产生活情况。特别是1983年7月，他西去甘肃、青海基层走访视察长达20天，行程近万里。当时已任甘肃省人大副主任的李文辉记得，已经68岁的耀邦，在甘肃期间，不辞辛苦，早出晚归，满满当当地视察了7天，先后访问了陇南、陇东、陇中许多县、乡和田野山村。所到之处，他非常动感情地拉着穷苦农民的泥手嘘寒问暖，了解情况。经过在基层的走访调查和听取农民的意见，最后他向甘肃省委明确提出甘肃治穷致富的战略思路应该是：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改造山河，治穷致富。他还提出了种草种树的10条具体办法和措施，要求甘肃“反弹琵琶”(借用敦煌壁画的启发)，“动员群众大造声势，地动山摇地去搞”。他为此而郑重地为甘肃题了词：“种草种树，治穷致富!”“种草种树、发展牧业，是改变甘肃面貌的根本大计。”
李文辉说，早在1956年3月，当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耀邦就主持发起过陕、甘、晋、豫和内蒙5省(区)青年造林运动，后来扩展到全国拉开了大规模植树造林的群众运动。任总书记之后，在甘肃再次倡导植树种草，引导农民治穷致富，使甘肃大地迅速掀起一场绿化运动，并坚持了20多年，取得很大成果。甘肃人民感激耀邦，在兰州北山徐家山专为他立了一座碑，上面是当年他的亲笔题词：“种草种树，治穷致富”。
1988年秋，李文辉去北京开会。这时耀邦同志已于1987年1月辞去了总书记的职务，赋闲在家一年多了，李文辉很想念他，不知道他心情可好，身体怎么样，于是想到再去看他。他约了国家计委办公厅主任、当年的“老共青团员”任景德一同去看耀邦。
耀邦任总书记后，从富强胡同搬到了中南海东侧的会计司胡同，辞了总书记后仍住在这里。这里也是一套普通的四合院，院子不大，但却整洁有致，有很多绿色的花草植物。
耀邦同志一听有客人来访，很快从书房里出来迎接：“噢，是李文辉你。”耀邦快人快语地说，显得很高兴。李文辉发现，这时的耀邦明显地瘦了，头上已有了不少白发，但看上去精神还好。台上台下一个样，耀邦任何时候给李文辉的感觉都是一样的，一见面，一样的握手方式，一样的亲切热情，一样的见老朋友式的问长问短。
寒暄了两句，耀邦发现李文辉手里有个小纸箱，问：“这是干啥?”李文辉忙说：“百合，兰州的百合，刚上市的，给你补补身体……”耀邦感叹着说：“好远的路，不容易带啊!”随后把他们让进了客厅坐下。
面对李文辉他们的问候，耀邦同志轻松开朗地说：“身体还好，没有什么大毛病，就是这个腿……”他轻轻地拍打了两下膝盖说，“估计还是关节炎呢，骨质增生可能也有一点。”李文辉说：“还有‘文革’中挨斗受的腰伤呢!现在怎么样?”耀邦无所谓地说：“也没大问题，每天按摩按摩，不要紧的。”他告诉李文辉他们，他已向政治局请了假，准备去湖南休养一段时间，顺便搞点调查研究，后天就要动身。“接到你们的电话，我就说，要来快来，不然就见不到了。”说完这句话，耀邦庆幸地向他们亲切微笑着。
李文辉告诉笔者，在接下来的谈话中，他发现耀邦和过去有些不同了，他不再是过去的那个永远年轻活跃、思维敏捷和十分健谈的胡耀邦，他说话不多了，也不太像过去那样一见面就问这问那，多时候是静静地听对方说，还时常不自觉地出现凝眉思索的表情。对个人际遇，他还是缄口不谈。李文辉见他这样，心里有点难过。知道他不能继续工作，心里不快乐。对于一个生性活泼外向、精力才华过人、责任感极强的人来说，不能工作，成天赋闲在家，是多么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啊!思索一定带给了他沉重的压力，他心中的煎熬和忧郁，从他的一颦一笑中淡淡地透露出来，让李文辉看着心中十分伤感。
听李文辉他们谈当时的抢购风、飞涨的物价、银行的银根紧缩引起的人心浮动，及担心经济形势恶化等，耀邦陷入沉默，只是鼓励大家多为国家分忧。停一了会儿，耀邦弹了弹手上的烟灰，平静地说：“形势会好的，十三大确定的路线是继续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只要这一条不变，经济会走出低谷的，其他方面……”他笑了笑说：“很多文件不给我送了，看不到了，和你们一样，很多情况是从报纸和广播上知道的。”
李文辉听耀邦说身体没什么大的毛病，就建议他每天多在院儿里活动活动，注意健身和保养。耀邦说：“闲下来也好，可以静下心来多读点书。马列全集‘文革’时就在读，后来挑起担子就撂下，现在又可以读了……重新读，又有了新的体会。”耀邦还告诉李文辉他们，他还读点史学著作和文艺作品什么的，还有《周恩来传》。有时他还练练书法，写写诗，感觉对静思养心很有好处。
要告别的时候，耀邦要李文辉等一等，急忙跑到别的屋子里拿来两筒茶叶，硬塞给李文辉：“你一定要拿着，我们都是老共青团员，我吃你的百合，你喝我的茶，大家都保重，这样就好……”
从耀邦家回来的路上，李文辉忽然想到今天怎么没和耀邦合个影，觉得有点遗憾。同行的任景德说：“是啊……下回吧，等他从湖南疗养回来以后，你再来北京时。”李文辉伤感地对笔者说：“没想到这成了我见耀邦同志的最后一面，合个影的愿望也成了一个永远的遗憾……”他说，因为耀邦从湖南回到北京后的1989年4月15日，因心脏病突发而不幸去世了。李文辉说，他从电视新闻里得知这个噩耗，难过得几天都吃不下饭去，像病了一场。如今想起最后一次在耀邦家听他说“要来快来，不然就见不到了”那句话，李文辉说那简直就是一个可怕的谶语。
耀邦去世后，李文辉到北京去看望过两次李昭。每每谈起耀邦，李昭缱绻之情难已。她曾对李文辉说：“你知道的，耀邦自认为他是一个过渡性人物，但他为党为人民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而且他实实在在是一个好人，一个极其真实、善良、无私而心地透亮的人……他是我的丈夫，更是我敬爱的老师!”
采访结束，想到楚辞专家文怀沙吊唁耀邦时的献联：“民望甚饥渴，公行胡滞留”；想到九旬著名儿童教育家孙敬修在耀邦灵前呼喊“耀邦，你是一个大好人啊”；想到一位诗人为抒写哀思献给耀邦的一支歌《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沃土”……觉得这些，不仅对李文辉老人，也让我们看到胡耀邦同志“活在人心便永生”。
劫后余生。富强胡同平心静气聊形势
据李文辉同志回忆，他第一次见胡耀邦同志，是胡耀邦在初任团中央书记一年后的1953年。当时，李文辉任甘肃团省委副书记、团中央候补委员，在北京参加第三次团代会时，他听胡耀邦作报告流利、生动和神采飞扬，那样年轻有才，充满朝气和活力，内心产生了很大的好感和敬意。而且，大会之余，他看到胡耀望代表们。李文辉印象里，胡耀邦与他握手的时候，特别有力量，脸上是真诚而爽朗的笑，让人感觉到一种’特别的温暖和亲切。
后来，李文辉又离开团省委，到其它单位工作，不久“文革”开始，李文辉受到冲击和批斗，他的罪名是“三胡的黑干将”。当时胡耀邦也被打倒，剃了“阴阳头”，但他骨头很硬，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拒不交待有什么“罪”，所以受到很残酷的折磨。
1976年，被“解放”的李文辉担任靖远矿区铁路指挥领导职务，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宋平派他去北京汇报工作并申请投资。工作结束后，他想起了12年没有再见过面的共青团老领导胡耀邦同志，决定要千方百计找到他，见上一面，看他经过“文革”磨难后是否还好。
经打听得知，胡耀邦这时已被邓小平点名“解放”出来，在中国科学院主持党委工作。
听说胡耀邦还住在团中央家属院，地址是富强胡同5号。李文辉绕来绕去地找，终于找到了这个极普通的小四合院。小四合院很窄，有前后两个格，前院住的是耀邦家，后院住的是胡克实家。
敲门后，是胡耀邦的大孩子德平来开的门，李文辉脚刚迈进门，耀邦就出来迎接。他穿着普通的蓝色中山装，灰色的布裤，神情还是当年那样爽朗和热情，但额头上和眼角已有了许多皱纹，也有了白发，显得憔悴了许多，想到他和自己一样刚刚经过一场“文革”幼难，李文辉立刻一阵心酸……耀邦紧紧握住李文辉的手，摇了又摇，笑着说：“老共青团员大难不死，又相见了。”
耀邦让李文辉在狭窄的小客厅里坐下后，就拉抽屉、翻柜子，满屋子找东西。李文辉问：“您找什么?”耀邦指了指随李文辉同来的一个亲戚小女孩说：“我们喝茶，给娃娃找点吃的。”他后来终于从别的屋子里找到一个小罐，高兴地从里面倒出几颗桂网，对小女孩说：“小娃娃，吃这个，这个比牛奶糖好吃!”
这时，耀邦才坐下来，关切地问李文辉是不是也受到了批斗，现在出来工作没有，还有身体、家庭情况等等，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问这问那，关心至周。他还问到他认识的甘肃的其他一些人的情况，还有甘肃的经济形势。他听着，沉思着，很少插话，能感觉出他心中对国家形势担忧的一种沉重。听李文辉说完，耀邦沉思着说：“党的干部，要在有很多不利因素的情况下，看到一种转机，要做这种转机的推动者，党的干部应当做这样的人。”
耀邦和李文辉聊了很长时间，但对当时北。京的各种传言，如“四人帮”、天安门事件、毛的身后事及科学院的事，却只字不提。他没有一点怨恨，没有不平，更没有激愤的言辞，是那样坦然、宁静和平和，甚至他没有谈到他受过何样的磨难以及李文辉后来才知道的腰伤。大难过后，他那种宁静致远、受辱不怨的风度，令李文辉非常感慨和敬佩。李文辉想，只有胸怀宽广、不计恩怨得失、品格高尚的人，才会这样心静如水。他心里越发对耀邦多了几分崇敬。
在告别的时候，耀邦一直把李文辉送到了小院的大门口，拉着李文辉的手好久不放，说以后有机会到北京来，一定来家里坐等等。回来的路上，李文辉想。耀邦率真、和气、一腔热情的性格一点儿都没变。
身居高位，邀“老共青团员”相聚中南海
在李文辉这次拜访过耀邦之后几个月，毛主席逝世，“四人帮”被粉碎，国家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77年3月，耀邦同志出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8月在党的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2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78年，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1980年，他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耀邦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这一段时间，中央高层变动很大，耀邦成为一颗耀眼的星在迅速上升。国家变革，拨乱反正，他充当了中坚，非常忙碌。他先是在中央党校发起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后在中组部顶着压力挑战禁区，亲自接待上访者，平反冤假错案，解救了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紧接着又在中宣部大搞“解放思想”运动。担任政治局高层职务后，又领导全党搞改革开放，抓经济工作。李文辉在这段时间里，只在耀邦任中组部长时见过一次，当时他去北京开会，顺便捎去省里几位老同志的申诉材料给耀邦。他说，耀邦当时还住在富强胡同，屋子里到处堆着各地来的上诉信函，客厅里坐着好多上访的老干部。因为见耀邦那么忙，见面后，与他简单寒暄了几句，转交了材料，李文辉就告辞了。
又过了3年，李文辉1981年去中央党校学习，这时耀邦已是党中央主席。在学习即将结束的时候，一同在这里学习的当年的几位省团省委书记，很想看望一下耀邦，但知道他特别忙，不便打扰，就联名写了封问候信，托也在中央党校学习的耀邦的夫人李昭转递给、耀邦。
没想到第二天，耀邦的秘书打电话到学校，告诉李文辉让他们几个人不要出去，马上有车来接他们。耀邦同志要接见他们。
李文辉记得那天是7月26日，北京的天很热，一辆小面包车接他们来到中南海。
大家刚在一个小会议室里落座，耀邦就推门进来了。他笑呵呵地叫着每一个人的名字，一一和大家握手，还是那样有力地摇着，好久才松手，大家一下子仿佛又回到了在共青团工作的当年。
坐定后，互相问候寒暄了一阵，耀邦指着湖南的同志说：“湖南上访人员最多，政策落实迟了，‘左’的东西消除得不够，思想扭转不快，落实政策阻力很大，给人家平反总要留个小尾巴，说人家‘你总还是有错误嘛’。我去年去了一次，说你把人家搞过头了，两相抵消吧!今年还不错，农业政策落实了，这样就好，对中央的精神不要打折扣。”
接着，耀邦又谈到解决河北问题，说他专门去讲了一个话，搞了民意测验，走群众路线，决定了主要负责同志的去留。
大家后来问到全国的形势，耀邦高兴地说：农业不错，工业不太理想，宁夏生产尤其不好，减产20％， 他准备明年要去那里。他说，抓经济的事发了紧急电报，要求各省委书记亲自动手写3000字的报告，谈明年计划的安排，并要求抓好今年最后的4个月。李文辉说，接着耀邦掰着指头说各省的升降幅度，说得很快，数字、百分比记得清清楚楚，令大家十分惊讶。耀邦还郑重地说：“生产搞不上去，我们站不住脚。”又说：“我在六中全会上就讲两件事，一是要搞好经济生产建设，一是要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治安，一年不懈地抓几次，人民群众就会满意。”
耀邦那天谈话兴致很高，最后谈到农业土地承包问题，他神情有点严肃地说：“阻力很大，进度不快，很多地方包不下去，主要是有些同志思想转不过弯子。”他端起杯子喝了口水又说，“我们要求每个省的主要负责同志对这件事要下大力气抓，胆子放大，出了问题是中央的，你们只要包下去，很快就会看到成效的。”
听到这里，李文辉问耀邦：“我回去后可否向省委汇报这个意见?”耀邦马上说：“可以呀!你就这样对宋平同志讲，你当通讯员。”
不觉之间，3个小时过去，到吃午饭的时候了。耀邦看了一下表说：“一早上就接你们来了，我们这里星期天也是3顿饭，我请你们几位吃午饭。”于是大家跟耀邦来到一个简陋的小餐厅。坐定后，耀邦同志在服务员递过来的单子上用笔划了一个勾，一会儿服务员就端上来一个盘子，里面是4盘菜1盆汤。耀邦笑着对大家说：“四菜一汤，米饭管够，吃馒头也可以，来，大家动筷子。”菜是两荤两素：一盘红烧肉、一盘芹菜炒肉、一盘虾米炒萝卜，还有一盘素炒油菜，汤是西红柿鸡蛋汤。菜可能是大锅菜，比较绵，但很好吃。5个人吃这么几个菜，勉强够。耀邦一边吃饭，一边和大家说笑，像几个好朋友聚在一起，一点儿也看不出他在高位。吃完饭，服务员收他们每人半斤粮票，钱是由耀邦付的。中央机关后勤管理的严谨和廉洁，给李文辉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吃完饭，耀邦让大家到中南海四处转一转。李文辉他们都是第一次到中南海，乐得耀邦如此体恤，就在中南海走了走，参观了毛主席办公和住过的“丰泽园”，还有光绪皇帝被软禁过的阁楼等。之后，他们就去与耀邦告别。耀邦正在与人谈话，急忙从会客室出来送他们。与李文辉握手道别时，他说：“甘肃，我还是西征时去的，以后一定要再去的。”
回到甘肃，李文辉把耀邦接见他们时的谈话向宋平书记和省委做了汇报，甘肃按照耀邦同志对土地承包政策的意见加大了工作力度，取得了突破，在全国走在了前头。
深情沃土。大好人活在人心便永生
1982年9月，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之后几次视察西北，也特意重点走访了甘肃。他来到许多贫困山区，坐在田头和农民们亲切交谈，了解土地承包后的生产生活情况。特别是1983年7月，他西去甘肃、青海基层走访视察长达20天，行程近万里。当时已任甘肃省人大副主任的李文辉记得，已经68岁的耀邦，在甘肃期间，不辞辛苦，早出晚归，满满当当地视察了7天，先后访问了陇南、陇东、陇中许多县、乡和田野山村。所到之处，他非常动感情地拉着穷苦农民的泥手嘘寒问暖，了解情况。经过在基层的走访调查和听取农民的意见，最后他向甘肃省委明确提出甘肃治穷致富的战略思路应该是：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改造山河，治穷致富。他还提出了种草种树的10条具体办法和措施，要求甘肃“反弹琵琶”(借用敦煌壁画的启发)，“动员群众大造声势，地动山摇地去搞”。他为此而郑重地为甘肃题了词：“种草种树，治穷致富!”“种草种树、发展牧业，是改变甘肃面貌的根本大计。”
李文辉说，早在1956年3月，当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耀邦就主持发起过陕、甘、晋、豫和内蒙5省(区)青年造林运动，后来扩展到全国拉开了大规模植树造林的群众运动。任总书记之后，在甘肃再次倡导植树种草，引导农民治穷致富，使甘肃大地迅速掀起一场绿化运动，并坚持了20多年，取得很大成果。甘肃人民感激耀邦，在兰州北山徐家山专为他立了一座碑，上面是当年他的亲笔题词：“种草种树，治穷致富”。
1988年秋，李文辉去北京开会。这时耀邦同志已于1987年1月辞去了总书记的职务，赋闲在家一年多了，李文辉很想念他，不知道他心情可好，身体怎么样，于是想到再去看他。他约了国家计委办公厅主任、当年的“老共青团员”任景德一同去看耀邦。
耀邦任总书记后，从富强胡同搬到了中南海东侧的会计司胡同，辞了总书记后仍住在这里。这里也是一套普通的四合院，院子不大，但却整洁有致，有很多绿色的花草植物。
耀邦同志一听有客人来访，很快从书房里出来迎接：“噢，是李文辉你。”耀邦快人快语地说，显得很高兴。李文辉发现，这时的耀邦明显地瘦了，头上已有了不少白发，但看上去精神还好。台上台下一个样，耀邦任何时候给李文辉的感觉都是一样的，一见面，一样的握手方式，一样的亲切热情，一样的见老朋友式的问长问短。
寒暄了两句，耀邦发现李文辉手里有个小纸箱，问：“这是干啥?”李文辉忙说：“百合，兰州的百合，刚上市的，给你补补身体……”耀邦感叹着说：“好远的路，不容易带啊!”随后把他们让进了客厅坐下。
面对李文辉他们的问候，耀邦同志轻松开朗地说：“身体还好，没有什么大毛病，就是这个腿……”他轻轻地拍打了两下膝盖说，“估计还是关节炎呢，骨质增生可能也有一点。”李文辉说：“还有‘文革’中挨斗受的腰伤呢!现在怎么样?”耀邦无所谓地说：“也没大问题，每天按摩按摩，不要紧的。”他告诉李文辉他们，他已向政治局请了假，准备去湖南休养一段时间，顺便搞点调查研究，后天就要动身。“接到你们的电话，我就说，要来快来，不然就见不到了。”说完这句话，耀邦庆幸地向他们亲切微笑着。
李文辉告诉笔者，在接下来的谈话中，他发现耀邦和过去有些不同了，他不再是过去的那个永远年轻活跃、思维敏捷和十分健谈的胡耀邦，他说话不多了，也不太像过去那样一见面就问这问那，多时候是静静地听对方说，还时常不自觉地出现凝眉思索的表情。对个人际遇，他还是缄口不谈。李文辉见他这样，心里有点难过。知道他不能继续工作，心里不快乐。对于一个生性活泼外向、精力才华过人、责任感极强的人来说，不能工作，成天赋闲在家，是多么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啊!思索一定带给了他沉重的压力，他心中的煎熬和忧郁，从他的一颦一笑中淡淡地透露出来，让李文辉看着心中十分伤感。
听李文辉他们谈当时的抢购风、飞涨的物价、银行的银根紧缩引起的人心浮动，及担心经济形势恶化等，耀邦陷入沉默，只是鼓励大家多为国家分忧。停一了会儿，耀邦弹了弹手上的烟灰，平静地说：“形势会好的，十三大确定的路线是继续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只要这一条不变，经济会走出低谷的，其他方面……”他笑了笑说：“很多文件不给我送了，看不到了，和你们一样，很多情况是从报纸和广播上知道的。”
李文辉听耀邦说身体没什么大的毛病，就建议他每天多在院儿里活动活动，注意健身和保养。耀邦说：“闲下来也好，可以静下心来多读点书。马列全集‘文革’时就在读，后来挑起担子就撂下，现在又可以读了……重新读，又有了新的体会。”耀邦还告诉李文辉他们，他还读点史学著作和文艺作品什么的，还有《周恩来传》。有时他还练练书法，写写诗，感觉对静思养心很有好处。
要告别的时候，耀邦要李文辉等一等，急忙跑到别的屋子里拿来两筒茶叶，硬塞给李文辉：“你一定要拿着，我们都是老共青团员，我吃你的百合，你喝我的茶，大家都保重，这样就好……”
从耀邦家回来的路上，李文辉忽然想到今天怎么没和耀邦合个影，觉得有点遗憾。同行的任景德说：“是啊……下回吧，等他从湖南疗养回来以后，你再来北京时。”李文辉伤感地对笔者说：“没想到这成了我见耀邦同志的最后一面，合个影的愿望也成了一个永远的遗憾……”他说，因为耀邦从湖南回到北京后的1989年4月15日，因心脏病突发而不幸去世了。李文辉说，他从电视新闻里得知这个噩耗，难过得几天都吃不下饭去，像病了一场。如今想起最后一次在耀邦家听他说“要来快来，不然就见不到了”那句话，李文辉说那简直就是一个可怕的谶语。
耀邦去世后，李文辉到北京去看望过两次李昭。每每谈起耀邦，李昭缱绻之情难已。她曾对李文辉说：“你知道的，耀邦自认为他是一个过渡性人物，但他为党为人民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而且他实实在在是一个好人，一个极其真实、善良、无私而心地透亮的人……他是我的丈夫，更是我敬爱的老师!”
采访结束，想到楚辞专家文怀沙吊唁耀邦时的献联：“民望甚饥渴，公行胡滞留”；想到九旬著名儿童教育家孙敬修在耀邦灵前呼喊“耀邦，你是一个大好人啊”；想到一位诗人为抒写哀思献给耀邦的一支歌《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沃土”……觉得这些，不仅对李文辉老人，也让我们看到胡耀邦同志“活在人心便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