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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就是太阳，今天落下去，明天还会升起来。
19床病人住进产房的时候，妇产科特别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原来，这是医院配合医科大学传染病系的一个研究项目：艾滋病母亲分娩无感染婴儿。
艾滋病病人入住产房的消息，顿时让妇产科炸开了锅。开会时，当着院长的面，没人吭声。会议一结束，全体护士齐声抗议：“万一感染了，谁负责？”连一些医生也嘟囔：“要是污染了手术器械、床铺，造成其他病人感染怎么办？”
病人住进了产科特护病房，编号是院长亲自挑的。刚从卫校毕业3个月的我，战战兢兢地走进了19床的病房。戴口罩帽子穿长袖衣不说，我还特意挑了一双最厚的乳胶手套。
“19床”靠在床背上，腆着临产的肚子，微笑地看着我。我以为得这种病的女人多少有点与众不同，一打量，发现她很普通，头发短短的，宽松的裙子，平底黑襻扣布鞋，脸颊上布满蝴蝶斑，标准的临产孕妇。
“你好。”她彬彬有礼。我心跳加速，僵硬地笑了笑。
第一天护理就要抽血，而血液是艾滋病传播途径之一，想想都叫我头皮发麻。
大概是太紧张了，一针下去没扎进静脉，反把血管刺穿了。我看到她的眉毛都跳动起来，我手忙脚乱地拿玻璃管吸血，又找棉球，小心翼翼地不让血迹沾染到自己身体的任何一部分。
清理完毕，看看她的脸色，居然风平浪静。“谢谢你。”她的声音温和而恬静。
回到办公室，我忍不住说：“唉，这个‘19床’，怎么看都不像得那种病的人呀？”
值班的李医生抬头反问我：“那你认为得这种病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
一句话把我噎住了。
李医生把“19床”的病历递给我：“看看吧。”翻开病历一看，“19床”的运气真是不好，本来是一所大学的老师，年轻有为，30岁就升了副教授，前途一片光明，在去外地出差的路上遇到车祸，紧急输血时感染了HIV病毒，直到怀孕做围产期保健检查才发现被感染。
据说母亲感染艾滋病后生产的婴儿，感染艾滋病的几率高达20%～40%，而且生产中的并发症和可能的感染对于免疫系统被破坏的母亲来说，常常是致命的。现在，她一边待产，一边起诉那家医院和当地的血站。估计能得到赔偿，可这又有什么用呢？从被感染的那一刻起，她的生命已经被改写。
“19床”的丈夫来了，妇产科又是一阵小小的轰动。他是个什么样的男人呢？我怀着好奇心，装着查房走进病房。
“19床”坐在床上，丈夫坐在对面椅子上，她把腿搁在丈夫的身上，慢慢地梳头发，从头顶到发角，安详悠然。丈夫帮妻子轻轻揉捏着因怀孕而肿胀的双脚，尽显对妻子的怜爱。阳光从窗户溜进来，斑斑点点地定格在丈夫的手和妻子的脚上，他们是一对幸福的准父母。
“你觉得孩子会像谁？”我整理着床铺，听着这对夫妻的细语呢喃，心里不住泛酸，这原本该是一个多么幸福的家庭啊。
“我！”妻子娇憨地撒娇。
“皮肤不能像你吧？”丈夫乐呵呵地笑，“看你的脸都成花斑豹了……”
在眼泪出来之前，我离开了病房。
“19床”每天都必须服用多种药物，控制HIV病毒的数量，而且几乎每天都要抽血、输液。她两条白皙丰满的手臂，从手背到胳膊，针眼密布。我手生，加上害怕，常常一针扎不进，她却没发过一次脾气，只是很安静地看着我笑。
护理了一个多星期后，我渐渐喜欢上了她。虽然“武装设施”还是必备的，但是给她扎针时我非常认真，给药时也要重复几遍，直到她明白为止。有时候，我还会为她买几枝新鲜的向日葵，插在花瓶里，放在她的床前。
她的胎位一切正常，胎儿稍大，头围接近生产极限10厘米。为了避免生产过程中的感染，医生早就商定了剖宫分娩，连手术计划都拟好了，就等着产期到来。虽然离预产期还有一个多星期，但是她31岁初产，又身患艾滋，所以，所有医护人员都高度戒备，随时待命。
“19床”很镇静，每天看书，听音乐，还给未来孩子写信，画一些素描，枕头下已攒了厚厚一叠。我问她为何坚持要这个孩子，她笑了笑：“孩子已经来了呀，我不能剝夺他的生命。”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万一被感染了怎么办？”
她抚弄着向日葵，慢慢地说：“如果不试一试，孩子一点存活的机会都没了。”
我的心情颇为沉重，正要离开，她轻声唤住我：“拜托你一件事。万一生产时出了什么事，我先生一定会说保大人，可是我的情况你知道，所以无论如何，孩子是第一位的。”我的眼泪不可抑制地流了出来，这就是妈妈……
要来的，躲不过。那天夜里我值班，“19床”的手术已经安排就绪，是第二天上午。可是凌晨，办公室的紧急信号灯忽然闪烁起来，发出刺耳的警铃。“19床！”我一边招呼值班医生，一边飞速地奔向病房。
惨白的日光灯下，“19床”的羊水已经破了，更要命的是，羊水是红色的。也就是说，子宫内膜非正常脱落，子宫内出血了。“19床”的脸上第一次出现慌乱的神色，出血就意味着孩子遭受感染的可能成倍增加。原本胎盘可以屏蔽过滤艾滋病毒，但是生产中出血以及分泌物通常使得婴儿也会被感染。
她疼得额头上全是汗水，仍咬牙强忍住，配合术前准备工作。夜间担架一时没来，她二话不说干脆下床迈开步子就走。我搀扶着她，看着混着血污的羊水沿着孕妇裙下肿胀的双腿流下来。她不管不顾，反而越走越快，仿佛她走快一秒，孩子存活和不被感染的可能就增多一分。
当她躺在手术台上时，羊水已呈现污浊色，这意味着胎儿处于危险的缺氧状态。麻醉师给她施行了硬膜麻醉，我开始拿探针测试她的清醒程度。3分钟过去了，她依然清醒地睁着眼睛说：“很疼。”麻醉师汗如雨下，这种对麻醉药没反应的体质他还是头一次碰到，但是胎儿的状况已经绝对不允许再加大麻醉剂量了。
她死死握住我的手，眼睛哀求地望着医生们，声音轻微而坚决：“救我的孩子，快救我的孩子，别管我！”一分钟后，“19床”的手腕和脚腕被固定在产床上，麻醉师预备好了针剂，主刀的李医生闭了闭眼睛，好似不忍下手。这是我做护士以来，第一次在这个号称“妇产科王牌”的医生脸上，看到这种神情。
手术刀迅速在“19床”的肚皮上划切下去，皮肤裂开，脂肪层、肌肉、黏膜、子宫……“19床”握住我的手骤然间收紧了，咬着毛巾的口腔里发出含混不清、撕心裂肺的喊叫声，身体在产床上剧烈地颤抖着，脸因疼痛而变形。我不忍目睹，眼泪成串地往下掉。这是一种怎样的疼痛，这是一种怎样的母爱！
终于，胎儿被取出来了，脐带缠着颈部，因为缺氧，他的脸已经青紫。她大汗淋漓的身体开始松弛。在李医生有节奏的拍动下，婴儿吐出了口中的污物，终于发出了第一声微弱但清晰的啼哭。即将昏睡过去的她，努力地睁开眼睛朝孩子瞥了一眼，眼皮就沉甸甸地合上了。我为她解开固定的带子，发现她的手腕和脚腕都已被磨出了血。我的手，也像骨头断裂了一样，被她抓出一道道青痕，剧烈地疼痛着。
我怎么也没想到，那一眼是“19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孩子。那双恬静爱笑的眼睛合上之后，就再也没有睁开。3天后，因为手术并发败血症，抗生素治疗无效，深度感染，她永远离开了人间。
庆幸的是，那孩子HIV原体测试为阴性。我们的医疗个案多了一个成功的例子，听说市里的报社和电视台都要来采访这个艾滋母亲成功分娩的健康婴儿。
我在清扫病房时，在她的枕头底下，发现了她留给孩子的信，有字，还有图。最上面一页，画着一个大大的太阳，太阳下是一双小小的手。她给孩子写道：“宝宝，生命就是太阳，今天落下去，明天还会升起来，只是每天的太阳都会不同。”下面署着一个漂亮娟秀的名字——婉婷。
孩子出院时，我把信交给孩子的父亲，他的眼睛红肿得厉害。孩子哇哇大哭，好似知道妈妈走了，我把那张画有太阳的纸在他眼前晃动，他立即不哭了，兴奋地伸出手挥舞着，想要抓住妈妈留给他的信。
编辑 一川
19床病人住进产房的时候，妇产科特别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原来，这是医院配合医科大学传染病系的一个研究项目：艾滋病母亲分娩无感染婴儿。
艾滋病病人入住产房的消息，顿时让妇产科炸开了锅。开会时，当着院长的面，没人吭声。会议一结束，全体护士齐声抗议：“万一感染了，谁负责？”连一些医生也嘟囔：“要是污染了手术器械、床铺，造成其他病人感染怎么办？”
病人住进了产科特护病房，编号是院长亲自挑的。刚从卫校毕业3个月的我，战战兢兢地走进了19床的病房。戴口罩帽子穿长袖衣不说，我还特意挑了一双最厚的乳胶手套。
“19床”靠在床背上，腆着临产的肚子，微笑地看着我。我以为得这种病的女人多少有点与众不同，一打量，发现她很普通，头发短短的，宽松的裙子，平底黑襻扣布鞋，脸颊上布满蝴蝶斑，标准的临产孕妇。
“你好。”她彬彬有礼。我心跳加速，僵硬地笑了笑。
第一天护理就要抽血，而血液是艾滋病传播途径之一，想想都叫我头皮发麻。
大概是太紧张了，一针下去没扎进静脉，反把血管刺穿了。我看到她的眉毛都跳动起来，我手忙脚乱地拿玻璃管吸血，又找棉球，小心翼翼地不让血迹沾染到自己身体的任何一部分。
清理完毕，看看她的脸色，居然风平浪静。“谢谢你。”她的声音温和而恬静。
回到办公室，我忍不住说：“唉，这个‘19床’，怎么看都不像得那种病的人呀？”
值班的李医生抬头反问我：“那你认为得这种病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
一句话把我噎住了。
李医生把“19床”的病历递给我：“看看吧。”翻开病历一看，“19床”的运气真是不好，本来是一所大学的老师，年轻有为，30岁就升了副教授，前途一片光明，在去外地出差的路上遇到车祸，紧急输血时感染了HIV病毒，直到怀孕做围产期保健检查才发现被感染。
据说母亲感染艾滋病后生产的婴儿，感染艾滋病的几率高达20%～40%，而且生产中的并发症和可能的感染对于免疫系统被破坏的母亲来说，常常是致命的。现在，她一边待产，一边起诉那家医院和当地的血站。估计能得到赔偿，可这又有什么用呢？从被感染的那一刻起，她的生命已经被改写。
“19床”的丈夫来了，妇产科又是一阵小小的轰动。他是个什么样的男人呢？我怀着好奇心，装着查房走进病房。
“19床”坐在床上，丈夫坐在对面椅子上，她把腿搁在丈夫的身上，慢慢地梳头发，从头顶到发角，安详悠然。丈夫帮妻子轻轻揉捏着因怀孕而肿胀的双脚，尽显对妻子的怜爱。阳光从窗户溜进来，斑斑点点地定格在丈夫的手和妻子的脚上，他们是一对幸福的准父母。
“你觉得孩子会像谁？”我整理着床铺，听着这对夫妻的细语呢喃，心里不住泛酸，这原本该是一个多么幸福的家庭啊。
“我！”妻子娇憨地撒娇。
“皮肤不能像你吧？”丈夫乐呵呵地笑，“看你的脸都成花斑豹了……”
在眼泪出来之前，我离开了病房。
“19床”每天都必须服用多种药物，控制HIV病毒的数量，而且几乎每天都要抽血、输液。她两条白皙丰满的手臂，从手背到胳膊，针眼密布。我手生，加上害怕，常常一针扎不进，她却没发过一次脾气，只是很安静地看着我笑。
护理了一个多星期后，我渐渐喜欢上了她。虽然“武装设施”还是必备的，但是给她扎针时我非常认真，给药时也要重复几遍，直到她明白为止。有时候，我还会为她买几枝新鲜的向日葵，插在花瓶里，放在她的床前。
她的胎位一切正常，胎儿稍大，头围接近生产极限10厘米。为了避免生产过程中的感染，医生早就商定了剖宫分娩，连手术计划都拟好了，就等着产期到来。虽然离预产期还有一个多星期，但是她31岁初产，又身患艾滋，所以，所有医护人员都高度戒备，随时待命。
“19床”很镇静，每天看书，听音乐，还给未来孩子写信，画一些素描，枕头下已攒了厚厚一叠。我问她为何坚持要这个孩子，她笑了笑：“孩子已经来了呀，我不能剝夺他的生命。”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万一被感染了怎么办？”
她抚弄着向日葵，慢慢地说：“如果不试一试，孩子一点存活的机会都没了。”
我的心情颇为沉重，正要离开，她轻声唤住我：“拜托你一件事。万一生产时出了什么事，我先生一定会说保大人，可是我的情况你知道，所以无论如何，孩子是第一位的。”我的眼泪不可抑制地流了出来，这就是妈妈……
要来的，躲不过。那天夜里我值班，“19床”的手术已经安排就绪，是第二天上午。可是凌晨，办公室的紧急信号灯忽然闪烁起来，发出刺耳的警铃。“19床！”我一边招呼值班医生，一边飞速地奔向病房。
惨白的日光灯下，“19床”的羊水已经破了，更要命的是，羊水是红色的。也就是说，子宫内膜非正常脱落，子宫内出血了。“19床”的脸上第一次出现慌乱的神色，出血就意味着孩子遭受感染的可能成倍增加。原本胎盘可以屏蔽过滤艾滋病毒，但是生产中出血以及分泌物通常使得婴儿也会被感染。
她疼得额头上全是汗水，仍咬牙强忍住，配合术前准备工作。夜间担架一时没来，她二话不说干脆下床迈开步子就走。我搀扶着她，看着混着血污的羊水沿着孕妇裙下肿胀的双腿流下来。她不管不顾，反而越走越快，仿佛她走快一秒，孩子存活和不被感染的可能就增多一分。
当她躺在手术台上时，羊水已呈现污浊色，这意味着胎儿处于危险的缺氧状态。麻醉师给她施行了硬膜麻醉，我开始拿探针测试她的清醒程度。3分钟过去了，她依然清醒地睁着眼睛说：“很疼。”麻醉师汗如雨下，这种对麻醉药没反应的体质他还是头一次碰到，但是胎儿的状况已经绝对不允许再加大麻醉剂量了。
她死死握住我的手，眼睛哀求地望着医生们，声音轻微而坚决：“救我的孩子，快救我的孩子，别管我！”一分钟后，“19床”的手腕和脚腕被固定在产床上，麻醉师预备好了针剂，主刀的李医生闭了闭眼睛，好似不忍下手。这是我做护士以来，第一次在这个号称“妇产科王牌”的医生脸上，看到这种神情。
手术刀迅速在“19床”的肚皮上划切下去，皮肤裂开，脂肪层、肌肉、黏膜、子宫……“19床”握住我的手骤然间收紧了，咬着毛巾的口腔里发出含混不清、撕心裂肺的喊叫声，身体在产床上剧烈地颤抖着，脸因疼痛而变形。我不忍目睹，眼泪成串地往下掉。这是一种怎样的疼痛，这是一种怎样的母爱！
终于，胎儿被取出来了，脐带缠着颈部，因为缺氧，他的脸已经青紫。她大汗淋漓的身体开始松弛。在李医生有节奏的拍动下，婴儿吐出了口中的污物，终于发出了第一声微弱但清晰的啼哭。即将昏睡过去的她，努力地睁开眼睛朝孩子瞥了一眼，眼皮就沉甸甸地合上了。我为她解开固定的带子，发现她的手腕和脚腕都已被磨出了血。我的手，也像骨头断裂了一样，被她抓出一道道青痕，剧烈地疼痛着。
我怎么也没想到，那一眼是“19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孩子。那双恬静爱笑的眼睛合上之后，就再也没有睁开。3天后，因为手术并发败血症，抗生素治疗无效，深度感染，她永远离开了人间。
庆幸的是，那孩子HIV原体测试为阴性。我们的医疗个案多了一个成功的例子，听说市里的报社和电视台都要来采访这个艾滋母亲成功分娩的健康婴儿。
我在清扫病房时，在她的枕头底下，发现了她留给孩子的信，有字，还有图。最上面一页，画着一个大大的太阳，太阳下是一双小小的手。她给孩子写道：“宝宝，生命就是太阳，今天落下去，明天还会升起来，只是每天的太阳都会不同。”下面署着一个漂亮娟秀的名字——婉婷。
孩子出院时，我把信交给孩子的父亲，他的眼睛红肿得厉害。孩子哇哇大哭，好似知道妈妈走了，我把那张画有太阳的纸在他眼前晃动，他立即不哭了，兴奋地伸出手挥舞着，想要抓住妈妈留给他的信。
编辑 一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