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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和他的《髹饰录解说》
《髹饰录解说》，精装一册，仿“黑光漆”的书衣，朱色题签，笔意厚拙凝重，朱桂辛(启钤)先生所书。这就是王世襄同志于一九四九年开始编写，一九五八年初稿完成，后又多次修改补充，前后经历了三十多年才得正式出版的中国传统漆工艺研究专著。
我和世襄是总角之交。他的母亲画家陶陶女史金章，以擅长花卉鱼藻名世，与我的母亲是画中二友，十分相契，有通家之谊。抗战期间，我和世襄都客居四川，日本投降后，又同在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工作。后来他离开文物界达十年之久，但往还不髹。十年浩劫，他已调回文物博物馆研究所，我们又在湖北咸宁干校相聚。他编写《解说》的前前后后我知道的很清楚。现在居然能正式出版，我也为他高兴。特写这篇短文，把它介绍给读者，兼有向世襄致贺之意。
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有关考工、工艺的书很少。阐述制作、技法的书更是屈指可数。这是因为文人认为是工匠之事，不屑去写，实际上由于缺乏专业知识，想写也写不了。工匠则限于文化水平，著书立说，确实有困难。如专讲建筑工程的《营造法式》和专讲髹漆工艺的《髹饰录》，在传世的图书中是非常罕见的。
记得一九四九年秋，世襄刚从美国考察博物馆归来，仍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当时古物馆的馆址是寿康宫后墙外的三所，我和世襄都在东所的北房。这所房子的内部都还保留着旧装修，我在八方罩的里面靠北窗，他在罩外靠南窗，每天见面。有一天他说：“你看过《髹饰录》没有？”我说：“只知道有这个书名，没见过”。他拿起一本仿宋精刻的线装书给我看，说是朱桂老给他的。他说打算用通俗的语言注释，使研究漆器的人都能看懂。我到他的桌子旁边，看见他在一叠红格毛边纸上已经写了几行字。这就是他对于《髹饰录解说》工作的开始。自此以后，古物馆的工作虽然很忙，他每天都要利用中午休息时间翻弄这本书，圈圈点点，抄抄写写。
《髹饰录》，明隆庆间名匠黄成撰，是我国现存唯一古代漆工专著，分《乾》、《坤》两集。《乾》集讲工具、原料及操作禁忌等；《坤》集讲髹饰品种、分类、技法及制作程序等。两集内容丰富，涉及漆工艺的各个方面，可能原意是为漆工而作，故认为不妨文字从简。另一方面又故作古奥，引经据典来象征比喻工具、原料。当时漆器名称和现在流行使用的名称又多有出入，所以尽管有天启时的杨明为它作注，还是很难读懂。
面对这样一本难读的古籍，世襄是如何攻读呢？由于我们都对工艺感兴趣，又不时探讨切磋，所以我是知之颇审的。世襄是先把《髹饰录》中的名词、术语摘录出来，编成索引，这样就能知道每一词语在书中出现若干次，通过综合比较来探索其意义。我国著述末附索引的为数不多，而世襄研读此书却是从编索引入手的。
他曾说过，《解说》的内容来自三个方面。(一)实物的观察研究；(二)向漆工艺人请教访问；(三)文献资料的查阅分析。为了观察实物他随时注意故宫的藏品，还经常去古玩铺、挂货屋，乃至冷摊僻市搜集漆器标本，越是残件越重视，因为可以看到漆器的胎骨、漆皮及色漆层次等等状况。为了向老艺人求教，他恭恭敬敬地师事名漆工多宝臣先生，在两三年内几乎每星期日都去多老先生家，看他操作示范，不厌其详地提问题，写笔记。他还将多老先生请到家中，请求修复残器，在旁帮助操作。至于文献资料，则查阅了大量古今图籍，包括国外文献。从《解说》的编写可以看出他的工作态度和研究方法。他的态度是严谨的、不惜力的，方法是比较科学的。
一九五三年世襄离开了故宫，到中国音乐研究所工作，《解说》并未因此而中辍。一九五七年他被错划为“右派”，这倒使他有较多的时间，加速了《解说》的编写。一年后初稿完成。朱桂老兴奋地为他撰序，并题签。世襄冒着风险，节衣缩食，把《解说》送到一家誊印社，自费刻印了二百册，署名“王畅安”。这就是一九五八年非正式出版的油印本。
二百册书被他分送给图书馆、博物馆、漆器厂及他认为需用此书的人，当然也有我一本。记得那天他把书送到我家，线装一厚册，磁青纸书衣，宣纸木刻水印题签。全书写刻小楷，秀劲醒目，据说是请一位高手乌先生写刻的。这部书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常常在一起谈论，多宝臣先生在故宫修复厂上班，见面时他也常谈到世襄又提出什么问题，并且世襄的草稿有时也给我看，所以这部书大概内容我是有印象的。这次看到写刻清楚的全书，从头至尾读了一遍，更使我惊喜心折。他用了约二十倍于原著的篇幅，逐条、逐句、逐词对这部古籍进行了全面而缜密的注释，把古代漆器名称、品种，出土及传世的实物，乃至现在流行的名称、品种联系起来。把古代的工具、原料、技法和当代老艺人使用的工具、原料、技法联系起来。广征博引，一以贯之，详详细细地记录了许多制作方法，切切实实地解答了许多专业性问题。实际上它已远远超出一般对古书整理诠释的程度，而卓然自成一部专门著述。
《解说》油印本问世后，首先得到漆器生产者的赞赏。听说福州著名老艺人李卓卿许为前所未有，将它列为研究所、漆器厂的教材。又听说由于印数少、买不到，各地漆器厂的同志因需用它，不得不抄录的也颇有人在。当时故宫博物院正值有一项工作，在永寿宫布置一个“漆器陈列室”，由我作计划，选展品。这个油印本对我的工作有莫大帮助，陈列的总说明，分类、分段说明和每件器物的定名，都充分利用了这本书。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觉得《解说》是博物馆文物工作者进行漆器编目、陈列工作时的唯一重要参考书。
一九五九年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为了和英国大维德(Sir Percival David)交换资料，向世襄索取一本寄往伦敦，立即得到国外学人的重视。大维德英译《格古要论》，迦纳(SirHarryGarner)撰写《琉球漆器》、《中国漆器》及有关髹漆的文章，广泛引用了《解说》中的材料。
一九六一年全国大专院校重编教材，美术院校的教材由文化部在香山静宜园召集一个编写的组织，我是参加编写的成员之一。为纂写《中国髹漆工艺美术史》成立了以沈福文教授为主编的小组，按理说邀世襄参加工作是十分合适的，但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不可让他来。不过《解说》却成了教材的主要参考书之一。尤其是明、清实例的描绘，往往整段地录引。教材《后记》没有提到世襄的名字，只笼统地说一句：“参考了不少近人有关漆器方面的论著，从中吸取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事后我见到世襄，告诉他上述情况。他怡然表示：“很好！只要我写的东西多少能为人们提供些材料，就是好事！”
一九六二年世襄摘掉了“右派”帽子，《解说》经过陈叔通、齐燕铭两位同志的推荐，送到了中华书局，决定出版。这时世襄感到有必要向文物局领导汇报一下。局领导认为据该书的性质还是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较为合适。于是又从中华书局取回送到了文物出版社。一经辗转，已经到了一九六四年，从完成初稿到此时又有许多考古新发现。世襄认为有必要把重要的漆器新材料补充到《解说》中，然后再正式出版。他在“四清”的间歇中对《解说》作了一次修改和增订。待修订完毕，“文化大革命”已经来临，稿子送到文物出版社，只能束之高阁了。
一九六九年世襄是带着肺结核病来到干校的。连部分配他到菜地做些轻微劳动。我们在“四五二”高地的七、九两连毗邻，可以朝夕相见。疾病缠扰，岁月蹉跎，并不能销沉他的意志。有一天我经过菜地，看见有倒在畦边而色灿如金的一株菜花，我说：“油菜能对付活着的劲头真大！已经倒了，还能扭着脖子开花”！他说“我还给它做了一首小诗呢。”从衣服兜里掏出一张纸给我看。上面写着：“风雨催园蔬，根出茎半死。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我说：“不要给别人看了，你现在还没解放呢！这也能招祸！”他笑了一笑。
后来我被调到丹江干校，一九七二年他从咸宁来信说：已经解放了，肺病也已全愈，调到伙房工作，干校人少物资多了，湖里鸭子、圈里肥猪、窑咀的活鳜鱼，成为家常菜，营养丰富所以身体也强壮了。又写了很多首田园杂诗，还问我有无调回工作的消息？我的回答诗里有：“今年依旧系匏瓜”的句子就是指当时的实况。
“四人帮”覆灭后，世襄的错划问题得到了改正。三中全会后，他更加起劲地工作，公余之暇，又把《解说》作了第二次修改补充。由于考古的新发现，使《解说》征引的实例由原来的一百多件增加到二百多件，还补充了不少从清代匠作则例中找到的材料，对近年国外的论著，也提出了不少商榷意见。索引的编排，为了方便青年读者，把笔划检字改为汉语拼音。
这次正式出版，世襄又亲自送来一本，当我看到这本书时，不禁又想起当年咸宁菜地的打油诗。我对他说：“真不易呀，现在总算一切都好了，风调雨顺，土厚肥丰，祝愿你结出更丰硕的菜子来！”
(《髹饰录解说》，〔明〕黄成撰，王世襄解说，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四月第一版，〔平〕2.50元，〔精〕5.50元)
《髹饰录解说》，精装一册，仿“黑光漆”的书衣，朱色题签，笔意厚拙凝重，朱桂辛(启钤)先生所书。这就是王世襄同志于一九四九年开始编写，一九五八年初稿完成，后又多次修改补充，前后经历了三十多年才得正式出版的中国传统漆工艺研究专著。
我和世襄是总角之交。他的母亲画家陶陶女史金章，以擅长花卉鱼藻名世，与我的母亲是画中二友，十分相契，有通家之谊。抗战期间，我和世襄都客居四川，日本投降后，又同在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工作。后来他离开文物界达十年之久，但往还不髹
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有关考工、工艺的书很少。阐述制作、技法的书更是屈指可数。这是因为文人认为是工匠之事，不屑去写，实际上由于缺乏专业知识，想写也写不了。工匠则限于文化水平，著书立说，确实有困难。如专讲建筑工程的《营造法式》和专讲髹漆工艺的《髹饰录》，在传世的图书中是非常罕见的。
记得一九四九年秋，世襄刚从美国考察博物馆归来，仍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当时古物馆的馆址是寿康宫后墙外的三所，我和世襄都在东所的北房。这所房子的内部都还保留着旧装修，我在八方罩的里面靠北窗，他在罩外靠南窗，每天见面。有一天他说：“你看过《髹饰录》没有？”我说：“只知道有这个书名，没见过”。他拿起一本仿宋精刻的线装书给我看，说是朱桂老给他的。他说打算用通俗的语言注释，使研究漆器的人都能看懂。我到他的桌子旁边，看见他在一叠红格毛边纸上已经写了几行字。这就是他对于《髹饰录解说》工作的开始。自此以后，古物馆的工作虽然很忙，他每天都要利用中午休息时间翻弄这本书，圈圈点点，抄抄写写。
《髹饰录》，明隆庆间名匠黄成撰，是我国现存唯一古代漆工专著，分《乾》、《坤》两集。《乾》集讲工具、原料及操作禁忌等；《坤》集讲髹饰品种、分类、技法及制作程序等。两集内容丰富，涉及漆工艺的各个方面，可能原意是为漆工而作，故认为不妨文字从简。另一方面又故作古奥，引经据典来象征比喻工具、原料。当时漆器名称和现在流行使用的名称又多有出入，所以尽管有天启时的杨明为它作注，还是很难读懂。
面对这样一本难读的古籍，世襄是如何攻读呢？由于我们都对工艺感兴趣，又不时探讨切磋，所以我是知之颇审的。世襄是先把《髹饰录》中的名词、术语摘录出来，编成索引，这样就能知道每一词语在书中出现若干次，通过综合比较来探索其意义。我国著述末附索引的为数不多，而世襄研读此书却是从编索引入手的。
他曾说过，《解说》的内容来自三个方面。(一)实物的观察研究；(二)向漆工艺人请教访问；(三)文献资料的查阅分析。为了观察实物他随时注意故宫的藏品，还经常去古玩铺、挂货屋，乃至冷摊僻市搜集漆器标本，越是残件越重视，因为可以看到漆器的胎骨、漆皮及色漆层次等等状况。为了向老艺人求教，他恭恭敬敬地师事名漆工多宝臣先生，在两三年内几乎每星期日都去多老先生家，看他操作示范，不厌其详地提问题，写笔记。他还将多老先生请到家中，请求修复残器，在旁帮助操作。至于文献资料，则查阅了大量古今图籍，包括国外文献。从《解说》的编写可以看出他的工作态度和研究方法。他的态度是严谨的、不惜力的，方法是比较科学的。
一九五三年世襄离开了故宫，到中国音乐研究所工作，《解说》并未因此而中辍。一九五七年他被错划为“右派”，这倒使他有较多的时间，加速了《解说》的编写。一年后初稿完成。朱桂老兴奋地为他撰序，并题签。世襄冒着风险，节衣缩食，把《解说》送到一家誊印社，自费刻印了二百册，署名“王畅安”。这就是一九五八年非正式出版的油印本。
二百册书被他分送给图书馆、博物馆、漆器厂及他认为需用此书的人，当然也有我一本。记得那天他把书送到我家，线装一厚册，磁青纸书衣，宣纸木刻水印题签。全书写刻小楷，秀劲醒目，据说是请一位高手乌先生写刻的。这部书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常常在一起谈论，多宝臣先生在故宫修复厂上班，见面时他也常谈到世襄又提出什么问题，并且世襄的草稿有时也给我看，所以这部书大概内容我是有印象的。这次看到写刻清楚的全书，从头至尾读了一遍，更使我惊喜心折。他用了约二十倍于原著的篇幅，逐条、逐句、逐词对这部古籍进行了全面而缜密的注释，把古代漆器名称、品种，出土及传世的实物，乃至现在流行的名称、品种联系起来。把古代的工具、原料、技法和当代老艺人使用的工具、原料、技法联系起来。广征博引，一以贯之，详详细细地记录了许多制作方法，切切实实地解答了许多专业性问题。实际上它已远远超出一般对古书整理诠释的程度，而卓然自成一部专门著述。
《解说》油印本问世后，首先得到漆器生产者的赞赏。听说福州著名老艺人李卓卿许为前所未有，将它列为研究所、漆器厂的教材。又听说由于印数少、买不到，各地漆器厂的同志因需用它，不得不抄录的也颇有人在。当时故宫博物院正值有一项工作，在永寿宫布置一个“漆器陈列室”，由我作计划，选展品。这个油印本对我的工作有莫大帮助，陈列的总说明，分类、分段说明和每件器物的定名，都充分利用了这本书。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觉得《解说》是博物馆文物工作者进行漆器编目、陈列工作时的唯一重要参考书。
一九五九年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为了和英国大维德(Sir Percival David)交换资料，向世襄索取一本寄往伦敦，立即得到国外学人的重视。大维德英译《格古要论》，迦纳(SirHarryGarner)撰写《琉球漆器》、《中国漆器》及有关髹漆的文章，广泛引用了《解说》中的材料。
一九六一年全国大专院校重编教材，美术院校的教材由文化部在香山静宜园召集一个编写的组织，我是参加编写的成员之一。为纂写《中国髹漆工艺美术史》成立了以沈福文教授为主编的小组，按理说邀世襄参加工作是十分合适的，但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不可让他来。不过《解说》却成了教材的主要参考书之一。尤其是明、清实例的描绘，往往整段地录引。教材《后记》没有提到世襄的名字，只笼统地说一句：“参考了不少近人有关漆器方面的论著，从中吸取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事后我见到世襄，告诉他上述情况。他怡然表示：“很好！只要我写的东西多少能为人们提供些材料，就是好事！”
一九六二年世襄摘掉了“右派”帽子，《解说》经过陈叔通、齐燕铭两位同志的推荐，送到了中华书局，决定出版。这时世襄感到有必要向文物局领导汇报一下。局领导认为据该书的性质还是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较为合适。于是又从中华书局取回送到了文物出版社。一经辗转，已经到了一九六四年，从完成初稿到此时又有许多考古新发现。世襄认为有必要把重要的漆器新材料补充到《解说》中，然后再正式出版。他在“四清”的间歇中对《解说》作了一次修改和增订。待修订完毕，“文化大革命”已经来临，稿子送到文物出版社，只能束之高阁了。
一九六九年世襄是带着肺结核病来到干校的。连部分配他到菜地做些轻微劳动。我们在“四五二”高地的七、九两连毗邻，可以朝夕相见。疾病缠扰，岁月蹉跎，并不能销沉他的意志。有一天我经过菜地，看见有倒在畦边而色灿如金的一株菜花，我说：“油菜能对付活着的劲头真大！已经倒了，还能扭着脖子开花”！他说“我还给它做了一首小诗呢。”从衣服兜里掏出一张纸给我看。上面写着：“风雨催园蔬，根出茎半死。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我说：“不要给别人看了，你现在还没解放呢！这也能招祸！”他笑了一笑。
后来我被调到丹江干校，一九七二年他从咸宁来信说：已经解放了，肺病也已全愈，调到伙房工作，干校人少物资多了，湖里鸭子、圈里肥猪、窑咀的活鳜鱼，成为家常菜，营养丰富所以身体也强壮了。又写了很多首田园杂诗，还问我有无调回工作的消息？我的回答诗里有：“今年依旧系匏瓜”的句子就是指当时的实况。
“四人帮”覆灭后，世襄的错划问题得到了改正。三中全会后，他更加起劲地工作，公余之暇，又把《解说》作了第二次修改补充。由于考古的新发现，使《解说》征引的实例由原来的一百多件增加到二百多件，还补充了不少从清代匠作则例中找到的材料，对近年国外的论著，也提出了不少商榷意见。索引的编排，为了方便青年读者，把笔划检字改为汉语拼音。
这次正式出版，世襄又亲自送来一本，当我看到这本书时，不禁又想起当年咸宁菜地的打油诗。我对他说：“真不易呀，现在总算一切都好了，风调雨顺，土厚肥丰，祝愿你结出更丰硕的菜子来！”
(《髹饰录解说》，〔明〕黄成撰，王世襄解说，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四月第一版，〔平〕2.50元，〔精〕5.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