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段子是这样说的：春节到了，各大CBD写字楼里的Linda、Mary、Vivian、George、Michael、Justin挤上火车，陆陆续续回到家乡，名字又变成了桂芳、翠花、秀兰、大强、二饼、狗剩……
　　这个段子很形象地将进城知识青年的身心体貌做了一次切割，他们既是城市的，也是乡土的。他们有着精致的现在，也有着粗糙的过往。城乡二元对立，通过名字的变化便可得到体现。
　　这些对立，还可以从“上海女孩去江西农村过年”等新闻以及“记者回家乡”的诸多报道中体现出来。在这些报道中，农村俨然已经变成了一个化外之地，诗意的故乡早已不复存在，你看到的是一个脏乱不堪的农村，看到了孝义秩序的崩塌，看到了一群暴戾的人们在互相伤害，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似乎丧失了爱的能力。他们无力改变生活，只能就此沉沦挣扎。
　　对农村的凋敝，太多的人文解读通常只是流于田园牧歌的美好想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村的凋敝始于农村工商业的空心化，始于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经济体——也就是小农经济体的破灭。
　　长久以来，在我们的经济话语中，对于小作坊式的小农经济经常持鄙夷态度，而就是那些与土地密切相关的小作坊们构建了几千年来中国经济的基本格局。在这种产业分工体系中，固然有若干城市高度发达，规模也较大，但始终不是城市一枝独秀，相反，大量工商业活动发生于村、镇，镇的作用是沟通村与城市，农村产品由此进入全球市场。
　　因此，你可以看到，明初传奇富豪沈万三的总部并不在南京，而在一个小小的周庄。曾富甲天下的晋商们也并没有完全走出农村，他们在那里建设了一个一个的乔家大院作为最后的根基。
　　即便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发达地区的农村也曾兴起过一批工商业强镇，这些乡镇工商业的兴起带有自发色彩，大多起步于小农经济，因而与农村的生活息息相关，也能够以市场的方式推动农村公共服务的升级。
　　然而在后来的城市化进程中，资源大规模向县级以上建制市集中，那时，主流的城市化一城镇化理论似乎也认定，未来中国绝大多数人口要住在城市，工商业活动只适合在城市发展，有些学者甚至主张，城市越大，越有效率。
　　于是，在城市化浪潮中，原本生机勃勃的乡镇逐渐黯然失色。改变出身、改变命运成为农村的主题，上学、打工等以城市为目的的迁移行为成为浪潮，农村的空心化自然而然地导致了农村的凋敝。家庭与土地的关系开始割裂，基于土地而产生的传统伦理秩序便开始崩塌，爱的能力逐渐在土地上消失。
　　产业是支撑爱的能力的基础，只有在农村形成基于土地的产业链条，才有可能重建农村秩序，并让这里成为诗意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