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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5000万，“开车违法不受罚，娱乐场所消费不受查”
有5年时间，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卢进勇奔走于全国大小城市，讲授招商引资之道。
他的学员是省市县各级政府主管招商引资“天字号”工程的一把手，以及头戴招商引资指标“紧箍咒”的公务员们。“可以感受到地方政府强烈的发展欲望。”卢进勇形容那种热望“近乎疯狂”。
但最近两年，卢进勇为人师的热情淡了很多——每每路过城市郊区，看到耕地和村落变成开发区、工业园、CBD，“都成了产值，繁荣但不再美好，心里隐隐作痛。”
卢进勇讲课，常常会提到“昆山模式”。
1985年，昆山是全苏州经济倒数第一的县(1989年撤县建市)。县长因此得名“小六子县长”。
当年，昆山在县城东边划了一块4平方公里的土地搞经济技术开发区。后来名字里加了“自费”两字，因为没人支持。县政府拿出50万元做广告：一个做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欢迎各界朋友到国家级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另一个登在香港《大公报》上：“昆山人民热情好客，欢迎你们来投资，你们来剥削的越多，昆山人民越开心。”
“敢为天下先”是卢进勇等招商引资研究者对昆山这一段历史的评价。后来人想向昆山取经，却发现“昆山模式”并不好复制。
是非高尔夫
比如说，昆山的“高尔夫球现象”。
昆山人认为，高尔夫的最高境界在于打“人”——结识客商，沟通感情。昆山市招商中心秘书长孙建中在介绍昆山招商引资之路时多次提到，到2006年，至少有8个投资5000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最初都是在球场上建立关系的。
不少地方政府把高尔夫当成可以大大提升当地投资环境的“形象工程”。南京曾把钟山高尔夫球场称为“南京市对外宣传城市形象、招商引资的窗口”；2003年，天津静海经济开发区曾以高尔夫赛事的形式举办招商会。对一些中小城市，“高尔夫 别墅”是吸引外资、升值周边土地的法宝。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韩烈保2003年进行了中国高尔夫消费状况的课题研究。他在报告中指出：我国GDP、实际利用外资额与高尔夫球场的发展规模相比已基本达到平衡。就拥有高尔夫球场的城市来讲，各城市的高尔夫球洞数与其GDP的相关程度为64％，与实际利用外资的相关程度达75％。
或许正因为此，虽然从2004年到2006年国务院、国土资源部、国家发改委曾发布多道禁令严格控制高尔夫球场的用地审批，但到2009年，我国的高尔夫球场还是增加了近400个。
需要注意的是，一些贫困县市也加入到这场种“绿色鸦片”的圈地运动中来。今年，国家级贫困县海南陵水一口气规划了9个高尔夫球场。
卢进勇的理解是，一方面，我国的财税体系是“分灶吃饭”，高尔夫球场建设本身就是招商引资项目，地方政府将其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而另一方面，有些地方的高尔夫招商项目带有很大盲目性。
“长期以来，全国至少60％的球场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状态。”原中国高尔夫协会秘书长崔志强断言。
对于建几个高尔夫球场和别墅就改善了城市硬环境的想法，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处投资环境项目方案主管、国际投资环境研究院院长黄静认为，投资环境的好坏不完全在于硬环境的优劣，有时软环境要素会起决定性作用。
他举例说，荷兰有个10亿欧元的投资项目同上海张江科技园谈了一年都没谈拢，最后落户苏州，原因在于那里的商务成本较低。
位于金沙江的二滩电站在建设之初，一批欧洲科学家、工程师和学者负责施工运行。攀枝花市为他们建立国际城(村)，不仅通互联网，还修了教堂和国际学校。“如果把招来的‘商’比作一株植物，城市就要提供同它原来生存环境相似甚至更好的阳光、空气和土壤，否则植物移栽就会生病。”
招商“零政策”
卖土地是城市招商引资的王牌。
2003年，国土资源部检查组调查了山东省德州市齐河县征地2800亩搞高尔夫别墅项目的问题。“为什么开发区圈了地，却没有项目进来?”面对调查组的提问，一名乡长答：“上面要求每个乡都要搞开发区，我不摘，乡长就当不成。”
齐河县曾规定，凡固定资产投资300万元以上的，无偿提供土地15亩，每增加100万，多提供5亩。土地政策优惠之外，该县还提出“招商零政策”理念：“客商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
齐河电信局局长曾专程到德州电信局给外地客商要他们需要的电话号码。县委书记为争取澳门名嘉集团在山东的投资项目，亲自上阵盯住对方的车，不休息不吃饭，一直跟了12个小时。
靠着“零政策”，到2002年，齐河县共引进14个过亿元的项目，连续两年成为德州市招商引资状元。
投资送地，齐河并非个案。甘肃正宁县规定，对投资100-500万元、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工业项目，用地实行“零地价”租用；投资500万元以上的工业项目，实行“零地价”征用。
“一些地方政府将卖地作为吸引资金的最大优势。”北京创意村营销策划公司董事长、《盘活城市》作者陈放告诉本刊记者。目前，沿海14个省市的实际占有耕地大多已突破规划指标。
被出卖的不只是国有土地。
山西亚美大宁能源有限公司是山西晋城市政府于1999年从美国招来的“金凤凰”——美国大陆煤炭有限公司成立的合作矿山企业。10年间，外方仅投资3000万美元，就拥有了价值近100亿元人民币的国有煤矿78％的控股权及经营权。而外方在2008年8月将自己的所有股权私下非法转让给新加坡一家公司，套现4.3亿美元。
卢进勇说，我国很多城市沿袭多年的政府主导型招商引资模式，对政策优惠、资源出让等具有较强依赖性，这是一种短视行为，应该向“集约招商’’模式转变。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曾说，我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20亿平方米新建面积，相当于消耗了全世界40％的水泥和钢材，而这些建筑只能持续25～30年。这其中的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建筑粗制滥造，质量堪忧；二是政府一拍脑门定规划，再拍脑门改规划，用大拆大建置换GDP和政绩。
黄静援引财经评论家时寒冰算过的一笔账描述“刮地皮”之痛：建筑寿命每缩短一年，意味着财富当年损耗掉4万亿元，如果与英国平均132年的建筑寿命相比，我们损耗的是408万亿元的财富!
“打一场全民招商的人民战争”
“降地价、给政策不如找人才。”中国招商引资研究院院长李伟林提出解决之道，“专业招商在招商引资中应唱主角。”而长期以来，政府主导的招商引资模式大都是“人民战争”式的全民招商。
李伟林对“全民招商”十分熟悉。他告诉本刊，有些城市，就连公安局、检 察院也有招商引资任务。公安局设招商科，刑侦队长兼任科长，下达给干警每人动辄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招商引资指标。
黄静调研时发现，有些地方招商采取保证金制度，当地领导每人每年有1亿元的招商引资指标并需缴纳保证金1万元，各部门领导承担5000万元的指标、保证金5000元。
2009年，湖北省大冶市曾出台规定，谁能邀请世界500强老总至0当地考察，每次奖励1.2万元，若成功招商引资，最高奖励50万元。
“谁刁难投资者，谁就是人民的罪人”。“打一场全民招商的人民战争”，“招大商、大招商”；“招来500强，给车又给房”……类似宣传口号在一些城市仍在流行。
卢进勇认为，虽然全民招商的概念可以营造这个城市整体欢迎投资的形象和氛围，但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社会公益事业的管理者、公益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公益项目的投资者、社会“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监督者。党政部门和党政干部都去招商是典型的角色错位、越位。
但现实中公务员仍是专业招商队伍的主力。李伟林说，全国4万多个省、市、县、乡四级贸发局、经发局、投资促进局、开发区管委会招商部，至少有10万名公务员在工作。
有报道说，某市承诺对所有来投资的客商都给予“招商局副局长”的头衔，最终这个头衔颁发了138次。
恨不得倒贴的招商“饥饿症”
陈放总结了中国城市的26种“城市病”，其中盲目不计后果的招商引资被形容为“城市单相思”。
这种病症曾以不同方式在中国许多城市爆发。如，甘肃正宁创造了投资金额和公务员待遇的“等价值”交换规定：聘用投资300万元以上、年纳税2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法人代表到经济部门兼职，发给副科级四档基本工资，可协商推荐任县政协委员；投资500万元以上、年纳税40万元以上的，发给正科级四档基本工资；投资11300万元以上，年纳税80万元以上的，发给副县级四档基本工资，当年被聘用企业法人代表的1名年龄、学历条件符合规定的子女，到行政事业单位工作。
河南沁阳曾创造“超国民待遇”：投资5000万，就可以“开车违法不受罚，子女上学自由择校，娱乐场所消费不受查”。
还有一些城市将招商引资同公务员奖惩挂钩：拟提拔的人员必须能招来商引来资，否则不用；对能招来商引来资的人员，就是超过规定年龄，也照样提拔；连续两年招不来商引不来资的部门一把手就地免职或撤职。
恨不得倒贴的“单相思”却往往不见效果。黄静说，有些地方招商引资采取四面出击的方法，但招来的资金可能还抵不过花出去的钱；或者自认为本地有良好的环境和项目，但“吹了几次号，放了几回炮，热闹过后还在原地跑”。于是“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级骗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就成了现实。
“要进行资源整合。”作为国内第一位投资环境方向的经济学博士，黄静认为，一个城市要成功招商引资，必须在投资环境、投资机会和招商引资协助三方面下足工夫，客观有效的宣传，科学地整理投资机会，合理利用招商资源是招商引资成功的关键。“如何让投资人找到你?这是城市喊得多做得少的工作。”
李伟林主张招商引资应最终向品牌营销方向发展，“每个城市都应有自己在广阔时空中的坐标，品牌形象就是城市的灵魂。”
在“千城一面”的中国找到适合自己的城市，“被相思”的一方似乎更为理性：南亚电子城准备投资一个27亿美元的项目，用了两年时间调查了中国200个城市，最后董事会投票选出了昆山。同样落户昆山的一家企业负责人说：“我们最早选址在深圳，但董事会认为那个地方的服务不行，见个科长都难。”
有5年时间，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卢进勇奔走于全国大小城市，讲授招商引资之道。
他的学员是省市县各级政府主管招商引资“天字号”工程的一把手，以及头戴招商引资指标“紧箍咒”的公务员们。“可以感受到地方政府强烈的发展欲望。”卢进勇形容那种热望“近乎疯狂”。
但最近两年，卢进勇为人师的热情淡了很多——每每路过城市郊区，看到耕地和村落变成开发区、工业园、CBD，“都成了产值，繁荣但不再美好，心里隐隐作痛。”
卢进勇讲课，常常会提到“昆山模式”。
1985年，昆山是全苏州经济倒数第一的县(1989年撤县建市)。县长因此得名“小六子县长”。
当年，昆山在县城东边划了一块4平方公里的土地搞经济技术开发区。后来名字里加了“自费”两字，因为没人支持。县政府拿出50万元做广告：一个做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欢迎各界朋友到国家级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另一个登在香港《大公报》上：“昆山人民热情好客，欢迎你们来投资，你们来剥削的越多，昆山人民越开心。”
“敢为天下先”是卢进勇等招商引资研究者对昆山这一段历史的评价。后来人想向昆山取经，却发现“昆山模式”并不好复制。
是非高尔夫
比如说，昆山的“高尔夫球现象”。
昆山人认为，高尔夫的最高境界在于打“人”——结识客商，沟通感情。昆山市招商中心秘书长孙建中在介绍昆山招商引资之路时多次提到，到2006年，至少有8个投资5000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最初都是在球场上建立关系的。
不少地方政府把高尔夫当成可以大大提升当地投资环境的“形象工程”。南京曾把钟山高尔夫球场称为“南京市对外宣传城市形象、招商引资的窗口”；2003年，天津静海经济开发区曾以高尔夫赛事的形式举办招商会。对一些中小城市，“高尔夫 别墅”是吸引外资、升值周边土地的法宝。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韩烈保2003年进行了中国高尔夫消费状况的课题研究。他在报告中指出：我国GDP、实际利用外资额与高尔夫球场的发展规模相比已基本达到平衡。就拥有高尔夫球场的城市来讲，各城市的高尔夫球洞数与其GDP的相关程度为64％，与实际利用外资的相关程度达75％。
或许正因为此，虽然从2004年到2006年国务院、国土资源部、国家发改委曾发布多道禁令严格控制高尔夫球场的用地审批，但到2009年，我国的高尔夫球场还是增加了近400个。
需要注意的是，一些贫困县市也加入到这场种“绿色鸦片”的圈地运动中来。今年，国家级贫困县海南陵水一口气规划了9个高尔夫球场。
卢进勇的理解是，一方面，我国的财税体系是“分灶吃饭”，高尔夫球场建设本身就是招商引资项目，地方政府将其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而另一方面，有些地方的高尔夫招商项目带有很大盲目性。
“长期以来，全国至少60％的球场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状态。”原中国高尔夫协会秘书长崔志强断言。
对于建几个高尔夫球场和别墅就改善了城市硬环境的想法，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处投资环境项目方案主管、国际投资环境研究院院长黄静认为，投资环境的好坏不完全在于硬环境的优劣，有时软环境要素会起决定性作用。
他举例说，荷兰有个10亿欧元的投资项目同上海张江科技园谈了一年都没谈拢，最后落户苏州，原因在于那里的商务成本较低。
位于金沙江的二滩电站在建设之初，一批欧洲科学家、工程师和学者负责施工运行。攀枝花市为他们建立国际城(村)，不仅通互联网，还修了教堂和国际学校。“如果把招来的‘商’比作一株植物，城市就要提供同它原来生存环境相似甚至更好的阳光、空气和土壤，否则植物移栽就会生病。”
招商“零政策”
卖土地是城市招商引资的王牌。
2003年，国土资源部检查组调查了山东省德州市齐河县征地2800亩搞高尔夫别墅项目的问题。“为什么开发区圈了地，却没有项目进来?”面对调查组的提问，一名乡长答：“上面要求每个乡都要搞开发区，我不摘，乡长就当不成。”
齐河县曾规定，凡固定资产投资300万元以上的，无偿提供土地15亩，每增加100万，多提供5亩。土地政策优惠之外，该县还提出“招商零政策”理念：“客商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
齐河电信局局长曾专程到德州电信局给外地客商要他们需要的电话号码。县委书记为争取澳门名嘉集团在山东的投资项目，亲自上阵盯住对方的车，不休息不吃饭，一直跟了12个小时。
靠着“零政策”，到2002年，齐河县共引进14个过亿元的项目，连续两年成为德州市招商引资状元。
投资送地，齐河并非个案。甘肃正宁县规定，对投资100-500万元、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工业项目，用地实行“零地价”租用；投资500万元以上的工业项目，实行“零地价”征用。
“一些地方政府将卖地作为吸引资金的最大优势。”北京创意村营销策划公司董事长、《盘活城市》作者陈放告诉本刊记者。目前，沿海14个省市的实际占有耕地大多已突破规划指标。
被出卖的不只是国有土地。
山西亚美大宁能源有限公司是山西晋城市政府于1999年从美国招来的“金凤凰”——美国大陆煤炭有限公司成立的合作矿山企业。10年间，外方仅投资3000万美元，就拥有了价值近100亿元人民币的国有煤矿78％的控股权及经营权。而外方在2008年8月将自己的所有股权私下非法转让给新加坡一家公司，套现4.3亿美元。
卢进勇说，我国很多城市沿袭多年的政府主导型招商引资模式，对政策优惠、资源出让等具有较强依赖性，这是一种短视行为，应该向“集约招商’’模式转变。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曾说，我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20亿平方米新建面积，相当于消耗了全世界40％的水泥和钢材，而这些建筑只能持续25～30年。这其中的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建筑粗制滥造，质量堪忧；二是政府一拍脑门定规划，再拍脑门改规划，用大拆大建置换GDP和政绩。
黄静援引财经评论家时寒冰算过的一笔账描述“刮地皮”之痛：建筑寿命每缩短一年，意味着财富当年损耗掉4万亿元，如果与英国平均132年的建筑寿命相比，我们损耗的是408万亿元的财富!
“打一场全民招商的人民战争”
“降地价、给政策不如找人才。”中国招商引资研究院院长李伟林提出解决之道，“专业招商在招商引资中应唱主角。”而长期以来，政府主导的招商引资模式大都是“人民战争”式的全民招商。
李伟林对“全民招商”十分熟悉。他告诉本刊，有些城市，就连公安局、检 察院也有招商引资任务。公安局设招商科，刑侦队长兼任科长，下达给干警每人动辄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招商引资指标。
黄静调研时发现，有些地方招商采取保证金制度，当地领导每人每年有1亿元的招商引资指标并需缴纳保证金1万元，各部门领导承担5000万元的指标、保证金5000元。
2009年，湖北省大冶市曾出台规定，谁能邀请世界500强老总至0当地考察，每次奖励1.2万元，若成功招商引资，最高奖励50万元。
“谁刁难投资者，谁就是人民的罪人”。“打一场全民招商的人民战争”，“招大商、大招商”；“招来500强，给车又给房”……类似宣传口号在一些城市仍在流行。
卢进勇认为，虽然全民招商的概念可以营造这个城市整体欢迎投资的形象和氛围，但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社会公益事业的管理者、公益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公益项目的投资者、社会“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监督者。党政部门和党政干部都去招商是典型的角色错位、越位。
但现实中公务员仍是专业招商队伍的主力。李伟林说，全国4万多个省、市、县、乡四级贸发局、经发局、投资促进局、开发区管委会招商部，至少有10万名公务员在工作。
有报道说，某市承诺对所有来投资的客商都给予“招商局副局长”的头衔，最终这个头衔颁发了138次。
恨不得倒贴的招商“饥饿症”
陈放总结了中国城市的26种“城市病”，其中盲目不计后果的招商引资被形容为“城市单相思”。
这种病症曾以不同方式在中国许多城市爆发。如，甘肃正宁创造了投资金额和公务员待遇的“等价值”交换规定：聘用投资300万元以上、年纳税2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法人代表到经济部门兼职，发给副科级四档基本工资，可协商推荐任县政协委员；投资500万元以上、年纳税40万元以上的，发给正科级四档基本工资；投资11300万元以上，年纳税80万元以上的，发给副县级四档基本工资，当年被聘用企业法人代表的1名年龄、学历条件符合规定的子女，到行政事业单位工作。
河南沁阳曾创造“超国民待遇”：投资5000万，就可以“开车违法不受罚，子女上学自由择校，娱乐场所消费不受查”。
还有一些城市将招商引资同公务员奖惩挂钩：拟提拔的人员必须能招来商引来资，否则不用；对能招来商引来资的人员，就是超过规定年龄，也照样提拔；连续两年招不来商引不来资的部门一把手就地免职或撤职。
恨不得倒贴的“单相思”却往往不见效果。黄静说，有些地方招商引资采取四面出击的方法，但招来的资金可能还抵不过花出去的钱；或者自认为本地有良好的环境和项目，但“吹了几次号，放了几回炮，热闹过后还在原地跑”。于是“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级骗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就成了现实。
“要进行资源整合。”作为国内第一位投资环境方向的经济学博士，黄静认为，一个城市要成功招商引资，必须在投资环境、投资机会和招商引资协助三方面下足工夫，客观有效的宣传，科学地整理投资机会，合理利用招商资源是招商引资成功的关键。“如何让投资人找到你?这是城市喊得多做得少的工作。”
李伟林主张招商引资应最终向品牌营销方向发展，“每个城市都应有自己在广阔时空中的坐标，品牌形象就是城市的灵魂。”
在“千城一面”的中国找到适合自己的城市，“被相思”的一方似乎更为理性：南亚电子城准备投资一个27亿美元的项目，用了两年时间调查了中国200个城市，最后董事会投票选出了昆山。同样落户昆山的一家企业负责人说：“我们最早选址在深圳，但董事会认为那个地方的服务不行，见个科长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