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一个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根据改革过程中利益损益的不同，可以将改革大致划分为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一般而言，增量改革是在不触动现有利益结构及其制度体系的基础上，通过在新领域创造增量来实现社会总福祉的最大化。由于没有进行存量调整，没有直接的利益受损群体，因此增量改革的阻力相对较少。但是增量改革在推进至某个特定的阶段，长期累积下来就有可能会形成新的既得利益格局，成为妨碍进一步改革的主要阻力。为此，必须进行第二种改革即存量改革，存量改革是指通过打破利益固化、进行利益协商、实现利益让渡等过程，对现有的存量利益进行再配置，最终使利益配置结构更合理，社会活力增强，社会总福祉持续增加。
　　可以说，无论是增量改革，还是存量改革，只要改革方向正确，最终都会给广大人民带来包括财富、自由、安全等在内的各种实际收益以及相应的获得感。但在存量改革中，由于被改革群体要承担各种改革风险、付出各种改革成本，被改革群体短期内最直接的感受可能是丧失感和被剥夺感。马克思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如此，在急遽的改革进程中，利益受损的被改革群体一般会有两种反应，一是联合起来进行决裂的反抗，二是不直接反抗但也不支持，处于一种“社会不合作”状态。可以说，这两种反应都不利于改革的深入推进。世界各国既往的改革经验和教训表明，在利益固化的背景下，如果无法顺利实现利益让渡，存量改革本身将有可能带来新的社会风险。因此，如何稳定被改革群体的社会心理预期，促使其以合作态度支持改革，就成为古今中外所有改革者最为关注的问题。
　　总体上看，在触动利益的深层次改革中，引导被改革群体形成较为温和持中的社会心理预期，关键是要在社会心理层面形成一种社会合作的社会氛围。具体来看，这种社会合作氛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共同营造，即引导一部分被改革群体形成历史使命感，在全社会营造一定程度的社会危机意识，构建一个社会合作型的利益置换体系。

引导被改革群体形成历史使命感

　　形成历史使命感，可以让改革者内聚性更强、执行力更高，也可以与被改革群体中的先进分子形成社会合作状态，通过这些被改革者的示范、动员、凝聚，以合作的力量感、共鸣的一体感，最大限制地减少改革的阻力。
　　具体来看，需要以改革者的历史使命感来感染一些被改革者。对于体制内的被改革群体而言，其既是改革执行者又是被改革者，因此需要激活作为改革执行者的模范意识。近年来，我国推进的一些重大改革，如国防和军队改革、行政机构简政放权、全面从严治党、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等，主要都是针对体制内的被改革群体。在这些存量改革过程中，党中央同时推出了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始的一系列党性教育，向被改革群体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从何而来、为何而存在、未来走向何方等基本思想意识，就是在激发被改革群体的历史使命感，现实中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而对于体制外的一些被改革群体而言，以上这些党性教育就需要以变通的方式推进，更多的是要激发被改革群体的家国情怀，激发其对家庭、社区、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使体制外被改革群体对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形成更为理性的认识。

对于体制内的被改革群体而言，其既是改革执行者又是被改革者，因此需要激活作为改革执行者的模范意识。

　　对以上两类被改革群体进行引导的具体形式、主要内容可能不同，但共性就是要着重让被改革群体正确认识何为精英。以韦伯、帕累托等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学家认为，精英是指在财富、权力、声望等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个体和群体。这是从人类社会传统的生存型文化与近代以来的西方征服型文化中引申出的结论，即获得多、力量大即为精英。但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家国天下意识，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都一直认为，为一个民族、国家和他人付出更多的方为精英。譬如，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具有先进性，就是因为党一直坚持认为我们党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人民的利益即为党的利益。也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劳动模范是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模。为此，在引导形成历史使命感的过程中，要重点宣传那些在改革过程中获利较多的群体只要愿为别人付出就都是民族精英。考虑到个体自由与社会进步是一体两面的过程，还要强调民族精英是有温度的个体，民族精英在付出的同时能够充分实现个性与自我的发展，民族精英是普通中国人，有普通人的所有特性，只是相较而言，其中的真善美等方面的特征尤其凸显而已。

培育适度的社会危机意识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历史使命感的被改革者只占被改革群体的少数。因此，动员大多数被改革群体，更需要的是在全社会营造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危机意識，即让被改革群体普遍认识到，若不进行深度变革，包括被改革群体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可能会彻底丧失。培育社会危机氛围，需要掌握一个度，即要在消减被改革群体的抵触情绪与导致社会性恐慌之间达成一个相对均衡，让被改革群体能够在理性认知的基础上对存量改革逐步形成一种相对温和的社会态度。
　　具体来看，要从两个方面同时着力引导大多数被改革群体形成一定程度的社会危机意识，让被改革群体逐步接受和容纳存量改革。
　　一方面，就现有的利益格局无法延续达成社会共识。要让被改革群体认识到，如不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任由贫富差距从较大走向过大，仍至悬殊，最终必将使社会良性运行的基本前提—社会底层永不绝望—丧失；如不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大力推进绿色发展，黑色发展最终必然将中国甚至整个人类拖进梦魇之中；如不壮士断腕，全力推进反腐败斗争，干群关系甚至党和人民的关系必将走进“塔西陀陷阱”，等等。 　　除了宏观层面上较易达成共识的领域内，考虑到大多数被改革群体都是普通的社会成员，只是在改革过程中相对获益较多，如只是在城郊征地拆迁和城市房价上涨过程中多得了几套房子的普通市民、只是因为头脑灵活有经营意识而拥有几个工厂店铺的小老板，只是因为在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或中介组织中工作而收入较高的白领金领，因此在推进一些存量改革，如开征房地产税、研究择机开征遗产税、推行渐进式延迟退休等时改革措施时，过于严肃的宣教、过于深奥的理论说教都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为此，需要站在普通人的立场上，结合传统人文思想理念、地域特色文化、个人人生经历、群体心理期望等，以“讲故事”等形式，润物细无声地进行宣传，让被改革群体在倾听娓娓道来的故事中，逐步意识到推进存量改革的必然性。

　　另一方面，要形成以存量改革推动增量改革来实现社会总福祉最大化的社会共识。正如吴敬链先生所认为的，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采取了“增量改革先行、以增量带动存量”的模式。譬如，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虽然有国有企业下岗失业这类存量改革，但涉及人民直接利益的主要还是在做增量改革，即在不直接伤及现有群体利益的基础上，不断针对弱势群体的资源投入，人民最为关心的教育综合改革、劳动就业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住房保障制度改革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使用的都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制度、中人逐步过渡”等典型的增量改革方式。

培育社会危机氛围，需要掌握一个度，即要在消减被改革群体的抵触情绪与导致社会性恐慌之间达成一个相对均衡，让被改革群体能够在理性认知的基础上对存量改革逐步形成一种相对温和的社会态度。

　　但是由于福利制度具有只能升不能降的制度刚性，政府的福利资源供给能力却无法长期持续提升，因此未来必然要更多地进行存量改革，如公平分配优质教育资源、推进异地中考高考、缓解劳资纠纷、调节过高收入、改变“以药养医”局面，等等。只有这些存量改革取得进展，制度的公平性、可持续性等更加突显，广大人民的改革获得感才会进一步提升，否则单纯地提高弱势群体享有资源的绝对量，资源投入就会呈现出一种“内卷化”（involution）的特性，即等量投入的绝对收益会日益下降，最终导致任何投入都已经无法带来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的提高。

构建系统的利益置换体系

　　无论是赋予历史使命感还是形成有利于改革的社会危机意识，都只是在相对减轻被改革群体的被剥夺感，让其负向的社会心理预期相对弱化，却不能改变被改革群体的利益被调整这一客观现实。进一步稳定被改革群体的社会心理预期，还需要利益置换体系的保障，即形成一个较为系统、公正的制度体系，让被改革群体在让渡出一部分利益后，在现实中或预期可以得到其他方面的利益补偿，从而让被改革群体进一步认识到深层次的利益调整不仅直接能够推进社会总福祉的增加，而且自身也会有相应的直接或间接的收益。
　　总体上看，要推动形成一套相对完善的制度体系，让主动让渡利益的被改革群体获得其他的替代性利益。以现实-预期、绝对-相对、剥夺-获得这三组有关改革的关键词进行分类，可以发现，对改革抵触情绪最强烈的是那种现实的、绝对的利益被剥夺群体，因为改革使该群体的现有既得利益立即丧失，但无论从现实还是预期来看都不会有任何的补偿性收益。一般而言，构建一个相对公正的利益置换体系，应当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具有使用價值的利益与具有符号价值的利益之间相互置换，让被改革群体在使用价值让渡的过程中获得符号价值的补偿，在让渡符号价值的过程中获得使用利益的补偿。二是尽量避免出现同时让渡这两类价值的被改革群体，如果存在这类群体，则给予预期性的改革收益回报。
　　如果说以利益置换来减少改革阻力的做法可以尝试，那么未来的制度建设的关键就有两点。一是引导全社会去追求非物质的符号价值。一个物品的使用价值是人类处于生存和发展的初级阶段最为关注的价值，如在短缺时期衣食住行都是以使用价值为主。随着生产的大发展，以明显消费、明显有闲为标志的炫耀性消费会流行一段时期。随着生活质量进一步提升，替代炫耀性消费的将是符号消费意识的兴起，即人民开始追求一种物品所代表的符号内涵，追求的是物品符号背后所具有的那种群体价值观呈现、群体之间社会区分以及群体内部社会认同等全新的社会功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已经被美好生活的需要所替代，这表明未来中国人除了追求物质文化生活质量之外，更多的不是追求物品的使用价值，而是追求其所代表的符号意义，对此要顺势加强引导，让中国人民在富裕的过程中快速走过炫耀性消费阶段，进入追求生活质量和社会品位的符号消费阶段。如此，让渡使用价值的被改革群体获得符号价值时就会有更强的获得感。

随着生活质量进一步提升，替代炫耀性消费的将是符号消费意识的兴起，即人民开始追求一种物品所代表的符号内涵，追求的是物品符号背后所具有的那种群体价值观呈现、群体之间社会区分以及群体内部社会认同等全新的社会功能。

　　二是改革者要更好地设置健康的符号价值。符号价值有很多种，有恶性的符号价值，如喝酒要喝拉菲、茅台，手包要用LV等。也有一些是中性的符号价值，如出行可以是奇瑞QQ、帕萨特、宝马或宾利。但更多的是良性的符号价值，如近年来中国所提倡的企业家精神、科学家精神、劳模精神、大国工匠、道德模范等。在此基础上，还可以提倡或设计更多的符号，如劳动中的技术工人等级，农民中的种地专业户等级，知识分子中的专业技术等级，解放军指战员中的专业士官等级，甚至是中产阶层比较钟爱的马拉松运动中的参与等级证书等，以上符号有些在中国还不存在，有些虽然存在但人民的认可程度和社会美誉度都还不够。未来，要通过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社会舆论的普遍赞扬、先进群体的普遍认可等各种形式赋予它更多更深的符号意义。
　　近年来，党中央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如在庆祝改革开放40年周年大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颁奖后转身为获奖者鼓掌祝贺；在2018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不仅提高奖金额度而且奖金由个人支配，甚至获得特等奖的两位院士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为其他获奖者颁奖；在2019年新年祝贺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快递小哥、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等普通劳动者，等等，这些都是在符号价值供给方面的巨大创新，应当传导到各个层级和各个领域之中，形成一种社会风尚、一种基本价值观。
　　在推进以上制度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对于自动让渡物质利益的群体如企业家和其他慈善家等，要给以诸如时代楷模等符号价值上的社会赞誉，真正形成尊重和保护“富而仁”的先富群体的社会氛围；对于终身无私服务人民的廉洁官员，要给予各种使用价值层面的收益，如较体面的工资收入、一次性退休廉洁津贴和较有保障的养老金等，引导形成高薪养才的氛围；对于甘坐冷板凳又终有成就的知识分子，要给予更大的物质奖励，引导形成崇敬知识而非仅仅是尊重知识的氛围；对于自主脱贫致富的贫困户、不断学习进步的农民工、不断完善自我的企业白领等，更要给予充分的社会舆论赞誉，形成在完善自我中贡献社会的氛围，等等。
　　概言之，只有在形成历史使命感、社会危机感和完善利益置换体系等三个方面共同发力、协同推进，才能让被改革群体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心理预期。而在实践中，不同国家、地区和领域在以上三个方面的现有基础迥然相异，实施时要正确评估出所处的历史方位、资源禀赋，努力推进形成一个所有社会主要群体都支持改革的社会合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