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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冯不仅是虞山派诗人，也是著名藏书家，他们继承其父冯复京的万卷藏书，因精于抄校而享誉一时，藏书传至子侄辈流散。二冯诗学的发展与虞山藏书文化圈血脉相通，书事和诗学交互促进的模式催生了二冯诗学之爬梳全面、开掘精深的学术化特质，是清代虞山诗学的一种典型。
关键词 海虞二冯 冯抄 诗学
Abstract Erfeng was not only poets of Yushan， but also famous bibliophiles， who inherited their father Feng Fujing’s collection of books， and were renowned for their mastery of copyediting， which was passed on to their sons and nephews. The development of Erfeng’s poetics is connected with the cultural circle of Yushan book collection， and the mode of mutual promotion of book affairs and poetics has given rise to the academic quality of Erfeng’s poetics， which is comprehensive and deep， and can be regarded as a typical poetics of Yushan in Qing Dynasty.
Keywords Haiyu Erfeng. Feng copybooks. Poetics.
0 引言
学界对海虞二冯的研究，大都以其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作为切入点，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其诗学渊源、创作特征、诗法宗尚、诗史意义等方面。对于二冯藏书家身份的关注，对其藏书聚散情形的细致梳理，以及深入分析其藏书特色的研究成果，学界目前较为缺乏，更鲜有人将二冯的藏书、抄书事业与他们的诗学进路联系起来，并寻绎其诗学的生长轨迹。蒋寅曾论及二冯在校勘整理古代诗歌文献方面的贡献，分析二冯诗歌批点的特征，揭示二冯诗学的学术特点，但他的研究范围仅限于二冯批点的几种选本[1]。周小艳将二冯的诗学研究方式归纳为精抄、校雠、评点，并按条目介绍二冯所抄、校书籍的版本情况，汇集相关序跋，但对其中蕴藏的诗学内涵分析较少，对二冯的文献整理和诗学成果之间的关联性揭示得也不够清晰[2]。本文力图改变旧有研究视角，以二冯的书事切入，梳理其藏书的来龙去脉，分析其藏书事业的特征，并借助书事透视其诗学，通过二冯抄校和研究书籍的偏好，来探讨其主要诗学观念的生长逻辑，并就书事和诗学交互促进的模式来分析二冯诗学的学术化特质，以及在虞山诗文化圈的典范意义。
1 二冯藏书的聚散始末
1.1 冯复京的藏书事业
二冯藏书的源头可追溯至其父冯复京处。冯复京（1573-1622）身兼学者和藏书家两种身份，钱谦益《冯嗣宗墓志铭》称他“强学广记，不屑为章句小儒。少而业诗，钩贯笺疏，嗤宋人为固陋。”[3]《康熙常熟县志》卷二十三艺文志著录冯复京著作五种，分别是《六家诗名物疏》六十卷、《遵制家礼》四卷、《常熟先贤事略》十卷、《冯氏族谱》四卷、《明右史略》 （草创未就），这些著作在当时均广受称道。冯复京还有诗论著作《说诗补遗》八卷，系其一生诗学思想的总结，在他身后由二冯刊行。
在评诗论学之外，冯复京也喜好聚书，据说他的藏书有万卷之数。在广购精求之外，他也发挥学者本色，对群书博考详校。冯复京的校本在清代很受重视，何焯研究《太玄经》时，就曾据冯氏校嘉靖甲申江都梁子高刊本《太玄经》与一种明覆宋刊本对校，收获颇丰。清代藏书家往往以得其精校本为幸，如赵宗建《旧山楼书目》著录元刊本《文选》一种三十二册，此本为张伯颜覆宋本，又系冯复京精校。赵氏按，“此刻与胡刻同出一源，原本绝少。经冯先生聚各本互校，并勘正李善之注，可谓無微不至，是足贵焉。”[4]冯复京藏书甚夥，品类又富，在校书时能广聚众本，互相校对，所以校勘水平甚高。他这种以博闻学者的身份藏书、校书的模式，在明清之际的虞山极富代表性，也为其子冯舒、冯班树立了样板。
1.2 二冯继承家藏，嗜好手抄
明人徐《徐氏笔精》卷八有“聚书十难”条，总结了藏书之路上的十个不利因素，其中高居前三的分别是“学无渊源，一难也。家少承书，二难也。不生通都大邑，三难也。”[5]反过来解读则可认为，要做藏书家，一要有家学渊源，二要有藏书可继承，三要身居通都大邑，以利于广闻博见，多方搜求。衡之以二冯，发现他们完全符合这三个标准。据冯知十之子，也就是二冯之侄冯武称，“先宪副以来书籍皆归世父。”[6]可知二冯继承了冯复京的藏书，他们的聚书事业是站在其父的肩膀上往前推进的，起点极高。何况，二冯从冯复京处继承的，不仅是物质化的书籍，更有精神上的财富——家学渊源。冯武在二冯批《才调集》凡例中说：“先世父默庵、钝吟两先生，承先大父嗣宗公博物洽闻之绪，学无不该，尤深于诗赋。”[7]《康熙常熟县志·文苑传》也指出，冯舒“幼承家学，蚤谢诸生。肆力于古，含咀经史，穿穴百家。”[8]二冯“博物洽闻”“穿穴百家”的特质，与冯复京的“强学广记”一脉相承，都是成为出色藏书家的必备素质。除上述两个优势外，二冯又身处明末清初虞山活跃的诗文化圈之中，身边有赵氏脉望馆、钱氏绛云楼、毛氏汲古阁等大藏书阁，师友辈之间可以随时互通有无，互相切磋。正因有以上诸多便利，二冯的藏书事业得以在父辈的基础上踵事增华，进入更为精雅的境地，也发展出自己的偏好。
“冯抄”是二冯藏书之精华。清藏书家、校勘学家顾广圻曾指出：“藏书有常熟派，钱遵王、毛子晋父子诸公为极盛，至席玉照（名鉴）而殿，一时嗜手钞者，如陆敕先、冯定远为极盛。”[9]叶德辉则将冯抄本列入“明以来钞本书最为藏书家所秘宝者”[10]之行列。冯氏抄本之所以受到藏书家欢迎，是因为它有几个突出的优点：首先，冯抄皆从好底本过录，一般是宋元善本;其次，抄录时注意保存旧本原貌，如冯舒就认为“宋本之善什九，俗本之善百一”，故绝不任意更改，以免增加讹误;第三，冯抄本往往经过反复校勘，故极为精审①。冯氏兄弟是死校法的忠实拥趸者，比如冯班在校勘抄录的《玉台新咏》时曾自述：“已丑岁借得宋刻本校过一次，宋刻讹谬甚多，赵氏所改得失相半，姑两存之，不敢妄断。”[11]这种保存真相，不加妄断的校勘方法，固系冯氏家法，后被其追随者冯武和陆贻典在校勘古籍的事业中发扬光大。 冯抄在选目上极端倾向于中晚唐诗文集。根据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冯舒抄本共约二十种，其中含唐人作品十种，除署名韦绚的《灯下闲谈》和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属小说和诗文评之外，其余全部是中晚唐诗集，分别是王建《王建诗集》十卷、吕温《吕和叔集》十卷、皎然《杼山集》十卷、沈亚之《沈下贤文集》十二卷、李绅《追昔游诗》三卷、陆龟蒙《重刊校正笠泽丛书》四卷《补遗诗》一卷、李群玉《李群玉诗集》与方干《方干诗集》合一册，另有方干《元英先生诗集》十卷。冯班抄本约十种，其中，中晚唐诗集有许浑《许丁卯集》二卷《续集》二卷、陆龟蒙《重刊校正笠泽丛书》四卷《补遗》一卷《续补遗》一卷、释齐己《白莲集》十卷附《风骚旨格》一卷。此外，二冯之弟冯行贤也有抄本五种，其中包含了二种晚唐诗集，分别是杜荀鹤《杜荀鹤文集》三卷、温庭筠《温庭筠诗集》七卷《别集》一卷。从比例上看，这些中晚唐诗文集几乎占去所有冯抄本的一半。有很多集子，整理和抄录起来要大费周章，以《吕和叔文集》为例，据冯舒自述，底本的前五卷从钱谦益处借得，后三卷从郡中辗转购得，这八卷皆系宋本。第六、七卷遍访宋本不得，最后取《英华》《文粹》所载者，照目写入。《吕和叔文集》宋本早已散佚，它能在明清恢复完整的面貌继续流传下来，端赖于冯舒的抄校与整理之功。且冯抄本中晚唐诗文集因底本佳、抄校精，常被后世藏书家奉若拱璧，也成为后世许多抄本的源头。
1.3 至冯孝威辈，藏书流散
二冯的子嗣都不以诗文见长。冯舒有二子：冯孝威、冯孝庆。孝威偶在虞山文酒之会中留下些许诗作，孝庆则未见作品存世，两人皆非读书种子。且自从冯舒被县令瞿四达迫害致死后，二子为洗父冤四处奔走呼告，人生境遇可想而知。冯班亦有二子，长子冯行贤能诗，有《余事集》八卷，但他最擅长的是书法篆刻，在藏书论诗方面却成就不著。康熙十八年（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与试未用。次子冯行贞杂学旁收，他喜吟诗，善书法，工摹古印，精于绘事，还善弹射，可谓多才多艺，但其为人有大志，不肯俯首研席，曾随清军南征，后归虞山，以授徒糊口，年六十余因贫而逝。可见冯班之二子虽有才华，但在艺术道路上另有志趣，不肯以诗书为业，且人生境遇亦不甚佳，难以维持父辈的收藏，故二冯的藏书，至此逐渐流散。
二冯子侄辈中，唯有冯知十的儿子冯武仍醉心于藏书事业，有自己的藏书楼“世豸堂”。冯武爱读书，喜校雠，善题识，毛晋汲古阁刻书多经其校订，冯舒《默庵遗稿》和冯班《钝吟杂录》等著也经他手刻印传播。著有《书法正传》二卷、《遥掷稿》十卷。不过，冯武在勉力继承冯氏一脉家学的同时，也无奈地见证着家族藏书的流散，所著《疗忘集》中有《书肆见先伯父遗书有感》诗，曰：“历代图书聚一门，牙签玉轴属云孙。今来世上抛残帙，肠断丹黄认旧魂。”[6]38上联追忆父、祖辈当年积累了大量珍贵的古今书籍，并寄希望于将之永传后世子孙。下联则由美好的期待转回残酷的现实。冯复京将藏书传给二冯，这固然使家族的藏书事业获得了短暂的兴盛，但在二冯身后，子嗣力难继之，使凝聚两代人心血的珍贵典籍就风流云散了。当冯武在书肆发卖的书籍中见到经伯父校勘的家藏本时，不由顿起今昔盛衰之感。
2 二冯的知识体系与诗学进路
当我们透过藏书家的身份来审视二冯时，他们选书、抄书、读书、用书的趣味和倾向性就清晰地浮现出来。读什么书，如何读书，皆关系着冯氏兄弟知识体系的建立和知识结构的成形，以之映照二冯的诗学观念和诗歌创作，可以窥见二冯诗学的内在逻辑性和生长轨迹。
2.1 肆力中晚唐诗，破除复古派的迷思
上节论及，冯抄本中几乎有一半是中晚唐人诗，占比如此之高，应非意外巧合，而是体现着抄书者的主观偏好。冯氏兄弟为何会对中晚唐诗如此关心？探讨这个问题，不得不上溯至二冯之父冯复京晚年诗学观念转变的问题。冯复京早期的诗学观念受七子派影响甚深，在诗学宗尚上主张诗法周汉、魏晋、盛唐，对中晚唐及以后诗歌评价很低，他说：“周汉之诗，写性抒灵，故可以动天地感鬼神。魏晋至盛唐之诗，使才仗气，故可以震心魂骇耳目。中晚之际，趋名场之青紫，如赴火之蛾;乞藩镇之稻粱，如舔砧之犬。以性情之真境，为名利之钩途，此《颂》寝《风》息之故也。”[12]他这段话的观点可以一言蔽之，即“盛唐之下无诗”。不过，富有戏剧性的是，冯复京在临终之际又尽改旧说：“夫中晚之不得为初盛，犹魏晋之不得为两京，而谓初盛诗存，中晚诗绝，将文心但存苏、李，而世宙遂止当涂乎？”[12]3963至此转而认为中晚亦有中晚之唐诗，不应以初、盛唐诗律之。对父亲的临终遗恨，冯舒表示“遗训在耳，终古铭心”。冯班也确认此事，更补充说，父亲曾在病榻上谆谆告诫：“王、李、李、何，非知读书者。吾向尝为所欺，汝辈不得尔。”[12]3964冯氏兄弟花大力气抄校中晚唐诗，或可视作对父亲临终遗训的一种回应①。即抛开复古派的偏见，重新细致地阅读中晚唐诗，反思其是否有佳胜处。
根据存世冯抄本可知，冯氏兄弟抄阅中晚唐诗的功课从冯复京离世后不久就开始了。冯舒影宋抄本《元英先生诗集》十卷，后有“崇祯戊辰年（1628年）六月冯氏空居阁阅”[13]的题识，此时上距其父离世约六年。又如，现存杨伯仁抄本《沈下贤文集》十二卷，系叶奕假冯已苍抄本录就的，书后有叶奕手跋云：“崇祯四年（1631年）假冯已苍钞本，舅氏杨伯仁为余录就，冬十一月，假冯伟节原本校对四卷，迁延八月，未及卒业。”[14]据此跋可知，馮舒对沈亚之的涉猎当更在崇祯四年之前。而且，冯舒的抄本又源自其弟冯班，则两兄弟都对沈亚之下过功夫。再如冯班手校《白莲集》十卷，后辗转归何焯，何氏也在题识中提到，“此本乃定远少年时所阅。”[15]以上例子皆可证明，其父离世前的训诫为冯氏兄弟扫清了偏见，他们从少年和青年时代就开始广泛阅读中晚唐诗。
冯氏兄弟对中晚唐诗人的细微择取处，似也受到其父诗歌观念的影响。早期的冯复京认为：“晚唐名公：李员外商隐、许刺史浑、马尉戴、温方城庭筠、郑都官谷、韦相庄，非烟花之靡调，则萧飒之哀音。”[12]3958从“靡调”和“哀音”等措辞中可见，此时他尚未走出机械复古的迷雾，把晚唐诗人的成绩一笔抹尽。但即便如此，他也凭借敏锐的美学感触指出许浑“才较闳”，温庭筠“高风汉阳渡，初月郢门山”句势警健，李商隐“青雀西飞”近雅。而这几人的诗作，恰恰都是冯氏兄弟用力甚勤之处——冯班之法乳李商隐、温庭筠已不必多说。对于许浑，他也很是下过一番功夫，曾手抄《许丁卯集》，对许浑诗一直坚持给予较高的评价，如评《凌歊台》：“方君极诋丁卯为格卑，为俗套，不知用晦诗极工细，与“江西”格正相反，宜方君之不喜也。”[16] 于中唐诗人，冯复京对韩愈、元稹、白居易、王建等大诗人无不吐弃，独对小诗人沈亚之加以青眼：“沈亚之无论他什，《春色满空州》排律，体庄赡，稍嫌痴重，绝不似寒门弟子。”[12]3956而这样的观点也在二冯那里得到呼应。据叶石君手跋《沈下贤文集》十二卷所言：“老友冯定远尝谓予曰：‘唐至元和文章大盛，韩、柳、元、白之外，刘梦得、沈亚之、皇甫持正、李习之、李元宾，皆表表者。’予亦以为然。”[17]于此亦可见冯班受其父诗学观影响之深。
要言之，二冯接受其父冯复京的临终告诫，走出“盛唐之外无诗”的机械复古观念的迷障，从青少年时代就开始广泛抄校、阅读中晚唐诗。从偏好上来说，二冯所爱的多是以许浑、温庭筠、李商隐等为代表的一派工细、文雅、庄赡的中晚唐诗，这种抄、阅偏好为其后来对中晚唐诗论的深入发覆打下了坚实基础。
2.2 遍览今古诗论，完善诗歌辨体观念和比兴理论
二冯诗学观念的成长期正是七子和公安、竟陵派影响远播的阶段，他们接触和反思“李何与王李，钟谭及徐袁”的创作及理论是很自然的。而格调派的诗学观念祖源自宋代严羽，因为这一层关系，冯班也十分关注《沧浪诗话》。他对《沧浪诗话》有很多纠偏补遗之语，后被辑为《严氏纠谬》，集中体现了他对诗必盛唐论的反驳。前人讨论二冯诗学观问题时，多将注意力集中于这些热点，这容易使人误认为冯氏兄弟在诗论方面的知识储备仅局限于宋、明，其实这只是他们诗学之旅的一部分。二冯对古今诗论的涉猎有完整的结构和清晰的线索，下面略以代论之。
唐代，诗格类论著是冯班关注的重点，他少年时抄校的《白莲集》十卷中包含《风骚旨格》一卷，其评齐己名作《夏日草堂作》，也以《风骚旨格》之义读之，认为次联“静是真消息，吟非俗肺肠”妙，并说：“不看《风骚旨格》定应不解。”[18]冯班还曾读过旧题王昌龄《诗中密旨》，他判定该书为伪造，并认为，书中“句有三例”条说，“两句见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系援例失当。[19]盖因“关关”二字仅取其声不取其意，所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只是一句话，并非两句话。冯班认为因作者不通小学，致有此误。除此之外，他还批判托名梅尧臣的《续金针诗格》“言八病绝可笑”。[19]47既读过续编，则旧题王昌龄《金针诗格》他理应也曾研究过。对唐代诗格著作的广泛涉猎给冯班的诗歌文体学研究提供了滋养，他对“齐梁格”、近体诗写作规范等问题的深入探讨，都建立在对唐代诗格广泛而细致的阅读之上。
在六朝诗文评著作中，二冯用功最多的是《文心雕龙》。此著在明中期之前流传不广，现存最早的元代至正十五年刻本不够精审，有多处脱简，其中最牵动人心的当属《隐秀》篇中脱去的一叶四百余字。明中后期，《文心雕龙》虽有弘治、嘉靖、癸卯、万历等诸多刻本，但对《隐秀》篇的脱漏也都付之阙如。直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吴门钱功甫从阮华山处得一宋本作抄补，这才使《隐秀》篇成为全璧。钱功甫本《文心雕龙》后来归入钱谦益绛云楼，这使二冯有机会亲炙这本文论巨著，并都留下抄本。二人中又以冯舒对《文心雕龙》感情为深。他在跋语中自述，天启七年（1627年）从钱谦益处借得此本后即请朋友谢恒抄录，因珍视《隐秀》，“恐遂多传于世”[20]，于是亲自执笔抄录此篇。这段公案，为后世藏书家所津津乐道，叶昌炽作《藏书纪事诗》不无讥刺地说，“箧中《隐秀》何须秘，化作春风蛱蝶魂”[21]，所指正是冯氏对《隐秀》篇的秘宝之心。今日的研究者多认为《隐秀》篇补文系伪造，不过回到当时，冯氏兄弟对它的真实性却坚信不疑。二人之所以秘宝《隐秀》，可能是因为他们已经本能地觉察到此篇对其诗学理论的构建和深化意义重大。
以“比兴”论诗，是二冯的独步之处。冯舒撰《家弟定远〈游仙诗〉序》曰：“大抵诗言志，志者，心之所之也。心有在所，未可直陈，则托为虚无惝恍之词，以寄幽忧骚屑之意。昔人立义比兴，其凡若此。”[22]由此可见，二冯比兴说的内涵主要是用幽微之语寓托出作者的骚屑之感。这虽把“比兴”的内涵揭示清楚了，但究竟该如何操作才能很好地达到目的而不违背温柔敦厚的诗教和诗美的规律？在解决表达层面的问题时，《隐秀》篇给二冯很大的启发。冯班在《钝吟杂录》卷五中直接借用了“隐秀”之词，他说：“诗有活句，隐秀之词也;直叙事理，或有词无意，死句也。隐者，兴在象外，言尽而意不尽者也;秀者，章中迫出之辞，意象生动者也。”[19]89这里所谓的“活句”，正是比兴之句，与后一句提到的“死句”、也就是“直叙事理”的赋句相对①。如何才能写出活句？冯班认为要使用隐秀之法，分而言之，就是一方面蕴藉其意，使兴在象外，另一方面淬炼锋颖，使意象鲜明。对比《隐秀》篇，这正是对“藏颖词间”“露锋文外”等语句的再发挥和再阐述。
要言之，二冯的诗论学养以七子、竟陵等派的诗论肇端，又上溯至其理论源头宋代严羽《沧浪诗话》以纠其弊。在唐代诗论著作中，二冯对诗格一类十分關注，曾加以细致阅读，从中汲取诗歌体式学的营养。在六朝文论中，二冯又对《文心雕龙》用力最勤，他们较早得观《隐秀》篇全文，并参究《文心雕龙》的“隐秀”观念，用以搭建、完善自己的“比兴”理论。
2.3 广涉经史百家，为诗歌创作积累学问
二冯的学问并不限于诗学一类，冯班的《钝吟杂录》被四库馆臣归入杂家类，这就与其内容的驳杂有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书“杂”的特色陈之甚详：“《家诫》多涉历世故之言。……《正俗》皆论诗法。《读古浅说》多评诗文。《日记》多说笔法、字学，皆间附杂论。《严氏纠谬》辨严羽《沧浪诗话》之非。《诫子帖》多评古帖，论笔法。末附以社约四则，皆论读书之法。《遗言》《将死之鸣》皆与《家诫》相出入。《〈通鉴纲目〉纠谬》尚未成书，仅标识五条……”[23]一本小书中竟囊括了诗法、文法、笔法、字学、史学、读书之法等多方面的心得，可见《钝吟杂录》之“杂”，正可视作二冯学问的一个缩影，反观他们的聚书和读书，会发现在专于诗学之外，也有广涉经、史、子部，兼容并包的特点。 《诗经》之学是冯氏家学。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所走的是由小学名物研究而通经的道路，具有征引赅详，语有根据，不务空谈的优点。在其影响下，冯氏兄弟对小学皆有兴趣。冯舒爱读字书，抄本中有郭忠恕《汗简》七卷、《佩觿》三卷，张有《复古编》等著作。冯班在音韵学方面涉猎极广，根据《钝吟杂录·正俗》，他对古今讨论过“八病”相关问题的文献如《谢灵运传赞》 《佩觿》《九经字样》《史通》皆有触及，对阮逸注《文中子》和托名梅尧臣《续金针诗格》之不解“八病”，皆给予批判。此外，他对古今韵书如颜之推《家训》之《音词》篇、陆德明《经典释文》、沈璟《南词韵选》、周德清《中州音韵》亦了如指掌。
冯氏兄弟对子部杂家、小说家及史部杂传、载记、地理类典籍也十分用心。其中以冯舒对这类文献最感兴趣，他的抄本中有周密《云烟过眼录》一卷，著录私家藏书画古董。韦绚《灯下闲谈》二卷，记载唐末五代奇闻异事。李上交《近事会元》五卷，从史书杂记中摘取唐五代典制，其内容从宫殿、舆服到赋税、乐曲，无所不包。常璩《华阳国志》十二卷，记录西南地方性历史，资料丰富。陶岳《五代史补》五卷，按时间先后分目记录五代时期史事，以补《五代史》之阙，叙事颇近小说。还有旧题辛弃疾《南渡录》《窃愤录》二卷，无撰人《建炎复辟记》一卷，这几种著作大致叙述北宋衰灭及高宗迁都江南，重建政权的经过。冯班抄本中也有杂传类《列仙传》二卷续一卷，这是一部专记神仙事迹的著作，充满想象力和奇幻色彩。二冯之外，其弟冯知十也有杂记类抄本《六朝事迹编类》传世，此书分类记载江左三百年来之故实，冯武评之曰，“是书摭拾遗事，分别条理，洵是作手。”[24]
二冯虽广涉经史百家，但不是要在这些方面皆做深入钻研。以上文提到的子、史书籍来说，他们极其偏爱杂史、杂记、杂传、杂家之属。此类典籍中充满奇丽闳诞的传说、人所罕闻的历史事件、生动传神的细节，还有典章制度和论诗论艺之说。假如以钻研专门之学的标准衡量之，这样广而杂的阅读不免失之于芜漫，不过假如引之返回诗艺的园圃，这类文献却恰恰可以增长学问，为诗人开拓眼界，为诗歌创作充实诗料。
二冯论诗，极讲究学问，但又不是要专门以学问为诗。冯班《钝吟杂录》卷七社约说：“杜子美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涉览既多，才识自倍，资于吟咏，亦不专在用事。今之律诗，始于永明，成于景龙，既以俪偶为文，又安得以用事为讳？况迩世坟籍不全，师匠旷绝，假令力学，犹惧未到古人。凡我同人，纵使嗜好不同，慎勿自隐短薄，憎人学问，便谓诗人不课书史也。”[19]116这段话很好地概括了冯班对学问的看法。首先，他认为近体诗俪偶的体式特点决定它适于用事，那么事类的精通从何而来？自然来自学问的积累。不过，冯班认为学问的作用还不限于可资用事，它更可滋养才与识，用他的话说就是“涉览既多，才识自倍”。而才识能从整体上润饰诗歌的面貌和气韵，从而形成一种文雅细润的风格，这就是冯班所欣赏的西昆风格了。冯武在二冯评阅《才调集》凡例中将之总结为“其为诗以细润为主，取材骚雅，玉质金相，丰中秀外。”[7]在此问题上，冯舒的看法与冯班相当一致，他在《瀛奎律髓》卷七“风怀”类总评中回应方回曰：“‘西昆’高在有学问，非空腹所辨”;[16]276反过来说，假如腹笥中缺少学问，就容易走上粗野的邪路，冯武将其缺点归纳为“生硬拙俗，诘屈槎牙，遗笑天下后世而不可救”[7]，而这类诗歌的代表，正是二冯排击最力的江西派末流。
要言之，二冯对学问的涉猎广及经史百家。二子对小学皆感兴趣，冯舒爱好字学，冯班在音韵学领域博览群书。他们对子部杂家、小说家及史部杂传、载记、地理类典籍也下了很多功夫。之所以如此，目的是为作诗积累学问。二冯坚信，只有学问广博，才能够写出风格文雅细润的诗作，否则就会走上槎牙粗野的道路，无可救药。
3 虞山书籍场域与二冯诗学的学术化
虞山诗文化圈执牛耳者钱谦益曾在《答山阴徐伯调书》中提到他“以孤生謏闻，建立通经汲古之说，以排击俗学”[25]的志向。在虞山诗书文化的场域中，“通经汲古”绝不是仅仅停留在学说层面，它可以便捷地连通到书籍刊刻的領域，使一种理论号召获得书籍实物的有力支持，从而尽快在现实上铺展开来。汲古阁所刊刻的经史全书，就是对钱氏“通经汲古”学说的一种呼应。钱谦益曾在毛氏《新刻十三经注疏序》中说：“凤苞之校刻也，……溯经传之源流，订俗学之舛驳，使世之儒者，孙志博闻，先河后海，无离经而讲道，无师今而非古。”[3]852他认为，这套大书的刊刻可以使儒者有经可依，有书可据，完美地回应了他“通经汲古”的理想。这说明，虞山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书籍事业和学问追求相互呼应、相互促进的现象。
早年游于钱谦益之门的二冯，他们的诗学也是浸润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从上几节的论述中就可以看出，他们走的正是虞山通经汲古的路子。他们在较年轻时就追随钱谦益投身此道，在家学的影响下关注的问题又比较集中，再加上有丰富的虞山藏书资源作支撑，所以二冯、尤其是冯班诗学观念的构建较早呈现出研究性和学术化的特征。
3.1 爬梳全面
以复古为革新是中国文化出新的一种经典方式。虞山诗派也经常重拾文学史上的一些旧概念、旧问题，借助对旧概念的反思，推出自己的新见解。而明清时期是中国文化的结穴时期，时人面对的是已经发展了数千年的文学和文化传统。在对旧概念做新阐释之前，首先要做的是全面了解它的历史发展情况。二冯的诗学研究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即在深入讨论具体问题之前，先细致、全面地梳理相关概念的源与流。
以“齐梁体”为例，对这一概念，冯班论述道：“齐代短祚，王元长、谢玄晖皆殁于当代，不终天年;沈休文、何仲言、吴叔庠、刘孝绰皆一时名人，并入梁朝，故声病之格，通言齐梁。若以诗体言，则直至唐初皆齐梁体也。白太傅尚有格诗，李义山、温飞卿皆有齐梁格诗，但律诗已盛，齐梁体遂微，后人不知，或以为古诗。”[19]82-83可以看出，冯班首先明确概念，认为齐梁体是齐梁的声病之格。然后按照时间顺序梳理诗歌发展史，认为从诗体的角度看，初唐诗亦属于齐梁格，又注意到中晚唐时期以温、李为代表的齐梁格诗复兴的现象。冯班对“齐梁格”这一概念的源与流爬梳得十分全面，今天学界对齐梁格发展轨迹的认识，几乎就是以他的观点作为基本框架的。 再如，冯班讨论诗赋之分合问题时，也是先分别爬梳赋与诗各自的发展历程。其論赋曰，诗变为《离骚》，《骚》亦为赋。宋玉、荀卿为赋之祖，汉赋盛于贾谊、扬雄二人。论诗曰：“诗有六义，一曰赋。前汉有韦孟四言诗，李陵、苏武诗，古诗或称枚乘。”[19]149将两者的源流分别梳理清楚之后，才开始进一步讨论二者之间的区分和近似问题，不仅把握了汉代之前诗赋发展的关键步骤，思路也非常清晰。
3.2 开掘精深
冯班的《钝吟老人文稿》中还出现专题论文性质的作品，比如《古今乐府论》《论乐府与钱颐仲》《论歌行与叶祖德》等。蒋寅曾撰《冯班与清代乐府观念的转向》一文，把它们与《钝吟杂论》中的乐府论综合起来，阐述其对清代乐府学的意义。本节则仅取《古今乐府论》为例，主要侧重于探讨它在表达方式上学术化的特色。
《古今乐府论》的立意在于探讨乐府的创作方式。冯班取诗与乐的关系作为问题的切入点，视角的选择十分精到。开篇先介绍乐府研究的一个必要常识，即诗是否和乐，是乐工的工作，与诗人的创作无关。接着，重点介绍不和乐的魏晋文人乐府，依拟作方式将之分为两类，即拟乐府赋题法和拟篇法。且每一种皆举例说明，前者取汉铙歌十八曲为例，后者取陆机《拟青青河畔草》等诗为例，此二例皆极富代表性。以上所谈的两种拟乐府多为五言，接着又从汉至唐梳理七言歌行的发展进程，以为其起于汉代，梁末大盛，至唐有不用乐题的七言长歌。最后又讨论了新乐府的问题，认为杜甫创新题乐府是乐府之巨变，并以元、白为之绪。
至此，冯文已经把古今五、七言乐府的发展源流阐述完毕，不仅逻辑清晰，源流清楚，论证也是充分且令人信服的。但冯班并未止步于此，又进一步给出研究的结论，他依据诗与乐的关系，划定了古今乐府的七种写作方式，这就把文章从简单的现象梳理推向规律的总结，使问题的讨论从简单的说明走向学术化的演绎和归纳。除此之外，冯班还纠正了当时创作中对乐府的三种常见的误解，回应了诗坛的流弊，体现出一定的现实针对性。文末还罗列了必要的参考文献，其中又分为理论著作和作品两类，以供后来的作者和研究者参考。
从整体来看，冯文完整地包含了立论、论证过程、结论三个部分。理由与证据充足，又有对研究现状的回应，甚至包含参考文献。如蒋寅所说，这篇文章“把古今乐府的名义、创作源流、类型、体制以及历代名家得失、文献著录、音乐失传的过程作了全面的论述”[26]。这种撰写专文，集中对某一个学术问题做出全面回顾和阐述的方式，已经体现出与现当代学术论文在精神上的相通性。
4 结语
虞山自元明以来以藏书闻名，形成了底蕴深厚的藏书场域，而身处海虞的冯氏兄弟，不仅继承了家庭的藏书，更与师友互相切磋，互通有无地探讨学术，精进学问。在聚书、读书的过程中，他们肆力于晚唐诗，遍读古今诗论，又博览经史百家。丰富、全面的知识体系，成为他们诗学理论的有力支撑。
在虞山的藏书和学问形成良性互动的过程中，品类荟萃、古今齐全的藏书有助于二冯构建贯通古今、推溯源流的学术眼光，也为他们发展精深化的学问提供了可能性。二冯对诗学问题的讨论，既能博大，又能深入，并在表述方式上也呈现出向现代学术研究靠近的趋势。二冯以藏书滋养诗学发展的方式，及其诗学呈现的学术化特色，可以作为明清之际虞山诗学的一个典型。推而广之，假如从书事与诗学互动的视角切入思考，许多清代文学研究的旧课题将会呈现出更多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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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海虞二冯 冯抄 诗学
Abstract Erfeng was not only poets of Yushan， but also famous bibliophiles， who inherited their father Feng Fujing’s collection of books， and were renowned for their mastery of copyediting， which was passed on to their sons and nephews. The development of Erfeng’s poetics is connected with the cultural circle of Yushan book collection， and the mode of mutual promotion of book affairs and poetics has given rise to the academic quality of Erfeng’s poetics， which is comprehensive and deep， and can be regarded as a typical poetics of Yushan in Qing Dynasty.
Keywords Haiyu Erfeng. Feng copybooks. Poetics.
0 引言
学界对海虞二冯的研究，大都以其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作为切入点，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其诗学渊源、创作特征、诗法宗尚、诗史意义等方面。对于二冯藏书家身份的关注，对其藏书聚散情形的细致梳理，以及深入分析其藏书特色的研究成果，学界目前较为缺乏，更鲜有人将二冯的藏书、抄书事业与他们的诗学进路联系起来，并寻绎其诗学的生长轨迹。蒋寅曾论及二冯在校勘整理古代诗歌文献方面的贡献，分析二冯诗歌批点的特征，揭示二冯诗学的学术特点，但他的研究范围仅限于二冯批点的几种选本[1]。周小艳将二冯的诗学研究方式归纳为精抄、校雠、评点，并按条目介绍二冯所抄、校书籍的版本情况，汇集相关序跋，但对其中蕴藏的诗学内涵分析较少，对二冯的文献整理和诗学成果之间的关联性揭示得也不够清晰[2]。本文力图改变旧有研究视角，以二冯的书事切入，梳理其藏书的来龙去脉，分析其藏书事业的特征，并借助书事透视其诗学，通过二冯抄校和研究书籍的偏好，来探讨其主要诗学观念的生长逻辑，并就书事和诗学交互促进的模式来分析二冯诗学的学术化特质，以及在虞山诗文化圈的典范意义。
1 二冯藏书的聚散始末
1.1 冯复京的藏书事业
二冯藏书的源头可追溯至其父冯复京处。冯复京（1573-1622）身兼学者和藏书家两种身份，钱谦益《冯嗣宗墓志铭》称他“强学广记，不屑为章句小儒。少而业诗，钩贯笺疏，嗤宋人为固陋。”[3]《康熙常熟县志》卷二十三艺文志著录冯复京著作五种，分别是《六家诗名物疏》六十卷、《遵制家礼》四卷、《常熟先贤事略》十卷、《冯氏族谱》四卷、《明右史略》 （草创未就），这些著作在当时均广受称道。冯复京还有诗论著作《说诗补遗》八卷，系其一生诗学思想的总结，在他身后由二冯刊行。
在评诗论学之外，冯复京也喜好聚书，据说他的藏书有万卷之数。在广购精求之外，他也发挥学者本色，对群书博考详校。冯复京的校本在清代很受重视，何焯研究《太玄经》时，就曾据冯氏校嘉靖甲申江都梁子高刊本《太玄经》与一种明覆宋刊本对校，收获颇丰。清代藏书家往往以得其精校本为幸，如赵宗建《旧山楼书目》著录元刊本《文选》一种三十二册，此本为张伯颜覆宋本，又系冯复京精校。赵氏按，“此刻与胡刻同出一源，原本绝少。经冯先生聚各本互校，并勘正李善之注，可谓無微不至，是足贵焉。”[4]冯复京藏书甚夥，品类又富，在校书时能广聚众本，互相校对，所以校勘水平甚高。他这种以博闻学者的身份藏书、校书的模式，在明清之际的虞山极富代表性，也为其子冯舒、冯班树立了样板。
1.2 二冯继承家藏，嗜好手抄
明人徐《徐氏笔精》卷八有“聚书十难”条，总结了藏书之路上的十个不利因素，其中高居前三的分别是“学无渊源，一难也。家少承书，二难也。不生通都大邑，三难也。”[5]反过来解读则可认为，要做藏书家，一要有家学渊源，二要有藏书可继承，三要身居通都大邑，以利于广闻博见，多方搜求。衡之以二冯，发现他们完全符合这三个标准。据冯知十之子，也就是二冯之侄冯武称，“先宪副以来书籍皆归世父。”[6]可知二冯继承了冯复京的藏书，他们的聚书事业是站在其父的肩膀上往前推进的，起点极高。何况，二冯从冯复京处继承的，不仅是物质化的书籍，更有精神上的财富——家学渊源。冯武在二冯批《才调集》凡例中说：“先世父默庵、钝吟两先生，承先大父嗣宗公博物洽闻之绪，学无不该，尤深于诗赋。”[7]《康熙常熟县志·文苑传》也指出，冯舒“幼承家学，蚤谢诸生。肆力于古，含咀经史，穿穴百家。”[8]二冯“博物洽闻”“穿穴百家”的特质，与冯复京的“强学广记”一脉相承，都是成为出色藏书家的必备素质。除上述两个优势外，二冯又身处明末清初虞山活跃的诗文化圈之中，身边有赵氏脉望馆、钱氏绛云楼、毛氏汲古阁等大藏书阁，师友辈之间可以随时互通有无，互相切磋。正因有以上诸多便利，二冯的藏书事业得以在父辈的基础上踵事增华，进入更为精雅的境地，也发展出自己的偏好。
“冯抄”是二冯藏书之精华。清藏书家、校勘学家顾广圻曾指出：“藏书有常熟派，钱遵王、毛子晋父子诸公为极盛，至席玉照（名鉴）而殿，一时嗜手钞者，如陆敕先、冯定远为极盛。”[9]叶德辉则将冯抄本列入“明以来钞本书最为藏书家所秘宝者”[10]之行列。冯氏抄本之所以受到藏书家欢迎，是因为它有几个突出的优点：首先，冯抄皆从好底本过录，一般是宋元善本;其次，抄录时注意保存旧本原貌，如冯舒就认为“宋本之善什九，俗本之善百一”，故绝不任意更改，以免增加讹误;第三，冯抄本往往经过反复校勘，故极为精审①。冯氏兄弟是死校法的忠实拥趸者，比如冯班在校勘抄录的《玉台新咏》时曾自述：“已丑岁借得宋刻本校过一次，宋刻讹谬甚多，赵氏所改得失相半，姑两存之，不敢妄断。”[11]这种保存真相，不加妄断的校勘方法，固系冯氏家法，后被其追随者冯武和陆贻典在校勘古籍的事业中发扬光大。 冯抄在选目上极端倾向于中晚唐诗文集。根据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冯舒抄本共约二十种，其中含唐人作品十种，除署名韦绚的《灯下闲谈》和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属小说和诗文评之外，其余全部是中晚唐诗集，分别是王建《王建诗集》十卷、吕温《吕和叔集》十卷、皎然《杼山集》十卷、沈亚之《沈下贤文集》十二卷、李绅《追昔游诗》三卷、陆龟蒙《重刊校正笠泽丛书》四卷《补遗诗》一卷、李群玉《李群玉诗集》与方干《方干诗集》合一册，另有方干《元英先生诗集》十卷。冯班抄本约十种，其中，中晚唐诗集有许浑《许丁卯集》二卷《续集》二卷、陆龟蒙《重刊校正笠泽丛书》四卷《补遗》一卷《续补遗》一卷、释齐己《白莲集》十卷附《风骚旨格》一卷。此外，二冯之弟冯行贤也有抄本五种，其中包含了二种晚唐诗集，分别是杜荀鹤《杜荀鹤文集》三卷、温庭筠《温庭筠诗集》七卷《别集》一卷。从比例上看，这些中晚唐诗文集几乎占去所有冯抄本的一半。有很多集子，整理和抄录起来要大费周章，以《吕和叔文集》为例，据冯舒自述，底本的前五卷从钱谦益处借得，后三卷从郡中辗转购得，这八卷皆系宋本。第六、七卷遍访宋本不得，最后取《英华》《文粹》所载者，照目写入。《吕和叔文集》宋本早已散佚，它能在明清恢复完整的面貌继续流传下来，端赖于冯舒的抄校与整理之功。且冯抄本中晚唐诗文集因底本佳、抄校精，常被后世藏书家奉若拱璧，也成为后世许多抄本的源头。
1.3 至冯孝威辈，藏书流散
二冯的子嗣都不以诗文见长。冯舒有二子：冯孝威、冯孝庆。孝威偶在虞山文酒之会中留下些许诗作，孝庆则未见作品存世，两人皆非读书种子。且自从冯舒被县令瞿四达迫害致死后，二子为洗父冤四处奔走呼告，人生境遇可想而知。冯班亦有二子，长子冯行贤能诗，有《余事集》八卷，但他最擅长的是书法篆刻，在藏书论诗方面却成就不著。康熙十八年（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与试未用。次子冯行贞杂学旁收，他喜吟诗，善书法，工摹古印，精于绘事，还善弹射，可谓多才多艺，但其为人有大志，不肯俯首研席，曾随清军南征，后归虞山，以授徒糊口，年六十余因贫而逝。可见冯班之二子虽有才华，但在艺术道路上另有志趣，不肯以诗书为业，且人生境遇亦不甚佳，难以维持父辈的收藏，故二冯的藏书，至此逐渐流散。
二冯子侄辈中，唯有冯知十的儿子冯武仍醉心于藏书事业，有自己的藏书楼“世豸堂”。冯武爱读书，喜校雠，善题识，毛晋汲古阁刻书多经其校订，冯舒《默庵遗稿》和冯班《钝吟杂录》等著也经他手刻印传播。著有《书法正传》二卷、《遥掷稿》十卷。不过，冯武在勉力继承冯氏一脉家学的同时，也无奈地见证着家族藏书的流散，所著《疗忘集》中有《书肆见先伯父遗书有感》诗，曰：“历代图书聚一门，牙签玉轴属云孙。今来世上抛残帙，肠断丹黄认旧魂。”[6]38上联追忆父、祖辈当年积累了大量珍贵的古今书籍，并寄希望于将之永传后世子孙。下联则由美好的期待转回残酷的现实。冯复京将藏书传给二冯，这固然使家族的藏书事业获得了短暂的兴盛，但在二冯身后，子嗣力难继之，使凝聚两代人心血的珍贵典籍就风流云散了。当冯武在书肆发卖的书籍中见到经伯父校勘的家藏本时，不由顿起今昔盛衰之感。
2 二冯的知识体系与诗学进路
当我们透过藏书家的身份来审视二冯时，他们选书、抄书、读书、用书的趣味和倾向性就清晰地浮现出来。读什么书，如何读书，皆关系着冯氏兄弟知识体系的建立和知识结构的成形，以之映照二冯的诗学观念和诗歌创作，可以窥见二冯诗学的内在逻辑性和生长轨迹。
2.1 肆力中晚唐诗，破除复古派的迷思
上节论及，冯抄本中几乎有一半是中晚唐人诗，占比如此之高，应非意外巧合，而是体现着抄书者的主观偏好。冯氏兄弟为何会对中晚唐诗如此关心？探讨这个问题，不得不上溯至二冯之父冯复京晚年诗学观念转变的问题。冯复京早期的诗学观念受七子派影响甚深，在诗学宗尚上主张诗法周汉、魏晋、盛唐，对中晚唐及以后诗歌评价很低，他说：“周汉之诗，写性抒灵，故可以动天地感鬼神。魏晋至盛唐之诗，使才仗气，故可以震心魂骇耳目。中晚之际，趋名场之青紫，如赴火之蛾;乞藩镇之稻粱，如舔砧之犬。以性情之真境，为名利之钩途，此《颂》寝《风》息之故也。”[12]他这段话的观点可以一言蔽之，即“盛唐之下无诗”。不过，富有戏剧性的是，冯复京在临终之际又尽改旧说：“夫中晚之不得为初盛，犹魏晋之不得为两京，而谓初盛诗存，中晚诗绝，将文心但存苏、李，而世宙遂止当涂乎？”[12]3963至此转而认为中晚亦有中晚之唐诗，不应以初、盛唐诗律之。对父亲的临终遗恨，冯舒表示“遗训在耳，终古铭心”。冯班也确认此事，更补充说，父亲曾在病榻上谆谆告诫：“王、李、李、何，非知读书者。吾向尝为所欺，汝辈不得尔。”[12]3964冯氏兄弟花大力气抄校中晚唐诗，或可视作对父亲临终遗训的一种回应①。即抛开复古派的偏见，重新细致地阅读中晚唐诗，反思其是否有佳胜处。
根据存世冯抄本可知，冯氏兄弟抄阅中晚唐诗的功课从冯复京离世后不久就开始了。冯舒影宋抄本《元英先生诗集》十卷，后有“崇祯戊辰年（1628年）六月冯氏空居阁阅”[13]的题识，此时上距其父离世约六年。又如，现存杨伯仁抄本《沈下贤文集》十二卷，系叶奕假冯已苍抄本录就的，书后有叶奕手跋云：“崇祯四年（1631年）假冯已苍钞本，舅氏杨伯仁为余录就，冬十一月，假冯伟节原本校对四卷，迁延八月，未及卒业。”[14]据此跋可知，馮舒对沈亚之的涉猎当更在崇祯四年之前。而且，冯舒的抄本又源自其弟冯班，则两兄弟都对沈亚之下过功夫。再如冯班手校《白莲集》十卷，后辗转归何焯，何氏也在题识中提到，“此本乃定远少年时所阅。”[15]以上例子皆可证明，其父离世前的训诫为冯氏兄弟扫清了偏见，他们从少年和青年时代就开始广泛阅读中晚唐诗。
冯氏兄弟对中晚唐诗人的细微择取处，似也受到其父诗歌观念的影响。早期的冯复京认为：“晚唐名公：李员外商隐、许刺史浑、马尉戴、温方城庭筠、郑都官谷、韦相庄，非烟花之靡调，则萧飒之哀音。”[12]3958从“靡调”和“哀音”等措辞中可见，此时他尚未走出机械复古的迷雾，把晚唐诗人的成绩一笔抹尽。但即便如此，他也凭借敏锐的美学感触指出许浑“才较闳”，温庭筠“高风汉阳渡，初月郢门山”句势警健，李商隐“青雀西飞”近雅。而这几人的诗作，恰恰都是冯氏兄弟用力甚勤之处——冯班之法乳李商隐、温庭筠已不必多说。对于许浑，他也很是下过一番功夫，曾手抄《许丁卯集》，对许浑诗一直坚持给予较高的评价，如评《凌歊台》：“方君极诋丁卯为格卑，为俗套，不知用晦诗极工细，与“江西”格正相反，宜方君之不喜也。”[16] 于中唐诗人，冯复京对韩愈、元稹、白居易、王建等大诗人无不吐弃，独对小诗人沈亚之加以青眼：“沈亚之无论他什，《春色满空州》排律，体庄赡，稍嫌痴重，绝不似寒门弟子。”[12]3956而这样的观点也在二冯那里得到呼应。据叶石君手跋《沈下贤文集》十二卷所言：“老友冯定远尝谓予曰：‘唐至元和文章大盛，韩、柳、元、白之外，刘梦得、沈亚之、皇甫持正、李习之、李元宾，皆表表者。’予亦以为然。”[17]于此亦可见冯班受其父诗学观影响之深。
要言之，二冯接受其父冯复京的临终告诫，走出“盛唐之外无诗”的机械复古观念的迷障，从青少年时代就开始广泛抄校、阅读中晚唐诗。从偏好上来说，二冯所爱的多是以许浑、温庭筠、李商隐等为代表的一派工细、文雅、庄赡的中晚唐诗，这种抄、阅偏好为其后来对中晚唐诗论的深入发覆打下了坚实基础。
2.2 遍览今古诗论，完善诗歌辨体观念和比兴理论
二冯诗学观念的成长期正是七子和公安、竟陵派影响远播的阶段，他们接触和反思“李何与王李，钟谭及徐袁”的创作及理论是很自然的。而格调派的诗学观念祖源自宋代严羽，因为这一层关系，冯班也十分关注《沧浪诗话》。他对《沧浪诗话》有很多纠偏补遗之语，后被辑为《严氏纠谬》，集中体现了他对诗必盛唐论的反驳。前人讨论二冯诗学观问题时，多将注意力集中于这些热点，这容易使人误认为冯氏兄弟在诗论方面的知识储备仅局限于宋、明，其实这只是他们诗学之旅的一部分。二冯对古今诗论的涉猎有完整的结构和清晰的线索，下面略以代论之。
唐代，诗格类论著是冯班关注的重点，他少年时抄校的《白莲集》十卷中包含《风骚旨格》一卷，其评齐己名作《夏日草堂作》，也以《风骚旨格》之义读之，认为次联“静是真消息，吟非俗肺肠”妙，并说：“不看《风骚旨格》定应不解。”[18]冯班还曾读过旧题王昌龄《诗中密旨》，他判定该书为伪造，并认为，书中“句有三例”条说，“两句见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系援例失当。[19]盖因“关关”二字仅取其声不取其意，所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只是一句话，并非两句话。冯班认为因作者不通小学，致有此误。除此之外，他还批判托名梅尧臣的《续金针诗格》“言八病绝可笑”。[19]47既读过续编，则旧题王昌龄《金针诗格》他理应也曾研究过。对唐代诗格著作的广泛涉猎给冯班的诗歌文体学研究提供了滋养，他对“齐梁格”、近体诗写作规范等问题的深入探讨，都建立在对唐代诗格广泛而细致的阅读之上。
在六朝诗文评著作中，二冯用功最多的是《文心雕龙》。此著在明中期之前流传不广，现存最早的元代至正十五年刻本不够精审，有多处脱简，其中最牵动人心的当属《隐秀》篇中脱去的一叶四百余字。明中后期，《文心雕龙》虽有弘治、嘉靖、癸卯、万历等诸多刻本，但对《隐秀》篇的脱漏也都付之阙如。直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吴门钱功甫从阮华山处得一宋本作抄补，这才使《隐秀》篇成为全璧。钱功甫本《文心雕龙》后来归入钱谦益绛云楼，这使二冯有机会亲炙这本文论巨著，并都留下抄本。二人中又以冯舒对《文心雕龙》感情为深。他在跋语中自述，天启七年（1627年）从钱谦益处借得此本后即请朋友谢恒抄录，因珍视《隐秀》，“恐遂多传于世”[20]，于是亲自执笔抄录此篇。这段公案，为后世藏书家所津津乐道，叶昌炽作《藏书纪事诗》不无讥刺地说，“箧中《隐秀》何须秘，化作春风蛱蝶魂”[21]，所指正是冯氏对《隐秀》篇的秘宝之心。今日的研究者多认为《隐秀》篇补文系伪造，不过回到当时，冯氏兄弟对它的真实性却坚信不疑。二人之所以秘宝《隐秀》，可能是因为他们已经本能地觉察到此篇对其诗学理论的构建和深化意义重大。
以“比兴”论诗，是二冯的独步之处。冯舒撰《家弟定远〈游仙诗〉序》曰：“大抵诗言志，志者，心之所之也。心有在所，未可直陈，则托为虚无惝恍之词，以寄幽忧骚屑之意。昔人立义比兴，其凡若此。”[22]由此可见，二冯比兴说的内涵主要是用幽微之语寓托出作者的骚屑之感。这虽把“比兴”的内涵揭示清楚了，但究竟该如何操作才能很好地达到目的而不违背温柔敦厚的诗教和诗美的规律？在解决表达层面的问题时，《隐秀》篇给二冯很大的启发。冯班在《钝吟杂录》卷五中直接借用了“隐秀”之词，他说：“诗有活句，隐秀之词也;直叙事理，或有词无意，死句也。隐者，兴在象外，言尽而意不尽者也;秀者，章中迫出之辞，意象生动者也。”[19]89这里所谓的“活句”，正是比兴之句，与后一句提到的“死句”、也就是“直叙事理”的赋句相对①。如何才能写出活句？冯班认为要使用隐秀之法，分而言之，就是一方面蕴藉其意，使兴在象外，另一方面淬炼锋颖，使意象鲜明。对比《隐秀》篇，这正是对“藏颖词间”“露锋文外”等语句的再发挥和再阐述。
要言之，二冯的诗论学养以七子、竟陵等派的诗论肇端，又上溯至其理论源头宋代严羽《沧浪诗话》以纠其弊。在唐代诗论著作中，二冯对诗格一类十分關注，曾加以细致阅读，从中汲取诗歌体式学的营养。在六朝文论中，二冯又对《文心雕龙》用力最勤，他们较早得观《隐秀》篇全文，并参究《文心雕龙》的“隐秀”观念，用以搭建、完善自己的“比兴”理论。
2.3 广涉经史百家，为诗歌创作积累学问
二冯的学问并不限于诗学一类，冯班的《钝吟杂录》被四库馆臣归入杂家类，这就与其内容的驳杂有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书“杂”的特色陈之甚详：“《家诫》多涉历世故之言。……《正俗》皆论诗法。《读古浅说》多评诗文。《日记》多说笔法、字学，皆间附杂论。《严氏纠谬》辨严羽《沧浪诗话》之非。《诫子帖》多评古帖，论笔法。末附以社约四则，皆论读书之法。《遗言》《将死之鸣》皆与《家诫》相出入。《〈通鉴纲目〉纠谬》尚未成书，仅标识五条……”[23]一本小书中竟囊括了诗法、文法、笔法、字学、史学、读书之法等多方面的心得，可见《钝吟杂录》之“杂”，正可视作二冯学问的一个缩影，反观他们的聚书和读书，会发现在专于诗学之外，也有广涉经、史、子部，兼容并包的特点。 《诗经》之学是冯氏家学。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所走的是由小学名物研究而通经的道路，具有征引赅详，语有根据，不务空谈的优点。在其影响下，冯氏兄弟对小学皆有兴趣。冯舒爱读字书，抄本中有郭忠恕《汗简》七卷、《佩觿》三卷，张有《复古编》等著作。冯班在音韵学方面涉猎极广，根据《钝吟杂录·正俗》，他对古今讨论过“八病”相关问题的文献如《谢灵运传赞》 《佩觿》《九经字样》《史通》皆有触及，对阮逸注《文中子》和托名梅尧臣《续金针诗格》之不解“八病”，皆给予批判。此外，他对古今韵书如颜之推《家训》之《音词》篇、陆德明《经典释文》、沈璟《南词韵选》、周德清《中州音韵》亦了如指掌。
冯氏兄弟对子部杂家、小说家及史部杂传、载记、地理类典籍也十分用心。其中以冯舒对这类文献最感兴趣，他的抄本中有周密《云烟过眼录》一卷，著录私家藏书画古董。韦绚《灯下闲谈》二卷，记载唐末五代奇闻异事。李上交《近事会元》五卷，从史书杂记中摘取唐五代典制，其内容从宫殿、舆服到赋税、乐曲，无所不包。常璩《华阳国志》十二卷，记录西南地方性历史，资料丰富。陶岳《五代史补》五卷，按时间先后分目记录五代时期史事，以补《五代史》之阙，叙事颇近小说。还有旧题辛弃疾《南渡录》《窃愤录》二卷，无撰人《建炎复辟记》一卷，这几种著作大致叙述北宋衰灭及高宗迁都江南，重建政权的经过。冯班抄本中也有杂传类《列仙传》二卷续一卷，这是一部专记神仙事迹的著作，充满想象力和奇幻色彩。二冯之外，其弟冯知十也有杂记类抄本《六朝事迹编类》传世，此书分类记载江左三百年来之故实，冯武评之曰，“是书摭拾遗事，分别条理，洵是作手。”[24]
二冯虽广涉经史百家，但不是要在这些方面皆做深入钻研。以上文提到的子、史书籍来说，他们极其偏爱杂史、杂记、杂传、杂家之属。此类典籍中充满奇丽闳诞的传说、人所罕闻的历史事件、生动传神的细节，还有典章制度和论诗论艺之说。假如以钻研专门之学的标准衡量之，这样广而杂的阅读不免失之于芜漫，不过假如引之返回诗艺的园圃，这类文献却恰恰可以增长学问，为诗人开拓眼界，为诗歌创作充实诗料。
二冯论诗，极讲究学问，但又不是要专门以学问为诗。冯班《钝吟杂录》卷七社约说：“杜子美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涉览既多，才识自倍，资于吟咏，亦不专在用事。今之律诗，始于永明，成于景龙，既以俪偶为文，又安得以用事为讳？况迩世坟籍不全，师匠旷绝，假令力学，犹惧未到古人。凡我同人，纵使嗜好不同，慎勿自隐短薄，憎人学问，便谓诗人不课书史也。”[19]116这段话很好地概括了冯班对学问的看法。首先，他认为近体诗俪偶的体式特点决定它适于用事，那么事类的精通从何而来？自然来自学问的积累。不过，冯班认为学问的作用还不限于可资用事，它更可滋养才与识，用他的话说就是“涉览既多，才识自倍”。而才识能从整体上润饰诗歌的面貌和气韵，从而形成一种文雅细润的风格，这就是冯班所欣赏的西昆风格了。冯武在二冯评阅《才调集》凡例中将之总结为“其为诗以细润为主，取材骚雅，玉质金相，丰中秀外。”[7]在此问题上，冯舒的看法与冯班相当一致，他在《瀛奎律髓》卷七“风怀”类总评中回应方回曰：“‘西昆’高在有学问，非空腹所辨”;[16]276反过来说，假如腹笥中缺少学问，就容易走上粗野的邪路，冯武将其缺点归纳为“生硬拙俗，诘屈槎牙，遗笑天下后世而不可救”[7]，而这类诗歌的代表，正是二冯排击最力的江西派末流。
要言之，二冯对学问的涉猎广及经史百家。二子对小学皆感兴趣，冯舒爱好字学，冯班在音韵学领域博览群书。他们对子部杂家、小说家及史部杂传、载记、地理类典籍也下了很多功夫。之所以如此，目的是为作诗积累学问。二冯坚信，只有学问广博，才能够写出风格文雅细润的诗作，否则就会走上槎牙粗野的道路，无可救药。
3 虞山书籍场域与二冯诗学的学术化
虞山诗文化圈执牛耳者钱谦益曾在《答山阴徐伯调书》中提到他“以孤生謏闻，建立通经汲古之说，以排击俗学”[25]的志向。在虞山诗书文化的场域中，“通经汲古”绝不是仅仅停留在学说层面，它可以便捷地连通到书籍刊刻的領域，使一种理论号召获得书籍实物的有力支持，从而尽快在现实上铺展开来。汲古阁所刊刻的经史全书，就是对钱氏“通经汲古”学说的一种呼应。钱谦益曾在毛氏《新刻十三经注疏序》中说：“凤苞之校刻也，……溯经传之源流，订俗学之舛驳，使世之儒者，孙志博闻，先河后海，无离经而讲道，无师今而非古。”[3]852他认为，这套大书的刊刻可以使儒者有经可依，有书可据，完美地回应了他“通经汲古”的理想。这说明，虞山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书籍事业和学问追求相互呼应、相互促进的现象。
早年游于钱谦益之门的二冯，他们的诗学也是浸润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从上几节的论述中就可以看出，他们走的正是虞山通经汲古的路子。他们在较年轻时就追随钱谦益投身此道，在家学的影响下关注的问题又比较集中，再加上有丰富的虞山藏书资源作支撑，所以二冯、尤其是冯班诗学观念的构建较早呈现出研究性和学术化的特征。
3.1 爬梳全面
以复古为革新是中国文化出新的一种经典方式。虞山诗派也经常重拾文学史上的一些旧概念、旧问题，借助对旧概念的反思，推出自己的新见解。而明清时期是中国文化的结穴时期，时人面对的是已经发展了数千年的文学和文化传统。在对旧概念做新阐释之前，首先要做的是全面了解它的历史发展情况。二冯的诗学研究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即在深入讨论具体问题之前，先细致、全面地梳理相关概念的源与流。
以“齐梁体”为例，对这一概念，冯班论述道：“齐代短祚，王元长、谢玄晖皆殁于当代，不终天年;沈休文、何仲言、吴叔庠、刘孝绰皆一时名人，并入梁朝，故声病之格，通言齐梁。若以诗体言，则直至唐初皆齐梁体也。白太傅尚有格诗，李义山、温飞卿皆有齐梁格诗，但律诗已盛，齐梁体遂微，后人不知，或以为古诗。”[19]82-83可以看出，冯班首先明确概念，认为齐梁体是齐梁的声病之格。然后按照时间顺序梳理诗歌发展史，认为从诗体的角度看，初唐诗亦属于齐梁格，又注意到中晚唐时期以温、李为代表的齐梁格诗复兴的现象。冯班对“齐梁格”这一概念的源与流爬梳得十分全面，今天学界对齐梁格发展轨迹的认识，几乎就是以他的观点作为基本框架的。 再如，冯班讨论诗赋之分合问题时，也是先分别爬梳赋与诗各自的发展历程。其論赋曰，诗变为《离骚》，《骚》亦为赋。宋玉、荀卿为赋之祖，汉赋盛于贾谊、扬雄二人。论诗曰：“诗有六义，一曰赋。前汉有韦孟四言诗，李陵、苏武诗，古诗或称枚乘。”[19]149将两者的源流分别梳理清楚之后，才开始进一步讨论二者之间的区分和近似问题，不仅把握了汉代之前诗赋发展的关键步骤，思路也非常清晰。
3.2 开掘精深
冯班的《钝吟老人文稿》中还出现专题论文性质的作品，比如《古今乐府论》《论乐府与钱颐仲》《论歌行与叶祖德》等。蒋寅曾撰《冯班与清代乐府观念的转向》一文，把它们与《钝吟杂论》中的乐府论综合起来，阐述其对清代乐府学的意义。本节则仅取《古今乐府论》为例，主要侧重于探讨它在表达方式上学术化的特色。
《古今乐府论》的立意在于探讨乐府的创作方式。冯班取诗与乐的关系作为问题的切入点，视角的选择十分精到。开篇先介绍乐府研究的一个必要常识，即诗是否和乐，是乐工的工作，与诗人的创作无关。接着，重点介绍不和乐的魏晋文人乐府，依拟作方式将之分为两类，即拟乐府赋题法和拟篇法。且每一种皆举例说明，前者取汉铙歌十八曲为例，后者取陆机《拟青青河畔草》等诗为例，此二例皆极富代表性。以上所谈的两种拟乐府多为五言，接着又从汉至唐梳理七言歌行的发展进程，以为其起于汉代，梁末大盛，至唐有不用乐题的七言长歌。最后又讨论了新乐府的问题，认为杜甫创新题乐府是乐府之巨变，并以元、白为之绪。
至此，冯文已经把古今五、七言乐府的发展源流阐述完毕，不仅逻辑清晰，源流清楚，论证也是充分且令人信服的。但冯班并未止步于此，又进一步给出研究的结论，他依据诗与乐的关系，划定了古今乐府的七种写作方式，这就把文章从简单的现象梳理推向规律的总结，使问题的讨论从简单的说明走向学术化的演绎和归纳。除此之外，冯班还纠正了当时创作中对乐府的三种常见的误解，回应了诗坛的流弊，体现出一定的现实针对性。文末还罗列了必要的参考文献，其中又分为理论著作和作品两类，以供后来的作者和研究者参考。
从整体来看，冯文完整地包含了立论、论证过程、结论三个部分。理由与证据充足，又有对研究现状的回应，甚至包含参考文献。如蒋寅所说，这篇文章“把古今乐府的名义、创作源流、类型、体制以及历代名家得失、文献著录、音乐失传的过程作了全面的论述”[26]。这种撰写专文，集中对某一个学术问题做出全面回顾和阐述的方式，已经体现出与现当代学术论文在精神上的相通性。
4 结语
虞山自元明以来以藏书闻名，形成了底蕴深厚的藏书场域，而身处海虞的冯氏兄弟，不仅继承了家庭的藏书，更与师友互相切磋，互通有无地探讨学术，精进学问。在聚书、读书的过程中，他们肆力于晚唐诗，遍读古今诗论，又博览经史百家。丰富、全面的知识体系，成为他们诗学理论的有力支撑。
在虞山的藏书和学问形成良性互动的过程中，品类荟萃、古今齐全的藏书有助于二冯构建贯通古今、推溯源流的学术眼光，也为他们发展精深化的学问提供了可能性。二冯对诗学问题的讨论，既能博大，又能深入，并在表述方式上也呈现出向现代学术研究靠近的趋势。二冯以藏书滋养诗学发展的方式，及其诗学呈现的学术化特色，可以作为明清之际虞山诗学的一个典型。推而广之，假如从书事与诗学互动的视角切入思考，许多清代文学研究的旧课题将会呈现出更多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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