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创新是困扰着所有写作者一生的难题。一个写作者若想要不断地突破和超越，就需要不断地创新。正如爬山的路上，你若想往上走，绝不能原地踏步，需要的是迈开腿再上一个一个的台阶。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很多时候你明明知道你的问题所在，但你在写作的实践中还是没有办法去突破和改变。就像博尔赫斯所说：“我已经快要七十岁了。我把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都贡献给了文学，不过我能告诉你的还是只有疑惑而已。”
当下诗坛有一个异常突出的不良现象：干篇一律、面目相似、相互模仿和自我复制的同质化写作几乎泛滥成灾。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两个因素值得我们深思：一是很多诗人懵懂茫然，对诗歌一知半解，不知该如何去创新，看到别人怎么写，就跟着鹦鹉学舌，亦步亦趋：二是不少诗人懒于创新，不愿也害怕向写作的难度挑战，在自我的复制中一日日地消耗着才情与智慧，尤其是在小有名气的诗人身上，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当然，他们中的某些人，已基本失去了再创新的能力。那么，现代诗歌写作该如何去创新？
首先是内容的创新，或者是说主题思想的创新。一个作品的主题思想体现着作者对世界的感受和认知、对事物的洞察和判断。当你的这种感受和认知、洞察和判断与众不同，具有属于你自己的独特性时，那么你的写作便具有了创新性。这要求我们在写作时不要盲从，不要跟随，更不要简单拷贝，而是要写出自己最真实的感受，从那些平面、直观的事与物背后找到新的发现、新的洞见。比如美国诗人卡佛的诗《另一种神秘》：
那次我一路跟着爸爸去到干洗店——
那时我哪懂得什么是死？爸爸提着一套
装在塑料袋里的黑色西服出来。把它挂在
旧箱式汽车的后座，说，“这是你爷爷
为自己准备的寿衣。”他到底
在说些什么？我不明白。
我摸摸塑料袋，那即将跟随爷爷一起离去的外衣
滑溜溜的翻领。那时候它只是
另一种神秘。
然后是一段长长的间隙，那段时间里远近的亲戚们
相继去世。后来就轮到了爸爸。
我坐着，望着他在他自己的烟雾里升起。他甚至
连套西服也没有。所以他们可怕地
为他穿上了一套廉价运动服，系上领带，
为那样的场合。用金属丝把他的嘴
弯成微笑的样子，仿佛他想安慰我们，“别担心，
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糟。”但我们比他更清楚。他已经死了，
不是吗？还能有什么错？（他的眼皮
也被缝起来了，所以他不必目睹
这可怕的一幕。）我摸摸
他的手。冷冰冰。摸摸那已有几点胡茬
从下巴冒出来的脸颊。冷冰冰。
今天从心底深处我拽出來这一堆乱麻。
就在约一小时前，当我从干洗店取回
自己的西服，将它小心挂在车后座上。
我开车回家，打开车门，
把它拎出来晾在阳光下。我在路边
站了一会儿，手指弯在铁丝衣架上。然后
在塑料袋上戳出一个洞，直到另一边。手指
顶出一个空袖管，握紧它——
那粗糙的，可感可触的质地。
一直通向人世的另一边。
（舒丹丹 译）
这首诗从“我”小时候随父亲去干洗店取爷爷的寿衣入笔，“那即将跟随爷爷一起离去的外衣/滑溜溜的翻领。那时候它只是/另一种神秘”，那时候“我”太小，还不懂得什么是死亡;再写父亲死亡的场景，他居然连套像样的西服都没有，穿的是廉价的运动服，并配上领带，还“用金属丝把他的嘴/弯成微笑的样子”，想想这是多么滑稽而又心酸的场景;最后写“我”从干洗店取回自己的西服，摸着“那粗糙的，可感可触的质地”，感慨“人世的另一边”——那便是死亡。诗人明写寿衣，事实上是透过寿衣的表象，去探讨一家三代人的生命和死亡轮回，三代平民之家潦草而无奈的死亡之旅，立意深刻，给人无限回想。
同样写生命，沃尔科特《力量》的表达却另辟蹊径：
生命将不断把草叶砸进土里。
我羡慕这暴力;
爱情是铁。我羡慕
碎浪和岩石之间的野蛮的交易。
它们之间互相理解
我甚至可以理解
奔跑的雄狮与惊惧的雌鹿之间的约定，
她眼中含着某种对恐怖的默许
我将永远不能理解的
是这只野兽，他写下这一切
并且自诩为生命的核心。
（西川 译）
在这里，诗人从草叶砸进土里的力量，到岩石和碎浪撞击的力量，再到雄狮捕杀雌鹿的力量，来表达生命的核心。更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在描写雄狮猎杀雌鹿时，用了“约定”和“默许”这两个词汇。雄狮捕杀雌鹿，这是大自然的生存法则，所以是“约定”：雌鹿面对雄狮的捕杀感到恐怖，可她还是“默许”了，因为这是大自然的生存法则。这便赋予了这首诗更加宽广、更加深厚的内蕴。
一个优秀的诗人，应该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想象力和准确的判断力，能透过现象看本质，能通过外表抵达真相，超越浮光掠影的外在描摹和蜻蜒点水的浅尝辄止，在细致入微、鞭辟入里的不断挖掘中呈现出个人写作的独特性，呈现出立体的、面目清晰的自我。来看一首诗：
夫妇
杨键
在石凳上，
一对老年夫妇出了神的悲痛的衰老
令我惊讶！
男的把头贴在收音机上，
女的呆坐着，
相互折磨着呵，
一生
他们被性别践踏着
就像树叶任凭着风儿，
小船任凭着波浪…
在这首诗里，并没有像我们惯常所见，展示老年夫妇温馨的夕阳红和生命在历经沧海后的豁达与平静，而是通过这一对老年夫妇在生命的暮晚中无聊的场景，呈现出了命运巨大的悲剧和苍凉：有多少夫妇就像他们一样，一生的婚姻并不幸福，却受困于性别角色、社会伦理、世俗传统等种种因素而勉强凑合在一起。这在漫长人生中，对双方都是折磨，却又不能离婚，只能凑合着走下去，“就像树叶任凭着风儿，小船任凭着波浪”，被动地、无能为力地接受着命运的安排。在这里，诗人以刀锋般的笔触，剖开生活的场景直抵人生的真相。一个好诗人的任务就在于此，越过生活和事物的表象，寻找内部的秘密和本质，别出心裁地展现世界的广阔景观。 接下来再看一首诗，王家新的《墓志铭》：“请哀悼这个可怜的人吧/因为在他的墓碑上/也写满了谎言”。众所周知，墓志铭作为一种悼念文体，在对逝者进行一生的评价时，都是赞颂和表扬，不乏无耻的吹捧和虚假的拔高。而以墓志铭为题，很多诗人都写过，这是一个司空见惯的题材了，大多数人都是在总结一生，或者表达对生命、人生、世界的一种态度和认识。但王家新并没有落入窠臼，而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墓志铭的虚情假意。不论是自己书写，或是他人代劳，均有粉饰和遮掩，并未呈现出逝者真实、全面的形象。而墓志铭为何不够真实呢？这背后隐藏着诸多发人深省的东西，非三言两语所能阐释。诗人在此只是感叹逝者是“可怜的人”，而将更多的谜语交给读者去破译。
尽管我们一再强调，写作需要另辟蹊径，以异于常规的视觉去看待问题和处理题材，彰显出自己写作中独一无二、别具一格的创新。然而，在浩如烟海的写作中，尤其是新世纪的今天，诗歌写作已经发展到一个多层次、多格局、具有多元审美向度的艺术天地，一个诗人的创作要有天翻地覆的变革、石破天惊的创新，那是非常难的。因此，即使在创作中只找到细微的新发现、新认识、新体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成功。遗憾的是，却有太多的诗人扎堆在热闹中，聚焦在镁光灯下，随波逐流，盲从跟风，陷入一轮轮的题材热点中不思进取，不求创新。雷平阳有一首诗叫《杀狗的过程》，独树一帜，影响深远，让很多人争相模仿，一窝蜂地写杀猪的过程、杀羊的过程、杀牛的过程……而这些诗，又没有超越《杀狗的过程》所展现的人性与兽性的交叉、撕裂和冲突。这样的写作其实是无效的，需要我们自我警惕和反省。
当然，并不是说别人写过的题材我们就不能再写，而是说在同一题材中我们要写出新意。也许有人就有疑问了，有的题材在内容上很难再表达出新意来，比如亲情、友情、爱情，这些人类情感的内涵从干百年来就是一脉相承的。《诗经》里在表达对女子的爱慕之情时是如此描述的：“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而在今天，我们爱慕一个女子时的心境也是如出一辙，大同小异，那么，当我们无法在主题思想上有所创新，而又要表达相同的意思时，我们该怎么办？这就涉及到我在下面要讲述的第二个话题，那就是在形式上的创新。
形式上的创新主要是写作技术上的创新，比如意象的创新、修辞手法的创新，但这些都涉及到一个核心的问题，那就是语言表达的问题，即是说，所有形式上的创新，都必须通过语言的表达来实现。因此，形式创新的核心问题，就是语言表达的创新。博尔赫斯说：“我相信，我们是先感受到诗的美感，而后才开始思考诗的意义。”这里的美感，并不是说辞藻的华丽、句子的唯美，而是诗歌里的那些内在的节奏、气韵、情绪，会深深地打动我们，感染我们。而诗歌的美感，带给人阅读感官上的第一冲击，实际上就是诗歌的诗意。诗意又恰恰是通过语言表达所营造出来的。在文学的创作中，我们讲述一个再深刻的道理，也一定不如哲学阐释得透彻和全面;我们讲述一个再精彩的故事，也不如五花八门的社会新闻吸引人，更不如电影、电视带给我们的更直观、更立体的感官刺激。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文学？还需要诗歌？那就是因为其他载体缺乏文学独有的艺术性，缺少文学独一无二的语言的魅力，尤其是诗歌，对语言的要求就更高。那么，什么样的语言才是好的语言？那就是鲜活、精准、生动、形象、贴切、栩栩如生，更重要的是要给读者带来意外的惊喜。比如靳晓静有一首诗叫《青海湖的蓝》，开篇是这么写的：“说它是极地大海的蓝吧/它还要更深一点，深到以腮呼吸/说它是藏地天空的蓝吧/它还要更静一点，静到用经幡说话”。这些句子非常质朴，所选取的意象也比较普通，但组合在一起，却带来了非常新奇的感受。这里的蓝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蔚蓝、瓦蓝、深蓝、湛蓝，而是“深得以腮呼吸的蓝”、”静到用经幡说话的蓝”，这就超越了我們常规的表达习惯，带来了语言陌生化的惊奇效果。而语言的陌生化，绝不是故意生造词语，让人不知所云，而是打破常规表达，呈现新鲜感。事实上，运用普通的词汇、短语和意象并不要紧，重要的是这些普通的词汇、短语和意象在搭配、组合句子的时候，需要表现出陌生化的新意来。再比如代薇描写深夜听一列火车经过，是这么写的：“一节黑夜的抽屉被拉出来/它关上的时候/就像多年后我回头看了你一眼”。在这里，诗人把火车经过的声音，比喻成“黑夜的抽屉拉出来”。假如就写到这里，那么这个比喻就会单薄许多，但诗人进行了更进一步的阐释，随着火车远去，就如抽屉关上，抽屉关上的时候，又比喻成“多年后回头看了你一眼”，这双重的比喻将时间、人生的诸般况味又都呈现了出来。没有特别的字词，但灵动飘渺，轻盈自如，如山水的写意，赋予了读者无限开阔的想象空间。
要让语言具有活力，呈现出勃勃生机，那就要求我们在写作时去掉陈词滥调，抛弃中规中矩、干人一面的表达，不能陷入惯性的思维中，比如在形容阳光的时候，不要马上就写下明媚;在形容眼睛的时候，不要立即比喻成星星。我们要开拓视野，发散思维，大胆地放开想象力，不要太受语法规范的束缚（当然，一定的规范还是要遵守的），自觉地规避别人已经重复了无数遍的词汇和句子，甚至连自己独创的，也要警惕自我复制。就写作来说，把一个句子表达完整，意思讲述清楚，那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展现出微妙的、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感受。更重要的是，很多好句子还有一种神秘感，它在字里行间所彰显的诗意和韵味，是不可逐字逐句地拆分下来进行解释的，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美妙，会像风拂过水面一样在我们心底荡起涟漪，像蜻蜓掠过草尖一样在我们心中引发颤栗。诗人华万里在描写他的母亲在一个月夜上吊去世时，运用了一个诗意的、匠心独运的句子：“自缢的绳上打满了月光的结。”诗人雨兰在描写院子里开败的小野花时，是这么比喻的：“像吵嘴吵输了的小孩子/正把泪/偷偷地咽回去”。这样的比喻就显得很精妙。而好的比喻是什么呢？是发现和唤醒不同事物之间的隐秘的联系，或者是找到相同事物之间前所未有、不为人知的秘密。拜伦在形容女人姿势优雅时，是如此表达的：“她优雅地走着，仿佛夜幕来临。”特朗斯特罗姆在描写一个深夜场景的时候，是这样处理的： 轨迹
特朗斯特罗姆
夜，两点钟：月光。火车停下
在平原的中央。远方一座城镇的光点
在地平线上寒冷地闪耀。
如同一个人进入梦境那么深
以致他想不起身在何处
当他回到他的房间。
又如同一个人病得那么重
以致他从前所有日子都变成一些发光点，地平线上
一团微弱而阴冷的模糊物。
火车静止不动。
两点钟：遍地月光，几颗星。
（黄灿然译）
在这首诗的第二节中，面对如此场景，诗人的感受是像做了一场深梦，深得连自己回到房间，也不知道身处何地;又像是病得很重，已经无法回想往事，记忆已经变成了模糊的光点。对于所有写作者来说，几乎都能够想到运用梦境这样的比喻，但更多的人会缺乏对梦境更进一步的刻画和书写，也想不到运用重病来比拟那种场景的恍惚感。
人类的语言智慧是无穷无尽的，在浩瀚的诗篇中，好句子层出不穷，让人眼花缭乱。不可否认，有的人天赋异禀，对语言有着超乎寻常的敏感，这样的人可能在遣词造句时无需刻意创新，好句子就会从笔下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但对于更多的诗人来说，在写作时还是要有意识地回避惯性表达，努力让文字鲜活生动，展现出语言千变万化的魔力。而用口语还是书面语，并不是最主要的，这都取决于一个人的写作习惯和对语言的把控能力。这两者都只是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都各具特色和互有千秋，口语比较活泼、有趣，更具有生活气息和生命质感。书面语文雅、绚烂，更具有文化内涵和历史传统。然而，不管是用口语还是书面语写诗，都需要遵循诗歌内在的逻辑和肌理，都需要让语言迸溅出诗意。否则，口语就容易变成“口水”，淡而无味，粗鄙下流;同理，书面语也会变成“僵尸”，生硬死板，抽象晦涩。
更需要我们反思的是，越来越多的诗人正走向一个主题先行、忽视语言艺术的误区。在这个大转型大变革的时代里，道德大面积地滑坡、信仰大面积地崩溃、理想大面积地缺失、精神大面积地頹丧，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各行业乱象丛生，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让人不知所措、目瞪口呆，于是，那些以道德的姿态绑架民生、关注底层、批判现实、同情弱势、挑战权威的诗歌，轻易地赢得了喝彩和掌声。这从新世纪的十多年里，乡土写作、底层写作、打工写作、灾难写作、新闻写作等等一系列题材泛滥的热点即可看出，越来越多的诗歌写作将道德的标准、精神的标准、思想的标准、价值的标准凌驾于语言艺术之上。这样的写作，虽然有一部分充满了钙质和力量，但是缺少血肉，不够丰满，太多粗糙、干瘪的语言表达，使得这类写作更多的只是道德化的肤浅之作。反之，另一个极端则是，不少诗人沉浸在个人幻想的乌托邦和所谓的精神高蹈中不可自拔，太过追求所谓纯粹的诗歌技艺，将语言的表达变成了写作的终极狂欢，大量生僻、冰冷的词汇和句子堆砌、拼凑一起，并装腔作势地加入众多的“引文”和“书袋子”，以及空洞的大词，就像一具僵尸戴着沉重的盔甲和镣铐。
好的作品，应该是形式和内容的和谐、有效统一。也许有人会嗤之以鼻，不以为然，这不都是老生常谈吗？没错，这的确不是什么新鲜的论调。但是被太多的写作者给忽略了。他们急于求成，渴望一鸣惊人，而忽视了写作最基本的要素，而事实上写作的所有创新，都应该是从遵循传统开始。
当下诗坛有一个异常突出的不良现象：干篇一律、面目相似、相互模仿和自我复制的同质化写作几乎泛滥成灾。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两个因素值得我们深思：一是很多诗人懵懂茫然，对诗歌一知半解，不知该如何去创新，看到别人怎么写，就跟着鹦鹉学舌，亦步亦趋：二是不少诗人懒于创新，不愿也害怕向写作的难度挑战，在自我的复制中一日日地消耗着才情与智慧，尤其是在小有名气的诗人身上，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当然，他们中的某些人，已基本失去了再创新的能力。那么，现代诗歌写作该如何去创新？
首先是内容的创新，或者是说主题思想的创新。一个作品的主题思想体现着作者对世界的感受和认知、对事物的洞察和判断。当你的这种感受和认知、洞察和判断与众不同，具有属于你自己的独特性时，那么你的写作便具有了创新性。这要求我们在写作时不要盲从，不要跟随，更不要简单拷贝，而是要写出自己最真实的感受，从那些平面、直观的事与物背后找到新的发现、新的洞见。比如美国诗人卡佛的诗《另一种神秘》：
那次我一路跟着爸爸去到干洗店——
那时我哪懂得什么是死？爸爸提着一套
装在塑料袋里的黑色西服出来。把它挂在
旧箱式汽车的后座，说，“这是你爷爷
为自己准备的寿衣。”他到底
在说些什么？我不明白。
我摸摸塑料袋，那即将跟随爷爷一起离去的外衣
滑溜溜的翻领。那时候它只是
另一种神秘。
然后是一段长长的间隙，那段时间里远近的亲戚们
相继去世。后来就轮到了爸爸。
我坐着，望着他在他自己的烟雾里升起。他甚至
连套西服也没有。所以他们可怕地
为他穿上了一套廉价运动服，系上领带，
为那样的场合。用金属丝把他的嘴
弯成微笑的样子，仿佛他想安慰我们，“别担心，
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糟。”但我们比他更清楚。他已经死了，
不是吗？还能有什么错？（他的眼皮
也被缝起来了，所以他不必目睹
这可怕的一幕。）我摸摸
他的手。冷冰冰。摸摸那已有几点胡茬
从下巴冒出来的脸颊。冷冰冰。
今天从心底深处我拽出來这一堆乱麻。
就在约一小时前，当我从干洗店取回
自己的西服，将它小心挂在车后座上。
我开车回家，打开车门，
把它拎出来晾在阳光下。我在路边
站了一会儿，手指弯在铁丝衣架上。然后
在塑料袋上戳出一个洞，直到另一边。手指
顶出一个空袖管，握紧它——
那粗糙的，可感可触的质地。
一直通向人世的另一边。
（舒丹丹 译）
这首诗从“我”小时候随父亲去干洗店取爷爷的寿衣入笔，“那即将跟随爷爷一起离去的外衣/滑溜溜的翻领。那时候它只是/另一种神秘”，那时候“我”太小，还不懂得什么是死亡;再写父亲死亡的场景，他居然连套像样的西服都没有，穿的是廉价的运动服，并配上领带，还“用金属丝把他的嘴/弯成微笑的样子”，想想这是多么滑稽而又心酸的场景;最后写“我”从干洗店取回自己的西服，摸着“那粗糙的，可感可触的质地”，感慨“人世的另一边”——那便是死亡。诗人明写寿衣，事实上是透过寿衣的表象，去探讨一家三代人的生命和死亡轮回，三代平民之家潦草而无奈的死亡之旅，立意深刻，给人无限回想。
同样写生命，沃尔科特《力量》的表达却另辟蹊径：
生命将不断把草叶砸进土里。
我羡慕这暴力;
爱情是铁。我羡慕
碎浪和岩石之间的野蛮的交易。
它们之间互相理解
我甚至可以理解
奔跑的雄狮与惊惧的雌鹿之间的约定，
她眼中含着某种对恐怖的默许
我将永远不能理解的
是这只野兽，他写下这一切
并且自诩为生命的核心。
（西川 译）
在这里，诗人从草叶砸进土里的力量，到岩石和碎浪撞击的力量，再到雄狮捕杀雌鹿的力量，来表达生命的核心。更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在描写雄狮猎杀雌鹿时，用了“约定”和“默许”这两个词汇。雄狮捕杀雌鹿，这是大自然的生存法则，所以是“约定”：雌鹿面对雄狮的捕杀感到恐怖，可她还是“默许”了，因为这是大自然的生存法则。这便赋予了这首诗更加宽广、更加深厚的内蕴。
一个优秀的诗人，应该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想象力和准确的判断力，能透过现象看本质，能通过外表抵达真相，超越浮光掠影的外在描摹和蜻蜒点水的浅尝辄止，在细致入微、鞭辟入里的不断挖掘中呈现出个人写作的独特性，呈现出立体的、面目清晰的自我。来看一首诗：
夫妇
杨键
在石凳上，
一对老年夫妇出了神的悲痛的衰老
令我惊讶！
男的把头贴在收音机上，
女的呆坐着，
相互折磨着呵，
一生
他们被性别践踏着
就像树叶任凭着风儿，
小船任凭着波浪…
在这首诗里，并没有像我们惯常所见，展示老年夫妇温馨的夕阳红和生命在历经沧海后的豁达与平静，而是通过这一对老年夫妇在生命的暮晚中无聊的场景，呈现出了命运巨大的悲剧和苍凉：有多少夫妇就像他们一样，一生的婚姻并不幸福，却受困于性别角色、社会伦理、世俗传统等种种因素而勉强凑合在一起。这在漫长人生中，对双方都是折磨，却又不能离婚，只能凑合着走下去，“就像树叶任凭着风儿，小船任凭着波浪”，被动地、无能为力地接受着命运的安排。在这里，诗人以刀锋般的笔触，剖开生活的场景直抵人生的真相。一个好诗人的任务就在于此，越过生活和事物的表象，寻找内部的秘密和本质，别出心裁地展现世界的广阔景观。 接下来再看一首诗，王家新的《墓志铭》：“请哀悼这个可怜的人吧/因为在他的墓碑上/也写满了谎言”。众所周知，墓志铭作为一种悼念文体，在对逝者进行一生的评价时，都是赞颂和表扬，不乏无耻的吹捧和虚假的拔高。而以墓志铭为题，很多诗人都写过，这是一个司空见惯的题材了，大多数人都是在总结一生，或者表达对生命、人生、世界的一种态度和认识。但王家新并没有落入窠臼，而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墓志铭的虚情假意。不论是自己书写，或是他人代劳，均有粉饰和遮掩，并未呈现出逝者真实、全面的形象。而墓志铭为何不够真实呢？这背后隐藏着诸多发人深省的东西，非三言两语所能阐释。诗人在此只是感叹逝者是“可怜的人”，而将更多的谜语交给读者去破译。
尽管我们一再强调，写作需要另辟蹊径，以异于常规的视觉去看待问题和处理题材，彰显出自己写作中独一无二、别具一格的创新。然而，在浩如烟海的写作中，尤其是新世纪的今天，诗歌写作已经发展到一个多层次、多格局、具有多元审美向度的艺术天地，一个诗人的创作要有天翻地覆的变革、石破天惊的创新，那是非常难的。因此，即使在创作中只找到细微的新发现、新认识、新体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成功。遗憾的是，却有太多的诗人扎堆在热闹中，聚焦在镁光灯下，随波逐流，盲从跟风，陷入一轮轮的题材热点中不思进取，不求创新。雷平阳有一首诗叫《杀狗的过程》，独树一帜，影响深远，让很多人争相模仿，一窝蜂地写杀猪的过程、杀羊的过程、杀牛的过程……而这些诗，又没有超越《杀狗的过程》所展现的人性与兽性的交叉、撕裂和冲突。这样的写作其实是无效的，需要我们自我警惕和反省。
当然，并不是说别人写过的题材我们就不能再写，而是说在同一题材中我们要写出新意。也许有人就有疑问了，有的题材在内容上很难再表达出新意来，比如亲情、友情、爱情，这些人类情感的内涵从干百年来就是一脉相承的。《诗经》里在表达对女子的爱慕之情时是如此描述的：“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而在今天，我们爱慕一个女子时的心境也是如出一辙，大同小异，那么，当我们无法在主题思想上有所创新，而又要表达相同的意思时，我们该怎么办？这就涉及到我在下面要讲述的第二个话题，那就是在形式上的创新。
形式上的创新主要是写作技术上的创新，比如意象的创新、修辞手法的创新，但这些都涉及到一个核心的问题，那就是语言表达的问题，即是说，所有形式上的创新，都必须通过语言的表达来实现。因此，形式创新的核心问题，就是语言表达的创新。博尔赫斯说：“我相信，我们是先感受到诗的美感，而后才开始思考诗的意义。”这里的美感，并不是说辞藻的华丽、句子的唯美，而是诗歌里的那些内在的节奏、气韵、情绪，会深深地打动我们，感染我们。而诗歌的美感，带给人阅读感官上的第一冲击，实际上就是诗歌的诗意。诗意又恰恰是通过语言表达所营造出来的。在文学的创作中，我们讲述一个再深刻的道理，也一定不如哲学阐释得透彻和全面;我们讲述一个再精彩的故事，也不如五花八门的社会新闻吸引人，更不如电影、电视带给我们的更直观、更立体的感官刺激。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文学？还需要诗歌？那就是因为其他载体缺乏文学独有的艺术性，缺少文学独一无二的语言的魅力，尤其是诗歌，对语言的要求就更高。那么，什么样的语言才是好的语言？那就是鲜活、精准、生动、形象、贴切、栩栩如生，更重要的是要给读者带来意外的惊喜。比如靳晓静有一首诗叫《青海湖的蓝》，开篇是这么写的：“说它是极地大海的蓝吧/它还要更深一点，深到以腮呼吸/说它是藏地天空的蓝吧/它还要更静一点，静到用经幡说话”。这些句子非常质朴，所选取的意象也比较普通，但组合在一起，却带来了非常新奇的感受。这里的蓝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蔚蓝、瓦蓝、深蓝、湛蓝，而是“深得以腮呼吸的蓝”、”静到用经幡说话的蓝”，这就超越了我們常规的表达习惯，带来了语言陌生化的惊奇效果。而语言的陌生化，绝不是故意生造词语，让人不知所云，而是打破常规表达，呈现新鲜感。事实上，运用普通的词汇、短语和意象并不要紧，重要的是这些普通的词汇、短语和意象在搭配、组合句子的时候，需要表现出陌生化的新意来。再比如代薇描写深夜听一列火车经过，是这么写的：“一节黑夜的抽屉被拉出来/它关上的时候/就像多年后我回头看了你一眼”。在这里，诗人把火车经过的声音，比喻成“黑夜的抽屉拉出来”。假如就写到这里，那么这个比喻就会单薄许多，但诗人进行了更进一步的阐释，随着火车远去，就如抽屉关上，抽屉关上的时候，又比喻成“多年后回头看了你一眼”，这双重的比喻将时间、人生的诸般况味又都呈现了出来。没有特别的字词，但灵动飘渺，轻盈自如，如山水的写意，赋予了读者无限开阔的想象空间。
要让语言具有活力，呈现出勃勃生机，那就要求我们在写作时去掉陈词滥调，抛弃中规中矩、干人一面的表达，不能陷入惯性的思维中，比如在形容阳光的时候，不要马上就写下明媚;在形容眼睛的时候，不要立即比喻成星星。我们要开拓视野，发散思维，大胆地放开想象力，不要太受语法规范的束缚（当然，一定的规范还是要遵守的），自觉地规避别人已经重复了无数遍的词汇和句子，甚至连自己独创的，也要警惕自我复制。就写作来说，把一个句子表达完整，意思讲述清楚，那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展现出微妙的、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感受。更重要的是，很多好句子还有一种神秘感，它在字里行间所彰显的诗意和韵味，是不可逐字逐句地拆分下来进行解释的，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美妙，会像风拂过水面一样在我们心底荡起涟漪，像蜻蜓掠过草尖一样在我们心中引发颤栗。诗人华万里在描写他的母亲在一个月夜上吊去世时，运用了一个诗意的、匠心独运的句子：“自缢的绳上打满了月光的结。”诗人雨兰在描写院子里开败的小野花时，是这么比喻的：“像吵嘴吵输了的小孩子/正把泪/偷偷地咽回去”。这样的比喻就显得很精妙。而好的比喻是什么呢？是发现和唤醒不同事物之间的隐秘的联系，或者是找到相同事物之间前所未有、不为人知的秘密。拜伦在形容女人姿势优雅时，是如此表达的：“她优雅地走着，仿佛夜幕来临。”特朗斯特罗姆在描写一个深夜场景的时候，是这样处理的： 轨迹
特朗斯特罗姆
夜，两点钟：月光。火车停下
在平原的中央。远方一座城镇的光点
在地平线上寒冷地闪耀。
如同一个人进入梦境那么深
以致他想不起身在何处
当他回到他的房间。
又如同一个人病得那么重
以致他从前所有日子都变成一些发光点，地平线上
一团微弱而阴冷的模糊物。
火车静止不动。
两点钟：遍地月光，几颗星。
（黄灿然译）
在这首诗的第二节中，面对如此场景，诗人的感受是像做了一场深梦，深得连自己回到房间，也不知道身处何地;又像是病得很重，已经无法回想往事，记忆已经变成了模糊的光点。对于所有写作者来说，几乎都能够想到运用梦境这样的比喻，但更多的人会缺乏对梦境更进一步的刻画和书写，也想不到运用重病来比拟那种场景的恍惚感。
人类的语言智慧是无穷无尽的，在浩瀚的诗篇中，好句子层出不穷，让人眼花缭乱。不可否认，有的人天赋异禀，对语言有着超乎寻常的敏感，这样的人可能在遣词造句时无需刻意创新，好句子就会从笔下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但对于更多的诗人来说，在写作时还是要有意识地回避惯性表达，努力让文字鲜活生动，展现出语言千变万化的魔力。而用口语还是书面语，并不是最主要的，这都取决于一个人的写作习惯和对语言的把控能力。这两者都只是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都各具特色和互有千秋，口语比较活泼、有趣，更具有生活气息和生命质感。书面语文雅、绚烂，更具有文化内涵和历史传统。然而，不管是用口语还是书面语写诗，都需要遵循诗歌内在的逻辑和肌理，都需要让语言迸溅出诗意。否则，口语就容易变成“口水”，淡而无味，粗鄙下流;同理，书面语也会变成“僵尸”，生硬死板，抽象晦涩。
更需要我们反思的是，越来越多的诗人正走向一个主题先行、忽视语言艺术的误区。在这个大转型大变革的时代里，道德大面积地滑坡、信仰大面积地崩溃、理想大面积地缺失、精神大面积地頹丧，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各行业乱象丛生，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让人不知所措、目瞪口呆，于是，那些以道德的姿态绑架民生、关注底层、批判现实、同情弱势、挑战权威的诗歌，轻易地赢得了喝彩和掌声。这从新世纪的十多年里，乡土写作、底层写作、打工写作、灾难写作、新闻写作等等一系列题材泛滥的热点即可看出，越来越多的诗歌写作将道德的标准、精神的标准、思想的标准、价值的标准凌驾于语言艺术之上。这样的写作，虽然有一部分充满了钙质和力量，但是缺少血肉，不够丰满，太多粗糙、干瘪的语言表达，使得这类写作更多的只是道德化的肤浅之作。反之，另一个极端则是，不少诗人沉浸在个人幻想的乌托邦和所谓的精神高蹈中不可自拔，太过追求所谓纯粹的诗歌技艺，将语言的表达变成了写作的终极狂欢，大量生僻、冰冷的词汇和句子堆砌、拼凑一起，并装腔作势地加入众多的“引文”和“书袋子”，以及空洞的大词，就像一具僵尸戴着沉重的盔甲和镣铐。
好的作品，应该是形式和内容的和谐、有效统一。也许有人会嗤之以鼻，不以为然，这不都是老生常谈吗？没错，这的确不是什么新鲜的论调。但是被太多的写作者给忽略了。他们急于求成，渴望一鸣惊人，而忽视了写作最基本的要素，而事实上写作的所有创新，都应该是从遵循传统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