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江苏省金坛县人，那里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的故乡。学院青岛校区航空电子系主任李淑华教授自豪地说。
　　1979年高考，我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微波技术与天线专业，从那时起到现在，我一直与电磁波打交道。后来在空军工程学院攻读信号与信息处理专业的硕士学位，毕业后被分配到海军航空工程学院工作，从助教干起，直到现在的青岛校区航空电子系主任。
　　军校教员的工作无非就是教学和科研。在努力搞好教学工作的同时，我还积极参与了国产战机、雷达和中型预警机的立项论证、项目评审等工作。近年来我主持了上级下达的多型引进雷达战斗力生成建设等重大课题。
　　雷达算不上战场上的新手。从1937年正式投入军事用途算起，雷达已在战场上纵横捭阖了八十多年。这几十年里，雷达也从单一目标测距发展成具有多种功能的综合技术集成体，是现代军用飞机上不可或缺的装备。
　　雷达就像人的眼睛。没有雷达，飞机就是瞎子。而现代飞机雷达敌我识别系统则是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没有这个系统，战时飞机就会“六亲不认”，不分敌我一齐打。这个系统对我们海军航空兵来讲，是打胜仗必需的装备。
　　以引进的某型主力战机为例，它不仅担负着夺取制空权的空中格斗任务，还有对地攻击和对海攻击。战时在广大的空海地三维空间里可能有数以千百计的目标，要在转瞬之间分辨出是敌是友，谁是首先要攻击的主要目标，谁是可以暂缓攻击的次要目标，真正做到避免误击而且一击中的，则是一个很大的技术难题。
　　但要在战机上加装一个系统，可远比在陆地上复杂得多，必须考虑与机载的原有电子设备实现电磁兼容，要能在工作时“和睦相处、不会互相打架”。要在原来已经很紧凑很狭小的机舱空间里，再塞进这个物件也是要下功夫的，因为原飞机在出厂之前，甚至在设计之初，对飞机重心都有过精确的计算，确保飞机在飞行时能“四平八稳”。现在平添了这几十千克的重量，会对飞机在飞行时的稳定性产生什么变化，哪怕是微小的变化都要考虑到。
　　要把敌我识别装置加到飞机上，不仅要在机舱内部做文章，还要在机体外部开洞加装天线，这样势必对飞机机体的外部强度和气动外形产生一些微妙的影响，必须高度关注。因为随便在飞机外蒙皮上打洞，有可能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机体外皮会在此处被撕开，产生灾难性的后果。飞机气动外形的改变对飞机的性能也会引起变化的，同样丝毫马虎不得。敌我识别器装上飞机之后，工作用电怎么办，也是必须考虑的。还有如何想方没法把这个装置做的更轻便而且耐用，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飞机设计师有一句话，“为减少每一克重量上天而奋斗”，就是这个道理。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有选择地从发达国家引进了一些专用的雷达，这些雷达都是我们目前不能生产的，所以只好花重金外购。有的一部高达人民币亿元以上。
　　但这些雷达来到我国之后，普遍有些“不服水土”。这里面既有外国人成心“拿一把”的意思，也有我们自己的原因，因为我们不可能把什么都告诉外国人。所以让进口雷达发挥作战能力也是我们的工作重点之一。如前些年在“超黄蜂”反潜直升机、卡式直升机等数种机型的进口雷达与国产敌我识别器的交联方面，我们都做了很多工作，既摆脱了“洋拐棍”，又为军队节省了大批经费，军事和经济效益巨大。
　　前几年，我们海军从俄罗斯引进了某型舰载预警直升机，这种机型性能不错，在我军的大型驱逐舰上也能用。俄罗斯人挺有办法的，他们楞把一种长6米宽l米的地面警戒雷达天线装在了战机的“肚皮”下，工作时天线伸出，不用时收回紧贴在机腹下部，并不影响飞行。买前验货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就连我们平日里买个灯泡儿都要通一下电看看亮不亮，更何况这是价值百万美元的军品了。以往我们买俄国的武器都是俄军部队现役武器，他们自己都验收过，我们买也去他们那去验收，但这回不同，他们要送到我们这里，由我们组织验收。我是甲方验收负责人，俄方的雷达总师也来了。验收共进行了两个多月，技术上并没有大问题。
　　俄方对我们也很友好，工作之余我们也经常交谈。那个雷达总工和我的收入差不多。但有中等收入的俄国人都在郊外有座小木屋，供休假，有一小块地可以种花种菜。俄国人在中国也吃他们的俄式西餐，有时我们回请他们一顿中餐，他们吃得非常高兴。俄国人酒量很大，而且一喝就很长时间，喝完了就唱歌。平常他们就喝自己带来的伏特加，也很喜欢喝我们中国的白酒，就连中等价位的郎酒，他们也边喝边伸大拇指说“哈拉少”。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也搞不清楚，我想大概是我们的酒更加醇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