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两年中，美国与中国的冲突成了经济和金融市场争论的焦点。威胁和指责由来已久，远早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随后，“嘴炮”变成行动。在过去17个月中，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陷入了一场20世纪30年代初以来最严重的关税战。美国将贸易政策武器化、对准华为等它所认为的具体的公司威胁的做法，则扩大了关税战的前沿。
　　我坐视这场世界级大经济巨头之间的史诗级扭打和来往，对此深感内疚。首先，这是一场用经济武器打的政治战斗，并有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一直持续下去。当然，这意味着经济和金融市场前景基本取决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政治动态。
　　同理，10月11日大张旗鼓地宣扬的所谓的第一阶段“迷你”贸易协议，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该协议如果得到落实，也不会产生多少实质性经济影响，但它提供了一个强烈的暗示，特朗普终于对这场贸易摩擦受够了。在国内政治关注的压力下——特别是弹劾和即将到来的2020年选举——宣布胜利并借此处理国内问题，符合特朗普的利益。
　　至于中国，也乐于结束贸易摩擦。中国领导层不准备屈服于核心主权原则，也不准备放弃本世纪中叶的复兴、增长和发展目标。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是实实在在的。但中国决策者决心坚持三年来的去杠杆政策的情况下——这也是当前经济减速的一个重要主动原因——他们应该迫切地想要解决中美冲突所带来的贸易相关压力。
　　因此，两国的政治算盘都趋向于加紧协调，而双方都在寻找挽回颜面的停战。出现其他复杂情况的风险始终存在。但是，至少在目前，贸易摩擦更多地指向了缓和而非紧张再度升级。
　　果真如此的话，并且第一阶段协议达成，那么我们有必要思考贸易摩擦之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在我看来，最值得讨论的包括：去全球化、脱钩以及贸易转移。
　　去全球化不太可能。就像可耻地结束于一战和大萧条之间的第一次全球化潮流，此番全球化也造成了巨大的抵制。民粹主义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昂起它丑陋的头颅，关于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性问题的紧张态势（并因为担心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将破坏就业岗位而加剧），主导着政治进程。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贸易暴跌60%，宣告第一次全球化浪潮衰退的最高潮的到来。哪怕从当前的政治失调局面出发，发生类似结果的可能性也非常低。
　　全球脱钩也不太可能。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这反映在过去25年全球价值链的爆发式增长上。这使得全球竞争从过去具体的国家范式转变为广泛分布的投入品、元件、设计和组装功能平台之间的更加碎片化的竞争。IMF最新研究发现，在1993年-2013年的20年中，全球价值链贡献了全球贸易高速增长的整整73%。全球价值链联系因不可逆转的交通成本下降和物流及采购方面的技术突破而形成，它已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基础，几乎不存在脱钩风险。
　　贸易转移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我早就指出，双边贸易冲突——甚至双边脱钩——无法解决多边失衡。向多个贸易伙伴之一施压——这正是美国所做的，它挤压中国以求降低与102个国家的贸易赤字——可能适得其反。这是因为，美国多边贸易赤字反映了国内储蓄的高度短缺，在联邦预算赤字接近失控的情况下，这一问题只会进一步恶化。如果不解决长期储蓄问题，针对中国无非是把美国多边赤字的中国部分，分摊到其他贸易伙伴頭上。这一转移将让贸易转向成本更高的外部来源——等于是提高了美国消费者的税收。
　　不管有没有贸易停战，美国与中国之间的长期经济角力已经开始。当前战事的停火只不过是一场有可能旷日持久的冷战式冲突的政治权宜之计。美国应该感到担忧，因为美国缺乏长期战略框架。中国则不是这样。《孙子兵法》早就说过，“深谋远虑……不战而胜。”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