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末，本尼迪克·安德森在其探讨“民族主义”的经典著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提出了一个基于平面媒体、时钟和日历所塑造出来的“想象的共同体”概念。随着经济、技术的全球化，这种“共同体想象”的空间通过电视、电影和互联网从民族国家的框架被过渡到整个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信息和航运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压缩，重塑着人与过去和未来的关系，也赋予全球化和文化身份之间、网络与个体之间一种辩证的张力。
　　针对全球化所带来的这种时间和空间的双重压缩，社会学家罗兰·罗伯森提出“全球本地化”这一概念，试图将个体和集体经验放置于不同的空间和更新的时间性中，并通过现代经验来结合全球维度与地方维度。很显然，这一概念的前提必定是集体经验的重塑，同时这种重塑也取决于个体抉择和集体身份的辨证关系。

　　水墨艺术作为中华文化的符号和集体的审美经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也开始在本土和全球文化的张力关系中被进行此种重新塑造。新世纪以来，从传统中国水墨画出发的当代水墨艺术已渐次成为一种相当国际化的当代艺术表达方式，如美国批评家詹姆斯·埃尔金斯所说：“这是一个艰难但美妙的成就。”由传统中国水墨画向当代水墨艺术的转型确实经历了艰难而漫长的历史行程。在这一艰难曲折的历史进程之中，粤、港、澳当代水墨艺术的探索实践始终走在前列，如上所述，“将个体和集体经验放置于不同的空间和更新的时间性中，并通过现代经验来结合全球维度与地方维度”，不断产生杰出的艺术家和里程碑式的优秀作品，每每对其它地区的当代水墨艺术发展起到引领或推动的作用。粤、港、澳当代水墨艺术以面貌各异的形态维系“水墨文化”這一“集体经验”的文脉，并推动这一“集体经验”的当代转换或重塑。此种转换或重塑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 在形式、材料和技法上延续传统水墨画的形式，但在内容上则直面当代社会、文化和艺术，通过对传统艺术语言表现范围的拓展，使之与当代生活产生关联。面对都市生活中消费主义及其文化符号的泛滥所带来的迷茫、困顿，采用隐喻、反讽等各种方式直抒胸臆;

　　2. 同样是采用传统水墨画的形式，但思考的则是传统绘画语言及其相关媒介的转换问题。通过对艺术语言内在形式要素、材料质地以及制作过程等方面的实验性变革，再续与传统水墨“意象”美学的文脉关系;
　　3. 在创作中放弃对传统媒材的使用，转而借用油画、装置、多媒体乃至行为等多种新兴的艺术媒介，但通过将水墨性、水墨精神与水墨方式植入原本与东方传统媒介异质性的艺术语言方式，以东方思维模式体现出典型的东方哲思与韵味。
　　4. 借鉴传统水墨画或其他东方传统媒材中某些与“水墨”有关的因素，尽管作品的艺术语言方式与创作理念，看似属于与东方传统没有太大关系甚至完全相悖的“西方”当代艺术作品，但体现出的却是一种深层次的东方精神内涵。

　　以上四个方面的转换或重塑，令粤、港、澳当代水墨艺术获得了内涵的极大丰富与外延的不断拓展。无论从其内涵还是外延，都可看出现代经验对全球维度与地方维度的整合以及个体抉择和集体身份辩证关系的充分体现，是我们梳理粤、港、澳当代水墨艺术谱系的第一参照。

二

　　近二十年来粤、港、澳地区当代水墨艺术又有诸多方面的新进展，尤其是在表达直面都市化生活中的迷茫、困顿而生发的觉悟与智慧，以及由外向内的心灵与精神空间拓展方面特别引人瞩目。新时期以来，对当代水墨的关注一直是广东美术馆重要的研究方向，“臆象”展是第一个以大湾区作为区域性水墨研究样本的案例展，我们希望能在相关学术背景下，对湾区间当代水墨艺术彼此促进的脉络和未来发展的可能获得更加清晰的把握，展览以“臆象”为主题，意在凸显粤、港、澳大湾区当代水墨“自出胸臆”的艺术特质及其与传统水墨之“意象”美学的文脉关系。而作为方法的“谱系”则是为了观察、梳理近二十年来粤、港、澳三地当代水墨艺术的发展面貌，以进行阶段性的记录小结。

　　艺术家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个体，将其对日常生活的感知和态度通过“创作”融进以作品为载体的“文本”之中。作为“生活性”文本，艺术作品诉说着艺术家当下的生活境遇、个人情思与思想抉择的转变，并将此时代性的抉择转变转换为一种道德哲学融入思想史的演进行程之中。如思想史学者王汎森所言，思想作为生活的一种方式，与个体生命的意义、时代的进程和抉择都不无关系，但是在思想史的演进中却往往忽略了心灵世界的实存层面。在“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或“生活是思想的一种方式”这个大前提下，首先要考虑的是生活与思想/知识交织的现象。首先关心“文本”的“生活性”问题。显然，作为“文本”当代水墨艺术作品之“生活性”内容主要体现在其社会学叙事方面，因此，作品的“社会学叙事”便成为考察粤、港、澳当代水墨艺术谱系的第二个参照系。展览依据参展作品的社会学叙事内容及手法分为四大版块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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