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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沪滇合作20周年，展现两地文化领域合作成果，云南文山坡芽歌书合唱团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举行感恩汇演，并举办“沪滇合作·推动云南文山坡芽文化丝路行”专家咨询研讨会。在传统文化价值重新被发掘的当下，如何将坡芽文化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如何深入挖掘《坡芽歌书》的文化价值、彰显《坡芽歌书》合唱团音乐会的艺术特色、加强对《坡芽歌书》的非遗保护、《坡芽歌书》的音乐创作等，是研讨会关注的重点，也是研讨会之后将要推行的实践。本文作者就《爱情密码·坡芽歌书》的演出和研讨会主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2016年11月17日晚，有幸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欣赏了云南文山坡芽歌书合唱团的《爱情密码·坡芽歌书》合唱音乐会的剧场演出。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我被演出深深地打动了，它的音色、音调以及歌唱内容都很优美，甚至让人有一种“天籁之音”的感觉。但同时作为一个非遗领域的研究者，专业的视角又让我对这种美自觉地保持着一定的悬置或疏离。特别是联系到今天非遗保护中普遍存在着的以“原生态”为名的再创作，一个矛盾似乎也还未曾得到真正的协调或解决。就是说，什么是“原生态”？怎么处理非遗保护中对原汁原味非遗技艺的保护与生产性再创造之间的关系难题？这一矛盾和难题，就个人观感来说，在《爱情密码·坡芽歌书》的演出中也是鲜明地存在着的。
稍加思考就能明白的一个事实是，无论怎样强调“原生态”，只要是剧场演出就已经在根本上脱离了“原生态”。因为如果说有一个本真的“原生态”的话，那么它首先是一种情境，一种与原初的生活空间、日常劳作、交流交往和情感表达相联系着的情境。“坡芽歌书”这样的非遗文化，正是身处大山深处的壮族人的日常生活写照和集体情感表达，有地点、有生活，有衣食、有情爱。在壮语中，“坡”即山坡，“芽”是一种开黄色小花的灌木，俗称“黄饭花”，采黄花煮于沸水，可得壮家人制作五色花糯饭所需的黄色染料。在“坡芽”这个“山花烂漫的地方”，对着神奇的图形符号唱出记忆中的歌词，做出彩色的米饭招待远道而来的贵客，这种图景很容易被外来者惊叹为淳朴之美，但事实上对“坡芽”的壮族歌者而言，这与美无关，这本身就是他们的生活。
一旦脱离了这种情境，或者说剥离了这种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本真的“原生态”实际上就已经被根除了。但问题是，今天出于保护文化传统和文化多样性的需求，我们这些外来者很想用一种特定方式，帮助“原生态”的非遗技艺能够更好地流传下去，也在更大范围内流传开来。《爱情密码·坡芽歌书》的工作者为此做了很大的投入、付出了很辛苦的努力，这与从事生产性再创作的非遗保护工作者们一样，是值得肯定也是令人敬佩的。
但是，这种努力要特别警惕或者说需要特别留心的，是这些再创作如何才能不离我们的初心太远。也就是说，当扛起“原生态”的大旗，以此作为一种文艺类型的标榜，以此来进军剧场或媒体节目，吸引城市人甚至是商业机构目光的时候，那些生产者和制作者们，是否还能记着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初衷？也即是说，尽管无法把“坡芽”的大山和彩色的米饭原汁原味地带到剧场，但至少，我们能够做到的，是将歌者和他们的声音尽可能原汁原味地带到从未耳闻过的耳朵之中。从这个角度看，在《爱情密码·坡芽歌书》的演出中令人遗憾的是，非遗传承人，实际上只是作为点缀在演出里面，他们只唱了几句，其他都由演唱队员演出的，到最后翻唱的时候，非遗传承人和演唱队员的合作中，让人有点痛惜的是，传承人因为接不上演唱，随后就闭口了。不得不说，剧场中的“坡芽歌书”不仅不再是非遗传承人的生活，甚至可能已经构成了一种压迫性的力量，让他们暴露在一个自己完全不熟悉、也无法掌控的环境中，借用的，却是他们的名义。
当然，我们也很容易理解，在这种所谓的生产性再创作中，再创作者用一种特定的审美在改造着古老的传统。他们可能会用到最新的潮流、最炫的手法以及最新的剧场声效或舞台装置。换言之，种种努力，都在传递一种他们认可、也是为现代城市观众所认可的“美”。问题是，恰恰是这种“美”，会对非遗技艺造成很大的侵入、改写和挪用。
前面说过，本真的原生态对身处其中的人们来说，与美无关，更准确地说，它与我们生活方式迥异的现代人的那种美，相距遥远。所以，对外来者而言，原汁原味的“原生态”也不一定是悦目的。例如日本的能剧和土耳其苏菲舞，作为一些非遗文化片段来呈现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一些很打动人的东西，但若是整场看下来，无论是能剧还是苏菲舞，看四五个小时肯定会觉得很枯燥。
所以，以原生态为名的保护，与再创作所追求的剧场之美之间，存在着一个需要正视并应努力加以调和的矛盾。完全以所谓本真的“原生态”来要求、规范所有的演出，将剧场改造成一种原始的坡芽情境，肯定不现实、不可能也不足取，它很可能会沦为一种非驴非马的怪胎。但是，现在更大的问题恐怕还在于，以“原生态”为名，却找不到多少原汁原味的影子，甚至将非遗传承人“挪用”为一种令人难堪的点缀。
事实上，在完全本真和完全改造的两个极端之间，我们还有不少可以腾挪的空間。例如，在一个历时两个多小时的演出中，能否保留那么两三段真正让传承人可以放情歌唱的曲目，让观者和听者能够有那么一段时间，从似曾相识中走出来，真正移身到某种虽是“制造出”却可以借助想象走入的异质文化情境中？毕竟，我们保留非遗、尊重“原生态”，并不是因为它格外美，或者有格外符合我们审美价值的东西在里面，而是它可以作为一个样本，一个契机，让我们在全球化的越来越同质化的都市生活中，去重新体验人类生活的丰富性，感受与我们自身不一样的生产、生活与存在方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这十几年的非遗保护工作当中，我们确实看到权力、资本，以“原生态”之名对于地方性非遗文化的侵入、改写和挪用，某些非遗项目的文化传承，在政绩与市场逻辑的支配下，失去了原本一息尚存的生活中的从容。而这，是需要我们特别警醒的。
2016年11月17日晚，有幸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欣赏了云南文山坡芽歌书合唱团的《爱情密码·坡芽歌书》合唱音乐会的剧场演出。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我被演出深深地打动了，它的音色、音调以及歌唱内容都很优美，甚至让人有一种“天籁之音”的感觉。但同时作为一个非遗领域的研究者，专业的视角又让我对这种美自觉地保持着一定的悬置或疏离。特别是联系到今天非遗保护中普遍存在着的以“原生态”为名的再创作，一个矛盾似乎也还未曾得到真正的协调或解决。就是说，什么是“原生态”？怎么处理非遗保护中对原汁原味非遗技艺的保护与生产性再创造之间的关系难题？这一矛盾和难题，就个人观感来说，在《爱情密码·坡芽歌书》的演出中也是鲜明地存在着的。
稍加思考就能明白的一个事实是，无论怎样强调“原生态”，只要是剧场演出就已经在根本上脱离了“原生态”。因为如果说有一个本真的“原生态”的话，那么它首先是一种情境，一种与原初的生活空间、日常劳作、交流交往和情感表达相联系着的情境。“坡芽歌书”这样的非遗文化，正是身处大山深处的壮族人的日常生活写照和集体情感表达，有地点、有生活，有衣食、有情爱。在壮语中，“坡”即山坡，“芽”是一种开黄色小花的灌木，俗称“黄饭花”，采黄花煮于沸水，可得壮家人制作五色花糯饭所需的黄色染料。在“坡芽”这个“山花烂漫的地方”，对着神奇的图形符号唱出记忆中的歌词，做出彩色的米饭招待远道而来的贵客，这种图景很容易被外来者惊叹为淳朴之美，但事实上对“坡芽”的壮族歌者而言，这与美无关，这本身就是他们的生活。
一旦脱离了这种情境，或者说剥离了这种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本真的“原生态”实际上就已经被根除了。但问题是，今天出于保护文化传统和文化多样性的需求，我们这些外来者很想用一种特定方式，帮助“原生态”的非遗技艺能够更好地流传下去，也在更大范围内流传开来。《爱情密码·坡芽歌书》的工作者为此做了很大的投入、付出了很辛苦的努力，这与从事生产性再创作的非遗保护工作者们一样，是值得肯定也是令人敬佩的。
但是，这种努力要特别警惕或者说需要特别留心的，是这些再创作如何才能不离我们的初心太远。也就是说，当扛起“原生态”的大旗，以此作为一种文艺类型的标榜，以此来进军剧场或媒体节目，吸引城市人甚至是商业机构目光的时候，那些生产者和制作者们，是否还能记着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初衷？也即是说，尽管无法把“坡芽”的大山和彩色的米饭原汁原味地带到剧场，但至少，我们能够做到的，是将歌者和他们的声音尽可能原汁原味地带到从未耳闻过的耳朵之中。从这个角度看，在《爱情密码·坡芽歌书》的演出中令人遗憾的是，非遗传承人，实际上只是作为点缀在演出里面，他们只唱了几句，其他都由演唱队员演出的，到最后翻唱的时候，非遗传承人和演唱队员的合作中，让人有点痛惜的是，传承人因为接不上演唱，随后就闭口了。不得不说，剧场中的“坡芽歌书”不仅不再是非遗传承人的生活，甚至可能已经构成了一种压迫性的力量，让他们暴露在一个自己完全不熟悉、也无法掌控的环境中，借用的，却是他们的名义。
当然，我们也很容易理解，在这种所谓的生产性再创作中，再创作者用一种特定的审美在改造着古老的传统。他们可能会用到最新的潮流、最炫的手法以及最新的剧场声效或舞台装置。换言之，种种努力，都在传递一种他们认可、也是为现代城市观众所认可的“美”。问题是，恰恰是这种“美”，会对非遗技艺造成很大的侵入、改写和挪用。
前面说过，本真的原生态对身处其中的人们来说，与美无关，更准确地说，它与我们生活方式迥异的现代人的那种美，相距遥远。所以，对外来者而言，原汁原味的“原生态”也不一定是悦目的。例如日本的能剧和土耳其苏菲舞，作为一些非遗文化片段来呈现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一些很打动人的东西，但若是整场看下来，无论是能剧还是苏菲舞，看四五个小时肯定会觉得很枯燥。
所以，以原生态为名的保护，与再创作所追求的剧场之美之间，存在着一个需要正视并应努力加以调和的矛盾。完全以所谓本真的“原生态”来要求、规范所有的演出，将剧场改造成一种原始的坡芽情境，肯定不现实、不可能也不足取，它很可能会沦为一种非驴非马的怪胎。但是，现在更大的问题恐怕还在于，以“原生态”为名，却找不到多少原汁原味的影子，甚至将非遗传承人“挪用”为一种令人难堪的点缀。
事实上，在完全本真和完全改造的两个极端之间，我们还有不少可以腾挪的空間。例如，在一个历时两个多小时的演出中，能否保留那么两三段真正让传承人可以放情歌唱的曲目，让观者和听者能够有那么一段时间，从似曾相识中走出来，真正移身到某种虽是“制造出”却可以借助想象走入的异质文化情境中？毕竟，我们保留非遗、尊重“原生态”，并不是因为它格外美，或者有格外符合我们审美价值的东西在里面，而是它可以作为一个样本，一个契机，让我们在全球化的越来越同质化的都市生活中，去重新体验人类生活的丰富性，感受与我们自身不一样的生产、生活与存在方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这十几年的非遗保护工作当中，我们确实看到权力、资本，以“原生态”之名对于地方性非遗文化的侵入、改写和挪用，某些非遗项目的文化传承，在政绩与市场逻辑的支配下，失去了原本一息尚存的生活中的从容。而这，是需要我们特别警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