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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改善人口结构，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央近日宣布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但如今，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被问到“一家有几个孩子最理想”时，很多人回答“一个”，即使是喜欢孩子的也大多回答“两个”。
一般来说，理想的孩子数会大于计划生育的孩子数，而计划生育的孩子数又会大于实际生育的孩子数。想生的，未必生得起;生得起的，又未必生得出。
当理想的孩子数不超过两个时，总和生育率必然一路走低。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的生育率便没有超过世代更替水平。即使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在全球范围内，不止中国，整个东亚地区的生育率都是偏低的。
一般来说，总和生育率小于1.5，就算极低生育率。总和生育率小于1.3，就算“低中之低”生育率。
中国、日本、韩国三个东亚国家，生育率要么是“极低”，要么是“低中之低”。
日本的生育率，1947年为4.5，2018年下降至1.42。
韩国的生育率，20世纪60年代为6.0，2016年下降至1.17。
至于中国的生育率，20世纪70年代初期超过5;最近的人口普查显示，中国人的生育率为1.3。
如今，有更多女性以审慎的态度对待生育问题。
中国、日本、韩国三国，受儒家文化影响深远。儒家文化有几个特征，其中包括父权制和精英主义。
父权制提倡“男性养家，女性持家”。在经济增速放缓时，工作机会变少，男性在承担家庭开支方面将承受更大的压力;而女性在工作之外，还需承担更多的家务。这会导致许多人不婚或晚婚。东亚人大多选择在婚后生育，那么，生育率必将受到影响。
与此同时，未来社会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也直接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
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出现了长达10年之久的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人们收入增长缓慢。
在韩国，自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后，同样出现了失业人数的上升。
研究显示，在“结婚可能性”上，东亚男性受“就业和收入不稳定”的影响大于东亚女性和欧洲男性。
有人针对日本和韩国两国夫妻双方的就业情况做了调查研究。从中可以看出，在日本和韩国，女方做家庭主妇或者只是偶尔打零工的比例仍然很高。男女有别的结果，导致了男性养家的压力尤其沉重。
在日本，年轻男性中有结婚意愿的，临时工或合同工只占正式员工的26%，失业者结婚的意愿更低。
2
2017年，一项调查研究表明，导致日本人“生的孩子比原本想要的少”的因素：排在第一位的是“抚养和教育孩子花费太多”;排在第二位的是“我不想当高龄产妇”;排在第三位的是“即使我想要孩子，也无法怀孕”。其他原因依次为：“我再也无法忍耐养育孩子造成的身心负担”“健康原因”“我的工作”“房子太小”“丈夫不帮忙做家务和育儿”“丈夫不想再要孩子”“如果再要小孩，丈夫退休时，小孩都还没成年”“社会环境不能让小孩自由地成长”“自己的人生也很重要”等。
在韩国，理想的孩子数是2.0～2.3。不过，200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即使回答“理想的孩子数是2个以上”的韩国人，最终有65.7%的只生了一个孩子。
2012年，韩国的一项研究调查了重男轻女等传统观念对生育的影响。研究者发现，无论男女，越是持有传统价值观，理想的子女数量就越多。但持有传统价值观的人，实际生育的子女数量并不多。研究者认为，传统的观念虽然让人想要更多的孩子，但环境和现实，让大多数人放弃了生育目标。
在中国，育儿同样是沉重的话题。除了经济条件，有没有人看娃，也是重要的条件。如果夫妻双方中的一人回家带娃，那么家庭的风险抵抗力就会下降;如果老人带娃，则要面临不同代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如果选择雇保姆或者托育，不时爆出的负面新闻又让父母胆战心惊。
即便以上问题都得到解决，未来还会面临孩子看病、入托、入学等问题。
2017年湖南的一项调查显示，女职工生育期间得到的劳动保护越好，生育二孩的意愿越强;2019年河南的一项调查显示，女性得到的家庭支持越多，幸福感越强，越愿意生育二孩;2019年，福建的一项调查显示，对公共教育的满意度越高，农村居民生育二孩的意愿越高。
3
精英主义，意味着学习的重要性。
在日本，当年就读大专或本科院校的女性，1955年有5%，2015年有57%;当年就读大专或本科院校的男性，1955年有15%，2015年有56%。
在韩国，当年就读大专或本科的女性，1965年有35%，2014年有82%;当年就读大专或本科的男性，1965年有30%，2014年有76%。
高等教育的普及，让东亚拥有了许多高学历的人才。但对家庭而言，教育费用增加了，养育年限变长了，家长更难以平衡养育和工作之间的矛盾。
此外，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大幅增长，女性的崛起和独立也让越来越多的女性有了更多选择的权利。
4
从长远来看，给予女性更多的社会政策支持，可能是提升生育率的好办法。
这些政策，大致可以分為三类：
第一类，通用型家庭政策：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下，给以适当的补贴，增设育儿假。这样的政策更鼓励女性为了育儿和家庭退出职场。实行这种政策的国家有意大利。
第二类，双薪型家庭政策：鼓励父母双方都实现“家庭—工作”的平衡。比如为生育的女性保留职位，给予的育儿补贴与母亲薪酬相关（母亲原本的薪水越高，则休育儿假期间补贴越多），给父亲专门的“父亲育儿假”。这样的政策将保证女性不会因生育离开职场，鼓励男性更多地参与育儿，促进两性平等。实行这种政策的国家有瑞典。
第三类，市场型家庭政策：政府不主动干涉，让市场来解决生育中遇到的困难。这种情况在美国比较普遍。
近些年来，发达国家发展家庭政策的重点是双薪型家庭政策。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促使更多女性不因生育而退出职场，才是“经济—人口”的双赢之道。
为了改善人口结构，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央近日宣布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但如今，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被问到“一家有几个孩子最理想”时，很多人回答“一个”，即使是喜欢孩子的也大多回答“两个”。
一般来说，理想的孩子数会大于计划生育的孩子数，而计划生育的孩子数又会大于实际生育的孩子数。想生的，未必生得起;生得起的，又未必生得出。
当理想的孩子数不超过两个时，总和生育率必然一路走低。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的生育率便没有超过世代更替水平。即使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在全球范围内，不止中国，整个东亚地区的生育率都是偏低的。
一般来说，总和生育率小于1.5，就算极低生育率。总和生育率小于1.3，就算“低中之低”生育率。
中国、日本、韩国三个东亚国家，生育率要么是“极低”，要么是“低中之低”。
日本的生育率，1947年为4.5，2018年下降至1.42。
韩国的生育率，20世纪60年代为6.0，2016年下降至1.17。
至于中国的生育率，20世纪70年代初期超过5;最近的人口普查显示，中国人的生育率为1.3。
如今，有更多女性以审慎的态度对待生育问题。
中国、日本、韩国三国，受儒家文化影响深远。儒家文化有几个特征，其中包括父权制和精英主义。
父权制提倡“男性养家，女性持家”。在经济增速放缓时，工作机会变少，男性在承担家庭开支方面将承受更大的压力;而女性在工作之外，还需承担更多的家务。这会导致许多人不婚或晚婚。东亚人大多选择在婚后生育，那么，生育率必将受到影响。
与此同时，未来社会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也直接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
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出现了长达10年之久的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人们收入增长缓慢。
在韩国，自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后，同样出现了失业人数的上升。
研究显示，在“结婚可能性”上，东亚男性受“就业和收入不稳定”的影响大于东亚女性和欧洲男性。
有人针对日本和韩国两国夫妻双方的就业情况做了调查研究。从中可以看出，在日本和韩国，女方做家庭主妇或者只是偶尔打零工的比例仍然很高。男女有别的结果，导致了男性养家的压力尤其沉重。
在日本，年轻男性中有结婚意愿的，临时工或合同工只占正式员工的26%，失业者结婚的意愿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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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一项调查研究表明，导致日本人“生的孩子比原本想要的少”的因素：排在第一位的是“抚养和教育孩子花费太多”;排在第二位的是“我不想当高龄产妇”;排在第三位的是“即使我想要孩子，也无法怀孕”。其他原因依次为：“我再也无法忍耐养育孩子造成的身心负担”“健康原因”“我的工作”“房子太小”“丈夫不帮忙做家务和育儿”“丈夫不想再要孩子”“如果再要小孩，丈夫退休时，小孩都还没成年”“社会环境不能让小孩自由地成长”“自己的人生也很重要”等。
在韩国，理想的孩子数是2.0～2.3。不过，200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即使回答“理想的孩子数是2个以上”的韩国人，最终有65.7%的只生了一个孩子。
2012年，韩国的一项研究调查了重男轻女等传统观念对生育的影响。研究者发现，无论男女，越是持有传统价值观，理想的子女数量就越多。但持有传统价值观的人，实际生育的子女数量并不多。研究者认为，传统的观念虽然让人想要更多的孩子，但环境和现实，让大多数人放弃了生育目标。
在中国，育儿同样是沉重的话题。除了经济条件，有没有人看娃，也是重要的条件。如果夫妻双方中的一人回家带娃，那么家庭的风险抵抗力就会下降;如果老人带娃，则要面临不同代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如果选择雇保姆或者托育，不时爆出的负面新闻又让父母胆战心惊。
即便以上问题都得到解决，未来还会面临孩子看病、入托、入学等问题。
2017年湖南的一项调查显示，女职工生育期间得到的劳动保护越好，生育二孩的意愿越强;2019年河南的一项调查显示，女性得到的家庭支持越多，幸福感越强，越愿意生育二孩;2019年，福建的一项调查显示，对公共教育的满意度越高，农村居民生育二孩的意愿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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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主义，意味着学习的重要性。
在日本，当年就读大专或本科院校的女性，1955年有5%，2015年有57%;当年就读大专或本科院校的男性，1955年有15%，2015年有56%。
在韩国，当年就读大专或本科的女性，1965年有35%，2014年有82%;当年就读大专或本科的男性，1965年有30%，2014年有76%。
高等教育的普及，让东亚拥有了许多高学历的人才。但对家庭而言，教育费用增加了，养育年限变长了，家长更难以平衡养育和工作之间的矛盾。
此外，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大幅增长，女性的崛起和独立也让越来越多的女性有了更多选择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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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来看，给予女性更多的社会政策支持，可能是提升生育率的好办法。
这些政策，大致可以分為三类：
第一类，通用型家庭政策：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下，给以适当的补贴，增设育儿假。这样的政策更鼓励女性为了育儿和家庭退出职场。实行这种政策的国家有意大利。
第二类，双薪型家庭政策：鼓励父母双方都实现“家庭—工作”的平衡。比如为生育的女性保留职位，给予的育儿补贴与母亲薪酬相关（母亲原本的薪水越高，则休育儿假期间补贴越多），给父亲专门的“父亲育儿假”。这样的政策将保证女性不会因生育离开职场，鼓励男性更多地参与育儿，促进两性平等。实行这种政策的国家有瑞典。
第三类，市场型家庭政策：政府不主动干涉，让市场来解决生育中遇到的困难。这种情况在美国比较普遍。
近些年来，发达国家发展家庭政策的重点是双薪型家庭政策。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促使更多女性不因生育而退出职场，才是“经济—人口”的双赢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