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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某一个年份作为历史的切面，以此观察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那么，1976年无疑是最值得选择的。这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概括说来就是“天崩地裂，惊心动魄”。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周恩来的去世毁坏了某种不平衡下的平衡，中国更加不稳定了。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举世震惊，国内各种矛盾尖锐化。中国面临着再一次的重大选择。最高权力出现真空，由谁来填补是当时最大的危机。1976年是惊心动魄的一年，也是历史大转折的开始。
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行将终结的一年，十年浩劫种下的种种苦难，在这一年中因共和国的三棵擎天大树轰然倒塌而将人民的悲怆推向了极致。那一年发生的种种事件，让这一年度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刻下了深深的印痕
天崩地裂，惊心动魄的1976年
如果把某一个年份作为历史的切面，以此观察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那么，1976年无疑是最值得选择的。
这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概括说来就是“天崩地裂，惊心动魄”。
1月8日，周恩来在经历了长期病痛折磨后，溘然长逝；
7月6日，朱德以90岁高龄与世长辞；
9月9日，毛泽东久病不治，离开我们。
共和国的几位主要开创者，都在同一年先后去世，这真是古往今来难得一见的巧合。老百姓接二连三地听着哀乐，扎着白花，心怀恐惧，很多人都有“天塌下来”的感觉。
自然界的“天崩”也紧随而来。3月8日下午，吉林发生极为罕见的陨石雨。陨石在离地面19公里左右的空中爆炸，3000多块碎石散落在永吉县境内，其中最大的陨石重1770千克，成为“世界陨石之最”。
还有“地裂”。
5月29日，云南西部先后发生两次强烈地震。第一次震级为7.3级，第二次震级为7.4级，9个县受灾，死亡98人，重伤451人，轻伤1991人，房屋倒塌和损坏42万间。
两个月以后的7月28日凌晨，河北唐山、丰南一带突然发生7.8级强地震，唐山被夷为一片废墟，死亡24.2万人，重伤16.4万余人，轻伤不计其数，是继孟加拉国1970年11月14日飓风死亡30万人之后，世界最大的灾难。
老百姓说：“今年（1976）是天崩地裂。吉林的陨石雨、云南与唐山的地震，都不是偶然的。今年（上天）收贵人。”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知识结构相当新的人也认为，这就是天人合一，天灾缘于人祸。这样说并没有科学根据。巧合也罢，整个1976年的事态太惊人了。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几百万群众又一次拥向天安门广场，欢欣鼓舞迎接“第二次解放”。
1976年是惊心动魄的一年，也是历史大转折的开始。回过头来看，这一年仿佛是一场噩梦的尾声。噩梦醒来是早晨。
周恩来的逝世是一个转折点
中国著名作家王蒙在他的回忆文章里写道：
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万民同悲，人心郁闷。周恩来变成了忠实与鞠躬尽瘁、秩序与合情合理的符号，变成了抵制装腔作势、大轰大嗡、成事不足、乱世有余的“文革”人物林彪、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等的中流砥柱。……他忍辱负重、平衡稳健、苦口婆心，光劝和整天打烂仗的各派红卫兵，他用了多少时间、多少精神？他活得太难了，工作得太难了。……
这样的良相的角色，没有他，毛泽东很难工作，在毛泽东的天才型的富有想象力的指挥之下，没有周的填空补缺、避险化难，一个“文革”早就乱了套了，党与国家早就崩溃了。
周恩来的去世毁坏了某种不平衡下的平衡，中国更加不稳定了。
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举世震惊，国内各种矛盾尖锐化。中国面临着再一次的重大选择。
毛主席与周总理同在1976年去世，但两个人的过世给人们的感觉颇有不同。周总理的去世人们感到的是沉痛、沉重、悲哀。周在这个时候走了，乱成一团的国家更不知道要走向何方。……
主席的去世令人惊惧，正如将本年的天崩地裂再应验一遭，落到了实处险处。我多次叹息，多次忧心，好也罢，赖也罢，爱也罢，怨也罢，伟大也罢，奇崛也罢，胜利接续着胜利也罢，挫折硬不承认是挫折乃至闹出了新挫折也罢……毛泽东与我们共同摸爬滚打了小30年，他的笑容，他的与众不同的思路与说法，他的雷霆万钧，他的顽强与他的虚虚实实，乃至他的书法、他的诗词、他的文体都已经是我们的、你我他的生活的一部分。你我他的命运、说话、用词、悲喜都与他老人家分不开。如今他老了，他走了，他没了，你我他也就跟着落进了宇宙大黑洞里头啦。
1976年9月8日，星期三，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是丙辰年丁酉月癸亥日。明晃晃的月光，照得时在乌鲁木齐十四中学家属院的我们睡不着。我与妻一起议论老人家的健康状况，唉声叹气，我们说批邓使国家陷入新的天怒人怨、众叛亲离，再一次掐灭了老百姓的希望。老人家一旦仙去，国家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会遭遇哪些危险，边疆会出现什么情况啊？中国没有了毛泽东，天啊，天要塌下来的啊。
党史上的三次危机和转折
2015年7月27日，在由中共广州市委办公厅、中共广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中共广州市直机关工委主办的第14期读书讲坛上，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理事、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用丰富而鲜活的史料，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来所经历的三次重大危机——长征前后（1934年—1936年）、大饥荒（1959年—1961年）和毛泽东逝世（1976年）产生的危机以及转机，并总结出六条成功经验。这三次危机是：军事、粮食、高层权力危机；六条成功经验是：审时度势、抓住战机、灵活决策、趋利避害、协作配合、顺应民意。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这意味着中共和武装力量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其中一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红一方面军长征时有8.6万人，1935年到延安的一、三军团只有8000人，减员非常严重。除了兵员损耗，粮草、被服、武器弹药也严重缺乏，陕北人少物稀，难以满足红军需求。更严峻的是，敌我力量悬殊，敌我比接近10：1。 在这种情势下，中共和红军如何突出重围？通过李克农频繁与张学良、杨虎城接触，促成双方会谈，在1936年4月的“肤施会谈”中，双方达成停止对抗、一致抗日的协议。
1936年10月，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以后，中央军委有一个《十月份作战纲领》，提出了宁夏战役计划。10月份，红四方面军的红九军、红三十军再加上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连同四方面军军部，先过了黄河。国民党调集兵力赶往堵截，红三十一军被敌军切断，未能渡过黄河，过了黄河的三个军共21800人，成了孤军，根本没法完成宁夏战役计划。
黄河以东的红军，日子也不好过。就在这时，转机出现——西安事变。通过一系列工作，蒋介石终于答应抗日，不剿红军。
西安事变，成为中央红军和我们党的重要转机。
1959—1961年，中国出现了大面积的人口非正常死亡，至于死亡人数，由于没有权威统计数字，因此版本众多。
对于这3年的大饥荒，长期以来有两种说法，一是自然灾害论，二是苏联逼债论。事实上，大饥荒更主要的原因是“公社化”、“大跃进”。当时的领导层都认为中国要强盛，就必须更快发展，于是便有了钢、粮、油、棉等生产的高指标，高指标催生了高估产。高估产的标志是“放卫星”，粮食亩产动辄过万，最多的竟达每亩13万斤！高估产直接导致高征购。其中1959年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少500亿斤，但征购比例居然增加15.1%，达到39.7%。征购之后，农民无粮可食，生存就成了问题。1960年，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方粮食库存告急，调度粮食救急成了周恩来每天最忙的事务，不断从黑龙江、江西等省份调出粮食。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1960年11月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十二条紧急指示信，明令“凡是已经把自留地全部收回的，应该拨出适当的土地分给社员，作为自留地，今后不得将社员自留地收归公有，也不得任意调换社员自留地”、“社员自留地上收获的农产品，不计入分配产量，不顶口粮，不计征购，归社员个人支配”。要知道，这些在“公社化”之初是被明令禁止的，指示信的规定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
社会自救的同时，中央高层也开始寻求对策和反思，陈云就曾向毛泽东提出三条建议：低标准，瓜菜代；人畜休息；进口粮食。从1960年至1963年，连续3年每年从法国、澳大利亚进口500万吨粮食，有效缓解了粮食紧张的局面。
1960年底，毛泽东也意识到大跃进的失误，于是在1961年初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到了1961年底，粮食供应情况得到一定的改善，产量比前一年略有增长，征购量同时下调。1962年，继续调整农村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包产到户”，陈云还提出“分田到户”。农民的积极性被激发，生产上去了，粮食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到了1964年底，粮食产量已接近大跃进前水平。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逝世，最高权力出现真空，由谁来填补是当时最大的危机。
其实，高层权力危机早在毛泽东逝世之前已经埋下。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近十年，中国民众对此普遍产生复杂心理，厌烦、质疑甚至是抗拒皆有，这种情绪在举世皆惊的林彪出逃事件之后更加强烈。在周恩来健康日益恶化的情况下，毛泽东重新起用了他一直欣赏的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邓小平上台之后，着手抓了一系列的整顿，钢铁、交通、科技、文教……社会秩序得以恢复，社会活力开始呈现。但在对待“文革”问题上，邓小平得不到毛泽东的信任，于是邓小平再次下野。在周恩来逝世之后，毛泽东选择了华国锋作为接班人。华国锋上台后，“文革派”不服，不断发难。尤其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四人帮”野心已表露无遗，并有所行动。
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于是，华国锋联络李先念、叶剑英、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等同志，在解决“四人帮”问题上达成共识。1976年10月6日，在中南海内外同时采取行动，只花了2个小时，不费一枪一弹，就把“四人帮”及其爪牙抓捕，顺利地克服了高层权力危机。
抓捕“四人帮”用的是非常手段，但事后被证明是具有公众认同的合法性事件。抓捕后，公众自发组织庆祝活动，充分说明打倒“四人帮”是有民意基础的。
毛、周、朱的结合是共产党人的幸运
金一南在《浴血荣光》中写道：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生于不同的家庭，有着不同的性格，但他们共举同一面旗帜、共走同一条道路、共创同一个伟业，他们实现同一个理想，最终完成了新中国的建立、成立。他们同于1976年相继辞世，他们是生死与共的战友、朋友、兄弟，他们三人是党的核心。
我们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幸运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结合，但不是说这个结合从一开始就紧密无间，不是说他们互相之间一点儿矛盾都没有。
比如说毛泽东和朱德，朱毛会师之后，在关于领导权的问题上，在有关红四军到底怎么发展的问题上，两个人就是有矛盾有分歧的。尤其是在1929年红四军的“七大”和“八大”上，经过民主选举，把毛泽东选下去了。陈毅取代了毛泽东成为军委书记，后来陈毅到上海去汇报工作的时候，朱德又成为军委的代书记。当时红军的领导工作，实际上就是朱德把毛泽东取代了。
到了中央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10月上旬召开宁都会议，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周恩来担任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也把毛泽东的指挥权给替代了。
在我们党进行路线方针政策选择的时候，有些争论，对于真正的共产党员来说，是不避讳的。比如说在红四军的“七大”、“八大”、“九大”上，毛泽东与朱德和陈毅发生了比较大的争论。在我们党发展的历程中，有过一些不成熟的阶段，正是因为有这些不成熟，它才有一个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
当初红军内部发生比较激烈争论的时候，毛泽东36岁，朱德43岁，陈毅也就30出头。大家当时都是在一个最富有创造力的年龄。在这个年龄，大家的这种激情和见识不一定完全一样。虽然革命必然成功这个目标和信念是一样的，但是个人的思想、脾气、性格是不一样的，对形势认识也不一样，这种碰撞就是在所难免的。在那个为了理想流血牺牲的年代，领导层中间、个人之间产生了隔阂，但并不妨碍他们为了共同的目标，心往一块儿想，劲往一块儿使，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最为珍贵的地方。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配合是我们党的万幸。1976年，周恩来1月份去世，朱德7月份去世，毛泽东9月份去世，他们三个伟人在同一年离开。这仿佛又是历史巧合。
有的领袖为党提供思想，有的领袖为党提供意志，有的领袖既为党提供思想又为党提供意志。这种结合无法取代，无人取代。
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主席）说，只有伟人才能成为历史运动发起人，因为他们的见识要比别人远些，他们的愿望要比别人强烈一些。
但是伟人又都是普通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是普通人，普通人有普通人的感情，普通人会犯普通人的错误。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都是普通人。他们又是不普通的，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因为他们的见识比别人要远些，他们的愿望比别人强烈一些。
面对中国革命不断出现的挫折困境，面对中国共产党成长路上的艰难险阻，甚至还要面对内部的争论不休和复杂矛盾，不少人都退缩了。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他们没有，他们还在继续地追求。所以我们说，中国共产党人是万幸的。
什么叫真人？就是说真话、办真事、行真理。我们党内就有一批这样义无反顾追求真理的真人，包括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
任何伟大的事业，其中必然包含有理想，如果事业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没有理想是不可能的。这种理想使人超越现实，使人超越物质，使人能够穿透时空。我觉得这是这一代共产党人表现出来的最珍贵的东西。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他们是伟人，他们也是真人，真正要成为伟人，你必须是真人。毛泽东和朱德，都有一个非常近似的地方，都是从边缘走到了中心。毛泽东在党内长期处于边缘地位，长期不被重视，而且长时间没有进入中央的领导层，他是一步一步非常艰难地走到了中国革命中心的位置。
朱德在军队中也是这样。
他们之所以能成为伟人，是因为他们是真人。
说真话，办真事，行真理，义无反顾地追求心中的理想，而且为了这样一个理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这是他们给我们留下的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资料：《文汇读书周报》、《1966—1976年 大动乱的年代》、《浴血荣光》等；作者：王蒙、王年一、金一南等）
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行将终结的一年，十年浩劫种下的种种苦难，在这一年中因共和国的三棵擎天大树轰然倒塌而将人民的悲怆推向了极致。那一年发生的种种事件，让这一年度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刻下了深深的印痕
天崩地裂，惊心动魄的1976年
如果把某一个年份作为历史的切面，以此观察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那么，1976年无疑是最值得选择的。
这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概括说来就是“天崩地裂，惊心动魄”。
1月8日，周恩来在经历了长期病痛折磨后，溘然长逝；
7月6日，朱德以90岁高龄与世长辞；
9月9日，毛泽东久病不治，离开我们。
共和国的几位主要开创者，都在同一年先后去世，这真是古往今来难得一见的巧合。老百姓接二连三地听着哀乐，扎着白花，心怀恐惧，很多人都有“天塌下来”的感觉。
自然界的“天崩”也紧随而来。3月8日下午，吉林发生极为罕见的陨石雨。陨石在离地面19公里左右的空中爆炸，3000多块碎石散落在永吉县境内，其中最大的陨石重1770千克，成为“世界陨石之最”。
还有“地裂”。
5月29日，云南西部先后发生两次强烈地震。第一次震级为7.3级，第二次震级为7.4级，9个县受灾，死亡98人，重伤451人，轻伤1991人，房屋倒塌和损坏42万间。
两个月以后的7月28日凌晨，河北唐山、丰南一带突然发生7.8级强地震，唐山被夷为一片废墟，死亡24.2万人，重伤16.4万余人，轻伤不计其数，是继孟加拉国1970年11月14日飓风死亡30万人之后，世界最大的灾难。
老百姓说：“今年（1976）是天崩地裂。吉林的陨石雨、云南与唐山的地震，都不是偶然的。今年（上天）收贵人。”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知识结构相当新的人也认为，这就是天人合一，天灾缘于人祸。这样说并没有科学根据。巧合也罢，整个1976年的事态太惊人了。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几百万群众又一次拥向天安门广场，欢欣鼓舞迎接“第二次解放”。
1976年是惊心动魄的一年，也是历史大转折的开始。回过头来看，这一年仿佛是一场噩梦的尾声。噩梦醒来是早晨。
周恩来的逝世是一个转折点
中国著名作家王蒙在他的回忆文章里写道：
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万民同悲，人心郁闷。周恩来变成了忠实与鞠躬尽瘁、秩序与合情合理的符号，变成了抵制装腔作势、大轰大嗡、成事不足、乱世有余的“文革”人物林彪、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等的中流砥柱。……他忍辱负重、平衡稳健、苦口婆心，光劝和整天打烂仗的各派红卫兵，他用了多少时间、多少精神？他活得太难了，工作得太难了。……
这样的良相的角色，没有他，毛泽东很难工作，在毛泽东的天才型的富有想象力的指挥之下，没有周的填空补缺、避险化难，一个“文革”早就乱了套了，党与国家早就崩溃了。
周恩来的去世毁坏了某种不平衡下的平衡，中国更加不稳定了。
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举世震惊，国内各种矛盾尖锐化。中国面临着再一次的重大选择。
毛主席与周总理同在1976年去世，但两个人的过世给人们的感觉颇有不同。周总理的去世人们感到的是沉痛、沉重、悲哀。周在这个时候走了，乱成一团的国家更不知道要走向何方。……
主席的去世令人惊惧，正如将本年的天崩地裂再应验一遭，落到了实处险处。我多次叹息，多次忧心，好也罢，赖也罢，爱也罢，怨也罢，伟大也罢，奇崛也罢，胜利接续着胜利也罢，挫折硬不承认是挫折乃至闹出了新挫折也罢……毛泽东与我们共同摸爬滚打了小30年，他的笑容，他的与众不同的思路与说法，他的雷霆万钧，他的顽强与他的虚虚实实，乃至他的书法、他的诗词、他的文体都已经是我们的、你我他的生活的一部分。你我他的命运、说话、用词、悲喜都与他老人家分不开。如今他老了，他走了，他没了，你我他也就跟着落进了宇宙大黑洞里头啦。
1976年9月8日，星期三，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是丙辰年丁酉月癸亥日。明晃晃的月光，照得时在乌鲁木齐十四中学家属院的我们睡不着。我与妻一起议论老人家的健康状况，唉声叹气，我们说批邓使国家陷入新的天怒人怨、众叛亲离，再一次掐灭了老百姓的希望。老人家一旦仙去，国家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会遭遇哪些危险，边疆会出现什么情况啊？中国没有了毛泽东，天啊，天要塌下来的啊。
党史上的三次危机和转折
2015年7月27日，在由中共广州市委办公厅、中共广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中共广州市直机关工委主办的第14期读书讲坛上，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理事、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用丰富而鲜活的史料，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来所经历的三次重大危机——长征前后（1934年—1936年）、大饥荒（1959年—1961年）和毛泽东逝世（1976年）产生的危机以及转机，并总结出六条成功经验。这三次危机是：军事、粮食、高层权力危机；六条成功经验是：审时度势、抓住战机、灵活决策、趋利避害、协作配合、顺应民意。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这意味着中共和武装力量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其中一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红一方面军长征时有8.6万人，1935年到延安的一、三军团只有8000人，减员非常严重。除了兵员损耗，粮草、被服、武器弹药也严重缺乏，陕北人少物稀，难以满足红军需求。更严峻的是，敌我力量悬殊，敌我比接近10：1。 在这种情势下，中共和红军如何突出重围？通过李克农频繁与张学良、杨虎城接触，促成双方会谈，在1936年4月的“肤施会谈”中，双方达成停止对抗、一致抗日的协议。
1936年10月，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以后，中央军委有一个《十月份作战纲领》，提出了宁夏战役计划。10月份，红四方面军的红九军、红三十军再加上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连同四方面军军部，先过了黄河。国民党调集兵力赶往堵截，红三十一军被敌军切断，未能渡过黄河，过了黄河的三个军共21800人，成了孤军，根本没法完成宁夏战役计划。
黄河以东的红军，日子也不好过。就在这时，转机出现——西安事变。通过一系列工作，蒋介石终于答应抗日，不剿红军。
西安事变，成为中央红军和我们党的重要转机。
1959—1961年，中国出现了大面积的人口非正常死亡，至于死亡人数，由于没有权威统计数字，因此版本众多。
对于这3年的大饥荒，长期以来有两种说法，一是自然灾害论，二是苏联逼债论。事实上，大饥荒更主要的原因是“公社化”、“大跃进”。当时的领导层都认为中国要强盛，就必须更快发展，于是便有了钢、粮、油、棉等生产的高指标，高指标催生了高估产。高估产的标志是“放卫星”，粮食亩产动辄过万，最多的竟达每亩13万斤！高估产直接导致高征购。其中1959年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少500亿斤，但征购比例居然增加15.1%，达到39.7%。征购之后，农民无粮可食，生存就成了问题。1960年，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方粮食库存告急，调度粮食救急成了周恩来每天最忙的事务，不断从黑龙江、江西等省份调出粮食。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1960年11月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十二条紧急指示信，明令“凡是已经把自留地全部收回的，应该拨出适当的土地分给社员，作为自留地，今后不得将社员自留地收归公有，也不得任意调换社员自留地”、“社员自留地上收获的农产品，不计入分配产量，不顶口粮，不计征购，归社员个人支配”。要知道，这些在“公社化”之初是被明令禁止的，指示信的规定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
社会自救的同时，中央高层也开始寻求对策和反思，陈云就曾向毛泽东提出三条建议：低标准，瓜菜代；人畜休息；进口粮食。从1960年至1963年，连续3年每年从法国、澳大利亚进口500万吨粮食，有效缓解了粮食紧张的局面。
1960年底，毛泽东也意识到大跃进的失误，于是在1961年初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到了1961年底，粮食供应情况得到一定的改善，产量比前一年略有增长，征购量同时下调。1962年，继续调整农村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包产到户”，陈云还提出“分田到户”。农民的积极性被激发，生产上去了，粮食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到了1964年底，粮食产量已接近大跃进前水平。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逝世，最高权力出现真空，由谁来填补是当时最大的危机。
其实，高层权力危机早在毛泽东逝世之前已经埋下。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近十年，中国民众对此普遍产生复杂心理，厌烦、质疑甚至是抗拒皆有，这种情绪在举世皆惊的林彪出逃事件之后更加强烈。在周恩来健康日益恶化的情况下，毛泽东重新起用了他一直欣赏的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邓小平上台之后，着手抓了一系列的整顿，钢铁、交通、科技、文教……社会秩序得以恢复，社会活力开始呈现。但在对待“文革”问题上，邓小平得不到毛泽东的信任，于是邓小平再次下野。在周恩来逝世之后，毛泽东选择了华国锋作为接班人。华国锋上台后，“文革派”不服，不断发难。尤其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四人帮”野心已表露无遗，并有所行动。
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于是，华国锋联络李先念、叶剑英、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等同志，在解决“四人帮”问题上达成共识。1976年10月6日，在中南海内外同时采取行动，只花了2个小时，不费一枪一弹，就把“四人帮”及其爪牙抓捕，顺利地克服了高层权力危机。
抓捕“四人帮”用的是非常手段，但事后被证明是具有公众认同的合法性事件。抓捕后，公众自发组织庆祝活动，充分说明打倒“四人帮”是有民意基础的。
毛、周、朱的结合是共产党人的幸运
金一南在《浴血荣光》中写道：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生于不同的家庭，有着不同的性格，但他们共举同一面旗帜、共走同一条道路、共创同一个伟业，他们实现同一个理想，最终完成了新中国的建立、成立。他们同于1976年相继辞世，他们是生死与共的战友、朋友、兄弟，他们三人是党的核心。
我们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幸运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结合，但不是说这个结合从一开始就紧密无间，不是说他们互相之间一点儿矛盾都没有。
比如说毛泽东和朱德，朱毛会师之后，在关于领导权的问题上，在有关红四军到底怎么发展的问题上，两个人就是有矛盾有分歧的。尤其是在1929年红四军的“七大”和“八大”上，经过民主选举，把毛泽东选下去了。陈毅取代了毛泽东成为军委书记，后来陈毅到上海去汇报工作的时候，朱德又成为军委的代书记。当时红军的领导工作，实际上就是朱德把毛泽东取代了。
到了中央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10月上旬召开宁都会议，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周恩来担任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也把毛泽东的指挥权给替代了。
在我们党进行路线方针政策选择的时候，有些争论，对于真正的共产党员来说，是不避讳的。比如说在红四军的“七大”、“八大”、“九大”上，毛泽东与朱德和陈毅发生了比较大的争论。在我们党发展的历程中，有过一些不成熟的阶段，正是因为有这些不成熟，它才有一个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
当初红军内部发生比较激烈争论的时候，毛泽东36岁，朱德43岁，陈毅也就30出头。大家当时都是在一个最富有创造力的年龄。在这个年龄，大家的这种激情和见识不一定完全一样。虽然革命必然成功这个目标和信念是一样的，但是个人的思想、脾气、性格是不一样的，对形势认识也不一样，这种碰撞就是在所难免的。在那个为了理想流血牺牲的年代，领导层中间、个人之间产生了隔阂，但并不妨碍他们为了共同的目标，心往一块儿想，劲往一块儿使，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最为珍贵的地方。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配合是我们党的万幸。1976年，周恩来1月份去世，朱德7月份去世，毛泽东9月份去世，他们三个伟人在同一年离开。这仿佛又是历史巧合。
有的领袖为党提供思想，有的领袖为党提供意志，有的领袖既为党提供思想又为党提供意志。这种结合无法取代，无人取代。
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主席）说，只有伟人才能成为历史运动发起人，因为他们的见识要比别人远些，他们的愿望要比别人强烈一些。
但是伟人又都是普通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是普通人，普通人有普通人的感情，普通人会犯普通人的错误。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都是普通人。他们又是不普通的，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因为他们的见识比别人要远些，他们的愿望比别人强烈一些。
面对中国革命不断出现的挫折困境，面对中国共产党成长路上的艰难险阻，甚至还要面对内部的争论不休和复杂矛盾，不少人都退缩了。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他们没有，他们还在继续地追求。所以我们说，中国共产党人是万幸的。
什么叫真人？就是说真话、办真事、行真理。我们党内就有一批这样义无反顾追求真理的真人，包括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
任何伟大的事业，其中必然包含有理想，如果事业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没有理想是不可能的。这种理想使人超越现实，使人超越物质，使人能够穿透时空。我觉得这是这一代共产党人表现出来的最珍贵的东西。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他们是伟人，他们也是真人，真正要成为伟人，你必须是真人。毛泽东和朱德，都有一个非常近似的地方，都是从边缘走到了中心。毛泽东在党内长期处于边缘地位，长期不被重视，而且长时间没有进入中央的领导层，他是一步一步非常艰难地走到了中国革命中心的位置。
朱德在军队中也是这样。
他们之所以能成为伟人，是因为他们是真人。
说真话，办真事，行真理，义无反顾地追求心中的理想，而且为了这样一个理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这是他们给我们留下的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资料：《文汇读书周报》、《1966—1976年 大动乱的年代》、《浴血荣光》等；作者：王蒙、王年一、金一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