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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陈丹青去新加坡演讲前，《联合早报》刊登的导演彭文淳对其做的访谈中，陈丹青提到了高仓健：“……他将我视为好朋友，近年冬天我就穿着他送我的好皮衣。这故事说来有点滑稽，有点动人吧。”
陈丹青和高仓健见面不过两三次，但从他们之间的交往中，我们可以接收到艺术家之间不可言传的信号密码。
初见：
一个孤单老人的“保镖”说
年初去日本考察美术馆，趁便在东京与徐富造先生聚会，他说不巧，高仓健在北海道拍戏，这次见不成了。转眼年底，高仓健走了，我即与富造兄通话。他说其实年初高仓健即已住院，老头子曾想溜出病房和我碰头，医生劝阻了，富造遂不忍告诉我。这时他哭起来：“丹青啊，以后我带你去看他，他在家乡福冈的一棵大树下选好了坟墓。”
富造兄是上海老知青，父亲侨居东京，“文革”后即办他过去，教他开餐馆。今富造兄位于港区的餐馆已是日本皇室成员光顾的名店。他去东京时，《追捕》尚未在大陆公映，他在父亲餐馆的屏风后，时时窥看这位常来就餐的演员。其时高仓健正当盛年，独身，没有儿女，以他在日本的大名，出行交友，诸多不便，日后却和富造成了莫逆之交。在自家楼面，富造特意腾出第四层权做高仓健时来走动的“家”，高仓健的六十岁生日，便在那里度过，富造给我看照片，只见高仓健含笑站着，富造夫妇与三位儿女均擅演奏，各人操一乐器，为他庆生。
张艺谋请高仓健出演《千里走单骑》时，老人年逾七十，出行中国，左右不离富造。2007年，高仓健闻知艺谋在弄奥运会开幕式，特意去传统作坊定制了一对刀剑，装木盒里，远道送来北京给艺谋壮色，全程仍由富造兄陪同——后来这木盒就搁在办公室，直到开幕式小组散伙——那天我在办公室正听艺谋瞎聊，门开了，俩老男人怯生生站在那儿，艺谋起身迎过去，同时听得有人轻声说：高仓健。
谁曾忽然撞见三十多年前见过的银幕明星吗？我完全没认出，而是，缓缓想起他来。他见老了，浓眉倒挂着，已见灰白，像是我的哪位叔伯或姨夫。他俩停留的半小时内，高仓健始终害羞而恭谨地站着，因了语言隔阂，没人与他说话。木盒开启时，众人凑过去看，他移步退后，正站我左侧，我试以英语问候，他即应答，于是交谈片刻。告辞时，大家在走道里拥着他轮流合影，我就走开，不料高仓健忙完，越过人群，轻拉我的手腕，过去合影。
翌日继续开会。午间，富造兄拨来电话，开腔便是沪语，嘻嘻哈哈。老知青是片刻即熟的，富造笑说插队落户的往事，居然记得我在“文革”美展的画，又说老头子昨夜回了宾馆感慨道：这样地来一趟，为什么只有那个黑衣人说了那句话？我问哪句，他说是“what a story！”（怎样的故事啊）。那不过是英语的场面应酬，听高仓健专程送剑，我便随口一说，老人当真了。
艺谋会用人，10月，他递我几枚高仓健的影剧照片，说是老头儿生日，画个素描送他吧，他回去后还念叨你。我一愣，也就涂抹了，交给他。不久富造来电话，说是高仓健一定要我去东京时再见。也巧，女儿正有翌年去东京谋职的计划，他即要了孩子的电话。来年女儿落户东京，旋即告知，老头子和富造很客气地招待她：“哎呀，以后再不去了！好正式啊！”是的，日本式的待人的郑重，我也害怕。富造却是开心极了，一叠声说：“你放心好了，高仓健说，以后就做你女儿的保镖。”我心下叫苦：看来高仓健是个孤单的老人。
艺术家的交往：
《1900》与一块手表
4月间陪了母亲到东京看女儿，便在富造的那个四层与高仓健又见面了。他仍是笔直地站着，候在门后，脸上的意思，真好似等来什么老朋友。我想想好笑，一面之交，老头子何至于这么高兴呢。但我也高兴的，不为他是高仓健，而是难得就近观察一位伟大而垂老的演员。
那个长长的下午，我能记得的片刻是逗他谈电影，他说，他鼎鼎佩服的大演员，是美国的罗伯特·德尼罗。我说达斯汀·霍夫曼、艾尔·帕西诺，都厉害呀，老头子正了脸色，把嗓音弄粗了，连连说：“喔……no one！ no one can be like him！”那一瞬，他显然没想到自己也是大演员，却忽然像极了他扮演的角色，露出忠诚到发倔的模样，眉心拧巴起来。我们一部部数落德尼罗的电影，却没有贝托鲁奇的《1900年》。我说，德尼罗在那部片子里年轻得一塌糊涂。高仓健的眉心又拧巴起来，渐渐对自己生气的样子：“耶……”他拖长声音说：“我怎么不知道？”旋即起身给助手电话，自然，换了日语，富造立即解释：他要手下马上弄到《1900年》的碟片。事后得知，日本电影商不愿进口三小时以上的电影。
傍午，母亲倦了，即被富造引进内室的沙发歇息。当我们张罗靠枕毛毯之际，高仓健一直欠身注意着，似乎想来相帮而止于礼。那次女儿借故不肯来，黄昏我们告辞离去。一家人夜饭后才回宾馆，跑堂叫住我，说有人找。谁呢，返身出去，是高仓健站在街沿他的车旁。这是奇怪的一刻：我立即想起他曾顺口问我住在哪个宾馆，看来早已想好单独再来。“你的母亲，可好？”他变得像在电影里似的，一脸的情况，仿佛事态很严重。我说，很好。这时他做了个难以看清的迅速的动作，从左腕褪下手表，直视我，不说话，如做黑市交易般低低地攥着，几乎触到我的手。我很难忘记那一刻：他忽然变得活像北京地面的家伙，眼神分明是说：“哥们儿，您要是不收……”待我迟疑接过，他周身一松，如所有日本男人那样猛一低头，算是告辞，上车后迅即摇下车窗，射来忠心耿耿的一瞥。
小时候，沪上常有家境好的孩子动辄拿了家里的好东西送人，换取友谊。高仓健的馈赠竟使我想起那些小孩，想到时，自知不敬。我想起他致送宝剑的一幕，显然高仓健十二分享受袭击般的馈赠;他又显然羡慕着别人的母亲与儿女，以至非要强行送礼才能安顿他的温柔。看来他在银幕上无数义气凛然的片刻，并非演技，而是真心，抑或，漫长的演艺久已进入他的日常，他要在过于孤独的晚岁——就像他老是形单影只的角色那样——时时找寻自己的侠骨柔肠。
可怜高仓健不知道我毫不懂表，已近四十年没有戴表的习惯。我给了父亲，父亲说那是欧米茄，反面刻着“高仓健，2007”。此后他年年寄来贺卡，我第一次看见信封上的日本式称谓：“陈丹青样”。寄贺卡倒是在国外的寻常经验，不至于感动到惊慌，可他居然两次寄我冬衣：一件青灰色羽绒衣，一件棕色的皮衣，想必贵极了，那皮摸着有如人的肌肤，神奇的是，正好合身。我回赠了一件小小的我所画的唐代书帖写生，他特意站画前拍个照寄我，一脸耿耿，活像将要出征的廉颇。近年每岁入冬，我会抱歉似的穿上那件皮衣——实在暖和而轻便——走入北京的尘埃，心里想：老头子哎，可别再寄啦！
“有哪种人像高仓健那样，在真身与角色之间，永难得到平实的解读”？
此后我没再见过高仓健先生。女儿也刻意逃避她的保镖，仅在两位老人的再三坚请下，去过一两回。这些天据说媒体连番出现纪念高仓健的版面，可见几代人记得他，爱敬他。但所有巨星与爱他的人群，总是彼此隔开的。艺谋说，高仓健难得露面，总有他的影迷远远鞠躬致敬，并不上前，各地黑道若是探知他的到临，会自行远距离为他设岗，虽无必要，而引为乐事。我不知道有哪种人像电影明星那样，在真身与角色之间，永难得到平实的解读。倘若高仓健老母健在，妻儿环绕，他仍会活在明星的被迫的孤寂中，而况他的晚年，果真孑然一身。
他出演的片子，我只看过《追捕》与《远山的呼唤》。那已不是日本电影，而是早已入中国人后“文革”初期的集体记忆。在这两部电影中，高仓健都是令人心疼的硬汉，沉默的人，中国说法，即叫做“打落牙齿和血吞”：这是最为迷人的银幕类型，国内的电影，迄今不见独擅此道的大演员。
开放后的中国青年，如今渐渐凝固了单面的日本印象：要么追慕那里的时尚，要么便是仇视。我记得1960年代周恩来做主玉成中日少年联欢节，是战后头一次日本民间派小朋友来访中国，纪录片拍下了这样的场面：两国孩子在火车站分别时，抱成一团，哇哇大哭，拉扯着，不肯分开。在日后的影视作品中，中日观众有着更为广泛而彼此无需避讳的心理缘分，近年韩国影视起来后，日本电影的魅力渐次褪色了，然而仍有无意彰显的人群，沉迷日剧，什么原因呢，我也不知。以我所知，两位日本的绝代佳人而为中国百姓所牵念者，一远一近，一雌一雄，是今年先后辞世的李香兰与高仓健。
（文据《南方周末》） 可怜高仓健不知道我毫不懂表，已近四十年没有戴表的习惯。我给了父亲，父亲说那是欧米茄，反面刻着“高仓健，2007”。此后他年年寄来贺卡，我第一次看见信封上的日本式称谓：“陈丹青样”。寄贺卡倒是在国外的寻常经验，不至于感动到惊慌，可他居然两次寄我冬衣：一件青灰色羽绒衣，一件棕色的皮衣，想必贵极了，那皮摸着有如人的肌肤，神奇的是，正好合身。我回赠了一件小小的我所画的唐代书帖写生，他特意站画前拍个照寄我，一脸耿耿，活像将要出征的廉颇。近年每岁入冬，我会抱歉似的穿上那件皮衣——实在暖和而轻便——走入北京的尘埃，心里想：老头子哎，可别再寄啦！
“有哪种人像高仓健那样，在真身与角色之间，永难得到平实的解读”？
此后我没再见过高仓健先生。女儿也刻意逃避她的保镖，仅在两位老人的再三坚请下，去过一两回。这些天据说媒体连番出现纪念高仓健的版面，可见几代人记得他，爱敬他。但所有巨星与爱他的人群，总是彼此隔开的。艺谋说，高仓健难得露面，总有他的影迷远远鞠躬致敬，并不上前，各地黑道若是探知他的到临，会自行远距离为他设岗，虽无必要，而引为乐事。我不知道有哪种人像电影明星那样，在真身与角色之间，永难得到平实的解读。倘若高仓健老母健在，妻儿环绕，他仍会活在明星的被迫的孤寂中，而况他的晚年，果真孑然一身。
他出演的片子，我只看过《追捕》与《远山的呼唤》。那已不是日本电影，而是早已入中国人后“文革”初期的集体记忆。在这两部电影中，高仓健都是令人心疼的硬汉，沉默的人，中国说法，即叫做“打落牙齿和血吞”：这是最为迷人的银幕类型，国内的电影，迄今不见独擅此道的大演员。
开放后的中国青年，如今渐渐凝固了单面的日本印象：要么追慕那里的时尚，要么便是仇视。我记得1960年代周恩来做主玉成中日少年联欢节，是战后头一次日本民间派小朋友来访中国，纪录片拍下了这样的场面：两国孩子在火车站分别时，抱成一团，哇哇大哭，拉扯着，不肯分开。在日后的影视作品中，中日观众有着更为广泛而彼此无需避讳的心理缘分，近年韩国影视起来后，日本电影的魅力渐次褪色了，然而仍有无意彰显的人群，沉迷日剧，什么原因呢，我也不知。以我所知，两位日本的绝代佳人而为中国百姓所牵念者，一远一近，一雌一雄，是今年先后辞世的李香兰与高仓健。
（文据《南方周末》）
陈丹青和高仓健见面不过两三次，但从他们之间的交往中，我们可以接收到艺术家之间不可言传的信号密码。
初见：
一个孤单老人的“保镖”说
年初去日本考察美术馆，趁便在东京与徐富造先生聚会，他说不巧，高仓健在北海道拍戏，这次见不成了。转眼年底，高仓健走了，我即与富造兄通话。他说其实年初高仓健即已住院，老头子曾想溜出病房和我碰头，医生劝阻了，富造遂不忍告诉我。这时他哭起来：“丹青啊，以后我带你去看他，他在家乡福冈的一棵大树下选好了坟墓。”
富造兄是上海老知青，父亲侨居东京，“文革”后即办他过去，教他开餐馆。今富造兄位于港区的餐馆已是日本皇室成员光顾的名店。他去东京时，《追捕》尚未在大陆公映，他在父亲餐馆的屏风后，时时窥看这位常来就餐的演员。其时高仓健正当盛年，独身，没有儿女，以他在日本的大名，出行交友，诸多不便，日后却和富造成了莫逆之交。在自家楼面，富造特意腾出第四层权做高仓健时来走动的“家”，高仓健的六十岁生日，便在那里度过，富造给我看照片，只见高仓健含笑站着，富造夫妇与三位儿女均擅演奏，各人操一乐器，为他庆生。
张艺谋请高仓健出演《千里走单骑》时，老人年逾七十，出行中国，左右不离富造。2007年，高仓健闻知艺谋在弄奥运会开幕式，特意去传统作坊定制了一对刀剑，装木盒里，远道送来北京给艺谋壮色，全程仍由富造兄陪同——后来这木盒就搁在办公室，直到开幕式小组散伙——那天我在办公室正听艺谋瞎聊，门开了，俩老男人怯生生站在那儿，艺谋起身迎过去，同时听得有人轻声说：高仓健。
谁曾忽然撞见三十多年前见过的银幕明星吗？我完全没认出，而是，缓缓想起他来。他见老了，浓眉倒挂着，已见灰白，像是我的哪位叔伯或姨夫。他俩停留的半小时内，高仓健始终害羞而恭谨地站着，因了语言隔阂，没人与他说话。木盒开启时，众人凑过去看，他移步退后，正站我左侧，我试以英语问候，他即应答，于是交谈片刻。告辞时，大家在走道里拥着他轮流合影，我就走开，不料高仓健忙完，越过人群，轻拉我的手腕，过去合影。
翌日继续开会。午间，富造兄拨来电话，开腔便是沪语，嘻嘻哈哈。老知青是片刻即熟的，富造笑说插队落户的往事，居然记得我在“文革”美展的画，又说老头子昨夜回了宾馆感慨道：这样地来一趟，为什么只有那个黑衣人说了那句话？我问哪句，他说是“what a story！”（怎样的故事啊）。那不过是英语的场面应酬，听高仓健专程送剑，我便随口一说，老人当真了。
艺谋会用人，10月，他递我几枚高仓健的影剧照片，说是老头儿生日，画个素描送他吧，他回去后还念叨你。我一愣，也就涂抹了，交给他。不久富造来电话，说是高仓健一定要我去东京时再见。也巧，女儿正有翌年去东京谋职的计划，他即要了孩子的电话。来年女儿落户东京，旋即告知，老头子和富造很客气地招待她：“哎呀，以后再不去了！好正式啊！”是的，日本式的待人的郑重，我也害怕。富造却是开心极了，一叠声说：“你放心好了，高仓健说，以后就做你女儿的保镖。”我心下叫苦：看来高仓健是个孤单的老人。
艺术家的交往：
《1900》与一块手表
4月间陪了母亲到东京看女儿，便在富造的那个四层与高仓健又见面了。他仍是笔直地站着，候在门后，脸上的意思，真好似等来什么老朋友。我想想好笑，一面之交，老头子何至于这么高兴呢。但我也高兴的，不为他是高仓健，而是难得就近观察一位伟大而垂老的演员。
那个长长的下午，我能记得的片刻是逗他谈电影，他说，他鼎鼎佩服的大演员，是美国的罗伯特·德尼罗。我说达斯汀·霍夫曼、艾尔·帕西诺，都厉害呀，老头子正了脸色，把嗓音弄粗了，连连说：“喔……no one！ no one can be like him！”那一瞬，他显然没想到自己也是大演员，却忽然像极了他扮演的角色，露出忠诚到发倔的模样，眉心拧巴起来。我们一部部数落德尼罗的电影，却没有贝托鲁奇的《1900年》。我说，德尼罗在那部片子里年轻得一塌糊涂。高仓健的眉心又拧巴起来，渐渐对自己生气的样子：“耶……”他拖长声音说：“我怎么不知道？”旋即起身给助手电话，自然，换了日语，富造立即解释：他要手下马上弄到《1900年》的碟片。事后得知，日本电影商不愿进口三小时以上的电影。
傍午，母亲倦了，即被富造引进内室的沙发歇息。当我们张罗靠枕毛毯之际，高仓健一直欠身注意着，似乎想来相帮而止于礼。那次女儿借故不肯来，黄昏我们告辞离去。一家人夜饭后才回宾馆，跑堂叫住我，说有人找。谁呢，返身出去，是高仓健站在街沿他的车旁。这是奇怪的一刻：我立即想起他曾顺口问我住在哪个宾馆，看来早已想好单独再来。“你的母亲，可好？”他变得像在电影里似的，一脸的情况，仿佛事态很严重。我说，很好。这时他做了个难以看清的迅速的动作，从左腕褪下手表，直视我，不说话，如做黑市交易般低低地攥着，几乎触到我的手。我很难忘记那一刻：他忽然变得活像北京地面的家伙，眼神分明是说：“哥们儿，您要是不收……”待我迟疑接过，他周身一松，如所有日本男人那样猛一低头，算是告辞，上车后迅即摇下车窗，射来忠心耿耿的一瞥。
小时候，沪上常有家境好的孩子动辄拿了家里的好东西送人，换取友谊。高仓健的馈赠竟使我想起那些小孩，想到时，自知不敬。我想起他致送宝剑的一幕，显然高仓健十二分享受袭击般的馈赠;他又显然羡慕着别人的母亲与儿女，以至非要强行送礼才能安顿他的温柔。看来他在银幕上无数义气凛然的片刻，并非演技，而是真心，抑或，漫长的演艺久已进入他的日常，他要在过于孤独的晚岁——就像他老是形单影只的角色那样——时时找寻自己的侠骨柔肠。
可怜高仓健不知道我毫不懂表，已近四十年没有戴表的习惯。我给了父亲，父亲说那是欧米茄，反面刻着“高仓健，2007”。此后他年年寄来贺卡，我第一次看见信封上的日本式称谓：“陈丹青样”。寄贺卡倒是在国外的寻常经验，不至于感动到惊慌，可他居然两次寄我冬衣：一件青灰色羽绒衣，一件棕色的皮衣，想必贵极了，那皮摸着有如人的肌肤，神奇的是，正好合身。我回赠了一件小小的我所画的唐代书帖写生，他特意站画前拍个照寄我，一脸耿耿，活像将要出征的廉颇。近年每岁入冬，我会抱歉似的穿上那件皮衣——实在暖和而轻便——走入北京的尘埃，心里想：老头子哎，可别再寄啦！
“有哪种人像高仓健那样，在真身与角色之间，永难得到平实的解读”？
此后我没再见过高仓健先生。女儿也刻意逃避她的保镖，仅在两位老人的再三坚请下，去过一两回。这些天据说媒体连番出现纪念高仓健的版面，可见几代人记得他，爱敬他。但所有巨星与爱他的人群，总是彼此隔开的。艺谋说，高仓健难得露面，总有他的影迷远远鞠躬致敬，并不上前，各地黑道若是探知他的到临，会自行远距离为他设岗，虽无必要，而引为乐事。我不知道有哪种人像电影明星那样，在真身与角色之间，永难得到平实的解读。倘若高仓健老母健在，妻儿环绕，他仍会活在明星的被迫的孤寂中，而况他的晚年，果真孑然一身。
他出演的片子，我只看过《追捕》与《远山的呼唤》。那已不是日本电影，而是早已入中国人后“文革”初期的集体记忆。在这两部电影中，高仓健都是令人心疼的硬汉，沉默的人，中国说法，即叫做“打落牙齿和血吞”：这是最为迷人的银幕类型，国内的电影，迄今不见独擅此道的大演员。
开放后的中国青年，如今渐渐凝固了单面的日本印象：要么追慕那里的时尚，要么便是仇视。我记得1960年代周恩来做主玉成中日少年联欢节，是战后头一次日本民间派小朋友来访中国，纪录片拍下了这样的场面：两国孩子在火车站分别时，抱成一团，哇哇大哭，拉扯着，不肯分开。在日后的影视作品中，中日观众有着更为广泛而彼此无需避讳的心理缘分，近年韩国影视起来后，日本电影的魅力渐次褪色了，然而仍有无意彰显的人群，沉迷日剧，什么原因呢，我也不知。以我所知，两位日本的绝代佳人而为中国百姓所牵念者，一远一近，一雌一雄，是今年先后辞世的李香兰与高仓健。
（文据《南方周末》） 可怜高仓健不知道我毫不懂表，已近四十年没有戴表的习惯。我给了父亲，父亲说那是欧米茄，反面刻着“高仓健，2007”。此后他年年寄来贺卡，我第一次看见信封上的日本式称谓：“陈丹青样”。寄贺卡倒是在国外的寻常经验，不至于感动到惊慌，可他居然两次寄我冬衣：一件青灰色羽绒衣，一件棕色的皮衣，想必贵极了，那皮摸着有如人的肌肤，神奇的是，正好合身。我回赠了一件小小的我所画的唐代书帖写生，他特意站画前拍个照寄我，一脸耿耿，活像将要出征的廉颇。近年每岁入冬，我会抱歉似的穿上那件皮衣——实在暖和而轻便——走入北京的尘埃，心里想：老头子哎，可别再寄啦！
“有哪种人像高仓健那样，在真身与角色之间，永难得到平实的解读”？
此后我没再见过高仓健先生。女儿也刻意逃避她的保镖，仅在两位老人的再三坚请下，去过一两回。这些天据说媒体连番出现纪念高仓健的版面，可见几代人记得他，爱敬他。但所有巨星与爱他的人群，总是彼此隔开的。艺谋说，高仓健难得露面，总有他的影迷远远鞠躬致敬，并不上前，各地黑道若是探知他的到临，会自行远距离为他设岗，虽无必要，而引为乐事。我不知道有哪种人像电影明星那样，在真身与角色之间，永难得到平实的解读。倘若高仓健老母健在，妻儿环绕，他仍会活在明星的被迫的孤寂中，而况他的晚年，果真孑然一身。
他出演的片子，我只看过《追捕》与《远山的呼唤》。那已不是日本电影，而是早已入中国人后“文革”初期的集体记忆。在这两部电影中，高仓健都是令人心疼的硬汉，沉默的人，中国说法，即叫做“打落牙齿和血吞”：这是最为迷人的银幕类型，国内的电影，迄今不见独擅此道的大演员。
开放后的中国青年，如今渐渐凝固了单面的日本印象：要么追慕那里的时尚，要么便是仇视。我记得1960年代周恩来做主玉成中日少年联欢节，是战后头一次日本民间派小朋友来访中国，纪录片拍下了这样的场面：两国孩子在火车站分别时，抱成一团，哇哇大哭，拉扯着，不肯分开。在日后的影视作品中，中日观众有着更为广泛而彼此无需避讳的心理缘分，近年韩国影视起来后，日本电影的魅力渐次褪色了，然而仍有无意彰显的人群，沉迷日剧，什么原因呢，我也不知。以我所知，两位日本的绝代佳人而为中国百姓所牵念者，一远一近，一雌一雄，是今年先后辞世的李香兰与高仓健。
（文据《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