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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科类图书引用文献常见讹误有四种类型：引用文献作者姓名讹误、引用文献名称讹误、引用文献的著作方式讹误和引文内容讹误。编辑在编辑书稿过程中针对这四种讹误有的放矢，就可以在图书成品中避免一些错误。
关键词：社科类图书；编辑；引文；讹误
社科类图书作者常常引用各种文献资料来充实论据和周延叙述。这些引用文献或用以从正面支撑作者提出的学术观点，或用作反面事例来辩驳错误观点。有时引用文献的多少或恰切与否，也决定着图书的学术分量与深度。从文责自负的角度考虑，作者应承担核对引文、保证引用文献的正确无误和使书稿质量达到出版要求的责任；但从图书编辑的角度来看，核对引文也是编辑义不容辞的责任，《图书编辑工作基本规程》中规定，编辑要“根据可靠资料，订正引文、事实、数据等方面的差错”。
笔者在日常的图书编辑和图书质检工作中，发现社科类图书引用文献存在着众多讹误，经分析这些讹误可以归纳为yi以下四种类型：
（1）马思瑶：《观众动不动就“弃剧”，“弃剧雷区”有哪些？》，《编剧帮》2019年1月24日。
（2）李淑榕：《塑造别样英雄的冒险“游戏”——评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的陌生化倾向》，《中国电视》2009年第6期。
（3）[美]托马斯·鲍德温、史蒂文森·麦克沃依、查尔斯·斯坦费尔德：《大汇流：整合媒介、信息与传播》，龙耘、官希明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在以上三例中，（1）“马思瑶”应为“马思遥”；（2）“李淑榕”应为“李树榕”；（3）“斯坦费尔德”应为“斯坦菲尔德”。
（1）[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童年的消失》，章艳、吴燕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周明泰：《清昇平署档案事例漫抄》，几礼居刊本， 1933年版。
（3）孟繁华：《众神狂欢》，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4）《社交媒体加剧年轻女性精神问题》，《参考消息》2016年10月1日第6版。
（5）孟建：《视觉文化传播时代的来临：对一种文化形态和传播理念的诠释》，张国良、黄芝晓主编：《反思与前瞻——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2）两例为文献名称错误：（1）《娱乐至死·童年的消失》应为“《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2）《清昇平署档案事例漫抄》应为“《清昇平署存档事例漫抄》”。（3）（4）（5）三例为文献名称不完整：（3）“《众神狂欢》”缺少了副书名，实应为“《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4）“《社交媒体加剧年轻女性精神问题》”中漏掉了“健康”二字，实应为“《社交媒体加剧年轻女性精神健康问题》”；（5）“《反思与前瞻——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文集》”的主书名不完整，应补充完整，实应为“《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文集》”。
（1）[英]格雷厄姆·莫多克：《重建倾圮之塔：当代传播和阶级问题》，载詹姆斯·库兰、米切尔·古尔维奇主编：《大众媒介与社会》，杨击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
（2）[美]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郦稚牛、张照进、童庆生译，王宁校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在以上两例中，（1）“米切尔·古尔维奇主编”应为“米切尔·古尔维奇编”；（2）“王宁校对”应为“王宁校”。
（1）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和方法的基础上，纽卡姆建立在“程式”观点上的电视艺术类型区分非常简洁明晰：“1.情景喜剧和家庭剧；2.西部片；3.神秘剧；4.医生和律师剧；5.探险秀；6.肥皂剧；7.新闻、体育、纪录片；8.新型的电视类型。”（易前良：《美国“电视研究”的学术源流》，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6页。）
（2）各种社交应用拟仿“假性亲密关系”的虚拟互动提升了社交参与度，借由终端通联的“多极触点”，带给用户多元化全渠道的丰富体验，“一切媒介作为人的延伸，都能提供转换实物的新视野和新知觉”。（[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96页。）
（3）后屡催之，始云前因袁总统借去戏箱未还，无法交代，故将行头册档皆销毁矣。以余意衡之，或因历年盗卖，恐被查出治罪，故尔销毁，或因恐总统府按册档案借，遂便销毁，皆未可知，但册档不存甚可惜也。（齐如山《慈禧太后五旬万寿戏曲档·庆典承做全份戏箱档·跋》，清抄本）
（4）亡儿遗款自当以令媛之名存放，否则照旧时钱庄存款之例，用“王在记”亦无不可。此款在道理、法律，当然是令媛之物，不容有他种议论。亡儿与令媛结婚已逾八年，其间恩义未尝不笃。（《致罗振玉》1926年10月31日，吴泽主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45页。）
（5）编剧汪海林的个人经验也说明了行业性痼疾的机制問题：“许多影视行业的会议，电影的创作会议谈分账、谈票补；电视剧的创作会议谈电视台欠款；编剧开会谈欠薪；导演制作谈制作经费紧张，大都用于演员片酬；制片委员会谈的是‘天价片酬’问题……连政府官员在内，大家谈得最多的就是‘钱’。”（汪海林：《套现成唯一目标是影视业危机》，《新京报》2017年2月23日第C02版。）
（6）甲午年每省各赏银二万两，交奉天、吉林、黑龙江各将军，两江、陕甘、四川、闽浙、湖广、两广、云贵各总督，江苏、安徽、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新疆、浙江、福建、台湾、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各巡抚，核实散放，均由节省内帑项下给发，用示行庆施惠有加，无己已至意。钦此。（《慈禧太后万寿庆典谕旨簿》，清抄本）
（7）其中“沧桑后，且变为饮马池”句，颇堪寻味。（《柳如是别传》中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85页。）
（8）为陈宝箴的不遇而深自惋惜，并分析所以然之故：“廉访自远于荣利，而人亦因其自远而远之。”（郭嵩焘：《送陈右铭廉访序》，《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279页。）
以上八例讹误又可具体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引用文字时误写成别的文字，如（1）“新型”原文为“新兴”，（2）“实物”原文为“事物”，（3）“案借”原文为“索借”，（4）“令媛”原文为“令爱（嫒）”；二是引用文字时出现衍文，如（5）“导演”后的“制作”为衍文，（6）“无己已至意”中衍一“己”字；三是引用文字时出现脱文，如（7）“饮马”后脱文“之”字，（8）“廉访”后脱文“诚”字。
书稿中出现以上错误的原因是多样的：如作者用拼音输入法时会造成同音异体字的讹误，此类讹误存在于专有名词中尤其会影响图书内容质量；如作者不清楚著、编著、主编、编、校、笺等著作方式的区别，就会导致第三种类型的讹误存在；作者在做引文摘录时因疏忽而造成脱、衍文，或者是对古籍文字辨识不准确，也会造成讹文。但若在图书出版后还存在如上讹误，显然是由于编辑没有认真核查引用文献，如上述前三种类型的讹误，编辑在编校过程中只需稍微核查引用文献的版权页即可避免。
在图书的编校过程中，书稿的引文内容可能涉及各种学科领域，逐一核对引文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再加上缺少可靠的文献资料和欠缺对网络资源利用的技能，因此一些编辑常常产生畏难心理，难以逐一认真地核对全部引文。但是引用文献的正确与否决定着图书的内容质量，也是图书质量检查中的重点，因此，认真核对引用文献显然是编辑的一项基础工作，也是编辑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图书编辑了解了引用文献讹误的常见类型，在核查时就会有的放矢，在编校过程中略加注意，就可以避免一些低级且影响图书内容质量的失误。
（作者单位：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关键词：社科类图书；编辑；引文；讹误
社科类图书作者常常引用各种文献资料来充实论据和周延叙述。这些引用文献或用以从正面支撑作者提出的学术观点，或用作反面事例来辩驳错误观点。有时引用文献的多少或恰切与否，也决定着图书的学术分量与深度。从文责自负的角度考虑，作者应承担核对引文、保证引用文献的正确无误和使书稿质量达到出版要求的责任；但从图书编辑的角度来看，核对引文也是编辑义不容辞的责任，《图书编辑工作基本规程》中规定，编辑要“根据可靠资料，订正引文、事实、数据等方面的差错”。
笔者在日常的图书编辑和图书质检工作中，发现社科类图书引用文献存在着众多讹误，经分析这些讹误可以归纳为yi以下四种类型：
1.引用文献作者姓名讹误
（1）马思瑶：《观众动不动就“弃剧”，“弃剧雷区”有哪些？》，《编剧帮》2019年1月24日。
（2）李淑榕：《塑造别样英雄的冒险“游戏”——评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的陌生化倾向》，《中国电视》2009年第6期。
（3）[美]托马斯·鲍德温、史蒂文森·麦克沃依、查尔斯·斯坦费尔德：《大汇流：整合媒介、信息与传播》，龙耘、官希明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在以上三例中，（1）“马思瑶”应为“马思遥”；（2）“李淑榕”应为“李树榕”；（3）“斯坦费尔德”应为“斯坦菲尔德”。
2.引用文献名称讹误
（1）[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童年的消失》，章艳、吴燕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周明泰：《清昇平署档案事例漫抄》，几礼居刊本， 1933年版。
（3）孟繁华：《众神狂欢》，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4）《社交媒体加剧年轻女性精神问题》，《参考消息》2016年10月1日第6版。
（5）孟建：《视觉文化传播时代的来临：对一种文化形态和传播理念的诠释》，张国良、黄芝晓主编：《反思与前瞻——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2）两例为文献名称错误：（1）《娱乐至死·童年的消失》应为“《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2）《清昇平署档案事例漫抄》应为“《清昇平署存档事例漫抄》”。（3）（4）（5）三例为文献名称不完整：（3）“《众神狂欢》”缺少了副书名，实应为“《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4）“《社交媒体加剧年轻女性精神问题》”中漏掉了“健康”二字，实应为“《社交媒体加剧年轻女性精神健康问题》”；（5）“《反思与前瞻——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文集》”的主书名不完整，应补充完整，实应为“《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文集》”。
3.引用文献的著作方式讹误
（1）[英]格雷厄姆·莫多克：《重建倾圮之塔：当代传播和阶级问题》，载詹姆斯·库兰、米切尔·古尔维奇主编：《大众媒介与社会》，杨击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
（2）[美]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郦稚牛、张照进、童庆生译，王宁校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在以上两例中，（1）“米切尔·古尔维奇主编”应为“米切尔·古尔维奇编”；（2）“王宁校对”应为“王宁校”。
4.引文内容讹误
（1）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和方法的基础上，纽卡姆建立在“程式”观点上的电视艺术类型区分非常简洁明晰：“1.情景喜剧和家庭剧；2.西部片；3.神秘剧；4.医生和律师剧；5.探险秀；6.肥皂剧；7.新闻、体育、纪录片；8.新型的电视类型。”（易前良：《美国“电视研究”的学术源流》，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6页。）
（2）各种社交应用拟仿“假性亲密关系”的虚拟互动提升了社交参与度，借由终端通联的“多极触点”，带给用户多元化全渠道的丰富体验，“一切媒介作为人的延伸，都能提供转换实物的新视野和新知觉”。（[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96页。）
（3）后屡催之，始云前因袁总统借去戏箱未还，无法交代，故将行头册档皆销毁矣。以余意衡之，或因历年盗卖，恐被查出治罪，故尔销毁，或因恐总统府按册档案借，遂便销毁，皆未可知，但册档不存甚可惜也。（齐如山《慈禧太后五旬万寿戏曲档·庆典承做全份戏箱档·跋》，清抄本）
（4）亡儿遗款自当以令媛之名存放，否则照旧时钱庄存款之例，用“王在记”亦无不可。此款在道理、法律，当然是令媛之物，不容有他种议论。亡儿与令媛结婚已逾八年，其间恩义未尝不笃。（《致罗振玉》1926年10月31日，吴泽主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45页。）
（5）编剧汪海林的个人经验也说明了行业性痼疾的机制問题：“许多影视行业的会议，电影的创作会议谈分账、谈票补；电视剧的创作会议谈电视台欠款；编剧开会谈欠薪；导演制作谈制作经费紧张，大都用于演员片酬；制片委员会谈的是‘天价片酬’问题……连政府官员在内，大家谈得最多的就是‘钱’。”（汪海林：《套现成唯一目标是影视业危机》，《新京报》2017年2月23日第C02版。）
（6）甲午年每省各赏银二万两，交奉天、吉林、黑龙江各将军，两江、陕甘、四川、闽浙、湖广、两广、云贵各总督，江苏、安徽、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新疆、浙江、福建、台湾、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各巡抚，核实散放，均由节省内帑项下给发，用示行庆施惠有加，无己已至意。钦此。（《慈禧太后万寿庆典谕旨簿》，清抄本）
（7）其中“沧桑后，且变为饮马池”句，颇堪寻味。（《柳如是别传》中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85页。）
（8）为陈宝箴的不遇而深自惋惜，并分析所以然之故：“廉访自远于荣利，而人亦因其自远而远之。”（郭嵩焘：《送陈右铭廉访序》，《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279页。）
以上八例讹误又可具体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引用文字时误写成别的文字，如（1）“新型”原文为“新兴”，（2）“实物”原文为“事物”，（3）“案借”原文为“索借”，（4）“令媛”原文为“令爱（嫒）”；二是引用文字时出现衍文，如（5）“导演”后的“制作”为衍文，（6）“无己已至意”中衍一“己”字；三是引用文字时出现脱文，如（7）“饮马”后脱文“之”字，（8）“廉访”后脱文“诚”字。
书稿中出现以上错误的原因是多样的：如作者用拼音输入法时会造成同音异体字的讹误，此类讹误存在于专有名词中尤其会影响图书内容质量；如作者不清楚著、编著、主编、编、校、笺等著作方式的区别，就会导致第三种类型的讹误存在；作者在做引文摘录时因疏忽而造成脱、衍文，或者是对古籍文字辨识不准确，也会造成讹文。但若在图书出版后还存在如上讹误，显然是由于编辑没有认真核查引用文献，如上述前三种类型的讹误，编辑在编校过程中只需稍微核查引用文献的版权页即可避免。
在图书的编校过程中，书稿的引文内容可能涉及各种学科领域，逐一核对引文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再加上缺少可靠的文献资料和欠缺对网络资源利用的技能，因此一些编辑常常产生畏难心理，难以逐一认真地核对全部引文。但是引用文献的正确与否决定着图书的内容质量，也是图书质量检查中的重点，因此，认真核对引用文献显然是编辑的一项基础工作，也是编辑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图书编辑了解了引用文献讹误的常见类型，在核查时就会有的放矢，在编校过程中略加注意，就可以避免一些低级且影响图书内容质量的失误。
（作者单位：北京时代华文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