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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殊是中共历史上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以多重身份打人敌人营垒，忍辱负重，周旋于豺狼之间，在文化和情报战线上功勋卓著。他历尽艰险，几经不测，不顾个人毁誉而完成党的使命，就在他刚刚告别秘密战线，积极为党工作之时，却含冤入狱，在狱中度过了20个春秋……
左翼文人 革命斗士
袁殊，1911年3月29日出生于湖北蕲春县一个没落官宦家庭。他从小就产生了改变社会状况的强烈愿望。早在上海立达学园读书时，就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参加学生无政府主义团体“黑色青年”。
在大革命期间，16岁的袁殊参加了北伐战争，成为北伐革命军中最年轻的军官。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袁殊留学日本，他接触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1931年3月，回国后的袁殊创办《文艺新闻》周刊。左联便派楼适夷、夏衍帮助袁殊工作，鲁迅对该刊给予关注，并为刊物写文章，《文艺新闻》实际上成了左联的刊物。
1931年2月，作家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被国民党秘密杀害。国民党当局严密封锁消息，任何报纸均不敢报道。为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本质，袁殊不顾个人安危，与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冯雪峰密切配合，上演了一出双簧戏。
首先，冯雪峰寄来一封署名“蓝布”的渎者来信，打听五位作家的消息。袁殊在《文艺新闻》头版以《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一封读者来信探听他们的踪迹》为标题发表；接着，冯雪峰转来两封渎者来信：《作家在地狱》(署名曙霞)、《青年作家的死》(署名海辰)，告诉读者，这五位作家“已被枪毙了”。袁殊在《文艺新闻》上以《呜呼!死者已矣》的题目刊登了这两封来信。随后，袁殊将这五位作家的照片登出，并发表了各类人物对这五位作家被害的态度。
二人勇敢机智地将五烈士遇害的消息披露于社会，引起国内外巨大反响，国民党却无可奈何。从此，袁殊参加了左联，并担任了“中国文化总同盟”常委。他积极发表著作和译作，在工人队伍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以满腔热忱投身于反帝爱国斗争。
不久，根据隐蔽斗争的需要，潘汉年将他调到情报战线。从此，袁殊从进步文化圈子中销声匿迹。
初入特科 一身三任
新的任务使袁殊不能经常到《文艺新闻》社上班，这引起同事楼适夷的不满和怀疑。特别是1932年下半年，奉组织之命，《文艺新闻》停刊后，同甘共苦创业的翁从六无法理解，他认为袁殊在当局的监视下害怕了。对朋友和同事的误解，袁殊却不能正面解释。
为打入敌人内部，袁殊找到了在国民党中任要职的表兄贾伯涛，并很快被介绍给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吴醒亚看着袁殊的简历连声称“好”，当即要袁殊加入湖北帮。1933年吴醒亚成立了“以拥蒋反共”为宗旨的秘密派别“干社”，袁殊被任命为“干礼”情报股股长，而且有了记者身份。
记者能够自由采访和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可以更方便地了解国民党的内部消息，也有机会出席日本驻沪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利用记者身份，袁殊很快结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负责收集中国情报的外交官岩井英一。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反目情绪高涨，日本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门庭冷落。上级指示袁殊，坚持出席日领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并让袁殊带一本日文杂志，以引起日方注意。
当袁殊在招待会开始前翻阅杂志时，岩井英一突然用日语说：“你原来懂日文啊!”袁殊笑而不语。岩井英一立刻说：“了不起，中国懂日语的记者很少见。”待二人再次见面，岩井英一便主动过来攀谈，当得知袁殊没有吃过日本料理，他马上请袁殊去日本餐馆吃饭。随着谈话的深入，岩井英一提出：“能否设法搞到不公开刊登的有关中日关系以及其他方面的内幕消息?”袁殊借此提出条件，要求把有关日方的消息首先提供给他，岩井英一满口答应。
袁殊将被扣发的一些新闻材料披露给岩井英一，岩井英一将一些日本政府的最新消息第一个告诉袁殊。袁殊的报道又准，在上海新闻界一下子红起来，吴醒亚对袁殊也更重视。
交往半年多，岩井英一突然提出：“袁先生与我交往许久，对我们帮助很大，今后我要提供一点交际费。”显然，岩井英一是在客气地招他正式为日领馆工作。机会难得，袁殊立即答应，事后即向党组织汇报，党组织极力赞同，并特意嘱咐袁殊：将此事报告给吴醒亚。
在党组织的精心培养下，袁殊成功地打入国民党的中统组织和日本的情报机构。吴知道袁与岩井英一的关系，岩井英一也知道袁与吴的关系，但他们都不知袁殊的真实身份却是中共的情报人员。
身陷囹圄 有惊无险
1935年5月，由于叛徒出卖，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和与袁殊接头的交通员小李被捕。华尔敦斗争经验丰富，被捕后一青不发，当局称他为“怪西人”。但从他身上搜出一个笔记本，其中一页用中文写着：“袁殊，外论编译社”，以及电话号码。
这些情况袁殊还全然不知。一天，夏衍通知袁殊：不要再和小李见面了，怪西人案可能要牵连他……同时嘱咐袁殊尽可能打听案子进展情况。
此时的袁殊已顾不上个人的安危，以中统身份到处打听“案情”。一天，军统局的王新衡以朋友身份特来告诉袁殊：“侦缉队翁大队长掌握案情，可去找他。”袁殊不知是计，赶到侦缉队就被扣留了。翁问：是否认识这个西洋人?袁殊答“不认识”。接着，一个刚用过刑的年轻人被带上来，指着袁殊说：“就是他。”这个人正是交通员小李。
得知袁殊被捕后，夏衍等同志立即着手商量营救，他们知道国民党最怕日本人，于是夏衍亲自用日文写了未署名的信，将袁殊被国民党逮捕的消息透露给日方。不久，上海两家日文报纸同时登出了“知日派袁殊被蓝衣社绑架”的消息，并说“帝国政府正在考虑必要的对策”，给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同时，其父袁晓岚也聘请律师，积极营救，并以老同盟会员的资格给陈立夫写信。陈立夫回信：“令郎的事知道了。”
被关押的袁殊根据中央特科有关“在被叛徒指认无法隐瞒真实身份时，以不出卖同志和党的机密为原则，可以实行‘假自首’以保存力量”的精神，作了避重就轻的内情自白，敌人已掌握的他如实说，敌人不知道的他绝不讲。国民党从袁殊身上一无所获，便以“危害国民紧急治罪法”对他起诉。
由于各方的大力营救，当局最终以“文化界思想风潮案”对他从轻发落，判刑两年零九个月。最后又以“主动到白云观投案自首”为由，减刑一半。
1936年5月，袁殊出狱后立即回上海找党组织。当时，上海的党组织经历了几次破坏，处境十分危险，上级决定安排袁殊去日本学习。
打击日寇 文攻武斗
1937年春，袁殊回到上海。袁殊曾拜师 加入青帮，便以青帮身份写信向杜月笙求援。此时，由于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向大后方撤退，戴笠正在布置潜伏任务。急需懂日语的情报人员。杜月笙告诉戴笠：袁殊是留日学生，现在生活正无着落。于是戴笠要求约见袁殊。
袁殊感到十分意外，立即向潘汉年汇报，潘要袁殊趁机打入军统。袁殊如约来见戴笠。戴笠毫无客套地问：“你现在靠什么生活?”袁殊回答：“靠老婆生活。”戴马上说：“那你就给我做事。”袁殊问：“不知戴先生要我做什么事?”戴笠说：“留日学生不做抗日工作做什么?”如此一来袁殊又打人了军统，被委任为军统上海区情报组少将组长。
袁殊除肩负隐蔽战线的任务外，还从事文化、新闻战线的抗日救亡工作。1937年11月8日，袁殊与夏衍等人发起成立“中国青年记者协会”(以后这一天被定为“中国记者节”)。这一时期，他用笔名发表专著、译作，并为被称为抗日报纸“三朵花”之一的《译报》做了大量工作。
袁殊运用“军统”身份组织“抗日秘密行动小组”，进行抗日活动。1938年，袁殊通过侦察，发现有一个当伙夫的外乡人可以自由出入一个日本军火仓库。于是他派人化装成黄包车夫，以帮助买菜为名，与那个伙夫建立了联系。一天，袁殊将事先准备好的定时炸药藏在菜筐内送给伙夫，由伙夫带进库房，炸掉了日本的这个军火仓库。年末，“行动小组”又组织了伏击汉奸的秘密行动。1939年5月，戴笠召袁殊到香港，嘉奖“行动小组”抗日有功，并布置了暗杀汪伪特工头目李士群的任务。
回上海后，袁殊开始着手策划爆炸汪伪76号特工总部事宜，不幸的是军统上海区长王天术将他出卖。汉奸李士群将他扣押，逼迫他说：“要么与我们合作，要么就地处决。”袁殊从容地说：“今天我失败了，听凭你处置!”李士群见状，拿来一堆钱放在袁殊面前，威逼利诱，并强调：“日本人一般是不收回死刑成命的。”袁殊立即说：“你为日本人办事，我就没有日本的关系吗?”李士群知道袁殊有很多日本朋友，只好按袁殊的要求去做：通知其妻马景星送换洗衣裳，袁殊趁机暗示马景星去见潘汉年。
马景星告诉潘“小袁出事了”，潘汉年不慌不忙地写了一个电话号码：“打个电话通知岩井英一救人。”岩井英一果然以“袁殊是外务省的人”为由，将袁殊保出来。但岩井英一是有条件的，他要袁殊写一篇“兴亚建国论”的文章，公开与日本人合作。
卧底日伪 战功卓著
作为党在上海隐蔽战线的负责人潘汉年，抓住“岩井英一救袁殊”这一契机将计就计，让袁殊以“军统”身份与岩井英一“合作”，成立亲日的另一派系“新亚建国运动”。
几年前，袁殊为了党的情报工作已经“褪去进步色彩”，遭到误解，如今要他公开当“汉奸”，带给他的将是人格的屈辱和“民族罪人”的恶名。袁殊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彻底把个人荣辱抛在了一边。
同时，为了对军统方面有一个合乎情理的说辞，袁殊给戴笠写了一封亲笔信，说明不得已与日本人“合作”。戴笠当初启用袁殊的原因，就是要他“深入日本关系，交换和平意见”，所以正中下怀，勉励袁殊继续为军统效力。袁殊成了一个具有“四重”身份的情报人员。
“兴建”运动搞了不到一年，汪精卫认为对自己构成了威胁，向日方提出抗议。后来“兴建”便以袁殊加入汪伪政权为条件而解散。袁殊通过加入汪伪政权获得了更大方便，不断向潘汉年提供有关敌伪的情况。
这一时期，袁殊利用他在汪伪政权的职务渗入敌人心脏，向潘汉年提供了日伪的方针大计、伪江苏省政府人事更迭、苏南日军兵力部署、“清乡”行动计划等重要情报。1941年3月，汪精卫委任袁殊为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袁殊上任后，暗中开展“反清乡”活动：他首先向党组织报告了日军清乡的重点区域划分，粟裕部队得到消息后，用门板搭在桌椅板凳上，连夜跳出篱笆墙转移。他还利用职务之便营救被俘的新四军、释放被关押的地方党群干部30余人。
1940年春，袁殊以“兴建”代表身份应邀访日，受到了日本天皇和首相及其他政要的接见。回国后，率先向潘汉年报告“日本欲南进称霸东南亚”的重要情报。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日军南下还是北上成为中苏两党极为关注的焦点问题。袁殊通过各种渠道获悉了有关美日谈判的进展情况、日军抽调兵力开赴安南、东条英机上台决定南进等动向，及时向潘汉年报告了“日本不会放弃南进”的重要情报。
1943年，袁殊被任命为镇江“清乡”公署主任。按照潘汉年指示，在镇江口岸建立秘密交通线，暗中保护潘汉年等同志出入根据地。
日本战败前夕，袁殊提供了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败退，南京、重庆相互争斗，日军即将撤出贵州等情报，并着手清理“岩井公馆”所属的财产，将三大皮箱的金条、美钞、英镑以及大批房契、地契、银行单据等(价值几亿元人民币)转交给了党，显示出了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蒙冤下狱 初志不改
1945年9月，戴笠委任袁殊为军统上海站第三站站长，授予中将军衔。袁殊敷衍之后，便隐蔽起来，准备向解放区转移。不久，他来到了解放区。
北平解放后，李克农调袁殊到中央情报部门工作，专门研究日本问题，在部里被称为“日本问题专家”。
1955年，正当袁殊以满腔热情为新中国的情报事业工作时，发生了“潘汉年案件”，他受到株连，含冤入狱，但他对党没有一点怨恨。在20余年的监禁生活中，袁殊没有消沉，他通读了《资本论》、马列著作、《毛泽东选集》，翻译了大量日文书籍，写下史料性传记《大流氓杜月笙》，并且仍然关注着党的情报事业，写了近8万字的《南窗杂记》，总结敌后情报工作经验。
1975年5月，在狱中度过20年零40天的袁殊告别监狱，走进农场，参加学习和劳动改造。有了自由后，他即给原机关老领导写信，以“生命不息，绝不停步”的执著精神，请求为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1978年10月，袁殊到中组部递交了要求重新复查自己问题的信函，向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申诉材料。他斩钉截铁地说：“就是把我烧成灰。我也是心向共产党的。”
1982年9月，在党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后一个月，受“潘案”株连的袁殊终于得到平反，党组织恢复了他的名誉和党籍。
(责编 曲 星)
左翼文人 革命斗士
袁殊，1911年3月29日出生于湖北蕲春县一个没落官宦家庭。他从小就产生了改变社会状况的强烈愿望。早在上海立达学园读书时，就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参加学生无政府主义团体“黑色青年”。
在大革命期间，16岁的袁殊参加了北伐战争，成为北伐革命军中最年轻的军官。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袁殊留学日本，他接触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1931年3月，回国后的袁殊创办《文艺新闻》周刊。左联便派楼适夷、夏衍帮助袁殊工作，鲁迅对该刊给予关注，并为刊物写文章，《文艺新闻》实际上成了左联的刊物。
1931年2月，作家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被国民党秘密杀害。国民党当局严密封锁消息，任何报纸均不敢报道。为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本质，袁殊不顾个人安危，与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冯雪峰密切配合，上演了一出双簧戏。
首先，冯雪峰寄来一封署名“蓝布”的渎者来信，打听五位作家的消息。袁殊在《文艺新闻》头版以《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一封读者来信探听他们的踪迹》为标题发表；接着，冯雪峰转来两封渎者来信：《作家在地狱》(署名曙霞)、《青年作家的死》(署名海辰)，告诉读者，这五位作家“已被枪毙了”。袁殊在《文艺新闻》上以《呜呼!死者已矣》的题目刊登了这两封来信。随后，袁殊将这五位作家的照片登出，并发表了各类人物对这五位作家被害的态度。
二人勇敢机智地将五烈士遇害的消息披露于社会，引起国内外巨大反响，国民党却无可奈何。从此，袁殊参加了左联，并担任了“中国文化总同盟”常委。他积极发表著作和译作，在工人队伍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以满腔热忱投身于反帝爱国斗争。
不久，根据隐蔽斗争的需要，潘汉年将他调到情报战线。从此，袁殊从进步文化圈子中销声匿迹。
初入特科 一身三任
新的任务使袁殊不能经常到《文艺新闻》社上班，这引起同事楼适夷的不满和怀疑。特别是1932年下半年，奉组织之命，《文艺新闻》停刊后，同甘共苦创业的翁从六无法理解，他认为袁殊在当局的监视下害怕了。对朋友和同事的误解，袁殊却不能正面解释。
为打入敌人内部，袁殊找到了在国民党中任要职的表兄贾伯涛，并很快被介绍给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吴醒亚看着袁殊的简历连声称“好”，当即要袁殊加入湖北帮。1933年吴醒亚成立了“以拥蒋反共”为宗旨的秘密派别“干社”，袁殊被任命为“干礼”情报股股长，而且有了记者身份。
记者能够自由采访和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可以更方便地了解国民党的内部消息，也有机会出席日本驻沪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利用记者身份，袁殊很快结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负责收集中国情报的外交官岩井英一。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反目情绪高涨，日本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门庭冷落。上级指示袁殊，坚持出席日领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并让袁殊带一本日文杂志，以引起日方注意。
当袁殊在招待会开始前翻阅杂志时，岩井英一突然用日语说：“你原来懂日文啊!”袁殊笑而不语。岩井英一立刻说：“了不起，中国懂日语的记者很少见。”待二人再次见面，岩井英一便主动过来攀谈，当得知袁殊没有吃过日本料理，他马上请袁殊去日本餐馆吃饭。随着谈话的深入，岩井英一提出：“能否设法搞到不公开刊登的有关中日关系以及其他方面的内幕消息?”袁殊借此提出条件，要求把有关日方的消息首先提供给他，岩井英一满口答应。
袁殊将被扣发的一些新闻材料披露给岩井英一，岩井英一将一些日本政府的最新消息第一个告诉袁殊。袁殊的报道又准，在上海新闻界一下子红起来，吴醒亚对袁殊也更重视。
交往半年多，岩井英一突然提出：“袁先生与我交往许久，对我们帮助很大，今后我要提供一点交际费。”显然，岩井英一是在客气地招他正式为日领馆工作。机会难得，袁殊立即答应，事后即向党组织汇报，党组织极力赞同，并特意嘱咐袁殊：将此事报告给吴醒亚。
在党组织的精心培养下，袁殊成功地打入国民党的中统组织和日本的情报机构。吴知道袁与岩井英一的关系，岩井英一也知道袁与吴的关系，但他们都不知袁殊的真实身份却是中共的情报人员。
身陷囹圄 有惊无险
1935年5月，由于叛徒出卖，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和与袁殊接头的交通员小李被捕。华尔敦斗争经验丰富，被捕后一青不发，当局称他为“怪西人”。但从他身上搜出一个笔记本，其中一页用中文写着：“袁殊，外论编译社”，以及电话号码。
这些情况袁殊还全然不知。一天，夏衍通知袁殊：不要再和小李见面了，怪西人案可能要牵连他……同时嘱咐袁殊尽可能打听案子进展情况。
此时的袁殊已顾不上个人的安危，以中统身份到处打听“案情”。一天，军统局的王新衡以朋友身份特来告诉袁殊：“侦缉队翁大队长掌握案情，可去找他。”袁殊不知是计，赶到侦缉队就被扣留了。翁问：是否认识这个西洋人?袁殊答“不认识”。接着，一个刚用过刑的年轻人被带上来，指着袁殊说：“就是他。”这个人正是交通员小李。
得知袁殊被捕后，夏衍等同志立即着手商量营救，他们知道国民党最怕日本人，于是夏衍亲自用日文写了未署名的信，将袁殊被国民党逮捕的消息透露给日方。不久，上海两家日文报纸同时登出了“知日派袁殊被蓝衣社绑架”的消息，并说“帝国政府正在考虑必要的对策”，给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同时，其父袁晓岚也聘请律师，积极营救，并以老同盟会员的资格给陈立夫写信。陈立夫回信：“令郎的事知道了。”
被关押的袁殊根据中央特科有关“在被叛徒指认无法隐瞒真实身份时，以不出卖同志和党的机密为原则，可以实行‘假自首’以保存力量”的精神，作了避重就轻的内情自白，敌人已掌握的他如实说，敌人不知道的他绝不讲。国民党从袁殊身上一无所获，便以“危害国民紧急治罪法”对他起诉。
由于各方的大力营救，当局最终以“文化界思想风潮案”对他从轻发落，判刑两年零九个月。最后又以“主动到白云观投案自首”为由，减刑一半。
1936年5月，袁殊出狱后立即回上海找党组织。当时，上海的党组织经历了几次破坏，处境十分危险，上级决定安排袁殊去日本学习。
打击日寇 文攻武斗
1937年春，袁殊回到上海。袁殊曾拜师 加入青帮，便以青帮身份写信向杜月笙求援。此时，由于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向大后方撤退，戴笠正在布置潜伏任务。急需懂日语的情报人员。杜月笙告诉戴笠：袁殊是留日学生，现在生活正无着落。于是戴笠要求约见袁殊。
袁殊感到十分意外，立即向潘汉年汇报，潘要袁殊趁机打入军统。袁殊如约来见戴笠。戴笠毫无客套地问：“你现在靠什么生活?”袁殊回答：“靠老婆生活。”戴马上说：“那你就给我做事。”袁殊问：“不知戴先生要我做什么事?”戴笠说：“留日学生不做抗日工作做什么?”如此一来袁殊又打人了军统，被委任为军统上海区情报组少将组长。
袁殊除肩负隐蔽战线的任务外，还从事文化、新闻战线的抗日救亡工作。1937年11月8日，袁殊与夏衍等人发起成立“中国青年记者协会”(以后这一天被定为“中国记者节”)。这一时期，他用笔名发表专著、译作，并为被称为抗日报纸“三朵花”之一的《译报》做了大量工作。
袁殊运用“军统”身份组织“抗日秘密行动小组”，进行抗日活动。1938年，袁殊通过侦察，发现有一个当伙夫的外乡人可以自由出入一个日本军火仓库。于是他派人化装成黄包车夫，以帮助买菜为名，与那个伙夫建立了联系。一天，袁殊将事先准备好的定时炸药藏在菜筐内送给伙夫，由伙夫带进库房，炸掉了日本的这个军火仓库。年末，“行动小组”又组织了伏击汉奸的秘密行动。1939年5月，戴笠召袁殊到香港，嘉奖“行动小组”抗日有功，并布置了暗杀汪伪特工头目李士群的任务。
回上海后，袁殊开始着手策划爆炸汪伪76号特工总部事宜，不幸的是军统上海区长王天术将他出卖。汉奸李士群将他扣押，逼迫他说：“要么与我们合作，要么就地处决。”袁殊从容地说：“今天我失败了，听凭你处置!”李士群见状，拿来一堆钱放在袁殊面前，威逼利诱，并强调：“日本人一般是不收回死刑成命的。”袁殊立即说：“你为日本人办事，我就没有日本的关系吗?”李士群知道袁殊有很多日本朋友，只好按袁殊的要求去做：通知其妻马景星送换洗衣裳，袁殊趁机暗示马景星去见潘汉年。
马景星告诉潘“小袁出事了”，潘汉年不慌不忙地写了一个电话号码：“打个电话通知岩井英一救人。”岩井英一果然以“袁殊是外务省的人”为由，将袁殊保出来。但岩井英一是有条件的，他要袁殊写一篇“兴亚建国论”的文章，公开与日本人合作。
卧底日伪 战功卓著
作为党在上海隐蔽战线的负责人潘汉年，抓住“岩井英一救袁殊”这一契机将计就计，让袁殊以“军统”身份与岩井英一“合作”，成立亲日的另一派系“新亚建国运动”。
几年前，袁殊为了党的情报工作已经“褪去进步色彩”，遭到误解，如今要他公开当“汉奸”，带给他的将是人格的屈辱和“民族罪人”的恶名。袁殊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彻底把个人荣辱抛在了一边。
同时，为了对军统方面有一个合乎情理的说辞，袁殊给戴笠写了一封亲笔信，说明不得已与日本人“合作”。戴笠当初启用袁殊的原因，就是要他“深入日本关系，交换和平意见”，所以正中下怀，勉励袁殊继续为军统效力。袁殊成了一个具有“四重”身份的情报人员。
“兴建”运动搞了不到一年，汪精卫认为对自己构成了威胁，向日方提出抗议。后来“兴建”便以袁殊加入汪伪政权为条件而解散。袁殊通过加入汪伪政权获得了更大方便，不断向潘汉年提供有关敌伪的情况。
这一时期，袁殊利用他在汪伪政权的职务渗入敌人心脏，向潘汉年提供了日伪的方针大计、伪江苏省政府人事更迭、苏南日军兵力部署、“清乡”行动计划等重要情报。1941年3月，汪精卫委任袁殊为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袁殊上任后，暗中开展“反清乡”活动：他首先向党组织报告了日军清乡的重点区域划分，粟裕部队得到消息后，用门板搭在桌椅板凳上，连夜跳出篱笆墙转移。他还利用职务之便营救被俘的新四军、释放被关押的地方党群干部30余人。
1940年春，袁殊以“兴建”代表身份应邀访日，受到了日本天皇和首相及其他政要的接见。回国后，率先向潘汉年报告“日本欲南进称霸东南亚”的重要情报。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日军南下还是北上成为中苏两党极为关注的焦点问题。袁殊通过各种渠道获悉了有关美日谈判的进展情况、日军抽调兵力开赴安南、东条英机上台决定南进等动向，及时向潘汉年报告了“日本不会放弃南进”的重要情报。
1943年，袁殊被任命为镇江“清乡”公署主任。按照潘汉年指示，在镇江口岸建立秘密交通线，暗中保护潘汉年等同志出入根据地。
日本战败前夕，袁殊提供了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败退，南京、重庆相互争斗，日军即将撤出贵州等情报，并着手清理“岩井公馆”所属的财产，将三大皮箱的金条、美钞、英镑以及大批房契、地契、银行单据等(价值几亿元人民币)转交给了党，显示出了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蒙冤下狱 初志不改
1945年9月，戴笠委任袁殊为军统上海站第三站站长，授予中将军衔。袁殊敷衍之后，便隐蔽起来，准备向解放区转移。不久，他来到了解放区。
北平解放后，李克农调袁殊到中央情报部门工作，专门研究日本问题，在部里被称为“日本问题专家”。
1955年，正当袁殊以满腔热情为新中国的情报事业工作时，发生了“潘汉年案件”，他受到株连，含冤入狱，但他对党没有一点怨恨。在20余年的监禁生活中，袁殊没有消沉，他通读了《资本论》、马列著作、《毛泽东选集》，翻译了大量日文书籍，写下史料性传记《大流氓杜月笙》，并且仍然关注着党的情报事业，写了近8万字的《南窗杂记》，总结敌后情报工作经验。
1975年5月，在狱中度过20年零40天的袁殊告别监狱，走进农场，参加学习和劳动改造。有了自由后，他即给原机关老领导写信，以“生命不息，绝不停步”的执著精神，请求为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1978年10月，袁殊到中组部递交了要求重新复查自己问题的信函，向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申诉材料。他斩钉截铁地说：“就是把我烧成灰。我也是心向共产党的。”
1982年9月，在党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后一个月，受“潘案”株连的袁殊终于得到平反，党组织恢复了他的名誉和党籍。
(责编 曲 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