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东出来

　　每到春节，我都要请出我家的祖谱。
　　面对祖谱，肃穆庄严。而国宁从小的好奇到现在已感不大神秘了。展开祖谱，像展开了程家历史上一代代陌生而神秘、更无人知晓的前辈的谜。
　　我的母亲说过：我的太爷是坐在筐里被祖太爷挑着从山东老家来到这里的，我的祖太爷那个时候应该是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从这一点来说，我的身上流淌着的是山东人的血液。
　　那应该是祖太爷那辈逃荒闯关东来的。而祖太爷领着全家逃荒这个说法，也不尽然，山东人讲究闯荡江湖，他们出来是否也有闯荡的含义？很难断定。而且我家祖上出来闯荡的并不是祖太爷这一支人家，而祖太爷是亲哥俩。
　　关于祖太爷亲哥俩在逃荒的路上失散，我听过多次，也设想过多次。年轻的哥俩，领着家眷，一路相依相扶，一路朝着关东而行……
　　不知散失的是祖太爷的哥哥，还是他的弟弟？
　　或是在风天，或是在雨天；或是飞雪茫茫，或是大雾迷漫；或是路上有了病人去求医药，或是行程中断炊缺水寻求救济。总之，我的祖太爷发现了自己的哥哥或弟弟一家人不见了。他忙放下挑子，吩咐家人在此等候，便返回身去寻找。
　　在风里，在雨里，在冰天雪地里，在纷纷逃难的人群中，或是登高远眺，大声呼喊；或是蹲在路旁，目光在逃难的人群中搜寻。他决心找回自己的亲弟兄，但已跨过山东、河北、辽宁、吉林四省的大地。
　　他也许领着家人从早晨等到黑夜，询问着沿路见过的人：
　　“见没见着一个和你差不多年纪的人，他也挑着挑子，有女人……”
　　我想，那时候的女人一定是缠足的。缠足的女人和大脚的男人一样跃过了四省的 土地，大概再返回去已是不可能了。
　　我的祖太爷领着家人不知找了多少个黑天白日，终不见他的骨肉弟兄，怆然而涕下。坐在筐里的儿子一声啼哭，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女人面黄肌瘦，叹息声声，祖太爷怆然之间，继续前行。但他坚信，他不会和弟兄分手：怎么会呢？我们一起出来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碰上了。他们还相约着出来闯几年，再返回山东老家呢！他哪里会想到，这一分手，在中国苍茫大地上，竟是永别。
　　我多次从母亲口中听过，她叙述着上一辈人的叙述，叙述着祖太爷是怎样吩咐长大了的太爷去找那一支人，太爷又是怎样嘱咐爷爷去寻找那一支人，爷爷是怎样嘱咐父辈们去寻找失去的那一支人……
　　也许祖太爷是这样说的：你们出门去别忘了打听打听，咱们还有一支子人呢。我们约好了，出来闯几年，咱们还得回山东老家，老家的人还等着我们回去呢！
　　他的老家还有什么人呢？应该有他的父母，他的兄弟姐妹……
　　前一句话我们始终没忘，也在寻找。寻找，成了一个故事。
　　后一句话，却没有流传下来，至少到我们这一辈子不再流传。回山东找老家，做梦吧。
　　我的祖太爷在失去弟兄的悲伤中，终于看到了东北一望无际的大平原，那黑黑的土地，从此，从此……每想到这里，我才似乎深刻地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创业。
　　我现在还在想，被丢掉的那支人，是不是也在寻找我们，甚至认为我们是丢掉的那一支人呢？
　　然而，尽管现在找到了他们的晚辈，我们会不会在一脉骨血的感召下，像祖辈那样悲喜交加而有骨肉团聚之感呢？我想，那是不会的。在当代的文明中，我们正恰恰缺失的是传统的亲情和民族的大义。这是进步了呢还是倒退了呢？不敢深思。
　　唉，我的祖辈们啊！

关于父亲的读书

　　从我家留下来的祖谱看，那一排排已在人间消失了的人的100多个名字，被书写得秀丽、端正。已经有12代了。
　　我猜想：我的祖上在山東都是做什么的呢？历朝历代是否也有过做官的？经商的？务工的？读书的？也出过文盲、无赖，视金钱如命而六亲不认的歹徒？是否也有娶进家门来的市井泼妇呢？
　　我还猜想，祖先保留下来的宗谱，是请人书写的，还是祖先哪位秀才的墨迹呢？这实在是无法考证。
　　反正到了我太爷、爷爷那辈儿，就想出一个读书人。这已经接近中国现代史了。
　　我的祖上去苦劳苦做的创业，挣来的钱干什么用呢？除了养家糊口外，就是想用这钱供出一个读书人。
　　祖宗土里刨食，尚且懂得让子孙去读书明事理，而我们当代人，却不知子孙读书的重要性，反而还不如祖宗了。其实，我觉得我的祖宗并没有那样让子孙读书去混个一官半职的远见，只是让子孙读书长见识明事理，有本领地活着，绝没有让他们读书是为了混个工作，混几两银子的想法。
　　头几年我写了四句“诗”，抄录如下：
　　家徒四壁空，
　　唯有读书声。
　　不求名和利，
　　平安度一生。
　　我所说的家徒四壁空，也不是说一定要穷得家里只剩四壁，而是说，家里再穷也要有读书的声音。不求名利是句真心话，但读书读出息了的人还会没有名利吗？“平安度一生”似是最难做到。不平安并不是指飞来横祸，而平安却是依靠勤劳善良不取无义之财而免祸端的能温饱地活在世上。我觉得能够平安生存的读书，让人知道生存的道理，乃是第一要务。
　　果然，我的父亲去读书了。
　　我的父辈除了他们哥俩还有他们的三个妹妹。父亲的哥哥我的伯父，东北称呼大爷，据讲是不肯读书的，送去私塾自己又逃回来。但却是也读了几天书，且会写了一手好毛笔字。我家祖谱上有一副陈旧的红纸对联，就出自他的手。那副对联是：绍祖先一派真传克勤克俭，教子孙两条正路惟读惟耕。后来我发现，这副对联不是我家所独创的，而很多人家的宗谱都是这样的一副对联，可见这副对联当时很盛行。
　　大姐说：“父亲生前在供奉祖谱时总是说，这是你大爷的字呢。我们便啧啧赞叹：不读书的人尚且一手好字，那读书的人呢？”
　　我父亲出去读书，那应该是中国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开始在私塾，读出息了，又读国高之后，便东渡扶桑去日本读书。父亲在日本读书期间，我的母亲张四小姐被从张家大院娶进了程家。父亲和母亲完婚后，便又出去读书，这有些像鲁迅先生的经历。 　　我凝视着祖谱上的对联，字迹娴熟刚劲有力，一看就知道是临过帖的。想起大爷生前在街上捡破烂时露出的那一双粗糙、冬日冻得七裂八瓣的大手时，总是想：倘若出去读书的不是我父亲而是我大爷，我们家现在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唉，我的父辈们呀……

我的伯父

　　我说过我父亲那辈的男孩只有哥俩——他和大爷，我也说过东北人把伯父称为大爷。
　　其实我的大爷并不贫困，这位当年在程家掌包的（掌管家庭的主持人），除了继承祖业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赶着马车加入了共产党组织的运输社。大爷是赶车的出身，那时不论家庭如何富裕，主人一定要参加劳动。那时的县城不但没有楼房也没有汽车更没有柏油路。他挣的是工资，退休后还有退休金。他的大女儿被我父亲送到长春新华印刷厂工作后，嫁给了一个后来做军区参谋长的高官。
　　他只是闲不住，省吃俭用，克勤克俭，且又勤劳，应该是出自山东人的程家的传统。
　　父亲去世后，我们家在风雨中飘摇。那一年，我九岁，在众多兄弟姐妹中我排行最小。
　　长大后，四哥常常提起，我的大爷有时把幼小的我们拉到仓房，偷偷地给我们一张剃头票（那时的工人福利）。
　　我似乎也得过几次。虽是年纪小，但心里的感受很明显：不想要。那是一个孩子复杂的内心：是怜悯他？还是看不起？
　　风呼呼地吹着破烂仓房打碎玻璃上糊着的纸，大爷把剃头票放在我的手上，仓促离去时，一定要嘱咐：“可不行告诉你大娘（东北人把伯母称作大娘）。”
　　父亲去世的第二年年卅，母亲把奶奶接到家中，又说：“把你大爷也叫来吃饭吧！”不知是哪个哥哥跑出去，大爷来了，看见摆在炕桌上的酒菜和团团围坐的我们，他坐在炕沿上。他身材高大，且又穿得臃肿，伸出那双粗糙的手端起酒盅喝了一口酒，便泪如雨下，哽咽着说不出话，捂着脸起身离去。
　　但我当时不明白，他既然如此怜悯这些侄辈们的贫困，为什么若干年后，他搬家去大女儿家里，竟然还从门槛子底下挖出两罐白花花的大洋，而当时不周济我们？他后来举家搬往沈阳高官的大女儿家，并死在了那里，那时我已经参加工作了。现在我明白了，家庭，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在一个大雪封门的晚上，已经70多岁高龄的大爷，竟然一个人从沈阳跑回来，他一脚踏进三姑家的门就大呼三姑的小名：“三麻子，我回来了。”便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三姑（因小时候出天花，落下了麻坑）夜半敲门找我，我忙去邻居家找来一个大夫，大夫抢救了一会儿说：“不要紧，他过于兴奋，又灌了冷风。”我看见躺在炕上他的高大身躯，心想：倘若我的祖太爺当年闯关东后回到山东老家，是不是也会大呼一声：我回来了。
　　故土，这就是故土难离。

老坟

　　我对祖太爷的事知之甚少，他的坟并没有在我们家现在的坟地，我的母亲说过，我的祖太爷和祖太奶都死在了北安省。这北安省或是北什么省至今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只知道他们是挑挑闯关东落脚，在那里他们开荒种地有了些基础，好像并不满足，又朝这里发展。我的祖太爷、祖太奶守着开辟的基业，死了，也葬在那里。那个基业有多大？我无从知晓。他们是哪一年死的，更不知道。葬在那里的还有祖太爷、祖太奶的儿媳妇，我的太奶。她并未跟随太爷来这边发展，一直和公婆生活在一起。
　　母亲还说过，若干年前，父亲他们还去上过坟，而我们对那里则一无所知。
　　我家现在的坟地，在这座县城的郊区，那里有一片土地，是我们程家祖上的产业。那里有个村子，叫黑岗子，我们家曾住在那里，我的父亲在那个村教过书。我的太爷死后（太奶和祖太爷、祖太奶葬在那叫什么北安省）就葬在这里，尸骨未曾和太奶合葬，但在太爷的坟里立了一块太奶的牌位，就算作合葬了。太爷死于日本侵略东北时制造的那场霍乱，民间称为火痢拉的。估计那时被称为传染病而匆忙下葬所至。爷爷、奶奶、姑姑们都曾在黑岗子住过。我大爷的夫人，我的大娘也是那个村子的人，姓杨。
　　那个村子，曾给我们带来了历史上难以忘记的转折，和全中国的历史的脚步一起运行，一次巨变就开始了，土改。

父亲从外面回来教书

　　大概是一个春天吧，也许是秋天，或者是夏天、冬天。
　　一个年轻人，提着一箱子书走进了那个村子。至今我书架上有斯大林所著的一本书《列宁主义问题》，一直以为应该是那箱子里书中的一本。本书1948年由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后来翻看此书，发觉不对，扉页上有我爸爸购书的题字：1948年9月26日购于前郭旗东北书店。这本书应该是后来买的。）书很厚，共有798页，布面，精装。
　　这个青年人在国内读书，又去日本读书，读书回来当了教师。他就是我的父亲。
　　现在想起来，我的父亲那时也是进步青年了。他完全可以像其他热血青年一样脱离家庭而去投身革命，这似乎有些落套。但我父亲在建立新中国之前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并且一步一步地走上领导岗位。
　　我其实忽略了一个问题：我父亲是政治型的还是学问型的？他所学的专业是什么？我不知道。
　　我的父亲完全有自由不再回归这个家庭，但他回来了。是什么原因让他回来了，我不知道。但有一个事实，我的母亲讲过，那就是我的母亲那时已有了我的两个姐姐一个哥哥，程家不可能再继续养活这些妇孺，而最早提倡出去读书期待有出息后代的太爷、爷爷都已经先后离世，我的家里实际上是我的奶奶、大爷当家做主，他们（包括姑姑们）说黑爪子挣钱白爪子花。我还是不明白，我的太爷、爷爷尚能认识到读书的重要，而到了他们的下一代，原本应该比他们还先进，怎么反不如上一辈了呢？
　　这种当家做主人的观念就已经彻底地否定了读书人的前途。我也肯定，我的父亲回来教书，那是我的母亲和几个孩子的生活，已经无着落了。
　　我的父亲有一张青年时的照片，曾镶在我三姑家的相镜子里，那张照片应该是六寸照，剃着平头，浓眉亮眼，英气勃勃。 　　而我長得全然不像我的父亲。我常想，为什么程家父辈们一个个英俊高大，而我们却总感到显得丑陋不堪，难道连长相也与本地同化了吗？
　　大姐评价爸爸：“爸爸的性格太懦弱了。”
　　到现在我也不承认父亲的性格是懦弱的。我一想到照片上英气勃勃的神态，和他去世前瘦弱不堪、未老先衰的样子，就怎么也想不到46岁的人，怎么刚迈出青春岁月就如此衰老呢？他的内心肯定有一种痛苦，除了病痛之外，折磨他的还有什么呢？或者说，还有什么心灵的痛苦加剧了他的病痛。
　　我的父亲当时是确诊为患风湿性心脏病而去世的。
　　他所具备的学问、经历、家世、修养，完全能承受这些压力，绝不能称之为懦弱。
　　还有当着领导干部的他在那个年代还需要承受政治风云的不测，以及家庭子女多，生活窘迫的负重。我共有两个姐姐四个哥哥，姐弟七人。国内三年自然灾害时，我仅有五岁。
　　总之，当年英气勃勃的有了学问且又留洋深造雄心勃勃的父亲回到家乡，立即就带着我的母亲和哥哥姐姐从这个家庭分离出去了。他带着我的母亲和哥哥姐姐们匆匆赴任，他是有组织的人了，按着组织的要求，普及乡村的文化教育，去做他的教师。新中国成立的前后，到处都需要教师。
　　我听母亲说过这一段历史。
　　一挂马车，装着母亲的陪嫁，无外是箱柜，在乡间的土路上缓缓地行走。
　　也有春天搬家的时候。
　　春风里，东南风和煦而温柔，孩子们在马车上睡着了。也许是因为搬家而起得太早或是睡得太晚，他们睡得很香甜。年轻的母亲瞅着盼望许久才归来的丈夫微笑着。而曾东渡扶桑归来且又饱读诗书踌躇满怀父亲也微笑地看着母亲，一家人总算团聚了。他并未因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而抛弃糟糠之妻，从此母亲伴随了他终生。
　　从农村一个学校，父亲又转辗到农村另一个学校，最后父亲进了城，在全县最好的一所小学校当校长、后来的县教师进修学校教导主任、县工会副主席、干部学校副校长……他当干部学校校长后，我从县志得知，学校是专门培养各级干部的，父亲的学生有的当了文化局长、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县委书记、以及省委书记……父亲曾被授予过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表彰的全国优秀教师称号，那次他在北京天安门前照过一张相，黑白的，我见过。
　　母亲讲过，父亲在县西部草原学校教书的时候，家里的邻居蒙古族居多，他们杀了羊或牛，给母亲送来肉，还有炒米、奶油、奶干……牛奶在冬天里被冻成了砣，一砣砣地送。
　　不知道父亲究竟在乡下学校教过多少孩子，母亲也讲不清楚父亲任教了多少所学校。
　　或是和煦的春风里，或是冰天雪地中，随着父亲从一处又搬往另一处。一生清廉的父亲身边的母亲，操劳着这样一个家。这样一个酸苦和沉重的家庭。然而，这样的一个家庭的灾难却和中国历史上一个大的变革连在了一起。还有造成这个家庭的创伤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母亲永远不能知道的父亲所隐藏起来的带给我们一生无法弥补的灾难的家族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