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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文化出品的2020年国庆献礼片《我和我的家乡》延续了《我和我的祖国》的集锦分段式的叙事模式，电影通过《北京好人》《天上掉下个UFO》《最后一课》《回乡之路》《神笔马亮》等五个叙事段落，讲述了发生在中国东西南北中五大地域的家乡故事，绘制出一幅属于中国的“电影地理文化版图”。北京文化电影事业部总经理张苗表示：“《我和我的家乡》这个项目始于2019年夏天，一方面是我们积极响应中宣部国家电影局倡议，对2020年脱贫攻坚决胜之年有所记录，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影视企业、电影创作者对这个时代做一点表达的创作冲动。”[1]文章从文化地理景观的角度对该电影的视听美学、平民美学、献礼命题的书写做了思考和分析。
法国著名理论家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认为：“空间的生产，在概念上和实践上是最近才出现的，主要表现在具有一定历史性的城市的急剧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间性组织问题等各方面。”[2]列斐伏尔提出“空间生产”的自然性、精神性、社会性分层，即空间的“三重性辩证法”思想[3]，“认为空间生产既展示着自然性和社会性，也具有精神性，并表征了生产关系状态、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思想文化状况。”[4]以此来看，电影文化地理景观的作用有三：第一，从空间生产的自然性来讲，“空间的实践，作为社会空间性的物质形态的制造过程，”[5]为观众绘制出一幅文化地形图，呈现出一种包罗万象的可视化景观;第二，从空间生产的精神性角度来看，电影文化地理借助于人类作用空间的实践活动呈现出包含影片主题又不限于主题的一种深层次的意蕴和精神;第三，从空间生产的社会性角度来看，这种空间地理下尊重自然、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呈现出来的是人类和自然界之间尊重和被尊重、改造和被改造、包含和被包含的和谐共生的社会关系，以此成为重构历史记忆、形成集体意识、实现家国认同的一种民族想象，使社会空間成为“保留着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的空间”[6]，即“呈现着社会意义的空间实践。”[7]
一、文化地理景观下的视听美学再现
地理景观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在实践活动中的产物，与每一个当地人的生活习性、生产方式息息相关。“地理景观的形成表现了社会意识形态，而社会意识形态通过地理景观得以保存和巩固。”[8]“电影开辟了新的观察空间，它创造的视角完全不同于以前的观察方法。”[9]“在电影中，城市以不断增加的速度展现人们那些似乎并不相连的景象和让人兴奋的画面。电影通过不同的方法将电影中的空间与情节的变化、故事的衔接、因果关系连接起来，从而为人们提供了抓住这种感觉的途径。”[10]
正是如此，《我和我的家乡》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通过五个故事序列和五个地域景观绘制出一幅属于中国的“电影文化地理版图”。这五个地域分别是华北地区-北京、华东地区-浙江杭州、西南地区-贵州黔南、西北地区-陕西榆林、东北地区-辽宁沈阳。东西南北中五个空间布局，各具民族特色和时代风貌。观众在看影片时，似乎透过银幕这扇窗，亲身经历了一场旅行，正所谓“电影采用的方法是移动画面，就像乘坐机械化的交通工具，世界就在车窗外流动”。[11]
很显然，注重对“美”的展现是地理景观再现的重要目标，而审美性也便成为文化地理景观的第一属性。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最基本的还是要发挥审美娱乐的功能。“空间生产作为现实的物质存在，是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表现，也就是说，空间首先呈现出物理形态。”[12]可以说，这五种不同的地域景观构建起影片整体的视觉表达。在《北京好人》这个故事里，编导很少使用外景空间，大多选取了比较压抑逼仄的室内场景空间，在这里，京味儿口音和衡水方言成为重要的声音景观。《天上掉下个UFO》则取景于有着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西江千户苗寨和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贵州，该段落利用大远景、大航拍等取景拍摄方式，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贵州的山区风貌，俯仰之间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视觉奇观。《回乡之路》取景于西榆林市毛乌素沙地，该段落呈现了这一地域从漫天黄沙到满目青翠、从寸草不生到产量颇丰的重要转变。《神笔马亮》取景于沈阳沈北“稻梦空间”，大片的稻田以及向日葵映入观众眼帘。种种视觉奇观在满足观众基本审美需求的前提下，又呈现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影像效果。
不同于其他四个故事的视觉呈现，《最后一课》通过娴熟的摄影技巧，呈现了别致的地理空间景观。该段落取景于千岛湖，运用大量的运动镜头并采用大景别俯拍取景，通过陌生化的视角，营造出开阔的大空间、大场面。湖光山色、碧水蓝天、青竹荷花尽收眼底，颇有风光片的韵味。另外，影片在剪辑处理上，淡化剪辑痕迹，采用无缝隙剪辑手法，形成了流畅的画面、动感的节奏。该段落大量使用长镜头，尤其是在复原教室时灵活运用场面调度手法，以一种纪实美学的创作姿态在一俯一仰、一升一降、一推一拉之间呈现了家乡的独特风景与时代变迁，落后与先进、贫穷与富有的对比也凸显出来。
作为一部献礼片，其艺术性和观赏性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观赏性最直接的来源便是视觉和听觉的刺激。如果说对视觉美的展现是电影地理景观重要目标的话，那么听觉美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着电影地理景观的形成。在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中，这种听觉的刺激主要来自于方言。方言作为一种区域性文化符号，具有极强的辨识度、代入感和幽默感。北京话、衡水话、贵州话、浙江话、陕北话、东北话等方言在电影中起到再现地域特征、塑造人物形象作用的同时，又增加了真实感和幽默感。与此同时，“音乐可以与归属感相连，用于加强某一地区的特征。”[13]在影片的插曲方面，值得一提的便是《最后一课》的推广曲《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在1986年作为公益歌曲发行，30多年依旧历久弥新，虽然不具有地域色彩，但却有着新的时代内涵。
二、文化地理景观下的平民美学表达
“空间从来都不能脱离社会生产和社会实践的过程而保有一个自主的地位，事实上，它是社会的产物，它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14]在《我和我的家乡》中，创作者以一种平民化的创作视角获得了观众的共鸣和认同。这五个故事中的人物全部是底层小人物。《北京好人》中的小市民张北京、《天上掉下个UFO》中的农民发明家黄大宝、《最后一课》中尽职尽责的乡村教师范老师、《回乡之路》中投身家乡建设的乔树林、《神笔马亮》中放弃深造机会投身于家乡建设的马亮。这些不同区域下性格、行为、目标迥异的人物，却又不谋而合有着极大的共性，影片也正是通过这些小人物感人事迹的共性折射出大的时代变迁，将个人与集体、小家和大国之间的矛盾进行有效阐释，也在此基础上使《我和我的家乡》在地理空间上求同存异，将个人融入集体、将小我融入大家，呈现出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高贵品格。 地理区域、自然环境的不同会必然产生人的性格、观念的差异。从影片中不难看出这些文化地理景观对人物性格的影响。正是在这些不同的地理景观背景下，影片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人物群像，流露出创作者的一种空间意识和创作自觉。我国地形复杂，高原、山地、平原、丘陵、盆地都有分布，区域自然环境的差异造就了不同地域人的不同性格。《我和我的家乡》在空间上跨越华北、华东、西南、西北、东北五个具有特色且有鲜明人文环境特点的区域。尤其是影片中呈现出来的西南-贵州、西北-陕西、东北-辽宁等地更具鲜明的地域特色。贵州“地无三里平”，地形多为山地，交通不畅，少数民族居多，可以说这样的自然环境造就了贵州男人精壮能干、追求新潮的性格特征。当然这种特殊的地理地形也成为影片重要的叙事动机。《天上掉下个UFO》中由黄渤饰演的外表木讷、内心狂野的农民发明家黄大宝似乎就是这一地域性格的真实体现。他发明了“强制性跑步机”“插秧机器人”以及下山交通工具“滚蛋”等，这些看似荒诞无厘头的发明却和当地特殊的地理空间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陕北毛乌素沙地作为中国四大沙地之一，黄沙漫天。这种环境造就了陕北人内心刚烈、炽热如火、耿直豪爽，走出这片区域改变这片沙地便成为当地人的坚定意志。这点正是《回乡之路》中由邓超饰演的乔树林默默无闻、坚持不懈地带领大家治沙、参与到脱贫行列中的真实写照。而成功的电商女王闫飞燕身上不拘小节、内心细腻的气质似乎又和这个大的环境有着某种关联。相较于东北辽宁来说，辽宁地形概貌有着“六山一水三分田”的说法，可以说这样的地形环境造就了人物性格豪爽、直率坦荡的特点。因而我们看到《神笔马亮》中由马丽饰演的秋霞性格强势，敢作敢为，有着一种豪爽范儿;沈腾饰演的马亮也带着一股坚毅执着的劲头去改造家乡。所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特定的地域环境风貌与传统习性使人物的性格、活动也产生了一定的区域性，这种人类作用于地理空间的“发明”“治沙”“脱贫”“改造”等尊重自然、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呈现出来的便是人类和自然界之间尊重和被尊重、改造和被改造、包含和被包含的和谐共生的社会关系，也是电影形成集体意识、实现家国认同和民族想象的一种有效途径。
实际上，“电影空间的含义颇为复杂。它源于现实的物质空间但并非现实。它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现实空间，也不仅仅只是故事发生的具体环境，而是承载或蕴含了包括主题又不限于主题的种种意蕴、意味，也承载了人们的梦想，是某种‘可见的梦想或神话’”[15]如果说这种地理景观对“美”的展现是首要目的的话，那么地理景观中对文化、精神、意蕴的传达便是深层次的追求。值得注意的是，东西南北，无论是高山还是平原、绿洲还是荒漠，这种跨越历史时空由人物个体行为动机所传递出来的价值观念呈现出一种文化交融性和共通性，这种交融共通便是衣锦还乡、尽心图报的感恩反哺精神，也是面对困难、迎难而上的乐观主义精神，更是牺牲小我、成就大家的集体主义精神。也正是如此，使得电影站在平民的视角上，以一种平民化的创作立场，超越了一般文本的叙事窠臼，在无形之中完成对小人物的升华，实现了一次平民美学的表达。
三、文化地理景观下对献礼艺术片的思考
“献礼片是指为纪念新中国诞生而播映的特殊影视作品，以歌颂党和国家为主题，用独特的电影艺术形式展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奋斗与成就。”[16]作为一个命题作业的献礼片，《我和我的家乡》延续了《我和我的祖国》的集锦式的分段叙事，这种由地理空间并置所带来的影像表达与叙事策略似乎也在传递着一种新的献礼艺术模式。胡智锋认为：“《我和我的家乡》接续《我和我的祖国》，成功打造出中国特色新的电影类型——国庆片，标志中国特色类型电影探索创新的成功与成熟。”[17]
“献礼片不仅要以宏观叙事展现共和国成立的伟大历史进程，还要更加注重反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让题材選择更加丰富，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现实，体现历史的广阔、时代的浩荡和生活的激情。”[18]“早在1958年，文化部就召开各制片厂厂长会议，贯彻中央拍摄献礼片的指示精神，”[19]因此，最早的献礼片可追溯至新中国成立第一个十年的《五朵金花》《青春之歌》等影片，当时的献礼片主要是以弘扬模范英雄人物和纪念特定历史时刻为目的。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深入和好莱坞电影的冲击，献礼片也有着新的呈现模式与表达方式，我们看到了“建国三部曲”之《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以及《湄公河行动》《我和我的祖国》等新主流大片。2020年《我和我的家乡》似乎更接地气，电影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通过构建“文化地形图”的方式去破解“脱贫攻坚”这一命题。虽然每个故事都聚焦不同的地理空间，但每个故事单元都和人们当下的生活息息相关。《北京好人》讲述国家医疗政策，《天上掉下个UFO》讲述科技创新，《最后一课》讲述了教育问题，《回乡之路》讲述脱贫之路，《神笔马亮》将重点放在乡村扶贫与振兴。电影以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家乡”为主题作为切入点，更具时代性，也更能引起观众的狂欢与共鸣。
值得注意的是，创作者在为了引起全民共鸣献礼狂欢的同时，对既有影片文本进行戏仿拼贴，却也将影片的深度模式消解了。例如《天上掉下个UFO》对《疯狂的外星人》和《唐人街探案》的戏仿影响了故事的讲述，让观众觉得不适。甚至电影多次对既有音乐的无原则挪用拼贴也都让观众出戏。遗憾的是，这些被拼贴过来的音乐以及歌曲，除了少数配合特定的地域空间出现起到渲染气氛、表达人物内心的作用外，其他音乐以及歌曲几乎没起到任何推进叙事的作用，只是沦为一种简单的“声音”存在。另外，影片在叙事方式上也存在着很多缝隙。《北京你好》中张北京帮表舅骗保实施了一大圈计划后却发现表舅有农村医保。这种“先狂欢再收场”的叙事模式却有一种“为了狂欢而狂欢”的无奈之感。更为重要的是电影忽视了“骗保”这一行为的违法性，却以一种喜剧的方式、戏谑的手法消解了权威。另外，在《神笔马亮》这个故事中，全村人配合马亮对妻子的骗局的确戳中了大多数观众的笑点，但是笑过之后却发现情节经不起推敲，故事的逻辑性也被严重削弱。 诚然，我们需要反思这种分段集锦式的创作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也有弊。有利的是可以使电影针对一个问题从不同方面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为观众呈现出一幅多彩的文化地理景观。另外，这种分段落的叙事也可以发挥集中著名导演、演员等各方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也迎合了碎片时代下观众碎片化的阅读接受方式。当然，不利之处最大的点就在于单个影片段落很难在一个30分钟左右的时间里把人物塑造深刻，把故事讲深入，由此也就会使影片变得平面化，深度模式被消解，使影片流于一种“‘新闻联播’式的光鲜电影”。[20]
结语
《我和我的家乡》在不同文化地理景观下，通过5个故事，为观众呈现了一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完美答卷。电影以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家乡”为主题作为切入点，在赋予每个故事时代性的同时，也引起了全民狂欢与共鸣。电影站在平民的视角上，以一种平民化的创作立场，在无形之中完成对小人物的升华，实现了一次平民美学的表达。尽管如此，我们还应该对此片进行反思：新主流大片创作仅仅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和技术、商业化运作的技巧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践行“电影工业美学”创作体系。在叙事上，要讲好中国故事，树立“创意为王”“剧本为王”的创作理念;在人物塑造上，要塑造出立体丰满的人物形象，坚持塑造人物的存在性、可信性、合理性原则，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只有这样，中国的献礼命题创作才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1]北京日报客户端.票房22亿，《我和我的家乡》总制片人张苗透露创作幕后三道关[EB/OL].（2020-10-20）[2020-10-21]https：//3g.china.com/act/culture/11159887/20201020/38870445.html.
[2]包亞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47.
[3][5]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文本学解读[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456，457.
[4][7][12][15]陈旭光.中国电影的“空间生产”：理论、格局与现状——以贵州电影的空间生产为个案[ J ].当代电影，2019（06）：5，6，5.
[6]孙全胜.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理论形态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5.
[8][9][10][11][13][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25，76，77，77，84.
[14]侯斌英.空间问题与文化批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5：51.
[16]闫怡涵，鲜佳.国庆献礼片的发展与嬗变[ J ].河北科技大学学报，2020（09）：101.
[17]中国文艺评论.小康大片的新景观：电影《我和我的家乡》研讨会[EB/OL].（2020-10-12）[2020-10-13]https：//mp.weixin.qq.com/s/kvDRmmVBJh7SS5CW3QUxYg.
[18]高山.电影界整装待发，献礼共和国生日——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童刚专访[ J ].当代电影，2009（09）：8.
[19]李少白.中国电影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61.
[20]电影角.《我和我的家乡》：新闻联播喜剧版，主旋律宣传“骗”[EB/OL].（2020-10-27）[2020-10-28]https：//www.sohu.com/a/427683714_120239423.
法国著名理论家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认为：“空间的生产，在概念上和实践上是最近才出现的，主要表现在具有一定历史性的城市的急剧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间性组织问题等各方面。”[2]列斐伏尔提出“空间生产”的自然性、精神性、社会性分层，即空间的“三重性辩证法”思想[3]，“认为空间生产既展示着自然性和社会性，也具有精神性，并表征了生产关系状态、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思想文化状况。”[4]以此来看，电影文化地理景观的作用有三：第一，从空间生产的自然性来讲，“空间的实践，作为社会空间性的物质形态的制造过程，”[5]为观众绘制出一幅文化地形图，呈现出一种包罗万象的可视化景观;第二，从空间生产的精神性角度来看，电影文化地理借助于人类作用空间的实践活动呈现出包含影片主题又不限于主题的一种深层次的意蕴和精神;第三，从空间生产的社会性角度来看，这种空间地理下尊重自然、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呈现出来的是人类和自然界之间尊重和被尊重、改造和被改造、包含和被包含的和谐共生的社会关系，以此成为重构历史记忆、形成集体意识、实现家国认同的一种民族想象，使社会空間成为“保留着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的空间”[6]，即“呈现着社会意义的空间实践。”[7]
一、文化地理景观下的视听美学再现
地理景观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在实践活动中的产物，与每一个当地人的生活习性、生产方式息息相关。“地理景观的形成表现了社会意识形态，而社会意识形态通过地理景观得以保存和巩固。”[8]“电影开辟了新的观察空间，它创造的视角完全不同于以前的观察方法。”[9]“在电影中，城市以不断增加的速度展现人们那些似乎并不相连的景象和让人兴奋的画面。电影通过不同的方法将电影中的空间与情节的变化、故事的衔接、因果关系连接起来，从而为人们提供了抓住这种感觉的途径。”[10]
正是如此，《我和我的家乡》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通过五个故事序列和五个地域景观绘制出一幅属于中国的“电影文化地理版图”。这五个地域分别是华北地区-北京、华东地区-浙江杭州、西南地区-贵州黔南、西北地区-陕西榆林、东北地区-辽宁沈阳。东西南北中五个空间布局，各具民族特色和时代风貌。观众在看影片时，似乎透过银幕这扇窗，亲身经历了一场旅行，正所谓“电影采用的方法是移动画面，就像乘坐机械化的交通工具，世界就在车窗外流动”。[11]
很显然，注重对“美”的展现是地理景观再现的重要目标，而审美性也便成为文化地理景观的第一属性。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最基本的还是要发挥审美娱乐的功能。“空间生产作为现实的物质存在，是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表现，也就是说，空间首先呈现出物理形态。”[12]可以说，这五种不同的地域景观构建起影片整体的视觉表达。在《北京好人》这个故事里，编导很少使用外景空间，大多选取了比较压抑逼仄的室内场景空间，在这里，京味儿口音和衡水方言成为重要的声音景观。《天上掉下个UFO》则取景于有着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西江千户苗寨和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贵州，该段落利用大远景、大航拍等取景拍摄方式，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贵州的山区风貌，俯仰之间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视觉奇观。《回乡之路》取景于西榆林市毛乌素沙地，该段落呈现了这一地域从漫天黄沙到满目青翠、从寸草不生到产量颇丰的重要转变。《神笔马亮》取景于沈阳沈北“稻梦空间”，大片的稻田以及向日葵映入观众眼帘。种种视觉奇观在满足观众基本审美需求的前提下，又呈现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影像效果。
不同于其他四个故事的视觉呈现，《最后一课》通过娴熟的摄影技巧，呈现了别致的地理空间景观。该段落取景于千岛湖，运用大量的运动镜头并采用大景别俯拍取景，通过陌生化的视角，营造出开阔的大空间、大场面。湖光山色、碧水蓝天、青竹荷花尽收眼底，颇有风光片的韵味。另外，影片在剪辑处理上，淡化剪辑痕迹，采用无缝隙剪辑手法，形成了流畅的画面、动感的节奏。该段落大量使用长镜头，尤其是在复原教室时灵活运用场面调度手法，以一种纪实美学的创作姿态在一俯一仰、一升一降、一推一拉之间呈现了家乡的独特风景与时代变迁，落后与先进、贫穷与富有的对比也凸显出来。
作为一部献礼片，其艺术性和观赏性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观赏性最直接的来源便是视觉和听觉的刺激。如果说对视觉美的展现是电影地理景观重要目标的话，那么听觉美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着电影地理景观的形成。在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中，这种听觉的刺激主要来自于方言。方言作为一种区域性文化符号，具有极强的辨识度、代入感和幽默感。北京话、衡水话、贵州话、浙江话、陕北话、东北话等方言在电影中起到再现地域特征、塑造人物形象作用的同时，又增加了真实感和幽默感。与此同时，“音乐可以与归属感相连，用于加强某一地区的特征。”[13]在影片的插曲方面，值得一提的便是《最后一课》的推广曲《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在1986年作为公益歌曲发行，30多年依旧历久弥新，虽然不具有地域色彩，但却有着新的时代内涵。
二、文化地理景观下的平民美学表达
“空间从来都不能脱离社会生产和社会实践的过程而保有一个自主的地位，事实上，它是社会的产物，它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14]在《我和我的家乡》中，创作者以一种平民化的创作视角获得了观众的共鸣和认同。这五个故事中的人物全部是底层小人物。《北京好人》中的小市民张北京、《天上掉下个UFO》中的农民发明家黄大宝、《最后一课》中尽职尽责的乡村教师范老师、《回乡之路》中投身家乡建设的乔树林、《神笔马亮》中放弃深造机会投身于家乡建设的马亮。这些不同区域下性格、行为、目标迥异的人物，却又不谋而合有着极大的共性，影片也正是通过这些小人物感人事迹的共性折射出大的时代变迁，将个人与集体、小家和大国之间的矛盾进行有效阐释，也在此基础上使《我和我的家乡》在地理空间上求同存异，将个人融入集体、将小我融入大家，呈现出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高贵品格。 地理区域、自然环境的不同会必然产生人的性格、观念的差异。从影片中不难看出这些文化地理景观对人物性格的影响。正是在这些不同的地理景观背景下，影片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人物群像，流露出创作者的一种空间意识和创作自觉。我国地形复杂，高原、山地、平原、丘陵、盆地都有分布，区域自然环境的差异造就了不同地域人的不同性格。《我和我的家乡》在空间上跨越华北、华东、西南、西北、东北五个具有特色且有鲜明人文环境特点的区域。尤其是影片中呈现出来的西南-贵州、西北-陕西、东北-辽宁等地更具鲜明的地域特色。贵州“地无三里平”，地形多为山地，交通不畅，少数民族居多，可以说这样的自然环境造就了贵州男人精壮能干、追求新潮的性格特征。当然这种特殊的地理地形也成为影片重要的叙事动机。《天上掉下个UFO》中由黄渤饰演的外表木讷、内心狂野的农民发明家黄大宝似乎就是这一地域性格的真实体现。他发明了“强制性跑步机”“插秧机器人”以及下山交通工具“滚蛋”等，这些看似荒诞无厘头的发明却和当地特殊的地理空间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陕北毛乌素沙地作为中国四大沙地之一，黄沙漫天。这种环境造就了陕北人内心刚烈、炽热如火、耿直豪爽，走出这片区域改变这片沙地便成为当地人的坚定意志。这点正是《回乡之路》中由邓超饰演的乔树林默默无闻、坚持不懈地带领大家治沙、参与到脱贫行列中的真实写照。而成功的电商女王闫飞燕身上不拘小节、内心细腻的气质似乎又和这个大的环境有着某种关联。相较于东北辽宁来说，辽宁地形概貌有着“六山一水三分田”的说法，可以说这样的地形环境造就了人物性格豪爽、直率坦荡的特点。因而我们看到《神笔马亮》中由马丽饰演的秋霞性格强势，敢作敢为，有着一种豪爽范儿;沈腾饰演的马亮也带着一股坚毅执着的劲头去改造家乡。所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特定的地域环境风貌与传统习性使人物的性格、活动也产生了一定的区域性，这种人类作用于地理空间的“发明”“治沙”“脱贫”“改造”等尊重自然、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呈现出来的便是人类和自然界之间尊重和被尊重、改造和被改造、包含和被包含的和谐共生的社会关系，也是电影形成集体意识、实现家国认同和民族想象的一种有效途径。
实际上，“电影空间的含义颇为复杂。它源于现实的物质空间但并非现实。它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现实空间，也不仅仅只是故事发生的具体环境，而是承载或蕴含了包括主题又不限于主题的种种意蕴、意味，也承载了人们的梦想，是某种‘可见的梦想或神话’”[15]如果说这种地理景观对“美”的展现是首要目的的话，那么地理景观中对文化、精神、意蕴的传达便是深层次的追求。值得注意的是，东西南北，无论是高山还是平原、绿洲还是荒漠，这种跨越历史时空由人物个体行为动机所传递出来的价值观念呈现出一种文化交融性和共通性，这种交融共通便是衣锦还乡、尽心图报的感恩反哺精神，也是面对困难、迎难而上的乐观主义精神，更是牺牲小我、成就大家的集体主义精神。也正是如此，使得电影站在平民的视角上，以一种平民化的创作立场，超越了一般文本的叙事窠臼，在无形之中完成对小人物的升华，实现了一次平民美学的表达。
三、文化地理景观下对献礼艺术片的思考
“献礼片是指为纪念新中国诞生而播映的特殊影视作品，以歌颂党和国家为主题，用独特的电影艺术形式展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奋斗与成就。”[16]作为一个命题作业的献礼片，《我和我的家乡》延续了《我和我的祖国》的集锦式的分段叙事，这种由地理空间并置所带来的影像表达与叙事策略似乎也在传递着一种新的献礼艺术模式。胡智锋认为：“《我和我的家乡》接续《我和我的祖国》，成功打造出中国特色新的电影类型——国庆片，标志中国特色类型电影探索创新的成功与成熟。”[17]
“献礼片不仅要以宏观叙事展现共和国成立的伟大历史进程，还要更加注重反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让题材選择更加丰富，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现实，体现历史的广阔、时代的浩荡和生活的激情。”[18]“早在1958年，文化部就召开各制片厂厂长会议，贯彻中央拍摄献礼片的指示精神，”[19]因此，最早的献礼片可追溯至新中国成立第一个十年的《五朵金花》《青春之歌》等影片，当时的献礼片主要是以弘扬模范英雄人物和纪念特定历史时刻为目的。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深入和好莱坞电影的冲击，献礼片也有着新的呈现模式与表达方式，我们看到了“建国三部曲”之《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以及《湄公河行动》《我和我的祖国》等新主流大片。2020年《我和我的家乡》似乎更接地气，电影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通过构建“文化地形图”的方式去破解“脱贫攻坚”这一命题。虽然每个故事都聚焦不同的地理空间，但每个故事单元都和人们当下的生活息息相关。《北京好人》讲述国家医疗政策，《天上掉下个UFO》讲述科技创新，《最后一课》讲述了教育问题，《回乡之路》讲述脱贫之路，《神笔马亮》将重点放在乡村扶贫与振兴。电影以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家乡”为主题作为切入点，更具时代性，也更能引起观众的狂欢与共鸣。
值得注意的是，创作者在为了引起全民共鸣献礼狂欢的同时，对既有影片文本进行戏仿拼贴，却也将影片的深度模式消解了。例如《天上掉下个UFO》对《疯狂的外星人》和《唐人街探案》的戏仿影响了故事的讲述，让观众觉得不适。甚至电影多次对既有音乐的无原则挪用拼贴也都让观众出戏。遗憾的是，这些被拼贴过来的音乐以及歌曲，除了少数配合特定的地域空间出现起到渲染气氛、表达人物内心的作用外，其他音乐以及歌曲几乎没起到任何推进叙事的作用，只是沦为一种简单的“声音”存在。另外，影片在叙事方式上也存在着很多缝隙。《北京你好》中张北京帮表舅骗保实施了一大圈计划后却发现表舅有农村医保。这种“先狂欢再收场”的叙事模式却有一种“为了狂欢而狂欢”的无奈之感。更为重要的是电影忽视了“骗保”这一行为的违法性，却以一种喜剧的方式、戏谑的手法消解了权威。另外，在《神笔马亮》这个故事中，全村人配合马亮对妻子的骗局的确戳中了大多数观众的笑点，但是笑过之后却发现情节经不起推敲，故事的逻辑性也被严重削弱。 诚然，我们需要反思这种分段集锦式的创作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也有弊。有利的是可以使电影针对一个问题从不同方面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为观众呈现出一幅多彩的文化地理景观。另外，这种分段落的叙事也可以发挥集中著名导演、演员等各方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也迎合了碎片时代下观众碎片化的阅读接受方式。当然，不利之处最大的点就在于单个影片段落很难在一个30分钟左右的时间里把人物塑造深刻，把故事讲深入，由此也就会使影片变得平面化，深度模式被消解，使影片流于一种“‘新闻联播’式的光鲜电影”。[20]
结语
《我和我的家乡》在不同文化地理景观下，通过5个故事，为观众呈现了一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完美答卷。电影以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家乡”为主题作为切入点，在赋予每个故事时代性的同时，也引起了全民狂欢与共鸣。电影站在平民的视角上，以一种平民化的创作立场，在无形之中完成对小人物的升华，实现了一次平民美学的表达。尽管如此，我们还应该对此片进行反思：新主流大片创作仅仅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和技术、商业化运作的技巧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践行“电影工业美学”创作体系。在叙事上，要讲好中国故事，树立“创意为王”“剧本为王”的创作理念;在人物塑造上，要塑造出立体丰满的人物形象，坚持塑造人物的存在性、可信性、合理性原则，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只有这样，中国的献礼命题创作才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1]北京日报客户端.票房22亿，《我和我的家乡》总制片人张苗透露创作幕后三道关[EB/OL].（2020-10-20）[2020-10-21]https：//3g.china.com/act/culture/11159887/20201020/38870445.html.
[2]包亞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47.
[3][5]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文本学解读[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456，457.
[4][7][12][15]陈旭光.中国电影的“空间生产”：理论、格局与现状——以贵州电影的空间生产为个案[ J ].当代电影，2019（06）：5，6，5.
[6]孙全胜.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理论形态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5.
[8][9][10][11][13][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25，76，77，77，84.
[14]侯斌英.空间问题与文化批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5：51.
[16]闫怡涵，鲜佳.国庆献礼片的发展与嬗变[ J ].河北科技大学学报，2020（09）：101.
[17]中国文艺评论.小康大片的新景观：电影《我和我的家乡》研讨会[EB/OL].（2020-10-12）[2020-10-13]https：//mp.weixin.qq.com/s/kvDRmmVBJh7SS5CW3QUxYg.
[18]高山.电影界整装待发，献礼共和国生日——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童刚专访[ J ].当代电影，2009（09）：8.
[19]李少白.中国电影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61.
[20]电影角.《我和我的家乡》：新闻联播喜剧版，主旋律宣传“骗”[EB/OL].（2020-10-27）[2020-10-28]https：//www.sohu.com/a/427683714_120239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