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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18日，长沙博物馆基本陈列“湘江北去·中流击水——长沙历史文化陈列”正式向市民开放，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面系统展示长沙历史文化的通史展览，其以长沙重大历史事件、著名历史人物、城市大发展变迁为主线，以长沙出土和征集的精美文物为主要载体讲述长沙故事，共展出文物及复制件1250余件（套），其中珍贵文物占60%以上。
展览分古代篇和近代篇两部分。古代篇“湘江北去——长沙古代历史文化陈列”，寓意长沙数千年历史文化如湘江奔流向北，入洞庭，汇长江，融人中华文明的海洋。展览分“湘江晨曦”“青铜之乡”“楚南重镇”“大汉王国”“湖湘首邑”“明清府城”六个展区，讲述长沙自二十万年前出现人类足迹，历经商周南征、楚人经略、汉廷分封、唐宋繁华至清初定为湖南中枢的发展过程，彰显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笔者作为第五部分“湖湘首邑”中“彩瓷天下”版块的主要参与者，从展览伊始，便着手开展有关长沙窑的资料收集工作，如文献、期刊、著作、影像等。通过多年的收集、整理等工作，对长沙窑的概况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长沙窑的窑址位于今长沙市望城区铜官镇一带，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文物考古工作者对其进行了多次调查和发掘。长沙窑产品造型包罗万象，常见的有壶、罐、碗、枕、杯等数十种；釉彩多种多样，光单色釉就有青釉、绿釉、红釉、黑釉、白釉、褐釉、窑变釉和茶叶末釉等；装饰手法也是丰富多彩，主要有釉下彩绘、模印贴花和雕塑等。以上这些工艺的出现以及长沙窑的兴起都是其继承和发展岳州窑与中原地区瓷窑等窑场的结果，本文将对此作简单解读。
一、岳州窑
长沙窑兴起所在地属岳州窑窑区，因岳州窑大部分位于湘阴县，故又称湘阴窑。根据学者研究，长沙窑应是在湘阴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期产品与湘阴窑如出一辙，准确地说原来是湘阴窑的一部分。长沙窑在胎釉、器形、烧造方法、装饰技法等方面都继承了岳州窑的特点，并在其基础上有所发展。
胎釉方面，两座窑场的成分大体相同。《长沙窑》一书中对岳州窑和长沙窑的青瓷碗做了分析：“造型和釉的化学成分与岳州窑产品相似。”
器形方面，长沙窑产品中有着大量的碗、罐和瓶，而在岳州窑中也较为多见，两者之间的联系不容忽视。岳州窑的瓶多以盘口瓶为主，肩部有系，长沙窑早期产品中也较为常见此类造型的瓶，并由此衍变成其他瓶的式樣。长沙窑的壶也是由此演变而来的，并根据壶的不同用途，演变成各种不同的型和式。
烧造方法方面，两者存在渊源关系。根据已发掘的情况显示，长沙窑与岳州窑均采用龙窑烧成，且窑炉结构相同，都采用匣钵装烧，两座窑场使用的匣钵近底处都有一对穿圆孔。可见长沙窑基本继承了岳州窑的烧造方法，但是其龙窑的窑体更长、更宽，容积更大，一次能装烧更多的产品，这显然是对岳州窑的改进和创新。
装饰技法方面，长沙窑继承了岳州窑的釉下彩技法。根据墓葬出土资料表明，东汉时期岳州窑就很有可能出现了釉下彩饰，而在郴州一座晋墓中也出土了一件带有褐彩的四系瓷罐。除此之外，1997年考古工作者对马王堪窑址进行了发掘，表明岳州窑在东晋、南朝时期便已较为频繁地使用釉下点彩装饰，并一直延续到隋唐。长沙窑普遍采用了釉下彩装饰手法（图一、图二），显然与岳州窑有关，只是长沙窑对这一手法作了创造性的发展。除此之外，岳州窑较为普遍使用的印花装饰手法也在长沙窑有所体现，虽然其使用的频率不高，但也是继承了岳州窑的这一装饰手法。
以上无论是胎釉、造型，还是烧造方法抑或是装饰技法，长沙窑都或多或少继承了岳州窑的制造因子，故而其早期产品中带有浓厚的岳州窑风格，只是随着各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长沙窑并没有严格按照岳州窑的风格走下去，而是走向了彩瓷这条路，两窑间也出现了诸多不同，这是长沙窑发展的结果，也是彩瓷发展的结果，比如两者最大的不同表现在釉色和装饰手法上。岳州窑属青瓷窑，长沙窑为彩瓷窑；岳州窑多以印花为主，而长沙窑则更多地采用釉下多彩和模印贴花等。
二、中原窑场
如前所述，长沙窑在早期产品中有着浓厚的岳州窑风格，只是后来受到各种技术的进步而异军突起，进而树立起自己的风格——彩瓷，这种技术的进步则主要来自于中原地区窑场的优秀基因，如胎釉、装饰手法及题材等。
胎釉方面，长沙窑瓷的胎相对疏松，这与岳州窑紧密而厚重的胎完全不同，但却与河南地区窑口所出瓷器的胎质基本类似，说明长沙窑胎的加工方法很可能受河南地区影响。唐代南方窑口的产品釉色相对单一，多为青釉，只是各窑的釉色有些差异，有的偏绿，有的偏黄，或开片，即使是同一窑内因烧造气氛的不稳定也会呈现出不同的色阶，如岳州窑、越窑等。除黑釉、酱釉外，这些窑均不烧造其他釉色的产品。河南地区的窑口则不同，除了青釉外，还烧造白釉、黑釉、黄釉、绿釉等品种，如黄冶窑、西关窑等，特别是白釉、绿釉和窑变釉等釉色在南方基本很少见，长沙窑却广为烧制，其中长沙窑所烧白釉瓷均为乳白釉（图三），这在河南地区的一些瓷窑中较为常见。除此之外，长沙窑在底足的处理上也与北方的邢窑、巩县窑相似，其早期的碗多为玉璧底，底面光滑，底边沿斜一刀，这种修坯法同于北方窑场。
在施釉之前，长沙窑普遍会涂一层化妆土，这是岳州窑不常见到的，但在河南地区自北朝以来陶俑就多施化妆土，唐代河南瓷器使用化妆土的情况也非常普遍，西关窑便“全部使用化妆土”，巩县白瓷也使用化妆土，这足以说明长沙窑化妆土的工艺直接来自于河南地区。
装饰手法方面，长沙窑早期釉色属于岳州窑青瓷系，后来风格突变，创烧出红釉、绿釉（图四）、黑釉、白釉等多种釉色瓷，且彩复杂多变。长沙窑最主要的特征便是彩的运用，常见的有褐绿彩（图五），另外还可见黑彩、红彩、蓝彩等，呈色剂基本上都是铜、铁等，工匠对这些彩的运用非常熟练，显然是另有初始阶段，可从唐三彩找到源头。长沙窑施彩方法除传承了岳州窑的釉下彩技法外，也采用了唐三彩的釉上加彩，彩釉交融，形成意想不到的装饰效果。虽然暂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北方工匠直接参与了长沙窑制瓷过程，但是两者在技术上的传承与创造性的变异则显而易见。 装饰题材方面，长沙窑瓷上也有许多来自于中原地区瓷窑的纹饰。长沙窑瓷碟及枕等器物上常见一种菱形图案（图六），其中又被“十”字分成四个小菱形，外点缀棕榈树叶纹。这种图案在中原的白釉绿彩器、青花器上都能看到，而青花瓷已证明为巩县窑所烧，“黑石号”出水的白釉绿彩器也是出自中原的河南或河北地区。
白釉绿彩是长沙窑的一大亮点，绿彩并不描绘具体图案，而是随意画成，这一装饰手法最早见于范粹墓出土的白釉绿彩四系罐和长颈瓶。唐代河南巩县、黄冶、洛阳、北齐窑，陕西黄堡窑，河北邢窑等均烧造白釉绿彩陶瓷，“黑石号”沉船也出水了不少的白釉绿彩器，对于沉船上的白釉绿彩器，基本都认为出自河南、河北地区。长沙窑白釉绿彩与中原地区白釉绿彩无论是釉色，还是施彩方法都是如出一辙，其传承关系不容置疑，只是长沙窑瓷绿彩多施在乳白釉上（图七）。
除了白釉绿彩外，貼花装饰也是长沙窑的一大特色，其题材包括人物、动物（如龙纹）和植物等，其中以椰枣纹、娑罗树对鸟（图八）等最多，这些贴花图案多带有西亚、南亚文化色彩，贴花装饰的器物多满足于外销。贴花装饰当与金银器有关，古波斯流行金银器的锤揲工艺，唐三彩中对贴花工艺即有所应用，且技术已非常娴熟。河南黄冶窑最常见的装饰技法就是模印贴花，内容有人物、动物和植物等，题材非常丰富。以此可见长沙窑与黄冶窑在模印贴花方面也具有传承关系，只是长沙窑为了适应外销需求而对这种由三彩嫁接的表现西亚文化元素的技术进行了改造。
长沙窑除了继承和发展中原地区窑场胎釉、装饰题材及技法等方面的元素外，其产品种类也深受中原地区影响。首先，长沙窑生产了很多玩具产品（图九），这在岳州窑是看不到的，但却在河南地区的窑场常见，唐三彩尤多，如三彩狮子、三彩龟、三彩象、三彩羊、三彩狗以及铃铛等，类似的瓷质玩具在长沙窑十分常见，这应该不是偶然巧合。其次，瓷鼓也是北方窑场的生产品种之一，鲁山腰鼓就很有名，长沙窑也有生产，笔者所在单位就收藏有一件“大中拾年拾曰叁造鼓价”（图十），根据研究，有学者认为“鼓价”当为鼓架。再次，长沙窑还生产了双鱼背水瓷壶（图十一），白居易诗中称之为“榼”，这是一种仿制金银器的产品，在北方的邢窑白瓷和南方的越窑青瓷中都有发现，但最早仿制金银器的应该是三彩器。最后，长沙窑生产了多种样式的瓷枕，形制有方形枕、兽座枕（如狮座枕、犀牛座枕、大象座枕等）、腰形枕、梯形枕（即元宝形枕）等，这些瓷枕在南方地区很少看到，尤其是毗邻的岳州窑更是几乎不见，相反却在中原地区较为常见，其中绝大部分产于河南地区，有三彩枕、绞胎枕等。唐代中原瓷枕以三彩枕为多。就气候而言，南方比北方更炎热，作为消暑纳凉的瓷枕在南方应该更多，可是南方瓷窑却很少生产瓷枕。长沙窑所生产的瓷枕，其形制都可在河南地区找到母本，除装饰有所不同外，成形工艺也可看到相似之处，都是泥片黏结而成，其中一面钻有一出气孔。
由上可见，长沙窑从中原地区，尤其是河南地区的窑场继承了胎釉、装饰手法及题材和产品种类等优秀基因，并将之发扬光大，成为国内最为耀眼的彩瓷之窑，这是继承与发展共同结合的成果。长沙窑并不只是简单地吸收中原窑场的优秀基因，而是还根据市场需求创造性地生产，所以有部分造型是河南地区窑场所没有的。
三、结论
根据以上论述可知，长沙窑是在岳州窑的基础上，因南迁窑工的加入，进发出的新的火花。没有北方窑工的参与，长沙窑仍然是岳州窑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可以说长沙窑不是哪一座瓷窑的简单翻版。长沙窑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主要在创新，并将创新沉淀为长沙窑的独特内涵，而这也奠定了长沙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地位。创新得益于南北烧造技术、工艺的融合，同时也得益于窑工敏锐的市场意识，能根据市场需求生产所需的陶瓷，如前所述，在其产品中就有很多是在岳州窑或河南地区窑场中看不到的。长沙窑在继承南北窑场诸多优秀基因并将之发扬光大后，没有固步自封，而是加入了很多新的装饰技法和题材，比如在器物表面书写诗文、以西亚题材作为装饰等都是它的新创。
（责任编辑：李珍萍）
展览分古代篇和近代篇两部分。古代篇“湘江北去——长沙古代历史文化陈列”，寓意长沙数千年历史文化如湘江奔流向北，入洞庭，汇长江，融人中华文明的海洋。展览分“湘江晨曦”“青铜之乡”“楚南重镇”“大汉王国”“湖湘首邑”“明清府城”六个展区，讲述长沙自二十万年前出现人类足迹，历经商周南征、楚人经略、汉廷分封、唐宋繁华至清初定为湖南中枢的发展过程，彰显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笔者作为第五部分“湖湘首邑”中“彩瓷天下”版块的主要参与者，从展览伊始，便着手开展有关长沙窑的资料收集工作，如文献、期刊、著作、影像等。通过多年的收集、整理等工作，对长沙窑的概况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长沙窑的窑址位于今长沙市望城区铜官镇一带，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文物考古工作者对其进行了多次调查和发掘。长沙窑产品造型包罗万象，常见的有壶、罐、碗、枕、杯等数十种；釉彩多种多样，光单色釉就有青釉、绿釉、红釉、黑釉、白釉、褐釉、窑变釉和茶叶末釉等；装饰手法也是丰富多彩，主要有釉下彩绘、模印贴花和雕塑等。以上这些工艺的出现以及长沙窑的兴起都是其继承和发展岳州窑与中原地区瓷窑等窑场的结果，本文将对此作简单解读。
一、岳州窑
长沙窑兴起所在地属岳州窑窑区，因岳州窑大部分位于湘阴县，故又称湘阴窑。根据学者研究，长沙窑应是在湘阴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期产品与湘阴窑如出一辙，准确地说原来是湘阴窑的一部分。长沙窑在胎釉、器形、烧造方法、装饰技法等方面都继承了岳州窑的特点，并在其基础上有所发展。
胎釉方面，两座窑场的成分大体相同。《长沙窑》一书中对岳州窑和长沙窑的青瓷碗做了分析：“造型和釉的化学成分与岳州窑产品相似。”
器形方面，长沙窑产品中有着大量的碗、罐和瓶，而在岳州窑中也较为多见，两者之间的联系不容忽视。岳州窑的瓶多以盘口瓶为主，肩部有系，长沙窑早期产品中也较为常见此类造型的瓶，并由此衍变成其他瓶的式樣。长沙窑的壶也是由此演变而来的，并根据壶的不同用途，演变成各种不同的型和式。
烧造方法方面，两者存在渊源关系。根据已发掘的情况显示，长沙窑与岳州窑均采用龙窑烧成，且窑炉结构相同，都采用匣钵装烧，两座窑场使用的匣钵近底处都有一对穿圆孔。可见长沙窑基本继承了岳州窑的烧造方法，但是其龙窑的窑体更长、更宽，容积更大，一次能装烧更多的产品，这显然是对岳州窑的改进和创新。
装饰技法方面，长沙窑继承了岳州窑的釉下彩技法。根据墓葬出土资料表明，东汉时期岳州窑就很有可能出现了釉下彩饰，而在郴州一座晋墓中也出土了一件带有褐彩的四系瓷罐。除此之外，1997年考古工作者对马王堪窑址进行了发掘，表明岳州窑在东晋、南朝时期便已较为频繁地使用釉下点彩装饰，并一直延续到隋唐。长沙窑普遍采用了釉下彩装饰手法（图一、图二），显然与岳州窑有关，只是长沙窑对这一手法作了创造性的发展。除此之外，岳州窑较为普遍使用的印花装饰手法也在长沙窑有所体现，虽然其使用的频率不高，但也是继承了岳州窑的这一装饰手法。
以上无论是胎釉、造型，还是烧造方法抑或是装饰技法，长沙窑都或多或少继承了岳州窑的制造因子，故而其早期产品中带有浓厚的岳州窑风格，只是随着各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长沙窑并没有严格按照岳州窑的风格走下去，而是走向了彩瓷这条路，两窑间也出现了诸多不同，这是长沙窑发展的结果，也是彩瓷发展的结果，比如两者最大的不同表现在釉色和装饰手法上。岳州窑属青瓷窑，长沙窑为彩瓷窑；岳州窑多以印花为主，而长沙窑则更多地采用釉下多彩和模印贴花等。
二、中原窑场
如前所述，长沙窑在早期产品中有着浓厚的岳州窑风格，只是后来受到各种技术的进步而异军突起，进而树立起自己的风格——彩瓷，这种技术的进步则主要来自于中原地区窑场的优秀基因，如胎釉、装饰手法及题材等。
胎釉方面，长沙窑瓷的胎相对疏松，这与岳州窑紧密而厚重的胎完全不同，但却与河南地区窑口所出瓷器的胎质基本类似，说明长沙窑胎的加工方法很可能受河南地区影响。唐代南方窑口的产品釉色相对单一，多为青釉，只是各窑的釉色有些差异，有的偏绿，有的偏黄，或开片，即使是同一窑内因烧造气氛的不稳定也会呈现出不同的色阶，如岳州窑、越窑等。除黑釉、酱釉外，这些窑均不烧造其他釉色的产品。河南地区的窑口则不同，除了青釉外，还烧造白釉、黑釉、黄釉、绿釉等品种，如黄冶窑、西关窑等，特别是白釉、绿釉和窑变釉等釉色在南方基本很少见，长沙窑却广为烧制，其中长沙窑所烧白釉瓷均为乳白釉（图三），这在河南地区的一些瓷窑中较为常见。除此之外，长沙窑在底足的处理上也与北方的邢窑、巩县窑相似，其早期的碗多为玉璧底，底面光滑，底边沿斜一刀，这种修坯法同于北方窑场。
在施釉之前，长沙窑普遍会涂一层化妆土，这是岳州窑不常见到的，但在河南地区自北朝以来陶俑就多施化妆土，唐代河南瓷器使用化妆土的情况也非常普遍，西关窑便“全部使用化妆土”，巩县白瓷也使用化妆土，这足以说明长沙窑化妆土的工艺直接来自于河南地区。
装饰手法方面，长沙窑早期釉色属于岳州窑青瓷系，后来风格突变，创烧出红釉、绿釉（图四）、黑釉、白釉等多种釉色瓷，且彩复杂多变。长沙窑最主要的特征便是彩的运用，常见的有褐绿彩（图五），另外还可见黑彩、红彩、蓝彩等，呈色剂基本上都是铜、铁等，工匠对这些彩的运用非常熟练，显然是另有初始阶段，可从唐三彩找到源头。长沙窑施彩方法除传承了岳州窑的釉下彩技法外，也采用了唐三彩的釉上加彩，彩釉交融，形成意想不到的装饰效果。虽然暂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北方工匠直接参与了长沙窑制瓷过程，但是两者在技术上的传承与创造性的变异则显而易见。 装饰题材方面，长沙窑瓷上也有许多来自于中原地区瓷窑的纹饰。长沙窑瓷碟及枕等器物上常见一种菱形图案（图六），其中又被“十”字分成四个小菱形，外点缀棕榈树叶纹。这种图案在中原的白釉绿彩器、青花器上都能看到，而青花瓷已证明为巩县窑所烧，“黑石号”出水的白釉绿彩器也是出自中原的河南或河北地区。
白釉绿彩是长沙窑的一大亮点，绿彩并不描绘具体图案，而是随意画成，这一装饰手法最早见于范粹墓出土的白釉绿彩四系罐和长颈瓶。唐代河南巩县、黄冶、洛阳、北齐窑，陕西黄堡窑，河北邢窑等均烧造白釉绿彩陶瓷，“黑石号”沉船也出水了不少的白釉绿彩器，对于沉船上的白釉绿彩器，基本都认为出自河南、河北地区。长沙窑白釉绿彩与中原地区白釉绿彩无论是釉色，还是施彩方法都是如出一辙，其传承关系不容置疑，只是长沙窑瓷绿彩多施在乳白釉上（图七）。
除了白釉绿彩外，貼花装饰也是长沙窑的一大特色，其题材包括人物、动物（如龙纹）和植物等，其中以椰枣纹、娑罗树对鸟（图八）等最多，这些贴花图案多带有西亚、南亚文化色彩，贴花装饰的器物多满足于外销。贴花装饰当与金银器有关，古波斯流行金银器的锤揲工艺，唐三彩中对贴花工艺即有所应用，且技术已非常娴熟。河南黄冶窑最常见的装饰技法就是模印贴花，内容有人物、动物和植物等，题材非常丰富。以此可见长沙窑与黄冶窑在模印贴花方面也具有传承关系，只是长沙窑为了适应外销需求而对这种由三彩嫁接的表现西亚文化元素的技术进行了改造。
长沙窑除了继承和发展中原地区窑场胎釉、装饰题材及技法等方面的元素外，其产品种类也深受中原地区影响。首先，长沙窑生产了很多玩具产品（图九），这在岳州窑是看不到的，但却在河南地区的窑场常见，唐三彩尤多，如三彩狮子、三彩龟、三彩象、三彩羊、三彩狗以及铃铛等，类似的瓷质玩具在长沙窑十分常见，这应该不是偶然巧合。其次，瓷鼓也是北方窑场的生产品种之一，鲁山腰鼓就很有名，长沙窑也有生产，笔者所在单位就收藏有一件“大中拾年拾曰叁造鼓价”（图十），根据研究，有学者认为“鼓价”当为鼓架。再次，长沙窑还生产了双鱼背水瓷壶（图十一），白居易诗中称之为“榼”，这是一种仿制金银器的产品，在北方的邢窑白瓷和南方的越窑青瓷中都有发现，但最早仿制金银器的应该是三彩器。最后，长沙窑生产了多种样式的瓷枕，形制有方形枕、兽座枕（如狮座枕、犀牛座枕、大象座枕等）、腰形枕、梯形枕（即元宝形枕）等，这些瓷枕在南方地区很少看到，尤其是毗邻的岳州窑更是几乎不见，相反却在中原地区较为常见，其中绝大部分产于河南地区，有三彩枕、绞胎枕等。唐代中原瓷枕以三彩枕为多。就气候而言，南方比北方更炎热，作为消暑纳凉的瓷枕在南方应该更多，可是南方瓷窑却很少生产瓷枕。长沙窑所生产的瓷枕，其形制都可在河南地区找到母本，除装饰有所不同外，成形工艺也可看到相似之处，都是泥片黏结而成，其中一面钻有一出气孔。
由上可见，长沙窑从中原地区，尤其是河南地区的窑场继承了胎釉、装饰手法及题材和产品种类等优秀基因，并将之发扬光大，成为国内最为耀眼的彩瓷之窑，这是继承与发展共同结合的成果。长沙窑并不只是简单地吸收中原窑场的优秀基因，而是还根据市场需求创造性地生产，所以有部分造型是河南地区窑场所没有的。
三、结论
根据以上论述可知，长沙窑是在岳州窑的基础上，因南迁窑工的加入，进发出的新的火花。没有北方窑工的参与，长沙窑仍然是岳州窑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可以说长沙窑不是哪一座瓷窑的简单翻版。长沙窑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主要在创新，并将创新沉淀为长沙窑的独特内涵，而这也奠定了长沙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地位。创新得益于南北烧造技术、工艺的融合，同时也得益于窑工敏锐的市场意识，能根据市场需求生产所需的陶瓷，如前所述，在其产品中就有很多是在岳州窑或河南地区窑场中看不到的。长沙窑在继承南北窑场诸多优秀基因并将之发扬光大后，没有固步自封，而是加入了很多新的装饰技法和题材，比如在器物表面书写诗文、以西亚题材作为装饰等都是它的新创。
（责任编辑：李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