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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也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城墙及护城河是城市的防御设施，也是古代城市的标志。中国在距今六千年左右已出现了城的雏形。
长沙，是一座以星辰而得名的城市。自春秋战国时期楚人营建长沙城邑后的两千多年以来，长沙古城经历了从萌芽、发展到繁荣、稳定的演变历程；城市功能从封邑之城先后发展成为诸侯王城、郡城、州城、都城和省城；城市规模从初具雏形的军事城邑不断扩展成为今天的区域性中心城市。长沙城市中心历来未曾变迁，是中国在同一地址坐标上建城历史最长的城市之一，被誉为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1982年长沙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20万年前人类就在长沙地区繁衍生息。大约七千年前，长沙地区的人们逐水而居，在湘江及其支流的台地上构建干阑式建筑，形成了稳定的居住聚落，他们广泛使用磨制生产工具，掌握了较高的陶器制作工艺，发展了以水稻栽培为主的原始农业，产生了原始的宗教和艺术（图一、图二）。
三苗是长沙地区古老的民族。商周时期，百越的一支扬越族在长沙宁乡沩水流域的黄材盆地建立了诸侯方国，创造了辉煌的青铜文化，炭河里城址是方国的政治中心，也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江南地区最古老的西周城址。城墙呈圆弧形，宽12-15米，高出地表1-2米，城址直径约为220米，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城壕具有防御和排水的功能。城内发现有宫殿基址等，城外分布有墓葬区。长沙与长沙鳖当与此城址息息相关，炭河里城址应是长沙古城的最早源头（图三至图五）。
春秋中期以后，楚国大举南下开疆拓土，至春秋晚期逐步控制了原来以扬越为主体的长沙及其周边地区。至迟在战国早期楚人设置长沙县，在湘江东岸营建长沙城池。长沙成为楚国南部的军事重镇和商业中心。长沙城的最早萌芽应是“邑”，即封邑，为大夫的封地、采地。浏城桥一号墓墓主为楚国大夫一级的贵族官员或将领，是战国初年长沙“城邑”的主人或统治者。战国长沙城的大致范围是东至东鱼塘街、犁头街、文运街一线，南至解放路和坡子街之间（约中线位置），西至下河街东侧，北至中山路南侧，呈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约800米的长方形格局（图六、图七）。
秦代置长沙郡，郡治应是沿用战国时期的长沙城。公元前202年，刘邦封吴芮为长沙王，建立长沙国，都临湘（今长沙）。湖南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诸侯王国，长沙第一次成为王国都城。西汉长沙国前后经历了吴氏长沙国和刘氏长沙国，共存续210年，为维护封建国家的统一，促进民族的交流与融合，推动湖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沙国都城临湘城在原有战国“长沙邑”的基础上重新设计和建造，兴建宫殿，拓展城垣，加高加宽城墙和护城河（图八）。长沙城的地位从“县邑”跃升为“国都”。西汉长沙国官署区即在今五一广场区域。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临湘城城邑图再现了长沙国王城的繁荣景象。西汉长沙国临湘城分别向南、北方向扩展，其范围北至今中山西路北侧约60米处（市青少年官），南至人民路北侧，东至东鱼塘街、犁头街、文运街一带，西至下河街东侧，大致呈南北长约1400米，东西宽约850米的长方形格局（图九）。同时，在西汉长沙国王陵区，构筑了北津城，是守护长沙国王陵的陵邑（图十）。
王莽时期，废长沙国，改为镇蛮郡；东汉时期，又改名长沙郡，均沿用临湘故城为郡城（图十一、图十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长沙风云际会，长沙或置国，或置州（郡），是江南政治军事的战略要地。307年，西晋首设湘州，统领长沙等八郡军事；422年，南朝宋再次确立湘州，统领长沙等十郡军事。湘州是统治湖南及广西、广东一部分的最高军事管理机构，在国内军事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湘州的设立是古代湖南政治军事史上的大事（图十三）。长沙从一郡的郡治而发展成为统领十郡的州治，长沙城从郡城上升为州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整体仍沿袭汉代临湘城，城市四至范围并无变化。南朝时期，由于湘州的军事特性和州治的设立，迫使长沙郡治南移和临湘县治北迁出城。湘州州城在汉代临湘城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在城内东西向加筑一道城墙作为州城的南城墙，形成东至东鱼塘街、犁头街、文运街一带，南至解放路北侧约90米处（南线东段），西至下河街东侧，北至今中山西路北侧约60米处（市青少年官），大致为东西、南北均长约900米的正方形格局，而州城的整体城墙面使用规范青砖叠砌包筑，成为长沙城最早的青砖城墙（图十四）。州城的南部则为长沙郡城，形成州郡同城而治的局面。北部城外为新设的临湘县治。
隋唐大一统后，长沙政治稳定，人文荟萃，人口日益增加，生产逐步恢复，经济实力增强，成为江南地区重要的军事重镇和文化中心。768年湖南观察使辖衡州、潭州、邵州、永州、道州、郴州、连州七州，湖南道从原江南西道分离出来，单独成为一级行政区划，湖南道治所由衡州迁至长沙城，“湖南”开始作为地方行政区划在历史上出现。随着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进一步南移，长沙人口膨胀，经贸发展，城内货肆行铺林立，湘江货船相接，长沙成为江南重要的商业城市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出港城市，出现了“药物楚老渔商市，市北肩舆每联袂”“著处繁华矜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的繁荣景象。隋和唐初时期基本上沿用南朝时期的长沙城市格局，中唐以后，长沙城迅速向东、南、北三面拓展，发展成为原有长沙城面积的2.5倍的北至今营盘路一线，东自今运达国际广场东部往南至建湘路、落星田街、东庆街、马王街、都正街、高正街一线，南至城南路北侧约200米处，西至下河街东侧的大致为南北长2200米，东西宽1300米的长方形的道治、州治、县治同城的南方区域性城市（图十五至图十七）。
927年，马殷建楚国，以长沙城为国都，立宫殿，置百官。马楚全盛时，辖地共24州，下设武安、武平、静江三节度使，包括了今湖南全境和广西大部及贵州、广东部分地区。马氏政权采取“上奉天子、下抚士民”，兴修水利、奖励农桑，自鑄货币，通商中原等政策，楚国经济迅速发展，是五代十国时期最富强的国家之一。马氏父子大兴土木、广建行官，王国都城范围空前拓展，是五代十国时期最繁盛的都城之一，成为长沙古代城市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为加强防御功能，将西城墙向西移约100米至湘江河滩，直接临水采用大量木构材料构筑墙体骨架后夯建城墙（图十八、图十九）。马氏父子在长沙府城的东面建有小瀛洲，南面建造碧湘官，西面建有文昭园、明月圃，北面大规模兴建会春园和开福寺等官苑建筑，长沙城南拓约200米至今城南路、西湖路一线，形成北至今营盘路一带，东至建湘路、落星田街、东庆街、马王街、都正街、高正街一线，南至城南路、西湖路一线，西至今湘江中路东侧的南北长2400米，东西宽1400米的长方形城市格局，拥有碧湘门（南）、醴陵门（东）、浏阳门（东北）、长乐门与清泰门（北）以及端阳门等6座城门。同时，马氏父子大肆扩建行官苑所，将长沙城的活动范围空前扩大至南北长达4600余米的空间，即长沙城的活动空间范围为二十二里九步，约为今周长12560米。至今，长沙城仍沿袭了马王街、马王塘、小瀛洲、碧湘街、开福寺、明月池等历史地名或古迹名胜。 北宋时期，长沙为荆湖南路和潭州治所，长沙地区社会较为安定，其沿用五代时期的长沙城格局。南宋时期，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全面南移，潭州是湖湘地区政治军事重镇，战略地位显要，被誉为南宋政权的“西部巨屏”。岳飞、辛弃疾、向士璧、文天祥、李芾等一大批名吏贤臣先后治理潭州，潭州社会、经济、文化得到了较大发展。潭州农业和手工业日益发展，商业繁荣，拥有20万以上的城市人口，是江南地区重要的商业都会，呈现出“长沙十万户，游女似京都”的盛况。同时，潭州书院勃兴，群贤会集，学术昌盛，成为宋代理学的重要基地和“湘学中心”，有“潇湘洙泗”之称。这一时期，随着城市经济日益繁荣，人口急剧增长，城市突破了隋唐时期坊市制度的束缚，潭州城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城市功能不断完善，城市格局基本定型（图二十）。南宋初年，潭州城由于金兵所破，“城壁皆坏”，为缩小防线，加强防御，湖南安抚使兼潭州知州李纲及安抚史折彦质上奏改造长沙城，即在北宋时期长沙城的活动空间范围二十二里九步，约为今周长12560米的基础上“请截（潭州城）三分之一……新城围计十四里半有奇”，但都未能实行。南宋末年，蒙古大军的崛起，迫使长沙加强城防改造。1260年兵部侍郎、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向士璧镇守长沙，构筑城防，整修城池，并最终完成了截城三分之一的工程，长沙城围定型为“十四里半有奇”即合围周长8200余米的基本格局。即将原长沙城北线（开福寺路）、西线（湘江中路）、东线（芙蓉路）三面城围的合计长度截去“七里半”（4200余米），则新建潭州城北城墙正好在今湘春路一线，并增设了云阳门。南宋潭州城除局部利用了五代时期的墙体基础外，大部分系重新夯筑，城墙两侧砌有多层青砖用以加固城墙。潭州城内街巷井然，商铺林立，经贸繁荣，大型涵渠等城市设施完备。南宋潭州城范围东线自湘春路起，沿芙蓉路西侧-建湘路-落星田街-东庆街-马王街-都正街高正街一线，南到城南路一线，西到江滨，北到湘春路一线的南北长2900米，东西宽1400米的长方形格局（图二十一至图二十五）。元代设湖广行中书省，又称潭州行省，长沙为湖广行省治所和潭州路、湖南道宣慰司、天临路治所。元代沿用南宋时期长沙城的格局，初期“复以土甓作城”，对长沙城墙进行了多次修缮（图二十六）。
明清时期，在宋元长沙城的基础上，长沙古城墙和护城河得到了大规模修整，长沙城的范围得到了局部扩充，城市功能日臻完备（图二十七、图二十八）。明洪武初年，先后改元代天临路为潭州府和长沙府，直属湖广行省，长沙城为府治。1377年，为提升长沙府城的军事防御功能，长沙守御指挥使邱广，在长沙城墙旧址上垒石加固城墙，拓宽护城河，寻（八尺）以上直至女墙顶部均用青砖砌成。这是长沙城市发展史上一次空前浩大的城池大规模修扩工程，最终奠定了明清时期长沙城墙的砖石结构和古代长沙城市的格局。修整后的长沙城范围，东至建湘路，南临城南路，西抵江滨，北到湘春路。长沙城东南部外扩至浏城桥——凤凰台——天心阁一线，将此线的高亢地势纳入城内，城墙依山脊而建以控制城市制高点，增强了居高临下的军事攻防能力。城墙用花岗岩条石垒砌墙基（图二十九），墙体上部砌青砖，从基脚到墙顶高2丈4尺（约7.7米），南北长10里，东西宽5里，周长2639丈5尺（约8446米）；城墙上有雉堞4679座，堞高2尺；南、北、东面拓宽护城河，深约1丈9尺（约6米）；共设9座城门，分别是北部：湘春门、新开门，东部：小吴门、浏阳门，南部：正南门，西部：德润门、驿步门（临湘门）、朝宗门（草墙门）、通货门，城门高宽均为1丈9尺（约6米），城门上建有城楼和钟鼓楼；城墙上设有炮台，东南部城墙上建有瞭望角楼，即天心阁前身。
明代长沙是诸藩封王之地，藩府同城。先后有潭王、谷王、襄王和吉王及其子孙共10位藩王就藩长沙，藩王在封地有统兵之权，无治民之责，主要作用是代表中央监控地方，历时195年。诸藩营建王府，设置官吏，其官室、冠服、车旗等规格仅次皇帝，长沙先后建有潭王府、谷王府、襄王府和吉王府。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关山吉王王室陵墓分布密集，规模庞大，是目前全国保存较完整的明代藩王陵区之一。1477吉简王就藩长沙，吉王耗“财-费巨万”修建“总宫殿室屋八百间有奇”的王府，其规模占了府城面积十之七八，是长沙的城中之城、城中之国。王府布局及建筑规制多仿北京紫禁城，坐北朝南，官墙范围南起今解放路，北至吉祥巷、府后街，东起文运街、犁头街、尚德街，西至藩城堤、三泰街、三兴街一带，开有端礼门（正南门）、广智门（北门）、体仁门（东门）、遵义门（西门），门外建有红牌楼、木牌楼、东牌楼、西牌楼（图三十至图三十三）。吉王历六代七王，共时166年，至1643年张献忠大西军入湘而终。明代王府深刻地影响了长沙古代城市的建设，今天的长沙城中留下了许多与藩王府有关的街巷地名。
随着清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湖南地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了加强管理，康熙三年（1664），清朝将原驻武昌的湖广右布政使司和原驻沅陵的偏沅巡抚均移驻长沙。雍正元年（1723），清廷诏谕两湖分闱，改湖广右布政使司为湖南布政使司；次年改偏沅巡抚为湖南巡抚，实施两湖分治，湖南正式成为独立行省，长沙成为湖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图三十四）。长沙交通便利，是江南的重要商埠；米市、茶市十分兴盛，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有“湖南熟，天下足”之美誉。
明末清初，长沙城历经张献忠起义军和吴三桂叛乱等战乱，城墙毁损严重，清初顺治、康熙年间城墙得到多次修缮。乾隆十一年（1746）湖南巡抚杨锡钹对长沙城墙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整修，新建了窝铺、更栅、内砌马道、外砌岸，加修了城楼、炮台、女墙、剁口，城墙更加坚固（图三十五）。此后，乾隆三十一年（1766）、乾隆四十四年（1779）、乾隆四十八年（1783）、嘉庆二十五年（1820）、道光十四年（1834）等，长沙城池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增修与加固，成为“城池崇屹，甲于他郡”的省府。清代长沙城青砖城墙，如苍龙卷卧，周长为2639丈，约为8445-米，合约14.81公里，共设有13座城门，北设：湘春门、新开门（兴汉门），东设：经武门、小吴门、浏阳门，南设：黄道门、学官门，西设：小西门（图三十六）、太平门、大西门、福星门、草湖门（潮宗门）、通泰门及西北的城角码头（图三十七）。
清代长沙城在经历多次修缮后，砖石结构的长沙城墙巍峨耸立，坚不可摧，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数次猛攻长沙但终未克城，长沙成为太平军进攻沿线唯一未被攻克的城市。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内忧外患，国力衰弱，长沙城已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同时，随着清末洋务运动与湖南新政的兴起，长沙的开埠，长沙工商业日臻繁荣，工商业的发展和现代人们城市生活方式的变化，旧有的城墙已经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累赘。拆墙修路扩城是辛亥革命后督湘的谭延闿主要新政之一，而这一计劃直到1917年才纳入长沙市政建设的议事日程。1920年8月，长沙市政厅发布了《长沙筹备市政说明书》和《长沙市政计划书》，铲平城墙并修筑环城马路被列为长沙市政工程的第一件要事。1923年，举步维艰的长沙古城墙拆卸工程和环城马路的修筑工程终于得以实施，到1924年，除天心阁249.7米城墙在时任市政公所总理曹典球“睡在城墙上，誓与城墙共存亡”的壮举下得以保存外（图三十八），巍然屹立于湘水之滨达两千多年之久的长沙城墙在一片号子声中相继倒塌，长沙地面已别无他“城墙”，继之以环城宽阔的马路，北部：兴汉路——湘春路，现统称湘春路；东部：经武路——东站路——天心路，现统称建湘路；南部：城南路，西部：沿河马路，即沿江大道（图三十九）。
悠悠湘江，巍巍麓山，见证两千多年来长沙古城的成长发展和壮大繁荣。这座拥有“楚汉名城”“屈贾之乡”“潇湘洙泗”“革命胜地”美誉的江南古城，如今是湖南省省会，是湖南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和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也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和全国文明城市。740多万长沙人民正大力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全力打造“三个中心”、精心建设“四更”长沙，全面构建国家中心城市新格局，为实现基本现代化阶段性目标而戮力奋进。
（责任编辑：阮富春）
长沙，是一座以星辰而得名的城市。自春秋战国时期楚人营建长沙城邑后的两千多年以来，长沙古城经历了从萌芽、发展到繁荣、稳定的演变历程；城市功能从封邑之城先后发展成为诸侯王城、郡城、州城、都城和省城；城市规模从初具雏形的军事城邑不断扩展成为今天的区域性中心城市。长沙城市中心历来未曾变迁，是中国在同一地址坐标上建城历史最长的城市之一，被誉为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1982年长沙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20万年前人类就在长沙地区繁衍生息。大约七千年前，长沙地区的人们逐水而居，在湘江及其支流的台地上构建干阑式建筑，形成了稳定的居住聚落，他们广泛使用磨制生产工具，掌握了较高的陶器制作工艺，发展了以水稻栽培为主的原始农业，产生了原始的宗教和艺术（图一、图二）。
三苗是长沙地区古老的民族。商周时期，百越的一支扬越族在长沙宁乡沩水流域的黄材盆地建立了诸侯方国，创造了辉煌的青铜文化，炭河里城址是方国的政治中心，也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江南地区最古老的西周城址。城墙呈圆弧形，宽12-15米，高出地表1-2米，城址直径约为220米，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城壕具有防御和排水的功能。城内发现有宫殿基址等，城外分布有墓葬区。长沙与长沙鳖当与此城址息息相关，炭河里城址应是长沙古城的最早源头（图三至图五）。
春秋中期以后，楚国大举南下开疆拓土，至春秋晚期逐步控制了原来以扬越为主体的长沙及其周边地区。至迟在战国早期楚人设置长沙县，在湘江东岸营建长沙城池。长沙成为楚国南部的军事重镇和商业中心。长沙城的最早萌芽应是“邑”，即封邑，为大夫的封地、采地。浏城桥一号墓墓主为楚国大夫一级的贵族官员或将领，是战国初年长沙“城邑”的主人或统治者。战国长沙城的大致范围是东至东鱼塘街、犁头街、文运街一线，南至解放路和坡子街之间（约中线位置），西至下河街东侧，北至中山路南侧，呈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约800米的长方形格局（图六、图七）。
秦代置长沙郡，郡治应是沿用战国时期的长沙城。公元前202年，刘邦封吴芮为长沙王，建立长沙国，都临湘（今长沙）。湖南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诸侯王国，长沙第一次成为王国都城。西汉长沙国前后经历了吴氏长沙国和刘氏长沙国，共存续210年，为维护封建国家的统一，促进民族的交流与融合，推动湖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沙国都城临湘城在原有战国“长沙邑”的基础上重新设计和建造，兴建宫殿，拓展城垣，加高加宽城墙和护城河（图八）。长沙城的地位从“县邑”跃升为“国都”。西汉长沙国官署区即在今五一广场区域。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临湘城城邑图再现了长沙国王城的繁荣景象。西汉长沙国临湘城分别向南、北方向扩展，其范围北至今中山西路北侧约60米处（市青少年官），南至人民路北侧，东至东鱼塘街、犁头街、文运街一带，西至下河街东侧，大致呈南北长约1400米，东西宽约850米的长方形格局（图九）。同时，在西汉长沙国王陵区，构筑了北津城，是守护长沙国王陵的陵邑（图十）。
王莽时期，废长沙国，改为镇蛮郡；东汉时期，又改名长沙郡，均沿用临湘故城为郡城（图十一、图十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长沙风云际会，长沙或置国，或置州（郡），是江南政治军事的战略要地。307年，西晋首设湘州，统领长沙等八郡军事；422年，南朝宋再次确立湘州，统领长沙等十郡军事。湘州是统治湖南及广西、广东一部分的最高军事管理机构，在国内军事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湘州的设立是古代湖南政治军事史上的大事（图十三）。长沙从一郡的郡治而发展成为统领十郡的州治，长沙城从郡城上升为州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整体仍沿袭汉代临湘城，城市四至范围并无变化。南朝时期，由于湘州的军事特性和州治的设立，迫使长沙郡治南移和临湘县治北迁出城。湘州州城在汉代临湘城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在城内东西向加筑一道城墙作为州城的南城墙，形成东至东鱼塘街、犁头街、文运街一带，南至解放路北侧约90米处（南线东段），西至下河街东侧，北至今中山西路北侧约60米处（市青少年官），大致为东西、南北均长约900米的正方形格局，而州城的整体城墙面使用规范青砖叠砌包筑，成为长沙城最早的青砖城墙（图十四）。州城的南部则为长沙郡城，形成州郡同城而治的局面。北部城外为新设的临湘县治。
隋唐大一统后，长沙政治稳定，人文荟萃，人口日益增加，生产逐步恢复，经济实力增强，成为江南地区重要的军事重镇和文化中心。768年湖南观察使辖衡州、潭州、邵州、永州、道州、郴州、连州七州，湖南道从原江南西道分离出来，单独成为一级行政区划，湖南道治所由衡州迁至长沙城，“湖南”开始作为地方行政区划在历史上出现。随着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进一步南移，长沙人口膨胀，经贸发展，城内货肆行铺林立，湘江货船相接，长沙成为江南重要的商业城市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出港城市，出现了“药物楚老渔商市，市北肩舆每联袂”“著处繁华矜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的繁荣景象。隋和唐初时期基本上沿用南朝时期的长沙城市格局，中唐以后，长沙城迅速向东、南、北三面拓展，发展成为原有长沙城面积的2.5倍的北至今营盘路一线，东自今运达国际广场东部往南至建湘路、落星田街、东庆街、马王街、都正街、高正街一线，南至城南路北侧约200米处，西至下河街东侧的大致为南北长2200米，东西宽1300米的长方形的道治、州治、县治同城的南方区域性城市（图十五至图十七）。
927年，马殷建楚国，以长沙城为国都，立宫殿，置百官。马楚全盛时，辖地共24州，下设武安、武平、静江三节度使，包括了今湖南全境和广西大部及贵州、广东部分地区。马氏政权采取“上奉天子、下抚士民”，兴修水利、奖励农桑，自鑄货币，通商中原等政策，楚国经济迅速发展，是五代十国时期最富强的国家之一。马氏父子大兴土木、广建行官，王国都城范围空前拓展，是五代十国时期最繁盛的都城之一，成为长沙古代城市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为加强防御功能，将西城墙向西移约100米至湘江河滩，直接临水采用大量木构材料构筑墙体骨架后夯建城墙（图十八、图十九）。马氏父子在长沙府城的东面建有小瀛洲，南面建造碧湘官，西面建有文昭园、明月圃，北面大规模兴建会春园和开福寺等官苑建筑，长沙城南拓约200米至今城南路、西湖路一线，形成北至今营盘路一带，东至建湘路、落星田街、东庆街、马王街、都正街、高正街一线，南至城南路、西湖路一线，西至今湘江中路东侧的南北长2400米，东西宽1400米的长方形城市格局，拥有碧湘门（南）、醴陵门（东）、浏阳门（东北）、长乐门与清泰门（北）以及端阳门等6座城门。同时，马氏父子大肆扩建行官苑所，将长沙城的活动范围空前扩大至南北长达4600余米的空间，即长沙城的活动空间范围为二十二里九步，约为今周长12560米。至今，长沙城仍沿袭了马王街、马王塘、小瀛洲、碧湘街、开福寺、明月池等历史地名或古迹名胜。 北宋时期，长沙为荆湖南路和潭州治所，长沙地区社会较为安定，其沿用五代时期的长沙城格局。南宋时期，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全面南移，潭州是湖湘地区政治军事重镇，战略地位显要，被誉为南宋政权的“西部巨屏”。岳飞、辛弃疾、向士璧、文天祥、李芾等一大批名吏贤臣先后治理潭州，潭州社会、经济、文化得到了较大发展。潭州农业和手工业日益发展，商业繁荣，拥有20万以上的城市人口，是江南地区重要的商业都会，呈现出“长沙十万户，游女似京都”的盛况。同时，潭州书院勃兴，群贤会集，学术昌盛，成为宋代理学的重要基地和“湘学中心”，有“潇湘洙泗”之称。这一时期，随着城市经济日益繁荣，人口急剧增长，城市突破了隋唐时期坊市制度的束缚，潭州城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城市功能不断完善，城市格局基本定型（图二十）。南宋初年，潭州城由于金兵所破，“城壁皆坏”，为缩小防线，加强防御，湖南安抚使兼潭州知州李纲及安抚史折彦质上奏改造长沙城，即在北宋时期长沙城的活动空间范围二十二里九步，约为今周长12560米的基础上“请截（潭州城）三分之一……新城围计十四里半有奇”，但都未能实行。南宋末年，蒙古大军的崛起，迫使长沙加强城防改造。1260年兵部侍郎、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向士璧镇守长沙，构筑城防，整修城池，并最终完成了截城三分之一的工程，长沙城围定型为“十四里半有奇”即合围周长8200余米的基本格局。即将原长沙城北线（开福寺路）、西线（湘江中路）、东线（芙蓉路）三面城围的合计长度截去“七里半”（4200余米），则新建潭州城北城墙正好在今湘春路一线，并增设了云阳门。南宋潭州城除局部利用了五代时期的墙体基础外，大部分系重新夯筑，城墙两侧砌有多层青砖用以加固城墙。潭州城内街巷井然，商铺林立，经贸繁荣，大型涵渠等城市设施完备。南宋潭州城范围东线自湘春路起，沿芙蓉路西侧-建湘路-落星田街-东庆街-马王街-都正街高正街一线，南到城南路一线，西到江滨，北到湘春路一线的南北长2900米，东西宽1400米的长方形格局（图二十一至图二十五）。元代设湖广行中书省，又称潭州行省，长沙为湖广行省治所和潭州路、湖南道宣慰司、天临路治所。元代沿用南宋时期长沙城的格局，初期“复以土甓作城”，对长沙城墙进行了多次修缮（图二十六）。
明清时期，在宋元长沙城的基础上，长沙古城墙和护城河得到了大规模修整，长沙城的范围得到了局部扩充，城市功能日臻完备（图二十七、图二十八）。明洪武初年，先后改元代天临路为潭州府和长沙府，直属湖广行省，长沙城为府治。1377年，为提升长沙府城的军事防御功能，长沙守御指挥使邱广，在长沙城墙旧址上垒石加固城墙，拓宽护城河，寻（八尺）以上直至女墙顶部均用青砖砌成。这是长沙城市发展史上一次空前浩大的城池大规模修扩工程，最终奠定了明清时期长沙城墙的砖石结构和古代长沙城市的格局。修整后的长沙城范围，东至建湘路，南临城南路，西抵江滨，北到湘春路。长沙城东南部外扩至浏城桥——凤凰台——天心阁一线，将此线的高亢地势纳入城内，城墙依山脊而建以控制城市制高点，增强了居高临下的军事攻防能力。城墙用花岗岩条石垒砌墙基（图二十九），墙体上部砌青砖，从基脚到墙顶高2丈4尺（约7.7米），南北长10里，东西宽5里，周长2639丈5尺（约8446米）；城墙上有雉堞4679座，堞高2尺；南、北、东面拓宽护城河，深约1丈9尺（约6米）；共设9座城门，分别是北部：湘春门、新开门，东部：小吴门、浏阳门，南部：正南门，西部：德润门、驿步门（临湘门）、朝宗门（草墙门）、通货门，城门高宽均为1丈9尺（约6米），城门上建有城楼和钟鼓楼；城墙上设有炮台，东南部城墙上建有瞭望角楼，即天心阁前身。
明代长沙是诸藩封王之地，藩府同城。先后有潭王、谷王、襄王和吉王及其子孙共10位藩王就藩长沙，藩王在封地有统兵之权，无治民之责，主要作用是代表中央监控地方，历时195年。诸藩营建王府，设置官吏，其官室、冠服、车旗等规格仅次皇帝，长沙先后建有潭王府、谷王府、襄王府和吉王府。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关山吉王王室陵墓分布密集，规模庞大，是目前全国保存较完整的明代藩王陵区之一。1477吉简王就藩长沙，吉王耗“财-费巨万”修建“总宫殿室屋八百间有奇”的王府，其规模占了府城面积十之七八，是长沙的城中之城、城中之国。王府布局及建筑规制多仿北京紫禁城，坐北朝南，官墙范围南起今解放路，北至吉祥巷、府后街，东起文运街、犁头街、尚德街，西至藩城堤、三泰街、三兴街一带，开有端礼门（正南门）、广智门（北门）、体仁门（东门）、遵义门（西门），门外建有红牌楼、木牌楼、东牌楼、西牌楼（图三十至图三十三）。吉王历六代七王，共时166年，至1643年张献忠大西军入湘而终。明代王府深刻地影响了长沙古代城市的建设，今天的长沙城中留下了许多与藩王府有关的街巷地名。
随着清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湖南地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了加强管理，康熙三年（1664），清朝将原驻武昌的湖广右布政使司和原驻沅陵的偏沅巡抚均移驻长沙。雍正元年（1723），清廷诏谕两湖分闱，改湖广右布政使司为湖南布政使司；次年改偏沅巡抚为湖南巡抚，实施两湖分治，湖南正式成为独立行省，长沙成为湖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图三十四）。长沙交通便利，是江南的重要商埠；米市、茶市十分兴盛，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有“湖南熟，天下足”之美誉。
明末清初，长沙城历经张献忠起义军和吴三桂叛乱等战乱，城墙毁损严重，清初顺治、康熙年间城墙得到多次修缮。乾隆十一年（1746）湖南巡抚杨锡钹对长沙城墙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整修，新建了窝铺、更栅、内砌马道、外砌岸，加修了城楼、炮台、女墙、剁口，城墙更加坚固（图三十五）。此后，乾隆三十一年（1766）、乾隆四十四年（1779）、乾隆四十八年（1783）、嘉庆二十五年（1820）、道光十四年（1834）等，长沙城池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增修与加固，成为“城池崇屹，甲于他郡”的省府。清代长沙城青砖城墙，如苍龙卷卧，周长为2639丈，约为8445-米，合约14.81公里，共设有13座城门，北设：湘春门、新开门（兴汉门），东设：经武门、小吴门、浏阳门，南设：黄道门、学官门，西设：小西门（图三十六）、太平门、大西门、福星门、草湖门（潮宗门）、通泰门及西北的城角码头（图三十七）。
清代长沙城在经历多次修缮后，砖石结构的长沙城墙巍峨耸立，坚不可摧，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数次猛攻长沙但终未克城，长沙成为太平军进攻沿线唯一未被攻克的城市。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内忧外患，国力衰弱，长沙城已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同时，随着清末洋务运动与湖南新政的兴起，长沙的开埠，长沙工商业日臻繁荣，工商业的发展和现代人们城市生活方式的变化，旧有的城墙已经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累赘。拆墙修路扩城是辛亥革命后督湘的谭延闿主要新政之一，而这一计劃直到1917年才纳入长沙市政建设的议事日程。1920年8月，长沙市政厅发布了《长沙筹备市政说明书》和《长沙市政计划书》，铲平城墙并修筑环城马路被列为长沙市政工程的第一件要事。1923年，举步维艰的长沙古城墙拆卸工程和环城马路的修筑工程终于得以实施，到1924年，除天心阁249.7米城墙在时任市政公所总理曹典球“睡在城墙上，誓与城墙共存亡”的壮举下得以保存外（图三十八），巍然屹立于湘水之滨达两千多年之久的长沙城墙在一片号子声中相继倒塌，长沙地面已别无他“城墙”，继之以环城宽阔的马路，北部：兴汉路——湘春路，现统称湘春路；东部：经武路——东站路——天心路，现统称建湘路；南部：城南路，西部：沿河马路，即沿江大道（图三十九）。
悠悠湘江，巍巍麓山，见证两千多年来长沙古城的成长发展和壮大繁荣。这座拥有“楚汉名城”“屈贾之乡”“潇湘洙泗”“革命胜地”美誉的江南古城，如今是湖南省省会，是湖南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和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也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和全国文明城市。740多万长沙人民正大力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全力打造“三个中心”、精心建设“四更”长沙，全面构建国家中心城市新格局，为实现基本现代化阶段性目标而戮力奋进。
（责任编辑：阮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