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有些蹊跷的“职务侵占案”
近期，本刊接到一份申述材料，涉案资金不多，却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遂引起记者的关注。
汪进，一位上世纪80年代国家公派留学日本的博士生，学业有成，高就日本某上市公司，年薪逾8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8.6万元）。为了上海奉贤一家纺织品公司老板的再三邀请，放弃在日数十年拼搏所赢得的高职厚禄，回国发展。
按双方签订的聘用协议，汪进在这家公司的职位足够理想：总经理，除了享受部分财务支付及报销签单权，费用报销须经董事长签字外，负责公司日常总体运作；薪酬足够优厚：年薪，税后人民币100万元！
此外，这份聘用协议规定，有3条开除汪进而公司不用赔偿的条款：1、自动辞职；2、任职期间违反国家法纪法规，触及刑事责任调查；3、因病无法工作。
这就是说，在汪进本人未主动提出辞职或离职的前提下，只要他不触及刑事责任，即可确保获得合同所定的600万元人民币的协议薪资。
这也就是说，在这家公司任总经理的6年中，汪进唯一要时刻提防的是：绝对不能因小失大，一丝一毫也不能触及刑事责任这一底线，否则，这600万元之巨的协议薪资随时都会被终止支付。
恰恰就是在这唯一要提防的地方，让汪进被动式地“栽了跟头”！
2012年8月，这家公司向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举报，指控汪进在一年多前以职务便利侵吞公司10万元。一桩双方各持一词的经济纠纷，就这样成为刑事案件。
我们知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守住司法公正最后一道防线的前提。
现在，来看有关法律专家对该案进行的司法分析。
本案发生的背景及经过
2011年底，上海元一公司以股权结构发生变化为由，欲单方面解除与汪进的聘用合同。但根据聘用合同，如上海元一公司单方面解除，须支付汪进数百万元的高额赔偿金，唯汪进如有违法行为，上海元一公司可单方面解约，且无需支付高额赔偿金。2012年始，上海元一公司法人代表崔颖采取不让汪进工作、不准员工与汪进讲话等手段，意图逼迫汪进辞职，以期达到不支付高额赔偿金的目的。汪进拒不辞职，为此双方关系恶化。本案案发前，汪进已联系律师，欲通过法律途径维权，而上海元一公司则处心积虑地为处理汪进做准备。上海元一公司对汪进的举报正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且为该公司作证的财务人员系崔颖的亲戚。
2012年8月，上海元一公司向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举报，指控上海元一公司总经理汪进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公司现金10万元。奉贤公安局接报后于2012年8月13日对汪进实施刑事拘留，并于2012年8月27日宣布对汪进逮捕。
2012年10月8日，奉贤公安分局向奉贤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2012年11月25日，奉贤区人民检察院向奉贤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汪进“利用担任上海元一纺织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侵占公司用于支付徐州元一色彩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元一公司）的加工费人民币100000元”。
汪进的辩解
2010年10月，上海元一公司的客户单位徐州元一公司负责人沙艳因资金短缺，通过汪进向崔颖说情，以个人名义向上海元一公司法定代表人崔颖借得人民币10万元，汪进为该款提供了担保。借款时约定，借款期限为半年，还款方式系从上海元一公司应付沙艳的加工费中抵扣。若届时沙艳不能偿还，则由汪进承担还款义务。
2011年4月，在上海元一公司应付沙艳的徐州元一公司加工费已超10万元的情况下，双方按借款时的约定，从加工费中扣下10万元归还崔颖。因该个人借款崔颖无法直接从公司账上提走，故由汪进作为经手人在记账凭证上签了字，该款由崔颖领取，汪进未拿分文。
沙艳在与案外人的通话中也证实了上述事实（有电话录音为证）。
律师的分析
就上述涉案内容，有关律师进行了具体分析：
1、认定汪进拿过涉案10万元的证据不确凿、不充分
侦查机关及检察院认定被告人汪进拿过10万元的主要证据系汪进签名的记账凭证、提现的支票存根联、证人的证言。
但对上述证据稍加分析即可发现存在诸多问题。
根据会计常识，领取现金应填写“付款凭证”，在层层审核后有领款人在该凭证上签字。故该凭证又称“原始凭证”。“记账凭证”则是根据“原始凭证”按实际发生的支出和收入情况予以登录做账，故查证被告人汪进是否拿过该款，就必须查看汪进在原始凭证上有无签收。现2011年4月15日的“付款凭证”上反映了该笔支出，但并无汪进的签字。汪进本人坚称未拿过此款，并辩称其在记账凭证上签字，仅是作为沙艳用加工款抵扣所欠崔颖个人借款的经办人而签的字，并非系其实际领过该款。故该记账凭证不足以认定汪进拿过该10万元。
证人的证言指证被告人汪进拿过涉案的10万元。但证人的证言存在多处前后不一，存有明显作伪的痕迹。且证人的证言又存在着互相矛盾。而被告人汪进又全盘否认证人的证言，故辅之以人证仍不足以认定汪进拿过涉案10万元。
“付款凭证”显示，该笔应付加工款的金额为115496.25元，而记账凭证上反映实际所付系10万元，二者明显不相吻合。而这一差异特征，恰恰证明汪进所说“从加工费中扣下10万元用以归还欠崔颖的10万元借款”是真实的。
2、办案机关在取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011年4月27日的支票存根，无法完整反映该笔现金的实际用途。
认定是否职务侵占，除必要的证据外，更不可或缺的是“司法审计报告”。司法审计报告系从会计准则角度，科学地作出审计，以确认被告人是否拿过这10万元。特别是在被告否认、证人证言矛盾、财务凭证短缺的情况下更应进行司法审计。但本案迄今却未进行司法审计，被告及辩护人曾多次要求进行司法审计，也未被检察院采纳。
被告人汪进坚称该款系还崔颖的个人借款，自己并未拿过分文。故侦查机关理应调查崔颖的同期存款记录及银行卡记录。
奉贤公安分局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对汪进提出的能够证明自己无罪的事实、证据不予调查、取证，且对重要证人采取威胁的方法，迫使证人作违心之供（根据证人自述），而检察院又未对本案进行充分的审查，便起诉至法院。
编辑点评：
这起刑事责任案看似普通，其实有一定的法律普及教育意义。当事双方如何依法解决纠纷，保护各自的合法权益；司法机关如何在执法过程中展示公平、公正的法治精神，是当今中国构建和谐、平安社会的基本保障之一。这也是本刊关注此案的出发点，本刊将继续关注此案，做后续报道。
该文章涉及的分析、判断，不代表本刊观点，谨作参考。
近期，本刊接到一份申述材料，涉案资金不多，却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遂引起记者的关注。
汪进，一位上世纪80年代国家公派留学日本的博士生，学业有成，高就日本某上市公司，年薪逾8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8.6万元）。为了上海奉贤一家纺织品公司老板的再三邀请，放弃在日数十年拼搏所赢得的高职厚禄，回国发展。
按双方签订的聘用协议，汪进在这家公司的职位足够理想：总经理，除了享受部分财务支付及报销签单权，费用报销须经董事长签字外，负责公司日常总体运作；薪酬足够优厚：年薪，税后人民币100万元！
此外，这份聘用协议规定，有3条开除汪进而公司不用赔偿的条款：1、自动辞职；2、任职期间违反国家法纪法规，触及刑事责任调查；3、因病无法工作。
这就是说，在汪进本人未主动提出辞职或离职的前提下，只要他不触及刑事责任，即可确保获得合同所定的600万元人民币的协议薪资。
这也就是说，在这家公司任总经理的6年中，汪进唯一要时刻提防的是：绝对不能因小失大，一丝一毫也不能触及刑事责任这一底线，否则，这600万元之巨的协议薪资随时都会被终止支付。
恰恰就是在这唯一要提防的地方，让汪进被动式地“栽了跟头”！
2012年8月，这家公司向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举报，指控汪进在一年多前以职务便利侵吞公司10万元。一桩双方各持一词的经济纠纷，就这样成为刑事案件。
我们知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守住司法公正最后一道防线的前提。
现在，来看有关法律专家对该案进行的司法分析。
本案发生的背景及经过
2011年底，上海元一公司以股权结构发生变化为由，欲单方面解除与汪进的聘用合同。但根据聘用合同，如上海元一公司单方面解除，须支付汪进数百万元的高额赔偿金，唯汪进如有违法行为，上海元一公司可单方面解约，且无需支付高额赔偿金。2012年始，上海元一公司法人代表崔颖采取不让汪进工作、不准员工与汪进讲话等手段，意图逼迫汪进辞职，以期达到不支付高额赔偿金的目的。汪进拒不辞职，为此双方关系恶化。本案案发前，汪进已联系律师，欲通过法律途径维权，而上海元一公司则处心积虑地为处理汪进做准备。上海元一公司对汪进的举报正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且为该公司作证的财务人员系崔颖的亲戚。
2012年8月，上海元一公司向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举报，指控上海元一公司总经理汪进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公司现金10万元。奉贤公安局接报后于2012年8月13日对汪进实施刑事拘留，并于2012年8月27日宣布对汪进逮捕。
2012年10月8日，奉贤公安分局向奉贤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2012年11月25日，奉贤区人民检察院向奉贤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汪进“利用担任上海元一纺织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侵占公司用于支付徐州元一色彩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元一公司）的加工费人民币100000元”。
汪进的辩解
2010年10月，上海元一公司的客户单位徐州元一公司负责人沙艳因资金短缺，通过汪进向崔颖说情，以个人名义向上海元一公司法定代表人崔颖借得人民币10万元，汪进为该款提供了担保。借款时约定，借款期限为半年，还款方式系从上海元一公司应付沙艳的加工费中抵扣。若届时沙艳不能偿还，则由汪进承担还款义务。
2011年4月，在上海元一公司应付沙艳的徐州元一公司加工费已超10万元的情况下，双方按借款时的约定，从加工费中扣下10万元归还崔颖。因该个人借款崔颖无法直接从公司账上提走，故由汪进作为经手人在记账凭证上签了字，该款由崔颖领取，汪进未拿分文。
沙艳在与案外人的通话中也证实了上述事实（有电话录音为证）。
律师的分析
就上述涉案内容，有关律师进行了具体分析：
1、认定汪进拿过涉案10万元的证据不确凿、不充分
侦查机关及检察院认定被告人汪进拿过10万元的主要证据系汪进签名的记账凭证、提现的支票存根联、证人的证言。
但对上述证据稍加分析即可发现存在诸多问题。
根据会计常识，领取现金应填写“付款凭证”，在层层审核后有领款人在该凭证上签字。故该凭证又称“原始凭证”。“记账凭证”则是根据“原始凭证”按实际发生的支出和收入情况予以登录做账，故查证被告人汪进是否拿过该款，就必须查看汪进在原始凭证上有无签收。现2011年4月15日的“付款凭证”上反映了该笔支出，但并无汪进的签字。汪进本人坚称未拿过此款，并辩称其在记账凭证上签字，仅是作为沙艳用加工款抵扣所欠崔颖个人借款的经办人而签的字，并非系其实际领过该款。故该记账凭证不足以认定汪进拿过该10万元。
证人的证言指证被告人汪进拿过涉案的10万元。但证人的证言存在多处前后不一，存有明显作伪的痕迹。且证人的证言又存在着互相矛盾。而被告人汪进又全盘否认证人的证言，故辅之以人证仍不足以认定汪进拿过涉案10万元。
“付款凭证”显示，该笔应付加工款的金额为115496.25元，而记账凭证上反映实际所付系10万元，二者明显不相吻合。而这一差异特征，恰恰证明汪进所说“从加工费中扣下10万元用以归还欠崔颖的10万元借款”是真实的。
2、办案机关在取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011年4月27日的支票存根，无法完整反映该笔现金的实际用途。
认定是否职务侵占，除必要的证据外，更不可或缺的是“司法审计报告”。司法审计报告系从会计准则角度，科学地作出审计，以确认被告人是否拿过这10万元。特别是在被告否认、证人证言矛盾、财务凭证短缺的情况下更应进行司法审计。但本案迄今却未进行司法审计，被告及辩护人曾多次要求进行司法审计，也未被检察院采纳。
被告人汪进坚称该款系还崔颖的个人借款，自己并未拿过分文。故侦查机关理应调查崔颖的同期存款记录及银行卡记录。
奉贤公安分局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对汪进提出的能够证明自己无罪的事实、证据不予调查、取证，且对重要证人采取威胁的方法，迫使证人作违心之供（根据证人自述），而检察院又未对本案进行充分的审查，便起诉至法院。
编辑点评：
这起刑事责任案看似普通，其实有一定的法律普及教育意义。当事双方如何依法解决纠纷，保护各自的合法权益；司法机关如何在执法过程中展示公平、公正的法治精神，是当今中国构建和谐、平安社会的基本保障之一。这也是本刊关注此案的出发点，本刊将继续关注此案，做后续报道。
该文章涉及的分析、判断，不代表本刊观点，谨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