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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演知识分子，志于道，科举制，心志变化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5）05-0067-06
知识分子，顾名思义而言，是除人类社会常识之外，拥有某些特别知识，以求知和生产知识为职事的人。但就其特定含义而言，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渊源，是专指那些受过教育但对现在社会秩序和传统文化持批判态度，并试图使自己的理想抱负实现于社会的人。①本文旨在根据对知识分子的这一界定，审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志变化，并期图以此展示中国古代主流文化发展的一个侧面。
中国知识分子，在古代称之为“士”。“士志于道”，孔子的这一说法，至少表明在孔子的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职事”就在于“道”了。而所谓“道”，就是关于人类生存的根本之道，就是关于社会发展的根本之道，即“人道”而并非春秋之前的“天道”（当代学者余英时说：“中国的‘道’讲的就是承认人类共通的价值和人类尊严”）。
中国的知识分子，诞生于春秋时代。余英时说：“春秋以前的‘士’还不算是‘知识人’。现代观念中的‘知识人’，必然同时也扮演社会批判者的角色。”春秋以前的“士”，本意是政府各部门中的掌“事”官员，那时又没有发展出关于天地人或社会、自然的、抽象的“道”，所以，那时虽然也有对现实的批判，如《诗》中的讽刺诗等，但其所讽刺的事物，都是具体的，不可能从“道”的角度——超越自己某一具体的身份职责来批判现实，即曾子所说“君子思不出其位”。春秋时代，“士”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由原来末等贵族逐渐降为了“庶人”，到战国时代，不再属于贵族，而成为“庶民”士、农、工、商中的一个阶层，只是其“首”而已。士失去了原来的职责和地位，也就摆脱了原来职事的限制，因此也就获得了行动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面对社会大变革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他们周游列国，以“道”为志，反思和批判现实，追求他们理想的世界。
“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悲夫，百家往而不及，必不全矣。……道术将天下裂”。这是庄子描述在周王室“礼崩乐坏”，作为原来统一性的“道”破裂后，诸子百家兴起，自以为载道的情景。虽然当时不仅是庄子，还包括荀子，后来的淮南子，甚至清人章学诚在内，都曾感叹过百家兴起各执一端“以自好”的局面，但诸子百家兴起之后出现的百家争鸣局面，无疑对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从上述关于知识分子的界定或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来说，这一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最具有知识分子特征的时代。
春秋战国知识分子都是“志于道”的。春秋战国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面对社会大变革局面，他们“志于道”，先后创立了影响整个中华民族至今的“道”“儒”“墨”“法”学说，并为自己的学说奔走呼号了一生。“孔席不暖”“墨突不黔”这对成语虽是专指孔、墨二人的，但实际上可以看成当时知识分子忙于“传道”的群体写照。虽然老、庄超脱逍遥，并不积极主动地向权贵推销自己，但仍然为自己的“道”著书立说、指点江山。
这些知识分子“志于道”，为的是“经世”“救世”，并不是为了躲在“象牙塔”中做纯粹的学问，这与西方古代知识分子不同。西方自苏格拉底因为卷入城邦的政治生活而被处死以后，希腊哲学家便不肯参与政治生活了，于是，出现了西方文化史上的所谓“静观的人生”。这“静观的人生”只做“解释世界”的工作，而把“改变世界”的工作交给了“行动的人生”——基督教会（基督教会秉承上帝的意志而“救世”：限制君主权力，教化“蛮族”，教化民众等）。所以后来马克思对此批评道：“哲学家从来只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既“解释世界”，这就是他们所宣传的学说；又“改变世界”，这就是他们的“入世”或“出世”。“入世”即“出仕”当官，直接实施他们的学说；“出世”即退隐官场对社会进行批判。具体什么时候“入世”，什么时候“出世”，则根据现实政治环境而定：“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春秋战国时代的知识分子都具有独立的人格。道家代表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具有如此思想认识之人，其人格的独立是显见的。庄子更是逍遥飘逸，法道自然，以己为然。《逍遥游》《秋水》等所讲的故事，没有独立的人格岂能想到？更是无法做到的。儒家虽然主张“入世”，但其代表孔子、孟子，其独立人格是没有任何人怀疑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些言论至今仍然是激发读书人奋发向上、独立作为的经典。墨子之“道”具体为“兼爱”“非攻”“尚贤”等十大主张。为实现自己的主张，他勇于实践，不管在过程之中面临的是多有权势的君王，以及多大的生命危险，他都是刚正凛然、从容不迫的。墨子能做到这一点，没有独立的人格无法想象，这从大家熟悉的“墨子救宋”故事中可见一斑。另外，在《墨子》一书中以激烈的言辞抨击各诸侯国暴政的言论，比比皆是，这没有独立的人格也是做不到的。法家之“道”是主张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国家统一、战争不再，人民安居乐业。这里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策略点是造成君主之“势”，“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落脚点则是建立一个“法制”社会，让“法”高于一切。“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所以，就法家代表韩非子而言，其在根上的独立人格，也是不言而喻的。在目睹战国后期韩国积贫积弱，多次上书韩王被拒后，韩非才愤退而著书，写出《孤愤》《五蠹》等名篇。君王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就将自己的意见写成文字，以求天下评说是非对错！这岂不是人格全然独立才有的作为？
春秋战国时代的知识分子都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因为春秋战国时代的知识分子“志于道”，且具有独立人格，当社会现实与他们理想的“道”不一致，且当道者又不重视更不重用他们，他们因此被迫“隐”而“出世”之时，自然会选择，也只能选择：对“无道”的社会及其君王进行批判，即孟子说的“处士横议”。这些知识分子对当时社会的批判，因基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认识，理直气壮，不讲情面。如孟子就曾当着齐宣王的面这样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路人意）；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由于当时各派学说的代表人物，都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由此渐成传统，并在这一传统的作用之下，演化为一种“制度”：“不治而议”的“稷下先生”。战国中期，齐国创立稷下学宫，礼尊当时各学派著名学者，号称“稷下先生”。后燕昭王也曾筑碣石宫，师礼邹衍等学者。他们是“不治而议论”，或“不任职而论国事”，即他们身不在官，但却专职于政治批判。从中不难想见当时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
经过秦始皇“焚书坑儒”，战国时知识分子那种游说天下的局面不存在了。秦搞皇帝绝对专制，中国知识分子也就没了“志于道”的可能。秦命短祚，在此就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这一话题，可以不论。汉文帝二年十一月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人，这成为其后士人进入政府门径之始。汉时的“察举”选官，是“乡举里选”，这是一种西周之时就有的选官传统。所选标准，即当时对读书人的标准：贤良、方正、孝廉、直言极谏、茂材异能等。最主要的是贤良、孝廉两科。选拔谁，决定于社会舆论：“科别行能，必由乡曲”（东汉和帝永年五年三月诏）。州郡根据乡议保荐人才，并在州郡中历练吏事，做得好可上至九卿。两汉时期的官员，不少经此途而出。这样一种选拔官吏的制度，使两汉时期的知识分子，就整个群体而言，与春秋战国时代的知识分子有了不同，即其“志于道”的完全自主性，人格的完全独立性和对社会的全面批判性，较之于春秋战国时代大大减弱了。就“道”而言，是受限于“独尊儒术”了；就“人格”而言，是受限于“乡举里选”了；就“批判精神”而言，是受限于皇帝、诸侯的权威了。而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三个方面都是基本不受限的。虽然如此，两汉时期的读书人，仍然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一是，产生了一批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如董仲舒、司马迁、东方朔、左雄等。董仲舒作《春秋繁露》，虽强调忠君，但也是为承孔子之志，在君主专制局面已成的环境之下，利用“天人感应”之论以限君。司马迁作《史记》全面总结历史，以“通古今之变”，还能直言当朝汉武帝的是非。两汉之时虽然是“乡举里选”，但东方朔却能自我推荐，并因此脱颖而出，说明了如此个性之强的知识分子还是有机会得到社会和政府认可的。东汉左雄针对因豪门大族逐渐把持察举制而产生的种种弊端，提出改革方案，并最终得到了皇帝批准。甚至还有一个不知姓名的被范晔称之为“汉阴老父”的人，能直接对皇帝制度发生怀疑：“请问天下乱而立天子耶？理而立天子耶？立天子以父天下耶？役天下以奉天子耶？”
二是，一方面这种“乡举里选”的选官制度，因为首先要社会舆论认可，所以，被选之人与社会必然会有相当程度上的联系，“民情”也就自然地会被这些当官者关注，即这些当官者也会在相当程度上以社会或民众为本位；另一方面，因为这些“士人”由民间推荐，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民主”的性质，虽然政府仍然要对他们进行“历练”甚至“考试”，但至少可以说在“人事权”上，是社会与政府共进退的。
三是，这种选官制度对乡里的社会影响是积极的。被选举者要“贤良方正”、要“孝”要“廉”，并且还要得到乡亲们的认可，这对于正在成长的青少年一代，无疑会起到正面的榜样作用。如《南史》中说：“汉世士务修身，故忠孝成俗。”最高统治者也是有意而为。汉昭帝元凤元年，赐郡国所选有行义者涿郡韩福等五人帛，人五十疋，遣归，诏曰：“朕闵劳以官职之事，其务修孝弟以教乡里，令郡县常以正月赐羊酒。”正因为这样，追求贤良方正、忠孝廉洁的中国文化，在两汉时期“化民成俗”了，从而成为我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以此同时，一个王朝的名称也就成了我们民族的称谓：汉族。
自魏文帝曹丕始，原两汉“察举制”进一步细化为“九品中正制”，将州郡的那些“贤有识鉴者”，立为大小中正官，观察所管范围内的士人，其就言行，定为九等，以作政府用人标准。其初，这一选官制度针对东汉后期察举权逐渐落入豪门大族之手的弊端，确实选拔出了部分德、才皆“上品”之人，但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地将出身门第放在了首要位置，加之担任中正官者，大多出身于豪门大族，到晋初，便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所以，身为尚书仆射的刘毅在《请罢中正除九品疏》中，便要求废除这一选官制度。与刘毅同时的段灼也说：“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所以，较之于两汉时期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在短短的40多年里，就失去了选拔真正人才的意义。同时也说明，在九品中正制之下的中国知识分子，较之于两汉时期的知识分子，其“道”、其“人格”、其“批判精神”，又向后退了一步，因为他们仅限于一人之鉴。马端临《文献通考》中说：“盖乡举里选者，采誉于众多之论；而九品中正者，寄雌黄于一人之口。……则评论者自是一人，擢用者自是一人，评论所不许，则司擢用者不敢违其言。……故趋势者不暇举贤，畏祸者不敢疾恶。……专于一人，其法太拘，其意太狭，其迹太露。固不若……两汉之法也。”
虽然如此，中正官的品鉴，还是要以士人的德行为标准的，即使只在豪门大族里面定“上品”，其被评定为上品者，也多还是豪门大族里较为优秀的士人。这是其一。其二，中正品第人物，最高权力者也是轻易不能干涉的。南朝宋文帝宠爱的舍人王宏想当士人，以期列入九品之列，宋文帝要他去找时任尚书仆射的王球商量，王球不准他“就席”（并坐之意）。文帝就此叹息道：这我也没有办法了。这不是一个特例。齐世祖爱幸纪僧真，纪也向世祖“乞为士大夫”，世祖叫他去找时任都官尚书的江学，江学不理他，他回去向齐世祖告状，齐世祖说：“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由此可见，当时的士大夫的确有自己的尊严。其三，士大夫内部因其行为失品，被清议废黜的，晋、宋记名所载，也是不少的。所以顾炎武说：“九品中正之设，虽多失实，遗意（指三代两汉存清议于州里的遗意）未亡。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废弃终身，同之禁锢。”所以，九品中正制实施的近400年里，士大夫的精神还是较为自由的。
鉴于上述史实，对这九品中正制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台湾学者徐复观先生曾从与政治权势的关系角度作了如下评价：“九品中正的用意，依然是使皇帝不敢私人才予夺之权，士大夫不敢放佚恣肆于社会之上。知识分子依然是站在皇帝与老百姓的中间，发生一种贯串平衡的作用。其自身即在此贯串平衡的作用中，对政治保持了相当的尊严，维持了若干的人格。” 因为九品中正制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特别是自东汉后期兴起的豪门大族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因其自身腐化堕落，到了隋时，已经衰败了（“出则车舆，入则扶持……肤脆骨柔，不堪步行，体羸气喘，不耐寒暑”；“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这是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涉务》中描述世子的情景）。与此同时，庶族地主阶级兴起，自东晋晚期开始已经200多年了，也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南朝诸帝均为庶族将领出身就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当隋统一之后，为打击世族、巩固自己的政权，改变选拔官吏的制度也就成了最现实的政治问题。这就是科举制产生的基本背景。
科举制对中国知识分子心志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几乎完全将春秋战国之时的知识分子变了样。因为科举制实施之后，不少读书人只读书以应试，而且只读与朝廷考试内容相关的书；应试之文字，是不易看清这个人的道德情操、胸怀名节、行为能力的。这样一来，这些“知识分子”，不再需要与社会联系，不再需要顾及社会舆论，而只要留心皇帝的需要就行了。所以，自科举制实施以后的中国读书人，其总体心志是渐趋奴性化的。科举制对以皇帝为代表的政权，影响也较大。原来的皇帝还要顾及社会的舆论，也要尊重士大夫的人格，但自此之后，皇帝们是更加自恣、妄为、专横了，“天下英雄尽入吾■中”了，由此选出的“英雄”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英雄，只是些“小鱼”而已（欧阳修语）。而到了明、清两朝，读书人只能读四书五经，而且行文还只能是八股，甚至行文的字体又只能是“馆阁体”，那就更限制人了。
科举制在实施之后不久，就遭到了批评。如唐朝“右补阙”薛谦光说：“今之举人有乖事实……选曹授职，喧嚣于礼闱，州郡贡士，诤讼于陛闼。”后代的朱熹、顾炎武等大家都对科举制进行过严厉的批评。入近世后，特别是在维新运动中，对科举制的批评，要求废除科举制的声音就更多了。科举制虽然遭到了严厉的批评，但因此制能够为政府招揽人才，为皇帝培养忠诚之士，有利于中央集权，加之庶族百姓因此也有了改变自己政治命运的可能，所以还是一直坚持到了20世纪初。
在科举制时代，也产生过不少“志于道”的仁人志士，如李白、杜甫、徐有功、韩愈、范仲淹、宋明理学家，特别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他们谈封建、谈井田、谈选举、谈学校、谈君道、谈臣道、谈士道，等等，就是要打掉皇帝是乃圣乃神的观念，打掉只有朝廷而无地方的集权观念，打掉为君设臣，以臣殉君的奴妾观念，打掉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的专断观念。但清点这些著名人物的背景、经历，大多则并不是出自于科举，而是自立于社会中的读书人。
在科举制下能够产生这些人物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政统”与“道统”并不是绝对同一的。“道统”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孔子是这些读书人的“素王”。虽然科举制使绝大部分读书人逐渐变为以皇帝为代表的“政统”的奴才，但总有那么少数读书精英以尊“道统”为最高人生价值。所以，不管“政统”专制得如何厉害，他们总是能够为了“道统”而抗争，并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甚至“死得其所”。如此一来，上述这些人物的产生也就不足为怪了，同时，也不难理解2000多年来的专制王朝历史上为什么会不断出现“死谏”的现象。中国传统社会“道统”与“政统”的不同一，虽然不像西方社会那般政、教分立，但它在一定程度上，特别是在精神的高度上，对“政统”的制约也是存在着的。
由袁世凯、端方等人为代表的要求立即废除科举制的主张，最终压倒了以张之洞、刘坤一为代表的要求逐步废止科举制的意见，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了。关于科举制度此时被废造成的方方面面影响，论及者众多，本文主旨所在，只涉及中国读书人的心志问题。
科举被废使原来终生以科举为入仕之途的读书人，一下子无了依傍，对前途不知所然，成了脱离社会主体结构的游离阶层或“无根人”。进入新式学堂与出国留学便成为读书人获取社会地位的主要途径了。但中国作为一个后进国家，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发展程度，远远无法提供足够的位置与就业机会，以吸纳纷至沓来的，从新式学堂中毕业和留学归国的，在年龄上主要是青年的读书人（科举制下的“读书人”没有年龄限制，科举史上年龄最大者102岁）。萧功秦就此评价道：“这些处于游离状态的人们，由于社会地位的不稳定，前途的渺茫与心理失落感，就以异乎寻常的速度，急剧地涌入政治领域，纷纷竞奔官场，以争取权力、地位与财富资源，成为新政时期与民国初年的‘政治参与膨胀’的巨大力量。”
这些读书人，与传统的士大夫相比，知识结构与获取知识的空间都有了很大不同。因此，他们的“道”与传统士大夫的“道”也就有了根本的不同；随着这些读书人所志之“道”的根本变化，中国读书人的心志也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辛亥革命之所以在清廷新政十来年后发生，从其革命的主体和主要领导者的角度审视，上述情况便是其重大背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政治失序，政治权威崩塌，统一的意识形态也不存在了；当时的中国又是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中，没了传统科举的政治“仕途”，中国的绝大多数读书人，便一扫传统士大夫只埋头四书五经，不管外面是否“杀百万生灵，亡数百年社稷”（南宋吕祖谦语）而求科举功名的传统，纷纷“参与”政治。不管是读书人中的精英，还是一般的读书青年，甚至包括已经功成名就的读书人中的领袖，如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等，都在进行“革命”了。在传统社会里，“革命”一词是不会轻易说的，尤其不会轻易地说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而现在这些读书人却把“革命”挂在了嘴边。因此，这些读书人不再像传统的士大夫那样脱离社会，他们是主动积极地投入社会的；也不像传统士大夫般“奴性”，他们是敢于蔑视一切权威的，甚至很大部分被“志士化”，变换成了拿起武器的侠士。
这些读书人虽然都在“革命”，但他们对“革命”内容的解读却有很大差别甚至是对立的，而且只要出现不同，就会互相指责对方是“反革命”。于是，在思想舆论领域，便再次出现了“百家争鸣”“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局面，如当时无政府主义的各个派别就有20多种。所以，这些读书人不再如传统士大夫般坐而论道，他们是直接参与政治“革命”的，是“行动的人生”。因此，这些读书人的学问不再如传统士大夫般“精深”，①也不会如传统士大夫般顽固死板，他们可能今天宣传这一主义，明天又会为另一个主义热血沸腾。如“大”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等刚刚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宣传自由主义，不久之后就又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为此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再如“小”知识分子毛泽东、蔡和森等刚刚还在岳麓山下搞无政府主义的“新村实验”，结果读了《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阶级斗争》（考茨基著）三本书，“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后，毛泽东就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了。
这时绝大部分读书人都是“行动的人生”，为了他们心中之“道”，逐渐地在各自信仰的“道”或“主义”之下聚合起来，组成政党进行“革命”了。据台湾学者张玉法初步统计，民初出现的政党与政党性组织，共达312个之多。当时中国的读书人，基本上都分属于不同的党派了。这样，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社会批判意识和精神，在此主要变为了党派的政治斗争，对其他党派的批判也是直接与自身党派的政治利益相连的。所以，这一批判，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脱离了知识分子批判所具有的无私无我精神。也就是说，此时中国的读书人，融入了更多政治角色。而且他们在各自的党内，是要“服从纪律”的，主要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领袖”的纪律。所以，这一“服从”，知识分子所应该具备的批判意识，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就不存在了。
当然，少部分例外也还是有的，如二三十年代的胡适、鲁迅等，五六十年代的雷震、殷海光、顾准等。从中依稀似见，春秋战国时代知识分子的影响仍在。
【作者简介】徐振祥，男，中学高级教师，宜昌市历史学科带头人，就职于湖北宜都市第一中学，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学历史教育教学。
【责任编辑：王雅贞】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5）05-0067-06
知识分子，顾名思义而言，是除人类社会常识之外，拥有某些特别知识，以求知和生产知识为职事的人。但就其特定含义而言，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渊源，是专指那些受过教育但对现在社会秩序和传统文化持批判态度，并试图使自己的理想抱负实现于社会的人。①本文旨在根据对知识分子的这一界定，审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志变化，并期图以此展示中国古代主流文化发展的一个侧面。
中国知识分子，在古代称之为“士”。“士志于道”，孔子的这一说法，至少表明在孔子的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职事”就在于“道”了。而所谓“道”，就是关于人类生存的根本之道，就是关于社会发展的根本之道，即“人道”而并非春秋之前的“天道”（当代学者余英时说：“中国的‘道’讲的就是承认人类共通的价值和人类尊严”）。
中国的知识分子，诞生于春秋时代。余英时说：“春秋以前的‘士’还不算是‘知识人’。现代观念中的‘知识人’，必然同时也扮演社会批判者的角色。”春秋以前的“士”，本意是政府各部门中的掌“事”官员，那时又没有发展出关于天地人或社会、自然的、抽象的“道”，所以，那时虽然也有对现实的批判，如《诗》中的讽刺诗等，但其所讽刺的事物，都是具体的，不可能从“道”的角度——超越自己某一具体的身份职责来批判现实，即曾子所说“君子思不出其位”。春秋时代，“士”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由原来末等贵族逐渐降为了“庶人”，到战国时代，不再属于贵族，而成为“庶民”士、农、工、商中的一个阶层，只是其“首”而已。士失去了原来的职责和地位，也就摆脱了原来职事的限制，因此也就获得了行动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面对社会大变革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他们周游列国，以“道”为志，反思和批判现实，追求他们理想的世界。
“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悲夫，百家往而不及，必不全矣。……道术将天下裂”。这是庄子描述在周王室“礼崩乐坏”，作为原来统一性的“道”破裂后，诸子百家兴起，自以为载道的情景。虽然当时不仅是庄子，还包括荀子，后来的淮南子，甚至清人章学诚在内，都曾感叹过百家兴起各执一端“以自好”的局面，但诸子百家兴起之后出现的百家争鸣局面，无疑对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从上述关于知识分子的界定或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来说，这一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最具有知识分子特征的时代。
春秋战国知识分子都是“志于道”的。春秋战国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面对社会大变革局面，他们“志于道”，先后创立了影响整个中华民族至今的“道”“儒”“墨”“法”学说，并为自己的学说奔走呼号了一生。“孔席不暖”“墨突不黔”这对成语虽是专指孔、墨二人的，但实际上可以看成当时知识分子忙于“传道”的群体写照。虽然老、庄超脱逍遥，并不积极主动地向权贵推销自己，但仍然为自己的“道”著书立说、指点江山。
这些知识分子“志于道”，为的是“经世”“救世”，并不是为了躲在“象牙塔”中做纯粹的学问，这与西方古代知识分子不同。西方自苏格拉底因为卷入城邦的政治生活而被处死以后，希腊哲学家便不肯参与政治生活了，于是，出现了西方文化史上的所谓“静观的人生”。这“静观的人生”只做“解释世界”的工作，而把“改变世界”的工作交给了“行动的人生”——基督教会（基督教会秉承上帝的意志而“救世”：限制君主权力，教化“蛮族”，教化民众等）。所以后来马克思对此批评道：“哲学家从来只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既“解释世界”，这就是他们所宣传的学说；又“改变世界”，这就是他们的“入世”或“出世”。“入世”即“出仕”当官，直接实施他们的学说；“出世”即退隐官场对社会进行批判。具体什么时候“入世”，什么时候“出世”，则根据现实政治环境而定：“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春秋战国时代的知识分子都具有独立的人格。道家代表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具有如此思想认识之人，其人格的独立是显见的。庄子更是逍遥飘逸，法道自然，以己为然。《逍遥游》《秋水》等所讲的故事，没有独立的人格岂能想到？更是无法做到的。儒家虽然主张“入世”，但其代表孔子、孟子，其独立人格是没有任何人怀疑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些言论至今仍然是激发读书人奋发向上、独立作为的经典。墨子之“道”具体为“兼爱”“非攻”“尚贤”等十大主张。为实现自己的主张，他勇于实践，不管在过程之中面临的是多有权势的君王，以及多大的生命危险，他都是刚正凛然、从容不迫的。墨子能做到这一点，没有独立的人格无法想象，这从大家熟悉的“墨子救宋”故事中可见一斑。另外，在《墨子》一书中以激烈的言辞抨击各诸侯国暴政的言论，比比皆是，这没有独立的人格也是做不到的。法家之“道”是主张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国家统一、战争不再，人民安居乐业。这里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策略点是造成君主之“势”，“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落脚点则是建立一个“法制”社会，让“法”高于一切。“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所以，就法家代表韩非子而言，其在根上的独立人格，也是不言而喻的。在目睹战国后期韩国积贫积弱，多次上书韩王被拒后，韩非才愤退而著书，写出《孤愤》《五蠹》等名篇。君王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就将自己的意见写成文字，以求天下评说是非对错！这岂不是人格全然独立才有的作为？
春秋战国时代的知识分子都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因为春秋战国时代的知识分子“志于道”，且具有独立人格，当社会现实与他们理想的“道”不一致，且当道者又不重视更不重用他们，他们因此被迫“隐”而“出世”之时，自然会选择，也只能选择：对“无道”的社会及其君王进行批判，即孟子说的“处士横议”。这些知识分子对当时社会的批判，因基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认识，理直气壮，不讲情面。如孟子就曾当着齐宣王的面这样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路人意）；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由于当时各派学说的代表人物，都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由此渐成传统，并在这一传统的作用之下，演化为一种“制度”：“不治而议”的“稷下先生”。战国中期，齐国创立稷下学宫，礼尊当时各学派著名学者，号称“稷下先生”。后燕昭王也曾筑碣石宫，师礼邹衍等学者。他们是“不治而议论”，或“不任职而论国事”，即他们身不在官，但却专职于政治批判。从中不难想见当时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
经过秦始皇“焚书坑儒”，战国时知识分子那种游说天下的局面不存在了。秦搞皇帝绝对专制，中国知识分子也就没了“志于道”的可能。秦命短祚，在此就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这一话题，可以不论。汉文帝二年十一月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人，这成为其后士人进入政府门径之始。汉时的“察举”选官，是“乡举里选”，这是一种西周之时就有的选官传统。所选标准，即当时对读书人的标准：贤良、方正、孝廉、直言极谏、茂材异能等。最主要的是贤良、孝廉两科。选拔谁，决定于社会舆论：“科别行能，必由乡曲”（东汉和帝永年五年三月诏）。州郡根据乡议保荐人才，并在州郡中历练吏事，做得好可上至九卿。两汉时期的官员，不少经此途而出。这样一种选拔官吏的制度，使两汉时期的知识分子，就整个群体而言，与春秋战国时代的知识分子有了不同，即其“志于道”的完全自主性，人格的完全独立性和对社会的全面批判性，较之于春秋战国时代大大减弱了。就“道”而言，是受限于“独尊儒术”了；就“人格”而言，是受限于“乡举里选”了；就“批判精神”而言，是受限于皇帝、诸侯的权威了。而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三个方面都是基本不受限的。虽然如此，两汉时期的读书人，仍然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一是，产生了一批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如董仲舒、司马迁、东方朔、左雄等。董仲舒作《春秋繁露》，虽强调忠君，但也是为承孔子之志，在君主专制局面已成的环境之下，利用“天人感应”之论以限君。司马迁作《史记》全面总结历史，以“通古今之变”，还能直言当朝汉武帝的是非。两汉之时虽然是“乡举里选”，但东方朔却能自我推荐，并因此脱颖而出，说明了如此个性之强的知识分子还是有机会得到社会和政府认可的。东汉左雄针对因豪门大族逐渐把持察举制而产生的种种弊端，提出改革方案，并最终得到了皇帝批准。甚至还有一个不知姓名的被范晔称之为“汉阴老父”的人，能直接对皇帝制度发生怀疑：“请问天下乱而立天子耶？理而立天子耶？立天子以父天下耶？役天下以奉天子耶？”
二是，一方面这种“乡举里选”的选官制度，因为首先要社会舆论认可，所以，被选之人与社会必然会有相当程度上的联系，“民情”也就自然地会被这些当官者关注，即这些当官者也会在相当程度上以社会或民众为本位；另一方面，因为这些“士人”由民间推荐，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民主”的性质，虽然政府仍然要对他们进行“历练”甚至“考试”，但至少可以说在“人事权”上，是社会与政府共进退的。
三是，这种选官制度对乡里的社会影响是积极的。被选举者要“贤良方正”、要“孝”要“廉”，并且还要得到乡亲们的认可，这对于正在成长的青少年一代，无疑会起到正面的榜样作用。如《南史》中说：“汉世士务修身，故忠孝成俗。”最高统治者也是有意而为。汉昭帝元凤元年，赐郡国所选有行义者涿郡韩福等五人帛，人五十疋，遣归，诏曰：“朕闵劳以官职之事，其务修孝弟以教乡里，令郡县常以正月赐羊酒。”正因为这样，追求贤良方正、忠孝廉洁的中国文化，在两汉时期“化民成俗”了，从而成为我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以此同时，一个王朝的名称也就成了我们民族的称谓：汉族。
自魏文帝曹丕始，原两汉“察举制”进一步细化为“九品中正制”，将州郡的那些“贤有识鉴者”，立为大小中正官，观察所管范围内的士人，其就言行，定为九等，以作政府用人标准。其初，这一选官制度针对东汉后期察举权逐渐落入豪门大族之手的弊端，确实选拔出了部分德、才皆“上品”之人，但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地将出身门第放在了首要位置，加之担任中正官者，大多出身于豪门大族，到晋初，便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所以，身为尚书仆射的刘毅在《请罢中正除九品疏》中，便要求废除这一选官制度。与刘毅同时的段灼也说：“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所以，较之于两汉时期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在短短的40多年里，就失去了选拔真正人才的意义。同时也说明，在九品中正制之下的中国知识分子，较之于两汉时期的知识分子，其“道”、其“人格”、其“批判精神”，又向后退了一步，因为他们仅限于一人之鉴。马端临《文献通考》中说：“盖乡举里选者，采誉于众多之论；而九品中正者，寄雌黄于一人之口。……则评论者自是一人，擢用者自是一人，评论所不许，则司擢用者不敢违其言。……故趋势者不暇举贤，畏祸者不敢疾恶。……专于一人，其法太拘，其意太狭，其迹太露。固不若……两汉之法也。”
虽然如此，中正官的品鉴，还是要以士人的德行为标准的，即使只在豪门大族里面定“上品”，其被评定为上品者，也多还是豪门大族里较为优秀的士人。这是其一。其二，中正品第人物，最高权力者也是轻易不能干涉的。南朝宋文帝宠爱的舍人王宏想当士人，以期列入九品之列，宋文帝要他去找时任尚书仆射的王球商量，王球不准他“就席”（并坐之意）。文帝就此叹息道：这我也没有办法了。这不是一个特例。齐世祖爱幸纪僧真，纪也向世祖“乞为士大夫”，世祖叫他去找时任都官尚书的江学，江学不理他，他回去向齐世祖告状，齐世祖说：“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由此可见，当时的士大夫的确有自己的尊严。其三，士大夫内部因其行为失品，被清议废黜的，晋、宋记名所载，也是不少的。所以顾炎武说：“九品中正之设，虽多失实，遗意（指三代两汉存清议于州里的遗意）未亡。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废弃终身，同之禁锢。”所以，九品中正制实施的近400年里，士大夫的精神还是较为自由的。
鉴于上述史实，对这九品中正制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台湾学者徐复观先生曾从与政治权势的关系角度作了如下评价：“九品中正的用意，依然是使皇帝不敢私人才予夺之权，士大夫不敢放佚恣肆于社会之上。知识分子依然是站在皇帝与老百姓的中间，发生一种贯串平衡的作用。其自身即在此贯串平衡的作用中，对政治保持了相当的尊严，维持了若干的人格。” 因为九品中正制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特别是自东汉后期兴起的豪门大族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因其自身腐化堕落，到了隋时，已经衰败了（“出则车舆，入则扶持……肤脆骨柔，不堪步行，体羸气喘，不耐寒暑”；“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这是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涉务》中描述世子的情景）。与此同时，庶族地主阶级兴起，自东晋晚期开始已经200多年了，也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南朝诸帝均为庶族将领出身就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当隋统一之后，为打击世族、巩固自己的政权，改变选拔官吏的制度也就成了最现实的政治问题。这就是科举制产生的基本背景。
科举制对中国知识分子心志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几乎完全将春秋战国之时的知识分子变了样。因为科举制实施之后，不少读书人只读书以应试，而且只读与朝廷考试内容相关的书；应试之文字，是不易看清这个人的道德情操、胸怀名节、行为能力的。这样一来，这些“知识分子”，不再需要与社会联系，不再需要顾及社会舆论，而只要留心皇帝的需要就行了。所以，自科举制实施以后的中国读书人，其总体心志是渐趋奴性化的。科举制对以皇帝为代表的政权，影响也较大。原来的皇帝还要顾及社会的舆论，也要尊重士大夫的人格，但自此之后，皇帝们是更加自恣、妄为、专横了，“天下英雄尽入吾■中”了，由此选出的“英雄”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英雄，只是些“小鱼”而已（欧阳修语）。而到了明、清两朝，读书人只能读四书五经，而且行文还只能是八股，甚至行文的字体又只能是“馆阁体”，那就更限制人了。
科举制在实施之后不久，就遭到了批评。如唐朝“右补阙”薛谦光说：“今之举人有乖事实……选曹授职，喧嚣于礼闱，州郡贡士，诤讼于陛闼。”后代的朱熹、顾炎武等大家都对科举制进行过严厉的批评。入近世后，特别是在维新运动中，对科举制的批评，要求废除科举制的声音就更多了。科举制虽然遭到了严厉的批评，但因此制能够为政府招揽人才，为皇帝培养忠诚之士，有利于中央集权，加之庶族百姓因此也有了改变自己政治命运的可能，所以还是一直坚持到了20世纪初。
在科举制时代，也产生过不少“志于道”的仁人志士，如李白、杜甫、徐有功、韩愈、范仲淹、宋明理学家，特别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他们谈封建、谈井田、谈选举、谈学校、谈君道、谈臣道、谈士道，等等，就是要打掉皇帝是乃圣乃神的观念，打掉只有朝廷而无地方的集权观念，打掉为君设臣，以臣殉君的奴妾观念，打掉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的专断观念。但清点这些著名人物的背景、经历，大多则并不是出自于科举，而是自立于社会中的读书人。
在科举制下能够产生这些人物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政统”与“道统”并不是绝对同一的。“道统”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孔子是这些读书人的“素王”。虽然科举制使绝大部分读书人逐渐变为以皇帝为代表的“政统”的奴才，但总有那么少数读书精英以尊“道统”为最高人生价值。所以，不管“政统”专制得如何厉害，他们总是能够为了“道统”而抗争，并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甚至“死得其所”。如此一来，上述这些人物的产生也就不足为怪了，同时，也不难理解2000多年来的专制王朝历史上为什么会不断出现“死谏”的现象。中国传统社会“道统”与“政统”的不同一，虽然不像西方社会那般政、教分立，但它在一定程度上，特别是在精神的高度上，对“政统”的制约也是存在着的。
由袁世凯、端方等人为代表的要求立即废除科举制的主张，最终压倒了以张之洞、刘坤一为代表的要求逐步废止科举制的意见，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了。关于科举制度此时被废造成的方方面面影响，论及者众多，本文主旨所在，只涉及中国读书人的心志问题。
科举被废使原来终生以科举为入仕之途的读书人，一下子无了依傍，对前途不知所然，成了脱离社会主体结构的游离阶层或“无根人”。进入新式学堂与出国留学便成为读书人获取社会地位的主要途径了。但中国作为一个后进国家，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发展程度，远远无法提供足够的位置与就业机会，以吸纳纷至沓来的，从新式学堂中毕业和留学归国的，在年龄上主要是青年的读书人（科举制下的“读书人”没有年龄限制，科举史上年龄最大者102岁）。萧功秦就此评价道：“这些处于游离状态的人们，由于社会地位的不稳定，前途的渺茫与心理失落感，就以异乎寻常的速度，急剧地涌入政治领域，纷纷竞奔官场，以争取权力、地位与财富资源，成为新政时期与民国初年的‘政治参与膨胀’的巨大力量。”
这些读书人，与传统的士大夫相比，知识结构与获取知识的空间都有了很大不同。因此，他们的“道”与传统士大夫的“道”也就有了根本的不同；随着这些读书人所志之“道”的根本变化，中国读书人的心志也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辛亥革命之所以在清廷新政十来年后发生，从其革命的主体和主要领导者的角度审视，上述情况便是其重大背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政治失序，政治权威崩塌，统一的意识形态也不存在了；当时的中国又是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中，没了传统科举的政治“仕途”，中国的绝大多数读书人，便一扫传统士大夫只埋头四书五经，不管外面是否“杀百万生灵，亡数百年社稷”（南宋吕祖谦语）而求科举功名的传统，纷纷“参与”政治。不管是读书人中的精英，还是一般的读书青年，甚至包括已经功成名就的读书人中的领袖，如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等，都在进行“革命”了。在传统社会里，“革命”一词是不会轻易说的，尤其不会轻易地说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而现在这些读书人却把“革命”挂在了嘴边。因此，这些读书人不再像传统的士大夫那样脱离社会，他们是主动积极地投入社会的；也不像传统士大夫般“奴性”，他们是敢于蔑视一切权威的，甚至很大部分被“志士化”，变换成了拿起武器的侠士。
这些读书人虽然都在“革命”，但他们对“革命”内容的解读却有很大差别甚至是对立的，而且只要出现不同，就会互相指责对方是“反革命”。于是，在思想舆论领域，便再次出现了“百家争鸣”“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局面，如当时无政府主义的各个派别就有20多种。所以，这些读书人不再如传统士大夫般坐而论道，他们是直接参与政治“革命”的，是“行动的人生”。因此，这些读书人的学问不再如传统士大夫般“精深”，①也不会如传统士大夫般顽固死板，他们可能今天宣传这一主义，明天又会为另一个主义热血沸腾。如“大”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等刚刚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宣传自由主义，不久之后就又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为此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再如“小”知识分子毛泽东、蔡和森等刚刚还在岳麓山下搞无政府主义的“新村实验”，结果读了《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阶级斗争》（考茨基著）三本书，“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后，毛泽东就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了。
这时绝大部分读书人都是“行动的人生”，为了他们心中之“道”，逐渐地在各自信仰的“道”或“主义”之下聚合起来，组成政党进行“革命”了。据台湾学者张玉法初步统计，民初出现的政党与政党性组织，共达312个之多。当时中国的读书人，基本上都分属于不同的党派了。这样，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社会批判意识和精神，在此主要变为了党派的政治斗争，对其他党派的批判也是直接与自身党派的政治利益相连的。所以，这一批判，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脱离了知识分子批判所具有的无私无我精神。也就是说，此时中国的读书人，融入了更多政治角色。而且他们在各自的党内，是要“服从纪律”的，主要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领袖”的纪律。所以，这一“服从”，知识分子所应该具备的批判意识，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就不存在了。
当然，少部分例外也还是有的，如二三十年代的胡适、鲁迅等，五六十年代的雷震、殷海光、顾准等。从中依稀似见，春秋战国时代知识分子的影响仍在。
【作者简介】徐振祥，男，中学高级教师，宜昌市历史学科带头人，就职于湖北宜都市第一中学，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学历史教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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