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学校大院里，从小就在学校里混。
　　最开始，爸爸妈妈在县一中当老师。我多病，三天两头感冒发烧不能去幼儿园，但只要不是躺着起不了床，妈妈就会带我去办公室。她上课怎么办呢？把我放到阅览室，直接请管理员阿姨看管。
　　两个老师的家，除了书还是书，从小我就在书堆里长大，到了图书馆，完全就是如鱼得水。妈妈一走，自己就一溜烟跑去找书看。书名上的字全认识的，看！封面好看的，看！里面有画的，看！找一堆抱过来，爬上管理员阿姨的大椅子，边吃她给我的零食，边飞速地翻看，字还认不全，连猜带蒙，连滚带爬，不知不觉妈妈来了，我也看完了一大叠。问到底看了些什么，其实说不出太多所以然。
　　上小学之前，爸爸妈妈调到了师专，家也搬去师专大院。我的身体还是那个样子，还是得三天两头请病假，妈妈安置我的地方就变成了图书馆。师专的图书馆可比中学阅览室大多了，书也多多了。站在书架中间，我会有一种莫名的眩晕感，不知道是因为书太多头晕，还是被发烧闹的，这给我留下了长期后遗症。直到今天，无论书店还是图书馆，一站在满满的书架中间仍然会有这种感觉，那是因为时间停滞、空间太满，面对太多书想读的踌躇满志以及读不完的焦虑共同造成的眩晕感，很纠结，很复杂。就像小时候在晴朗夏夜仰望星空，满天的星星似乎在流动，刹那间，一串无解的问题袭上心头：这星空之外还是星空吗？再外面呢？一层一层的星空有没有个尽头？尽头之外是什么？只要抬头望上一会儿就天旋地转，而书架间的那种眩晕感就是这种感觉的温和版。
　　我的小学时代，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适合小朋友的童话并不多，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之外基本上就没有了，《格列佛游记》《一千零一夜》都被我当童话读完了，又自发地找到一种童话的替代品——民间故事。咱大中国童话虽然不多，可民间故事多啊，中国古代民间故事、中华美德民间故事、十二生肖的民间传说……还有一本画风稍稍轻灵的《台湾民间爱情故事》，虽然中间多了个“爱情”，不也是“民间故事”吗？我毫不犹豫抽出来拿在手里。管理员阿姨一看笑坏了：“你小小年纪，懂什么叫爱情吗？”那可是个男孩女孩拉个手要被老师严肃处理的年代啊，“爱情”两个字不是那么好招惹的。幸好在我这个病小孩子这里，关于书的一切都有特权。
　　囫囵吞枣地看完，隐隐约约明白了，爱情就是男女青年互相喜欢，想要在一起，想要结婚。最初的爱情观，便在天马行空的民间爱情故事中开始萌芽，直到小学高年级笼统读完《红楼梦》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就基本定型了。
　　后来，我们全家到了湖南，我的中学读的是全省最好的重点中学——湖南师大附中。这学校别处到底哪里好我不知道，但图书馆是真好，它是一座自带小院的独立建筑，前面是阅览室，后面是无限神秘的书库。当时每张证每周只可以借一本书，借书处经常要排长队，对我这种读书很快的人来说根本无法满足，经常借了同学的借书证还是不够，这成了我一个无解的难题。
　　附中有个特色教学项目叫“学工”，每学期一个星期，大家学安装单车、学英文打字、去校办工厂“打毛刺”，还有唯一一个名额是到图书馆整理书籍，这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选项，因为没有伙伴，很闷，干的活又无聊，大家避之不及，于是积极申请的我顺利被批准。整整一个星期泡在那个平时根本进不去的书库里啊，那是怎样一种福利！我在大家同情的目光注视下欢天喜地就去了，去了才发现真不是个好差事。冬天的湖南最难熬，又湿又冷，室内比室外还冷，那时也没有空调和暖气，在家里可以烤火，在教室里拼个人多火气壮，图书馆那偌大的书库完全就是个冷库！整理书籍还不能戴手套，我那本来就长了冻疮的手整天又红又肿像个小包子，还特勤快地忙东忙西。管理员老师感动坏了，特许我每天都可以带一两本书回家，只要第二天带回来就行。学工期间没有作业，一回家就全情扑在书上，一天两本，那哪是读书啊？完全就是喝粥，呼噜呼噜一会儿就是一碗。紧张啊，觉得机会难得啊，就想不要浪费这宝贵的机会啊！其实想起来，当时家里经济条件不差，爸妈在买书这件事上也算很放得开，我并不是那么缺书看的孩子，为什么就这么欠得慌呢？这种感觉同样延续到了今天，变成一种“好书太多，时间太少”的焦虑感，每每看着那么多好书，恨不得全吞到肚子里，可惜时间总是那么有限，奈何奈何！
　　林清玄说：“你的气质里，藏着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和爱过的人。”这话真好，那些我囫囵吞下去的书构成了今天的我。我当编辑，做阅读推广人，当广州图书馆的理事，用各种途径把我喜欢的书拿来和更多的人分享。像这样，一輩子随心所欲看自己喜欢的书，也算是一种幸福的人生了吧？
　　责任编辑 陈土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