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惊人地巧合。
　　1919年6月28日，一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签订《凡尔赛条约》。凡尔赛宫是1871年德意志皇帝威廉一世登基称帝的地方，而现在威廉二世的德意志帝国已经臣服;而且6月28日恰巧是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被暗杀后的整整五周年忌日。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从萨拉热窝打响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不可一世的德意志奥匈帝国就这样土崩瓦解，成了被以英法美为首的协约国痛打的落水狗。凡尔赛的谈判战败国德国甚至没有权力参与条约的讨论，整个谈判完全被英法美把持。每个国家都提出了极度有利于自己的条件，在彼此争夺利益并最终相互妥协之后，带给德国的却是无尽的痛苦与压迫——德国代表甚至是咬着牙签的字，而德国民众更是怒火中烧。

　　这份号称和平的合约，再次种下了战争的种子。德国人经历了二十年的苦难和整整一代人的复仇，并给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带来又一场浩劫。
　　回望百年凡尔赛条约，英法美德从此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及至百年之后，欧洲遭遇巨大危机——法国的黄马甲运动绵延不绝，英国脱欧悬而未决，多国极右翼势力走上前台，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则挥舞着贸易保护主义大棒在全球兴风作浪……
　　世界正在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将何去何从？《新民周刊》专访资深媒体观察家、常驻法国超过二十年的国际评论专栏撰稿人郑若麟，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注定失败的和约

　　《新民周刊》：您是如何评价凡尔赛和约的？
　　郑若麟：凡尔赛和约是一群强盗在争夺这个世界的时候互相大打出手，结果强的打赢了弱的打输了，然后强弱之间开始一场讨价还价，在这场讨价还价当中，强的想一切都包揽，弱的想保留一些东西，于是乎，就在这种条件下开始争吵。
　　巴黎和会由英法美主导，但是各方意见分歧很大。
　　战胜国法国、英国和美国分别持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态度，因为他们与德国的关系，他们与今后德国乃至欧洲局势的发展，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英国希望德国不至于太过虚弱，这样英国作为一个岛国，当法德在大陆势均力敌的话，英国就可以在欧洲保持一种战略上的平衡。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被证明是一名实在的外交官，他奉行“光荣孤立”政策，不愿意看到法国单方面做大，目标是欧洲的权力平衡。
　　法国则一心希望尽可能地削弱德国，因为法国是德国的最主要的对手，而法国会因为一个强大的德国而遭到各方面的约束。所以一旦打赢，就希望尽可能地在巴黎和会上把德国削弱。因此，法国总理克列孟梭主张要严厉地惩罚德国，他不想错过一个打击法国宿敌的好机会。

　　巴黎和会留下了一个巨大的二战诱因，就是对德国的不公平。对德国的打压一方面非常巨大，但另一方面又并没有彻底地从工业上消除德国的战争能力。

　　美国当时因为离得比较遥远，国力也正在崛起之中，对欧洲列强尚持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态度，希望与所有国家都保持某种关系。当时的美国总统伍德·威尔逊的关注点是维持世界各国之间的良好关系——既不愿意英国的计谋得逞，也不愿意法国太过膨胀。于是美国在和会中便来回斡旋于英、法、德等国之间……
　　总的来说，巴黎和会就是一个分赃的结果。把德国对中国山东的权利转移到另外一个战胜国日本就是一个明证，证明巴黎和会是一个相对而言非常邪恶的协议。

　　《新民周刊》：它传递了一种怎样的世界观，对欧洲的版图产生何种影响？
　　郑若麟：应该承认巴黎和会留下了一个巨大的二战诱因，就是对德国的不公平。所谓对德国的不公平，一是把挑起一战的责任推到了德国头上，这使得德国的平民百姓产生强烈的反感;第二个就是对德国的打压一方面非常巨大，但另一方面又并没有彻底地从工业上消除德国的战争能力。所以就埋下了二战的伏笔。
　　《凡尔赛条约》直接剥夺了德国65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和700万人口，交还了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这直接让德国损失14%的领土和13%的人口，48%的铁资源，15%的农业生产和10%的煤炭。德国一直期盼的海外殖民地，也全部被协约国瓜分。
　　武器方面，德国被不允许拥有空军，不允许拥有重机枪，不允许拥有坦克，不允许拥有冲锋枪，不允许拥有重炮等其他重型武器，不允许拥有战列舰，陆军总数不得超过10万，不允许在莱茵河以东10公里区域内驻扎军队。现有武器德国需要自行炸毁或者拆除。
　　而在金额赔偿方面，德国需要向法国、英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共支付1320亿帝国马克的赔款。这使得德国陷入严重的通货膨胀中。整捆的帝国马克成为了孩子们堆积木的玩具，钞票甚至直接被扔进壁炉当木炭或者柴火使用。
　　而国内的严重经济问题已经不能通过传统的经济调控措施来解决了，失业率高于50%。在全民经济萧条的1930年，德國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党（德国纳粹党）以19%的普选票进驻国会大厦，并且获得了其他右翼党派的支持。由于魏玛共和国的糟糕政治与经济表现，随着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崛起，魏玛共和国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