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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期在天津,下午放学回家,走在大街小巷里,随便什么人家,都会有收音机播放。节目或是相声,或是天津时调,或是京戏评戏,或是单弦大鼓,但是放得更多的,还是流行歌曲,什么《何日君再来》《花好月圆》啊,只听曲调不懂歌词。当时年幼不谙世事,对于这类歌曲优劣,自然也不知道,只是那柔柔的曲调,听起来让人觉得适意。
随后政治运动不断,音乐也随之变调。听过的那些流行歌曲,几乎是同一天从电台消失。代之而来的是意气高昂的革命歌曲,什么《你是灯塔》《团结就是力量》,唱起来倒是蛮有劲儿。但让我当时非常不明白的是,那些流行歌曲不让唱了且不说,而且还毫无商量地定为靡靡之音———尽管我不懂得什么叫靡靡之音,但是相信那些歌不是好东西,在我意识里跟当时被镇压的人一样。从此,我耳朵养成听革命歌曲的习惯,渐渐地觉得这些革命歌曲蛮不错。
十几年、二十几年听下来,听习惯了,耳朵完全革命化了,觉得这革命歌曲挺好听、挺迷人。比如《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让我唱过好多年,陶醉过好多年。甚至于觉得自己的革命觉悟,一半来自首长经常作的报告,一半来自革命歌曲熏陶,所以在大唱革命歌曲的年代,我也不管跑调不跑调,扯开嗓子可劲儿唱,真想唱得革命更坚定,觉悟再提高。
谁知到了“文革”,有的革命歌曲竟成了毒草,就像当年禁放那些靡靡之音,这些革命歌曲一夜之间,从我们的生活里完全消失。说真的,这时我还真的有点想不通。这些不是红色革命歌曲吗,怎么说不让唱就不让唱了呢?
很快就有了更显革命的歌曲,比如《下定决心》啊,比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啊,比如《造反有理》啊,这类所谓红色语录歌曲,以及《向着太阳歌唱》《遥望北斗星》,一时风行全国。这些歌曲曲调还算不太刺耳,起码在听觉上不太有受罪感觉。因为那时我属于“黑五类”,没有资格唱这类革命歌曲———说实在的,心里嘴里反而清静。有一首叫《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后来不知怎么突然冒了出来,于是乎,全中国的高音喇叭,天天都像吵架似的吼:“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听了就好像置身麻雀窝里,吵得人鼓膜都快被撕破,听这类歌曲简直是活受罪。
我没有资格唱,卻有资格听,属于“旁观者清”的局外人,就拿过去被禁的一些歌曲对比,觉得这“吵架”歌真的不怎么样,既不像靡靡之音悦耳,又不像革命歌曲动听,心想,这也叫歌曲吗?如果这也叫歌曲的话,相信那些乡下泼妇吵架,每回都会是一支最好的歌。从此,我的耳中再没了美好旋律,对于听过的、唱过的自认为好的歌曲,比如《草原之夜》《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宝贝》《夏日最后的玫瑰》等等,只能回忆着在心中默默地哼唱。
随后政治运动不断,音乐也随之变调。听过的那些流行歌曲,几乎是同一天从电台消失。代之而来的是意气高昂的革命歌曲,什么《你是灯塔》《团结就是力量》,唱起来倒是蛮有劲儿。但让我当时非常不明白的是,那些流行歌曲不让唱了且不说,而且还毫无商量地定为靡靡之音———尽管我不懂得什么叫靡靡之音,但是相信那些歌不是好东西,在我意识里跟当时被镇压的人一样。从此,我耳朵养成听革命歌曲的习惯,渐渐地觉得这些革命歌曲蛮不错。
十几年、二十几年听下来,听习惯了,耳朵完全革命化了,觉得这革命歌曲挺好听、挺迷人。比如《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让我唱过好多年,陶醉过好多年。甚至于觉得自己的革命觉悟,一半来自首长经常作的报告,一半来自革命歌曲熏陶,所以在大唱革命歌曲的年代,我也不管跑调不跑调,扯开嗓子可劲儿唱,真想唱得革命更坚定,觉悟再提高。
谁知到了“文革”,有的革命歌曲竟成了毒草,就像当年禁放那些靡靡之音,这些革命歌曲一夜之间,从我们的生活里完全消失。说真的,这时我还真的有点想不通。这些不是红色革命歌曲吗,怎么说不让唱就不让唱了呢?
很快就有了更显革命的歌曲,比如《下定决心》啊,比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啊,比如《造反有理》啊,这类所谓红色语录歌曲,以及《向着太阳歌唱》《遥望北斗星》,一时风行全国。这些歌曲曲调还算不太刺耳,起码在听觉上不太有受罪感觉。因为那时我属于“黑五类”,没有资格唱这类革命歌曲———说实在的,心里嘴里反而清静。有一首叫《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后来不知怎么突然冒了出来,于是乎,全中国的高音喇叭,天天都像吵架似的吼:“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听了就好像置身麻雀窝里,吵得人鼓膜都快被撕破,听这类歌曲简直是活受罪。
我没有资格唱,卻有资格听,属于“旁观者清”的局外人,就拿过去被禁的一些歌曲对比,觉得这“吵架”歌真的不怎么样,既不像靡靡之音悦耳,又不像革命歌曲动听,心想,这也叫歌曲吗?如果这也叫歌曲的话,相信那些乡下泼妇吵架,每回都会是一支最好的歌。从此,我的耳中再没了美好旋律,对于听过的、唱过的自认为好的歌曲,比如《草原之夜》《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宝贝》《夏日最后的玫瑰》等等,只能回忆着在心中默默地哼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