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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种族多元化、经济开放化、东西方文化交叠的语境下，新加坡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却形成了独特的传媒体制。新加坡媒体有着非常明显的官方烙印，但随着西方新闻自由理念的深入普及、信息技术的迭代升级以及政治环境的更替转变，新加坡媒体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变数。本文在客观审视新加坡媒体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总结其发展特点和趋势，为我国向周边国家开展对外传播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新加坡媒体 传媒制度 媒体监管 传媒教育
近年来，在信息技术的加持下，媒体之间的边界日益消融，电信通讯、网络公司不断将业务边界延伸到内容的生产和组织，逐步形成了“大媒体”发展格局。早在2016年，新加坡政府就出台了《信息通信媒体发展管理局（IMDA）法案》，将新旧媒体的各项申请和条例进行整合，并由信息通信媒体发展管理局（IMDA）进行统一规制管理，协助传媒行业利用信息技术优化运营流程，促进其转型发展。之后，新加坡政府坚持务实性、前瞻性的理念原则，出台了更具战略指导意义的“媒体21发展蓝图”（Media 21 Blueprint），鼓励广播电视、数字媒体、印刷出版与新闻媒体进行深度整合，尽快达成全媒体一体化发展格局，将新加坡打造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环球媒体城市”。在此过程中，政府规制与新闻自由的内在逻辑相互冲突，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变革风险。如何审时度势地把握新加坡媒体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并与之寻求有效合作，也是我国向周边国家开展对外传播工作当中需要关注的重点。
一、新加坡媒体发展现状审视
全媒体时代，新加坡的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都将数字化建设作为发力点，围绕受众移动阅读、个性定制、精准传播、联动传播等需求，积极打造内容生态，推动新加坡媒体发展进入全新阶段。
1.传统纸媒。1824年，新加坡首份报纸《新加坡纪事》（The Singapore Chronicle）面世，随后开启了新加坡英文报纸发展的时代序幕。随后，《新加坡自由报》与《海峡时报》等知名英文报刊纷纷涌现。由于新加坡第一代华侨数量较少，且文化水平整体偏低，对报刊的需求量小，华文报刊的发展比较滞后。直到1860年华工出洋合法之后，新加坡才开始出现大批华裔青壮年人口，并于1881年出版了首份华文报纸《叻报》。随后，《星报》《新国民日报》《星洲日报》等报纸先后面世。但经过多轮整合之后，只剩下《联合早报》《新明日报》等少数华文报纸。1984年，政府主导的新加坡报业控股集团（Singapore Press Holdings，SPH）成立，这是一家有着11家报纸、6家电台和16家杂志社的传媒巨头。尽管2021年6月，SPH宣布分拆媒体业务，将之转入新成立的全资子公司SPH Media，并授权非营利机构管理，但短时间内这项举措不会影响新加坡传统纸媒发展的整体态势。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文化国家，因此除了华文媒体之外，還有英文、马来语、泰米尔语等纸媒。
在期刊方面，单是SPH旗下就有80多种杂志，如《她世界》《家装》《年轻父母》等杂志的发行量都较高，并会结合媒体市场需求进行灵活调整，与报纸的核心业务形成互补，从而有效扩大了传统纸媒的覆盖范围。近年来，受技术变革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新加坡报刊线下发行量快速下滑，但据SPH在2021年7月发布的财报显示，《联合早报》《新明日报》《联合晚报》的数字发行量增长超过20%，集团2021年第一季度数字发行量同比增长17.8%，有效抵消了线下发行下滑的损失。另外，其平板电子报订阅用户同比增长70.1%，成为传统纸媒转型发展的突破口。
2.电视媒体。1963年，新加坡电视台正式成立，经过多轮调整改革后，目前已经成为市场化水平非常高的传媒公司——新加坡媒体公司（简称“新传媒”，Mediacorp Pte Ltd）。这是新加坡目前唯一一家地面数字电视媒体，占据电视业的绝对垄断。“新传媒”旗下设有七大核心频道，包括Channel 5、Channel 8、Channel U、Channel News Asia、Suria、Vasantham Channel和Okto，其中受众规模最大的是Suria频道，其次是Channel 8、Vasantham Channel和Channel U。新加坡政府对广电媒体的管控非常严格，禁止私人安装卫星天线，因此受众只能通过境内的电视频道获取信息和娱乐服务。凭借成熟的电信体系，新加坡网络电视业务得到了迅猛发展。2019年，其网络电视用户突破150万，营业收入达2.55亿美元，预计2023年网络电视用户将达到270万，营业收入也将突破4.5亿美元。
3.新媒体。目前，新加坡新媒体发展主要呈现两种趋势，一是社交媒体的快速崛起，二是传统媒体的数字化转型。新加坡的电信业十分发达，为其新媒体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据社交媒体管理平台Hootsuite和We Are Social的联合报告显示，2019 年新加坡网络宽带渗透率高达117.3%，手机渗透率近150%，仅移动通信业务的月收入就高达23亿美元。在583万的总人口中，社交媒体活跃用户高达460万。另据《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20》的分析，新加坡互联网发展水平在全球排名第五。这不仅为新加坡新媒体的崛起提供了重要的流量支撑，也为传统媒体的转型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从2006年开始，新加坡传统媒体纷纷推进新媒体业务，注重互联网、免费报纸、户外媒体三大业务的融合发展，最后确定将发展网络新媒体作为核心战略。据中国新闻社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联合开展的“世界华文传媒新媒体影响力”测评项目显示，2018年，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网络浏览量同比提高了约20%，用户总量突破160万人次，并在2018年和2019年连续取得全球华文传媒新媒体、社交媒体影响力双料第一的不俗成绩。
新加坡的地方媒体也在积极寻求数字化转型。2019年，《泰米尔之声》专门推出网站，以满足“丰收节”期间泰米尔社区居民的信息需求。近年来，新加坡传统媒体的数字化转型越来越重视技术的作用，广泛与科研单位和网络公司开展合作，为媒体赋能。如SPH与谷歌公司合作，将《海峡时报》《商业时报》以及MONEY FM 89.3电台的内容纳入“谷歌家庭”设备收听资源库。进驻社交媒体也成为新加坡传统媒体转型的重要路径。据2020年发布的世界华文传媒新媒体影响力榜显示，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媒体影响力和社交媒体影响力都位居第一，《新加坡眼》的新媒体影响力排名第十二，社交媒体影响力排名第三。在信息技术的全面加持下，新加坡媒体的边界正在加速消融，并逐步形成深层互动、多模态并存的全媒体架构。 二、新加坡媒体发展的特点分析
受历史、政治、文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新加坡形成了十分独特的媒体制度与发展格局，并集中体现以下几个特点。
1.政府主导的全媒体整体架构。SPH作为本土业内“龙头”，几乎垄断了当地所有纸质媒体的出版发行，由政府全资拥有的淡马锡控股集团是其最大的股东，因此，SPH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国有企业”。目前，集团通过直接出版发行和间接控股的方式，实现了对本土300多万受众的覆盖，完成了对新加坡传媒业的整体垄断。近年来，在信息技术的全面加持下，SPH在数字媒体、移动媒体领域集中发力，完成了由纸质媒体向全媒体发展的初步转型。2021年，尽管SPH将剥离媒体业务，但负责运营的非营利机构必然离不开政府的公共资助，届时很难摆脱政府主导的命运。可以说，新加坡媒体行业的发展完全由政府主导管控，这对媒体把握正确的政治立场和舆论导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新加坡政府出台了许多利好政策，如引进大量外资和先进技术，全面落实“智慧出版”和“智慧城市”战略。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新加坡依托信息技术优势，引领全媒体发展，实现了新闻出版的转型升级。以出版产业为引领，全国基本完成媒体的智能化架构。这一策略也成为新加坡未来持续推进全媒体融合发展的有力支撑和重要驱动。
2.立足国际视野的融合监管。全媒体时代，媒体转型发展不单单是技术层面的革新，还需要思维方式、规制机制等理念层面的深层转向。新加坡政府凭借前瞻性的政策考量和超强执行力，在30多年的持续创新实践中完成了信息技术在媒体行业的全面下沉，正式奠定了新加坡媒体技术的全球领先地位。相较于其他国家，新加坡政府的媒体规制具有较强的国际性、融合性的特征，更加强调规制效率的提升。新加坡通过整合多项媒体管制条例和执照申请流程，构建了统一的执行标准和实施细则，有效消除了机构之间的冲突。据国际电信联盟《2020年全球网络安全指数》显示，在全球193个国际电信联盟成员国中，新加坡网络安全指数排名第六。这一成果既离不开新加坡立足国际视野的融合监管体系，也得益于其完善的网络舆情治理机制。而且，新加坡政府主导的严格监管模式并没有扼杀新闻自由的生长土壤。据奥地利国际新闻学院的一项调查显示，新加坡的信息易获取程度在全球排名第二。当地民众都可以看到CNN、BBC、彭博社等国际知名媒体的新闻。在融合监管的基础上，新加坡政府对媒体的规制已经日趋柔化，开始从强硬的行政命令转向软性的公共关系与批评指导，往往通过公关机构及时回应媒体界的问题。另外，新加坡政府还主动发布新闻通稿，通过双向互动的反馈机制来化解舆论危机。新加坡媒体成为政府规制作用下的合作伙伴，在政府监管和新闻自由之间达成了巧妙的平衡。
3.开放的传媒教育机制。新加坡媒体发展的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是将传媒教育作为独立系统，与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共同形成新加坡舆情治理体系的三大核心支柱。新加坡的传媒教育构架既包括民众的媒介素养教育，又包括专业传媒人才培养，并且将传媒相关的教育内容（如新闻编辑、广播影视、主持艺术等）都系统地融入不同阶段的教育当中，形成了涵盖小学、中学、大学的层级化传媒人才培养机制。新加坡政府专门成立了传媒艺术院校，定向输送高级别的传媒人才，还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等高等院校开设传媒课程，设立相应学位，打造了媒体实验室。新加坡也非常注重与国际知名传媒机构及学术机构的合作，其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伦敦皇家艺术学院等高校的联合培养模式为新加坡输送了大量具有国际视野的优秀传媒人才。新加坡政府还构建了完善的人才引进和培养机制，早在2012年就开启了新加坡媒体发展局计划，投入1500万美元专门招揽优秀的传媒创意人才，并通过提高助学金、放松跨国婚姻制约、降低外国劳工税率等政策，吸引了一大批海外优秀传媒人才进驻，为新加坡媒体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三、新加坡媒体发展的趋势展望
在综合考虑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基础上，结合新加坡媒体的转型现状，可以预见，其未来发展将在博弈平衡下整体进步，新媒体将在媒体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
1.博弈平衡下的整体进步。21世纪以来，随着新加坡第一代领导人的影响逐渐淡化，新一代领导人展现出更加开放、自由的政治态度。与之相应，以行政命令来严格管控媒体的情况越来越少。随着全媒体、智媒体的深入发展，新加坡媒体的发展环境将变得愈加开放。但受其独特的政治、历史与文化因素的影响，新加坡短时间内不可能照搬西方国家标榜的那种“新闻自由”。当地媒体有较高的政治敏感，不会与政府权力直接对峙冲突，双方既有合作，又相互约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新加坡传媒行业会处于博弈平衡状态中，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都有着各自的革新空间，融合、转型是发展主题。需要指出的是，新加坡政府对媒体的规制具有“框定中鼓励发展”的特点。新加坡将管理条例和执照申请要求进行整合，然后制定完善的标准体系和实施细则，最大限度地消除权力冲突，在国家主导媒体服务供给的同时，构建开放化、多元化、融合化的监管机制，助力新加坡媒体在博弈平衡下实现整体进步。
2.复杂变局中的新媒体崛起。随着5G技术在传媒行业的下沉应用，移动新媒体将进一步赋权受众，这无疑会加剧新加坡民间舆论与官方舆论之间的冲突，对新加坡未来的信息生态格局带来更多变数。但新媒体经济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内容，媒体数字化发展不单单是技术应用的结果，更是思維方式、内容消费模式的深层转变。新加坡政府凭借独到的眼光和强大的执行力，在信息技术发展与应用方面已经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为其新媒体的独立崛起夯实了基础。随着“媒体21发展蓝图”规划的全面实施，新媒体将在新加坡媒体转型、市场转型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纵深推进以及大中华地区受众规模的持续扩展，中国再次成为新加坡媒体关注的核心。争取中国读者成为该国媒体未来发展的战略重点，这对两国媒体的合作无疑是重大机遇。因此，我国需要加强了解、学习和思考新加坡媒体的合作基础与意愿，采取有效措施来创建良好的合作环境，共同推进两国媒体融合发展的升级转型。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教授，上海戏剧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耿益群.新加坡网络舆情治理特色：重视提升民众的网络素养[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0（09）.
[2]王玲.新加坡亚洲新闻台传播模式探究[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0（06）.
[3]许振义.新加坡中文社交媒体的城市服务与业务经营[J].青年记者，2019（36）.
[4]刘滢.全媒体背景下的新加坡报业[J].青年记者，2019（07）.
【编辑：陈文沁】
关键词：新加坡媒体 传媒制度 媒体监管 传媒教育
近年来，在信息技术的加持下，媒体之间的边界日益消融，电信通讯、网络公司不断将业务边界延伸到内容的生产和组织，逐步形成了“大媒体”发展格局。早在2016年，新加坡政府就出台了《信息通信媒体发展管理局（IMDA）法案》，将新旧媒体的各项申请和条例进行整合，并由信息通信媒体发展管理局（IMDA）进行统一规制管理，协助传媒行业利用信息技术优化运营流程，促进其转型发展。之后，新加坡政府坚持务实性、前瞻性的理念原则，出台了更具战略指导意义的“媒体21发展蓝图”（Media 21 Blueprint），鼓励广播电视、数字媒体、印刷出版与新闻媒体进行深度整合，尽快达成全媒体一体化发展格局，将新加坡打造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环球媒体城市”。在此过程中，政府规制与新闻自由的内在逻辑相互冲突，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变革风险。如何审时度势地把握新加坡媒体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并与之寻求有效合作，也是我国向周边国家开展对外传播工作当中需要关注的重点。
一、新加坡媒体发展现状审视
全媒体时代，新加坡的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都将数字化建设作为发力点，围绕受众移动阅读、个性定制、精准传播、联动传播等需求，积极打造内容生态，推动新加坡媒体发展进入全新阶段。
1.传统纸媒。1824年，新加坡首份报纸《新加坡纪事》（The Singapore Chronicle）面世，随后开启了新加坡英文报纸发展的时代序幕。随后，《新加坡自由报》与《海峡时报》等知名英文报刊纷纷涌现。由于新加坡第一代华侨数量较少，且文化水平整体偏低，对报刊的需求量小，华文报刊的发展比较滞后。直到1860年华工出洋合法之后，新加坡才开始出现大批华裔青壮年人口，并于1881年出版了首份华文报纸《叻报》。随后，《星报》《新国民日报》《星洲日报》等报纸先后面世。但经过多轮整合之后，只剩下《联合早报》《新明日报》等少数华文报纸。1984年，政府主导的新加坡报业控股集团（Singapore Press Holdings，SPH）成立，这是一家有着11家报纸、6家电台和16家杂志社的传媒巨头。尽管2021年6月，SPH宣布分拆媒体业务，将之转入新成立的全资子公司SPH Media，并授权非营利机构管理，但短时间内这项举措不会影响新加坡传统纸媒发展的整体态势。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文化国家，因此除了华文媒体之外，還有英文、马来语、泰米尔语等纸媒。
在期刊方面，单是SPH旗下就有80多种杂志，如《她世界》《家装》《年轻父母》等杂志的发行量都较高，并会结合媒体市场需求进行灵活调整，与报纸的核心业务形成互补，从而有效扩大了传统纸媒的覆盖范围。近年来，受技术变革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新加坡报刊线下发行量快速下滑，但据SPH在2021年7月发布的财报显示，《联合早报》《新明日报》《联合晚报》的数字发行量增长超过20%，集团2021年第一季度数字发行量同比增长17.8%，有效抵消了线下发行下滑的损失。另外，其平板电子报订阅用户同比增长70.1%，成为传统纸媒转型发展的突破口。
2.电视媒体。1963年，新加坡电视台正式成立，经过多轮调整改革后，目前已经成为市场化水平非常高的传媒公司——新加坡媒体公司（简称“新传媒”，Mediacorp Pte Ltd）。这是新加坡目前唯一一家地面数字电视媒体，占据电视业的绝对垄断。“新传媒”旗下设有七大核心频道，包括Channel 5、Channel 8、Channel U、Channel News Asia、Suria、Vasantham Channel和Okto，其中受众规模最大的是Suria频道，其次是Channel 8、Vasantham Channel和Channel U。新加坡政府对广电媒体的管控非常严格，禁止私人安装卫星天线，因此受众只能通过境内的电视频道获取信息和娱乐服务。凭借成熟的电信体系，新加坡网络电视业务得到了迅猛发展。2019年，其网络电视用户突破150万，营业收入达2.55亿美元，预计2023年网络电视用户将达到270万，营业收入也将突破4.5亿美元。
3.新媒体。目前，新加坡新媒体发展主要呈现两种趋势，一是社交媒体的快速崛起，二是传统媒体的数字化转型。新加坡的电信业十分发达，为其新媒体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据社交媒体管理平台Hootsuite和We Are Social的联合报告显示，2019 年新加坡网络宽带渗透率高达117.3%，手机渗透率近150%，仅移动通信业务的月收入就高达23亿美元。在583万的总人口中，社交媒体活跃用户高达460万。另据《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20》的分析，新加坡互联网发展水平在全球排名第五。这不仅为新加坡新媒体的崛起提供了重要的流量支撑，也为传统媒体的转型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从2006年开始，新加坡传统媒体纷纷推进新媒体业务，注重互联网、免费报纸、户外媒体三大业务的融合发展，最后确定将发展网络新媒体作为核心战略。据中国新闻社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联合开展的“世界华文传媒新媒体影响力”测评项目显示，2018年，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网络浏览量同比提高了约20%，用户总量突破160万人次，并在2018年和2019年连续取得全球华文传媒新媒体、社交媒体影响力双料第一的不俗成绩。
新加坡的地方媒体也在积极寻求数字化转型。2019年，《泰米尔之声》专门推出网站，以满足“丰收节”期间泰米尔社区居民的信息需求。近年来，新加坡传统媒体的数字化转型越来越重视技术的作用，广泛与科研单位和网络公司开展合作，为媒体赋能。如SPH与谷歌公司合作，将《海峡时报》《商业时报》以及MONEY FM 89.3电台的内容纳入“谷歌家庭”设备收听资源库。进驻社交媒体也成为新加坡传统媒体转型的重要路径。据2020年发布的世界华文传媒新媒体影响力榜显示，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媒体影响力和社交媒体影响力都位居第一，《新加坡眼》的新媒体影响力排名第十二，社交媒体影响力排名第三。在信息技术的全面加持下，新加坡媒体的边界正在加速消融，并逐步形成深层互动、多模态并存的全媒体架构。 二、新加坡媒体发展的特点分析
受历史、政治、文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新加坡形成了十分独特的媒体制度与发展格局，并集中体现以下几个特点。
1.政府主导的全媒体整体架构。SPH作为本土业内“龙头”，几乎垄断了当地所有纸质媒体的出版发行，由政府全资拥有的淡马锡控股集团是其最大的股东，因此，SPH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国有企业”。目前，集团通过直接出版发行和间接控股的方式，实现了对本土300多万受众的覆盖，完成了对新加坡传媒业的整体垄断。近年来，在信息技术的全面加持下，SPH在数字媒体、移动媒体领域集中发力，完成了由纸质媒体向全媒体发展的初步转型。2021年，尽管SPH将剥离媒体业务，但负责运营的非营利机构必然离不开政府的公共资助，届时很难摆脱政府主导的命运。可以说，新加坡媒体行业的发展完全由政府主导管控，这对媒体把握正确的政治立场和舆论导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新加坡政府出台了许多利好政策，如引进大量外资和先进技术，全面落实“智慧出版”和“智慧城市”战略。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新加坡依托信息技术优势，引领全媒体发展，实现了新闻出版的转型升级。以出版产业为引领，全国基本完成媒体的智能化架构。这一策略也成为新加坡未来持续推进全媒体融合发展的有力支撑和重要驱动。
2.立足国际视野的融合监管。全媒体时代，媒体转型发展不单单是技术层面的革新，还需要思维方式、规制机制等理念层面的深层转向。新加坡政府凭借前瞻性的政策考量和超强执行力，在30多年的持续创新实践中完成了信息技术在媒体行业的全面下沉，正式奠定了新加坡媒体技术的全球领先地位。相较于其他国家，新加坡政府的媒体规制具有较强的国际性、融合性的特征，更加强调规制效率的提升。新加坡通过整合多项媒体管制条例和执照申请流程，构建了统一的执行标准和实施细则，有效消除了机构之间的冲突。据国际电信联盟《2020年全球网络安全指数》显示，在全球193个国际电信联盟成员国中，新加坡网络安全指数排名第六。这一成果既离不开新加坡立足国际视野的融合监管体系，也得益于其完善的网络舆情治理机制。而且，新加坡政府主导的严格监管模式并没有扼杀新闻自由的生长土壤。据奥地利国际新闻学院的一项调查显示，新加坡的信息易获取程度在全球排名第二。当地民众都可以看到CNN、BBC、彭博社等国际知名媒体的新闻。在融合监管的基础上，新加坡政府对媒体的规制已经日趋柔化，开始从强硬的行政命令转向软性的公共关系与批评指导，往往通过公关机构及时回应媒体界的问题。另外，新加坡政府还主动发布新闻通稿，通过双向互动的反馈机制来化解舆论危机。新加坡媒体成为政府规制作用下的合作伙伴，在政府监管和新闻自由之间达成了巧妙的平衡。
3.开放的传媒教育机制。新加坡媒体发展的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是将传媒教育作为独立系统，与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共同形成新加坡舆情治理体系的三大核心支柱。新加坡的传媒教育构架既包括民众的媒介素养教育，又包括专业传媒人才培养，并且将传媒相关的教育内容（如新闻编辑、广播影视、主持艺术等）都系统地融入不同阶段的教育当中，形成了涵盖小学、中学、大学的层级化传媒人才培养机制。新加坡政府专门成立了传媒艺术院校，定向输送高级别的传媒人才，还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等高等院校开设传媒课程，设立相应学位，打造了媒体实验室。新加坡也非常注重与国际知名传媒机构及学术机构的合作，其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伦敦皇家艺术学院等高校的联合培养模式为新加坡输送了大量具有国际视野的优秀传媒人才。新加坡政府还构建了完善的人才引进和培养机制，早在2012年就开启了新加坡媒体发展局计划，投入1500万美元专门招揽优秀的传媒创意人才，并通过提高助学金、放松跨国婚姻制约、降低外国劳工税率等政策，吸引了一大批海外优秀传媒人才进驻，为新加坡媒体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三、新加坡媒体发展的趋势展望
在综合考虑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基础上，结合新加坡媒体的转型现状，可以预见，其未来发展将在博弈平衡下整体进步，新媒体将在媒体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
1.博弈平衡下的整体进步。21世纪以来，随着新加坡第一代领导人的影响逐渐淡化，新一代领导人展现出更加开放、自由的政治态度。与之相应，以行政命令来严格管控媒体的情况越来越少。随着全媒体、智媒体的深入发展，新加坡媒体的发展环境将变得愈加开放。但受其独特的政治、历史与文化因素的影响，新加坡短时间内不可能照搬西方国家标榜的那种“新闻自由”。当地媒体有较高的政治敏感，不会与政府权力直接对峙冲突，双方既有合作，又相互约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新加坡传媒行业会处于博弈平衡状态中，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都有着各自的革新空间，融合、转型是发展主题。需要指出的是，新加坡政府对媒体的规制具有“框定中鼓励发展”的特点。新加坡将管理条例和执照申请要求进行整合，然后制定完善的标准体系和实施细则，最大限度地消除权力冲突，在国家主导媒体服务供给的同时，构建开放化、多元化、融合化的监管机制，助力新加坡媒体在博弈平衡下实现整体进步。
2.复杂变局中的新媒体崛起。随着5G技术在传媒行业的下沉应用，移动新媒体将进一步赋权受众，这无疑会加剧新加坡民间舆论与官方舆论之间的冲突，对新加坡未来的信息生态格局带来更多变数。但新媒体经济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内容，媒体数字化发展不单单是技术应用的结果，更是思維方式、内容消费模式的深层转变。新加坡政府凭借独到的眼光和强大的执行力，在信息技术发展与应用方面已经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为其新媒体的独立崛起夯实了基础。随着“媒体21发展蓝图”规划的全面实施，新媒体将在新加坡媒体转型、市场转型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纵深推进以及大中华地区受众规模的持续扩展，中国再次成为新加坡媒体关注的核心。争取中国读者成为该国媒体未来发展的战略重点，这对两国媒体的合作无疑是重大机遇。因此，我国需要加强了解、学习和思考新加坡媒体的合作基础与意愿，采取有效措施来创建良好的合作环境，共同推进两国媒体融合发展的升级转型。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教授，上海戏剧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耿益群.新加坡网络舆情治理特色：重视提升民众的网络素养[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0（09）.
[2]王玲.新加坡亚洲新闻台传播模式探究[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0（06）.
[3]许振义.新加坡中文社交媒体的城市服务与业务经营[J].青年记者，2019（36）.
[4]刘滢.全媒体背景下的新加坡报业[J].青年记者，2019（07）.
【编辑：陈文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