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西方学界对何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形态的探讨主要集中于以下两种形态的争论上：新帝国主义和帝国。新帝国主义仍然是一种帝国主义，它基于民族国家主权的维护作用，强调了一种以垄断资本主义为基础的资本的帝国主义，表现为资本逻辑与民族国家主权的合谋。帝国超越了帝国主义，表达了一种空间开放的主权特性，把全球秩序视作资本统治原则的内在化，并用这种资本的统治原则完全替代了民族国家的主权。新帝国主义囿于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无法阐释资本统治的全球性体系，帝国只关注资本的统治原则而忽略了民族国家主权的保障作用。资本的统治原则与民族国家的主权之间是一种不在场的关联形式，它们共同表征了一种基于帝国主义的帝国式的主权形态。
关键词：帝国;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主权
何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统治形态？这是一个在宏观视域进行资本主义研究所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它为资本主义批判以及之后的变革提供了认识论前提。针对这一问题，当代西方学界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统治形态：新帝国主义和帝国。新帝国主义是一种由西方右翼学者提出的、为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帝国主义统治进行辩护的新的统治形态理论，帝国则是由当代激进左翼学者哈特和奈格里提出的资本的全球化统治的新秩序，二者共同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统治的理论表征。那么，何种统治形态在逻辑上更符合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这是我们必须要澄清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澄清，不仅要揭示出二者在相同的环境下产生的差异及其内在原因，而且要在二者的差异对比中找出它们共同面对的问题。只有在这种对问题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的辩证理解中，才能达到全面地阐释当代资本主义统治形态的目的。
一、与“帝国主义”合谋的“新帝国主义”
随着20世纪80—90年代全球化浪潮的出现以及冷战结束带来的世界统治格局的深刻变革，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表现出了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统治全球的帝国主义新形态。为了与传统充满战争和暴力掠夺的帝国主义相区别，西方右翼学者将当下这种看似更加温和化和人性化的统治形态称为“新帝国主义”，并试图维护这种新的统治。与右翼学者不同，西方左翼学者则普遍以批判的态度去看待这种统治力量，意图揭示其中所蕴含的相比于传统帝国主义更深层次的虚假性和欺骗性。在理论与现实的共同关照下，“新帝国主义论”成为了世纪之交的资本主义统治及其批判所聚焦的核心话题。既然是“新帝国主义”，那么相比于“帝国主义”，它“新”在何处？这是我们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显然，这不仅是一个关于“帝国主义”的一般性问题，而且需要确定“帝国主义”的内在本质，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关于“新帝国主义”的特殊性问题。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1在这个意义上，探讨帝国主义之“新”，还需要深入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中去发现它具体的时代特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差异。
对“帝国主义”的一般性的解读需要在其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去寻找答案。如果以资本主义的出现作为界限，那么帝国主义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两个阶段：传统的帝国主义和资本的帝国主义。其中，传统的帝国主义存在于资本主义之前，如罗马帝国，它表达了一种以民族性为基础、以政治权力的扩张为目的去进行殖民主义统治的方式。“殖民主义，就其最好的意义而论，是民族性的自然外溢。殖民者将自身所代表的文明移植到新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这就是殖民主义的标准”，2这一标准往往通过暴力和战争的途径去实现。资本的帝国主义则从19世纪60年代末一直延伸到20世纪末。在此过程中，与传统的帝国主义相比，资本的帝国主义在其统治目的、统治对象和统治主体等方面都发生了转变。首先，转变发生在帝国主义的统治目的上。虽然资本的帝国主义依然对外实行殖民主义，其内涵与传统帝国主义并无区别，但是其殖民政策并不单是为了民族国家政治权力扩张，更是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它建立的是一套“以聚敛财富为目的的军事专制暴政”。3其次，帝国主义的统治对象发生了转变。传统的帝国主义是通过对资源的血腥掠夺来实现的，而“资本主义的经济帝国模式是历史上第一种不仅仅依靠瓜分这块或那块领土、或者统治这里或那里的属民的帝国主义。它需要俯视整个全球的国家体系，并确保帝国资本能够安全、有收益地在其中畅通运行”。4最后，帝国主义统治的主体发生了转变。传统帝国主义的统治主体是民族国家，它们是殖民权力的掌控者和暴力的实施者;但后期帝国主义的统治主体则是资本以及由其产生的控制秩序。这时“根本不存在直接的强制关系。形形色色的强制不是由宗主国（直接）施加的，而是‘经济性的’，是来自于市场的”。5
从帝国主义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可以看出，帝国主义的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可是，一些学者对帝国主義的理解往往是以常识的认知为基础，把帝国主义当作一个指向固定形态的名称，而没有在概念的具体内容上去把握帝国主义，以致没有看到帝国主义的变革而把它简单地等同为传统民族国家的殖民主义，进而将其视作所有历史阶段的帝国主义的一般性形态。但是很明显，这种民族国家的殖民主义不能完全表现出在资本的帝国主义中作为核心的资本社会的经济统治形态，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最新阶段以前，甚至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已经有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罗马就推行过殖民政策，实行过帝国主义。但是，‘泛泛地’谈论帝国主义而忘记或忽视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区别，必然会变成最空洞的废话或吹嘘，就象把‘大罗马和大不列颠’相提并论那样”。1因此，对帝国主义的一般性理解必须进入帝国主义概念的历史内涵中;深入到民族国家的殖民主义与经济的资本主义的双重规定中去。
“新帝国主义”归根到底就是在这种对帝国主义一般性的双重规定的理解上进行的。伍德对新帝国主义的产生前提做了一个判断：“新帝国主义之所以成为新帝国主义，就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产物”。2可以说，这一判断直达新帝国主义的本质。这是因为，伍德认识到新帝国主义的“特殊性在于资本无需基于领土的政治力量的扩张就能强加霸权的独特能力。在所有其他形式的帝国中，霸权的范围直接依赖于地缘政治和军事力量的范围。只有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自主的经济支配形式”。3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基于自身的发展创造了一种起着支配性作用的霸权力量，构成了新帝国主义统治能量的源泉，实现了帝国主义统治方式的变革。在这个意义上，它促成了资本的帝国主义向新帝国主义的转变。而早期资本的帝国主义之所以仍然以殖民统治的方式获取经济利益而没有形成这种资本自身的支配性力量，归根到底在于那一时期的资本本身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取得霸权统治的阶段。列宁指出：“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4也就是说，只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定历史阶段才能呈现出新帝国主义的统治形态。因此，垄断资本主义构成了新帝国主义统治形式产生的前提。 然而，资本主义的垄断只是创造了新帝国主义的经济性霸权以及由此衍生的支配性力量，但在这一阶段，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力却并没有消散，它始终作为一种超经济的强制力量充斥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使得阶级控制或帝国主义更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是经济控制，它不同于直接的‘超经济’强制，诸如政治的，军事的，或法律的强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帝国主义与超经济力量毫无瓜葛。首先，资本主义并不排除更多传统的强权殖民的统治形式。相反，资本主义的历史无庸讳言，是一部漫长的、血腥的侵略与殖民压迫的历史。而且无论如何，经济法则强大到足以取代旧的直接统治形式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20世纪才达到成熟。然而更为引人瞩目的是，即使是发展到最成熟的时期，资本帝国主义仍然需要超经济力量的支持。超经济力量对于维护经济强制显然是至关重要的。”5虽然在当代世界环境中这种超经济的力量总是以显而易见的暴力形式存在，但它在维护帝国主义的经济过程中却总是隐而不显的，其作用有时也是模糊不清的。“因为一般来讲，它不是通过直接干预资本家与劳动力、帝国与属国的关系起作用的，而是更为间接地通过维护经济强制制度、财产（和无产）制度以及市场运作而发挥作用的。”6
正是资本的经济霸权与超经济的政治主权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构成了西方学者探讨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帝国主义统治形态的中心。然而，对于这种经济与政治霸权及其之间的关系来说，并不是所有新帝国主义论者都持有同样的观点，他们的一些看法在逻辑上甚至是对立的。在伍德看来，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特征主要是依据经济与政治形式对资本积累产生影响。其中，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力量行使资本的剥削功能，而民族国家的政治主权作为一种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超经济形式，是一种强制的力量，其目的是保障资本逻辑的运行。但事实上，超经济形式的政治主权对资本的剥削功能来说并不是必要的，甚至可以说，“资本无限扩张的可能性在于它使自身与‘超经济’力量相分离的独特能力”。1与伍德的观点相反，哈维强调，在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逻辑中，资本的经济积累与政治力量是一种共生的关系，后者构成了前者的必要前提。首先，哈维发现了资本帝国主义中的两种权力要素，“我将所谓的‘资本帝国主义’这一专有名词定义为‘国家和帝国的政治’（帝国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方案，其行为体的权力建立在拥有一定领土，能够动员其人力和自然资源来实现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上面）和‘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分子化过程’（帝国主义作为一种在时空中扩散的政治经济进程，支配和使用资本占据着其首要的地位）这两种要素矛盾的融合”。2哈维借用阿瑞吉的观点，将这两种资本帝国主义的要素称为权力的领土逻辑和权力的资本逻辑。他认为，虽然“权力的领土逻辑和权力的资本逻辑之间存在很大差异。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二者还通过复杂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方式相互纠缠在一起”。3在追问这两种相互纠缠的逻辑关系的讨论中，哈维引用了阿伦特的思想：“资本的无限积累必须建立在权力的无限积累之上……资本的无限积累进程需要政治结构拥有‘权力的无限积累进程’，以通过持续增长的权力来保护持续增长的财产”。4从阿伦特那里，哈维找出了二者共生的根据。由此，哈维得出结论，这种权力的资本逻辑和权力的领土逻辑之间的积累和扩张是同步的。
伍德与哈维思想的对立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新帝国主义概念内涵的复杂性以及由此造成的理解的困难性。造成这种复杂性的原因归根到底在于“新帝国主义”与“传统帝国主义”之间的界限的模糊不清：前者在行使帝国主义的经济剥削功能时似乎遗弃了后者，但在维护剥削功能正常运行的政治权力需求中却又与后者合谋。因而，总的来说，“新帝国主义”并没有超越“传统帝国主义”，“传统帝国主义”仍然发挥着它特定的作用。然而，当下的现实是，象征着民族国家对外输出暴力的“传统帝国主义”似乎越来越脱离了民族国家的独立把控，而被纳入到了全球性的商议与共同决策之中;一切重大的决议与行动都必须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获得普遍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存在一种超越了“传统帝国主义”之上的权力形式来掌控全局，这是我们必须继续追问与论证的关键问题。
二、超越“帝国主义”的“帝国”：新主权形式的诞生
“帝国”概念是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在世纪之初合著的《帝国》一书中的核心议题。《帝国》的副标题直接表明了帝国概念所表征的对象：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正是通过对帝国概念及其内涵的揭示，《帝国》一书在西方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产生了重大的学术影响，被誉为“一本旨在为21世纪重写《共产党宣言》的书”。5那么，帝国概念所代表的政治秩序究竟实现了怎样的突破，以至于它能够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这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
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开篇的序言中就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帝国概念的核心：“伴随全球市场和生产的全球流水线的形成，全球化的秩序、一种新的规则的逻辑和结构，简单地说，一种新的主权形式正在出现”。6在两位作者的话语体系中，作为新主权形式的“帝国”，不是那种普遍理解的、作为帝国主义政策实施者的主体，而是一种空间开放的全球性秩序逻辑。哈特和奈格里从现代的主权及其发展进程中透视了帝国式主权的特性。他们认为，现代的主权秩序可以归结为两种形式：一种是超验特性的主权;另一种是内在特性的主權。这两种主权秩序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对的。其中，超验主权并不指向一种神权统治，而是指这种超验主权的来源与社会相疏远。而内在的主权则完全是一种内在于社会的力量，源自社会大众的创造力，“美国的《独立宣言》用最明晰的语言颂扬了这个权力新思想。要把人类从一切超验力量中解放出来，其基础就是民众构筑自己的政治制度、形成社会的力量”。1因此，内在的主权就是民主的主权。民主力量的扩大，即主权的扩展性在根本上是一种“容纳性，而非排斥性的。换而言之，新主权并未废止或摧毁它在扩展之途中所遇到的其他力量，而是向它们开放自身，把它们纳入权力网络”。2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这种民主的主权就是帝国式主权的雏形，它表达了帝国式主权的根本特性：空间的开放性，它使主权能够在其不断地扩展中更新和再造自身秩序。 然而，开放的空间毕竟有其现实的局限，在民族国家层面，这一局限就表现在领土范围的有限之上。在达到了限制的边界之时，主权的全球性扩展就成了主要的问题。哈特和奈格里指出，主权的全球扩展主要有两种可能的方式，体现在20世纪初美国宪法最具有影响力的两项方案之上：“第一项方案彻底采取了传统的欧洲式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而第二项方案则采取了和平的国际主义意识形态，以之扩展权力网络的宪法概念”。3殖民统治菲律宾、开启冷战以及入侵越南，都是美国以帝国主义的方式去实现自身主权扩张的方式，这符合宪法解决主权扩张的第一项方案。然而，这种帝国主义行径不仅是一种被世界抵制的军事上的冒险，而且其野蛮与破坏性的方式也是与美国民主主权中容纳性的宪法精神相违背的。在这样的内外压力下，宪法的第二项方案最终成为了主权扩张的标准。从这一和平的国际主义意识形态出发，美国将自身定义为“世界警察”，这就把“美国展示为惟一可行使国际主义的力量，且它的行动不是服务于自己的国家动机，而是以维护全球正义的名义进行的”。4正是通过这样的自我标榜的方式，美国将其主权形式扩展到全球。虽然在这一过程中它也采取军事暴力去解决争端，但是这种方式有其合法化的前提，它遵循的是一种国际性的正义秩序，而不是以单一民族国家的利益为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哈特和奈格里指出，这种秩序就不是帝国主义式的，而是帝国式的。“说它是帝国式的，因为美国宪法的构造模式能够重新表达开放空间，能够在一片无边无垠的领域内不断重造网络中多种多样的独特关系（相反，帝国主义则在封闭的空间内线状扩张自己的力量，它侵略、毁灭，把国家主体并入自己的主权之中）。正是在美国宪法的全球扩展中，帝国得以诞生。实际上，我们进入的是由一部国内宪法的扩展走入帝国的形成过程。”5可见，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帝国式主权本身就具有一种在广阔的空间组织权力的特性，并能够使自身具有合法性的意义，它不需要民族国家的军事力量去维护，相反它是这种力量能够使用的前提。那么这种合法性从何而来，是什么为帝国式主权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现代主权向帝国式主权的变更并不是自然发生的，资本的生产逻辑是导致这一变更的内在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资本的发展为帝国式主权的形成提供了现实性的力量。“资本是这样一种机制，若不能持续越过疆界，接受外在环境的滋养，便不能维持自身的生存。它的外界是基本因素。”6可见，资本的实质就在于它向外界不断地扩张，向外扩张则不可避免地要采取帝国主义的政治形式。然而，资本通过帝国主义的扩张并不意味着资本的发展趋势始终与帝国主义的特性相一致，准确地说，资本只在早期的积累和扩张中需要帝国主义的支持。这是因为，帝国主义是基于民族国家主权之上产生的，它必然拥有同民族国家本身相同的局限，但资本的持续发展却是无限的。因此，帝国主义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资本的扩张，可一旦超越民族国家主权的边界，帝国主义主权的局限就会与资本的发展趋势相矛盾，从而阻碍资本在更广阔空间中的实践。这时，“资本必须最终克服帝国主义，将内、外部之间的限制摧毁”。1
资本的帝国主义式扩张为资本的发展提供了外部的环境和资源，但更重要的是，资本在这一扩张的过程中实现了将外部资源内在化。资本所采取扩张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方式：第一种是追求不变资本的扩张，即需要占有更多原材料来为资本生产提供基础保障。在获取不变资本的过程中，“资本的确与它的非资本主义环境相关，并依赖于后者，可它没有将环境内在化——或者说它没必要使环境资本主义化。外界依旧是外界”。2在这种扩张形式下，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政策以非资本主义的关系运行着。第二种是可变资本的扩张，即把更多的劳动者纳入到资本的生产过程中，从而创造出更多的无产者，并占有这些无产者的劳动力。相比于仅仅在非资本主义关系的外界占用资源的不变资本的扩张，可变资本的扩张无疑是一个将非资本主义环境资本化的过程，也就是资本使外界内在于其自身的过程。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一切都被有机地整合到资本扩张的机体内”。3
随着资本的全球化发展，它将一切外在的资源都纳入到其自身之中。这时，资本的运行环境就是它本身。由此，它形成了一套保障其自身运作的规则体系，“资本运作所依靠的规则并不是凌驾于资本之上且从高处指导资本运作的独立和固定的规则，而是内在于资本自身运作的具有历史性变化的规则：利润率的规则，剥削率的规则，实现剩余价值的规则等等”。4资本自身规则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资本在这一阶段的发展颠倒了它与民族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哈特和奈格里指出，“经过资本的社会发展，现代主权的机制——法规化、超法规化和再法规化的进程，对一个有限而又分隔开的社会领域施加了一个超常的秩序——逐步由一个公理所代替”。5这个公理就是资本运转的规则。可见，资本已经不再需要民族国家主权的支持，相反，它以自身的法则代替了民族国家主权的统治。
这种代替在社会当中表现为从主权的规训性社会向控制型社会的转变。哈特和奈格里指出，“市民社会在一个历史阶段的作用在于充当资本的内在力量和现代主权的超越力量间的调节者。黑格尔通过阅读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采用了‘市民社会’这一术语，而且将它理解为介乎于一种经济个体的多元性为自身利益所作的努力和统一的国家利益之间的一种调节”。6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国家的主权通过固定的社会机构将它的统治原则帶到市民社会当中，由此形成对市民社会的规训，并从市民社会出发去引导和组织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然而在我们的时代，市民社会不再成为资本和主权之间的充分的调节点。组成它的结构和机构而今正在逐步地消亡。”7这是因为如今的社会生活正在日益多元化，形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网络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固定的机构显然已经不足以保持原本的统治。而代替它的则是一种能够控制这一社会网络的新的秩序，其“与资本的公理逻辑相对应”。8
由此可见，资本的发展及其自身原则的出现构造了新的秩序，哈特和奈格里将这种新的秩序称为“帝国”。它超越了原本民族国家主权的局限，表现为基于这种主权的帝国主义统治形式的终结，正如两位作者所说，“通往帝国之路出现在现代帝国主义的衰落之时”，1它标志着新的主权形式的诞生。 三、作为“帝国主义”的“帝国”
对于何为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统治形态的问题，“新帝国主义”和“帝国”给出了各自不同的阐释。从它们所关涉的对象上来看，新帝国主义代表了以美帝国主义为权力中心的对世界的单边统治形式，而帝国则代表了超越美帝国主义的单边统治之后形成的无权力中心的全球性的权力关系网络。可以说，它们的外在表现形式上存在着一定的关联。然而，深入探索这一关联我们会发现，这两种不同的统治形态有着共同关注的焦点，即它们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两种形态的阐释中，都把帝国主义当作一种基于民族国家主权的政治统治。以这种认识为基础，新帝国主义可以看成是对帝国主义的“扬弃”，因为它没有否定基于民族国家主权的帝国主义，而是指出了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一种资本的帝国主义。由此，美帝国主义就是把民族国家主权以及在它维护之下的资本的帝国主义统治原则融合在一起去共同实行的全球统治。而帝国则表现为对帝国主义的“抛弃”。在帝国中，资本的统治原则被上升为一种超越了一切主权形式的全球性秩序，它完全替代了民族国家的主权而变成一种新的主权形式。从这两种统治形态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中不难看出，探讨二者之间差异的关键在于厘清民族国家主权与资本的统治原则之间的关系。
具体来讲，说新帝国主义的理论对象是美帝国主义及其全球的帝国主义统治，这其实已经包含了民族国家主权与资本统治原则这两层含义在内：一方面，由于新帝国主义的对象是美国，也就是说，它是基于一种民族国家之上的理论;另一方面，由于这一理论是一种“新”帝国主义，它必然是对原本“旧”帝国主义的超越。而“旧”帝国主义是基于民族国家主权的帝国主义，那么这里必然会产生一种不同于民族国家主权的“新”的统治原则，西方学者将之称为资本的帝国主义，并认为民族国家的主权对资本的帝国主义具有维护作用。但问题是，由于资本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会发展为一种全球性的体系，这说明基于资本帝国主义的新帝国主义理论必然是具有扩张性的。然而，这一理论所基于的民族国家却是有着一定界限的，这就造成了资本的帝国主义的无限扩张与民族国家主权界限之间的矛盾。西方学者在探讨新帝国主义时没有看到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而是直接把二者融合在一起，把它们看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显然，这无法解释当下民族国家的帝国主义正在衰弱，但资本的帝国主义却在相反的方向上逐渐增强的现象。在这个意义上，新帝国主义的逻辑与现实之间是存在差距的。
与新帝国主义不同，民族国家主权与资本统治原则之间的关系在帝国当中换成了另一种形式，哈特和奈格里预设了二者的绝对对立，并使帝国所代表的资本的主权形式完全替代了民族国家的帝国主义主权形式。这一做法的好处是使帝国概念在提出之时就直接脱离了作为野蛮殖民代表的帝国主义，正如萨米尔·阿明指出的那样，“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选择将当今的全球体系称为‘帝国’（Empire）。他们这样的措辞选择是有意将其与‘帝国主义’（imperialism）区别开来。在这种界定中，帝国主义将仅仅保留其政治含义，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实际控制范围超越了它的国界，这样就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混同了起来。那么无论是帝国主义还是殖民主义也就因此不复存在了”。2由此，哈特和奈格里把帝国称作是一个平滑的、永久的统治范式，并指出了以这种新的秩序来进行统治的全球治理模式。
虽然帝国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但是这并不代表它的逻辑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因为，在哈特和奈格里的视角中，当帝国完全替代了帝国主义之后，帝国主义以及为其提供支撑的民族国家的政治、军事等统治力量都被抛弃掉了，也就是说，作为帝国主义主体的民族国家的主权被消灭了，它们不再对资本的全球统治起任何维护作用。显而易见，这是与现实不符的逻辑。首先，资本的帝国完全取代了民族国家主权的统治之后，再没有什么强大的力量能够保證帝国秩序的运行，那些说着帝国能够保证自身运行的话语好像就是在说经济是保证经济本身运行的前提一样没有什么解释效用。事实上，任何霸权力量都有其统治的能力，但重要的是，需要一些力量作为前提去使这种统治的能力成为可能，“帝国霸权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一个由诸多的地方政权组成的有序的体系，而全球经济霸权则依赖于保持对维护全球经济的诸多国家的控制”。1具体来说，对于作为帝国霸权主体的资本，它“更需要社会运程的稳定性和可预知性。民族国家通过提供一整套详细的以强制力量为后盾的法律与组织框架保证了这种稳定性和可预知性，来维持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及其错综复杂的契约机构和金融交易”。2可见，在资本的帝国中，民族国家作为其统治的工具是不可替代的。其次，没有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帝国无中心体系的统治之下将不会再有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区别。这时，将会出现美国等发达国家与非洲等落后国家处于相同层次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抹平了原本处于不同层次国家之间的等级秩序。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一些推动世界变化的积极角色和其他只能‘调整’以被动适应全球化体系需求的消极角色之间的差异”被消除了，3从而使帝国能够保持一种和平的状态。然而，现实却始终表现为全球范围内的富有与贫穷、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对立及其趋势的扩大。这种发展完全与帝国所欲呈现的状态相悖。由此，福斯特、阿明、伍德等批判家指出，这种意味着民族国家终结的、平和的帝国的新秩序只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精心炮制的神话”、4“幼稚的幻像”，5“无异于痴人说梦”。6
总的来说，新帝国主义与帝国围绕着与帝国主义或共生、或超越的关系形成了不同的主权理论。一方面，新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的扬弃表现为它提出了一种在民族国家主权之外的垄断性的资本的帝国主义，它将民族国家的主权视作维护这种资本的帝国主义运行的前提，并以二者的共生关系去实现新的统治形式。由此观之，这一理论符合当下美帝国主义以军事的压迫力量为依托所进行的经济全球化统治的现实。然而，由于没有注意到资本体现的全球性扩张与民族国家地域性局限之间的矛盾，新帝国主义只能探讨民族国家界限内资本的帝国主义的当下统治形态，而无法涵盖资本的全球统治。另一方面，帝国对帝国主义的超越表现为资本的统治原则对民族国家主权的替代，由此形成了一种完全基于资本统治的新的主权形式，表征了资本即将到达的未来形态，这对于全面认识全球化时代资本的统治形态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相比于新帝国主义，虽然帝国预设了主权的民族国家形式和资本形式之间的矛盾对立，但它却把这种对立绝对化了，并在对立中消灭了民族国家的主权。这种做法忽视了主权的民族国家形式与资本形式之间的内在关联，使得资本的全球统治失去了保障其可能性的根基和前提。
可以看出，新帝国主义和帝国这两种统治形态的在其逻辑上存在问题是有其内在原因的，这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它们对资本的统治原则与民族国家主权关系的错认。虽然资本的统治原则与民族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既是相互矛盾的，又是相互关联的。但是，这并不代表二者之间矛盾的绝对对立以及关联的绝对同步。事实上，资本的统治原则与民族国家主权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不在场”的关系。也就是说，二者的关系是隐匿的、间接性的，而非明显的、直接性的。资本在市场的剥削过程中只依赖其统治原则的直接作用，它可以自主地实现这一进程。民族国家的主权虽然无法超越它的局限，但它总是存在着的，以间接的方式影响着而非以直接的方式决定着资本的统治原则。因此，在探讨民族国家的主权与资本的统治原则之间的关系时，既要认识到民族国家主权形式持续地保障作用，又要认识到资本原则自主统治的能力及其全球发展特性。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资本主义的统治形态可以说成是在民族国家的帝国主义主权维护之下进行的帝国式统治的新的全球化秩序。
关键词：帝国;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主权
何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统治形态？这是一个在宏观视域进行资本主义研究所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它为资本主义批判以及之后的变革提供了认识论前提。针对这一问题，当代西方学界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统治形态：新帝国主义和帝国。新帝国主义是一种由西方右翼学者提出的、为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帝国主义统治进行辩护的新的统治形态理论，帝国则是由当代激进左翼学者哈特和奈格里提出的资本的全球化统治的新秩序，二者共同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统治的理论表征。那么，何种统治形态在逻辑上更符合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这是我们必须要澄清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澄清，不仅要揭示出二者在相同的环境下产生的差异及其内在原因，而且要在二者的差异对比中找出它们共同面对的问题。只有在这种对问题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的辩证理解中，才能达到全面地阐释当代资本主义统治形态的目的。
一、与“帝国主义”合谋的“新帝国主义”
随着20世纪80—90年代全球化浪潮的出现以及冷战结束带来的世界统治格局的深刻变革，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表现出了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统治全球的帝国主义新形态。为了与传统充满战争和暴力掠夺的帝国主义相区别，西方右翼学者将当下这种看似更加温和化和人性化的统治形态称为“新帝国主义”，并试图维护这种新的统治。与右翼学者不同，西方左翼学者则普遍以批判的态度去看待这种统治力量，意图揭示其中所蕴含的相比于传统帝国主义更深层次的虚假性和欺骗性。在理论与现实的共同关照下，“新帝国主义论”成为了世纪之交的资本主义统治及其批判所聚焦的核心话题。既然是“新帝国主义”，那么相比于“帝国主义”，它“新”在何处？这是我们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显然，这不仅是一个关于“帝国主义”的一般性问题，而且需要确定“帝国主义”的内在本质，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关于“新帝国主义”的特殊性问题。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1在这个意义上，探讨帝国主义之“新”，还需要深入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中去发现它具体的时代特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差异。
对“帝国主义”的一般性的解读需要在其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去寻找答案。如果以资本主义的出现作为界限，那么帝国主义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两个阶段：传统的帝国主义和资本的帝国主义。其中，传统的帝国主义存在于资本主义之前，如罗马帝国，它表达了一种以民族性为基础、以政治权力的扩张为目的去进行殖民主义统治的方式。“殖民主义，就其最好的意义而论，是民族性的自然外溢。殖民者将自身所代表的文明移植到新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这就是殖民主义的标准”，2这一标准往往通过暴力和战争的途径去实现。资本的帝国主义则从19世纪60年代末一直延伸到20世纪末。在此过程中，与传统的帝国主义相比，资本的帝国主义在其统治目的、统治对象和统治主体等方面都发生了转变。首先，转变发生在帝国主义的统治目的上。虽然资本的帝国主义依然对外实行殖民主义，其内涵与传统帝国主义并无区别，但是其殖民政策并不单是为了民族国家政治权力扩张，更是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它建立的是一套“以聚敛财富为目的的军事专制暴政”。3其次，帝国主义的统治对象发生了转变。传统的帝国主义是通过对资源的血腥掠夺来实现的，而“资本主义的经济帝国模式是历史上第一种不仅仅依靠瓜分这块或那块领土、或者统治这里或那里的属民的帝国主义。它需要俯视整个全球的国家体系，并确保帝国资本能够安全、有收益地在其中畅通运行”。4最后，帝国主义统治的主体发生了转变。传统帝国主义的统治主体是民族国家，它们是殖民权力的掌控者和暴力的实施者;但后期帝国主义的统治主体则是资本以及由其产生的控制秩序。这时“根本不存在直接的强制关系。形形色色的强制不是由宗主国（直接）施加的，而是‘经济性的’，是来自于市场的”。5
从帝国主义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可以看出，帝国主义的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可是，一些学者对帝国主義的理解往往是以常识的认知为基础，把帝国主义当作一个指向固定形态的名称，而没有在概念的具体内容上去把握帝国主义，以致没有看到帝国主义的变革而把它简单地等同为传统民族国家的殖民主义，进而将其视作所有历史阶段的帝国主义的一般性形态。但是很明显，这种民族国家的殖民主义不能完全表现出在资本的帝国主义中作为核心的资本社会的经济统治形态，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最新阶段以前，甚至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已经有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罗马就推行过殖民政策，实行过帝国主义。但是，‘泛泛地’谈论帝国主义而忘记或忽视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区别，必然会变成最空洞的废话或吹嘘，就象把‘大罗马和大不列颠’相提并论那样”。1因此，对帝国主义的一般性理解必须进入帝国主义概念的历史内涵中;深入到民族国家的殖民主义与经济的资本主义的双重规定中去。
“新帝国主义”归根到底就是在这种对帝国主义一般性的双重规定的理解上进行的。伍德对新帝国主义的产生前提做了一个判断：“新帝国主义之所以成为新帝国主义，就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产物”。2可以说，这一判断直达新帝国主义的本质。这是因为，伍德认识到新帝国主义的“特殊性在于资本无需基于领土的政治力量的扩张就能强加霸权的独特能力。在所有其他形式的帝国中，霸权的范围直接依赖于地缘政治和军事力量的范围。只有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自主的经济支配形式”。3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基于自身的发展创造了一种起着支配性作用的霸权力量，构成了新帝国主义统治能量的源泉，实现了帝国主义统治方式的变革。在这个意义上，它促成了资本的帝国主义向新帝国主义的转变。而早期资本的帝国主义之所以仍然以殖民统治的方式获取经济利益而没有形成这种资本自身的支配性力量，归根到底在于那一时期的资本本身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取得霸权统治的阶段。列宁指出：“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4也就是说，只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定历史阶段才能呈现出新帝国主义的统治形态。因此，垄断资本主义构成了新帝国主义统治形式产生的前提。 然而，资本主义的垄断只是创造了新帝国主义的经济性霸权以及由此衍生的支配性力量，但在这一阶段，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力却并没有消散，它始终作为一种超经济的强制力量充斥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使得阶级控制或帝国主义更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是经济控制，它不同于直接的‘超经济’强制，诸如政治的，军事的，或法律的强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帝国主义与超经济力量毫无瓜葛。首先，资本主义并不排除更多传统的强权殖民的统治形式。相反，资本主义的历史无庸讳言，是一部漫长的、血腥的侵略与殖民压迫的历史。而且无论如何，经济法则强大到足以取代旧的直接统治形式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20世纪才达到成熟。然而更为引人瞩目的是，即使是发展到最成熟的时期，资本帝国主义仍然需要超经济力量的支持。超经济力量对于维护经济强制显然是至关重要的。”5虽然在当代世界环境中这种超经济的力量总是以显而易见的暴力形式存在，但它在维护帝国主义的经济过程中却总是隐而不显的，其作用有时也是模糊不清的。“因为一般来讲，它不是通过直接干预资本家与劳动力、帝国与属国的关系起作用的，而是更为间接地通过维护经济强制制度、财产（和无产）制度以及市场运作而发挥作用的。”6
正是资本的经济霸权与超经济的政治主权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构成了西方学者探讨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帝国主义统治形态的中心。然而，对于这种经济与政治霸权及其之间的关系来说，并不是所有新帝国主义论者都持有同样的观点，他们的一些看法在逻辑上甚至是对立的。在伍德看来，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特征主要是依据经济与政治形式对资本积累产生影响。其中，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力量行使资本的剥削功能，而民族国家的政治主权作为一种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超经济形式，是一种强制的力量，其目的是保障资本逻辑的运行。但事实上，超经济形式的政治主权对资本的剥削功能来说并不是必要的，甚至可以说，“资本无限扩张的可能性在于它使自身与‘超经济’力量相分离的独特能力”。1与伍德的观点相反，哈维强调，在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逻辑中，资本的经济积累与政治力量是一种共生的关系，后者构成了前者的必要前提。首先，哈维发现了资本帝国主义中的两种权力要素，“我将所谓的‘资本帝国主义’这一专有名词定义为‘国家和帝国的政治’（帝国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方案，其行为体的权力建立在拥有一定领土，能够动员其人力和自然资源来实现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上面）和‘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分子化过程’（帝国主义作为一种在时空中扩散的政治经济进程，支配和使用资本占据着其首要的地位）这两种要素矛盾的融合”。2哈维借用阿瑞吉的观点，将这两种资本帝国主义的要素称为权力的领土逻辑和权力的资本逻辑。他认为，虽然“权力的领土逻辑和权力的资本逻辑之间存在很大差异。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二者还通过复杂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方式相互纠缠在一起”。3在追问这两种相互纠缠的逻辑关系的讨论中，哈维引用了阿伦特的思想：“资本的无限积累必须建立在权力的无限积累之上……资本的无限积累进程需要政治结构拥有‘权力的无限积累进程’，以通过持续增长的权力来保护持续增长的财产”。4从阿伦特那里，哈维找出了二者共生的根据。由此，哈维得出结论，这种权力的资本逻辑和权力的领土逻辑之间的积累和扩张是同步的。
伍德与哈维思想的对立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新帝国主义概念内涵的复杂性以及由此造成的理解的困难性。造成这种复杂性的原因归根到底在于“新帝国主义”与“传统帝国主义”之间的界限的模糊不清：前者在行使帝国主义的经济剥削功能时似乎遗弃了后者，但在维护剥削功能正常运行的政治权力需求中却又与后者合谋。因而，总的来说，“新帝国主义”并没有超越“传统帝国主义”，“传统帝国主义”仍然发挥着它特定的作用。然而，当下的现实是，象征着民族国家对外输出暴力的“传统帝国主义”似乎越来越脱离了民族国家的独立把控，而被纳入到了全球性的商议与共同决策之中;一切重大的决议与行动都必须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获得普遍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存在一种超越了“传统帝国主义”之上的权力形式来掌控全局，这是我们必须继续追问与论证的关键问题。
二、超越“帝国主义”的“帝国”：新主权形式的诞生
“帝国”概念是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在世纪之初合著的《帝国》一书中的核心议题。《帝国》的副标题直接表明了帝国概念所表征的对象：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正是通过对帝国概念及其内涵的揭示，《帝国》一书在西方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产生了重大的学术影响，被誉为“一本旨在为21世纪重写《共产党宣言》的书”。5那么，帝国概念所代表的政治秩序究竟实现了怎样的突破，以至于它能够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这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
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开篇的序言中就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帝国概念的核心：“伴随全球市场和生产的全球流水线的形成，全球化的秩序、一种新的规则的逻辑和结构，简单地说，一种新的主权形式正在出现”。6在两位作者的话语体系中，作为新主权形式的“帝国”，不是那种普遍理解的、作为帝国主义政策实施者的主体，而是一种空间开放的全球性秩序逻辑。哈特和奈格里从现代的主权及其发展进程中透视了帝国式主权的特性。他们认为，现代的主权秩序可以归结为两种形式：一种是超验特性的主权;另一种是内在特性的主權。这两种主权秩序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对的。其中，超验主权并不指向一种神权统治，而是指这种超验主权的来源与社会相疏远。而内在的主权则完全是一种内在于社会的力量，源自社会大众的创造力，“美国的《独立宣言》用最明晰的语言颂扬了这个权力新思想。要把人类从一切超验力量中解放出来，其基础就是民众构筑自己的政治制度、形成社会的力量”。1因此，内在的主权就是民主的主权。民主力量的扩大，即主权的扩展性在根本上是一种“容纳性，而非排斥性的。换而言之，新主权并未废止或摧毁它在扩展之途中所遇到的其他力量，而是向它们开放自身，把它们纳入权力网络”。2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这种民主的主权就是帝国式主权的雏形，它表达了帝国式主权的根本特性：空间的开放性，它使主权能够在其不断地扩展中更新和再造自身秩序。 然而，开放的空间毕竟有其现实的局限，在民族国家层面，这一局限就表现在领土范围的有限之上。在达到了限制的边界之时，主权的全球性扩展就成了主要的问题。哈特和奈格里指出，主权的全球扩展主要有两种可能的方式，体现在20世纪初美国宪法最具有影响力的两项方案之上：“第一项方案彻底采取了传统的欧洲式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而第二项方案则采取了和平的国际主义意识形态，以之扩展权力网络的宪法概念”。3殖民统治菲律宾、开启冷战以及入侵越南，都是美国以帝国主义的方式去实现自身主权扩张的方式，这符合宪法解决主权扩张的第一项方案。然而，这种帝国主义行径不仅是一种被世界抵制的军事上的冒险，而且其野蛮与破坏性的方式也是与美国民主主权中容纳性的宪法精神相违背的。在这样的内外压力下，宪法的第二项方案最终成为了主权扩张的标准。从这一和平的国际主义意识形态出发，美国将自身定义为“世界警察”，这就把“美国展示为惟一可行使国际主义的力量，且它的行动不是服务于自己的国家动机，而是以维护全球正义的名义进行的”。4正是通过这样的自我标榜的方式，美国将其主权形式扩展到全球。虽然在这一过程中它也采取军事暴力去解决争端，但是这种方式有其合法化的前提，它遵循的是一种国际性的正义秩序，而不是以单一民族国家的利益为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哈特和奈格里指出，这种秩序就不是帝国主义式的，而是帝国式的。“说它是帝国式的，因为美国宪法的构造模式能够重新表达开放空间，能够在一片无边无垠的领域内不断重造网络中多种多样的独特关系（相反，帝国主义则在封闭的空间内线状扩张自己的力量，它侵略、毁灭，把国家主体并入自己的主权之中）。正是在美国宪法的全球扩展中，帝国得以诞生。实际上，我们进入的是由一部国内宪法的扩展走入帝国的形成过程。”5可见，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帝国式主权本身就具有一种在广阔的空间组织权力的特性，并能够使自身具有合法性的意义，它不需要民族国家的军事力量去维护，相反它是这种力量能够使用的前提。那么这种合法性从何而来，是什么为帝国式主权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现代主权向帝国式主权的变更并不是自然发生的，资本的生产逻辑是导致这一变更的内在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资本的发展为帝国式主权的形成提供了现实性的力量。“资本是这样一种机制，若不能持续越过疆界，接受外在环境的滋养，便不能维持自身的生存。它的外界是基本因素。”6可见，资本的实质就在于它向外界不断地扩张，向外扩张则不可避免地要采取帝国主义的政治形式。然而，资本通过帝国主义的扩张并不意味着资本的发展趋势始终与帝国主义的特性相一致，准确地说，资本只在早期的积累和扩张中需要帝国主义的支持。这是因为，帝国主义是基于民族国家主权之上产生的，它必然拥有同民族国家本身相同的局限，但资本的持续发展却是无限的。因此，帝国主义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资本的扩张，可一旦超越民族国家主权的边界，帝国主义主权的局限就会与资本的发展趋势相矛盾，从而阻碍资本在更广阔空间中的实践。这时，“资本必须最终克服帝国主义，将内、外部之间的限制摧毁”。1
资本的帝国主义式扩张为资本的发展提供了外部的环境和资源，但更重要的是，资本在这一扩张的过程中实现了将外部资源内在化。资本所采取扩张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方式：第一种是追求不变资本的扩张，即需要占有更多原材料来为资本生产提供基础保障。在获取不变资本的过程中，“资本的确与它的非资本主义环境相关，并依赖于后者，可它没有将环境内在化——或者说它没必要使环境资本主义化。外界依旧是外界”。2在这种扩张形式下，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政策以非资本主义的关系运行着。第二种是可变资本的扩张，即把更多的劳动者纳入到资本的生产过程中，从而创造出更多的无产者，并占有这些无产者的劳动力。相比于仅仅在非资本主义关系的外界占用资源的不变资本的扩张，可变资本的扩张无疑是一个将非资本主义环境资本化的过程，也就是资本使外界内在于其自身的过程。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一切都被有机地整合到资本扩张的机体内”。3
随着资本的全球化发展，它将一切外在的资源都纳入到其自身之中。这时，资本的运行环境就是它本身。由此，它形成了一套保障其自身运作的规则体系，“资本运作所依靠的规则并不是凌驾于资本之上且从高处指导资本运作的独立和固定的规则，而是内在于资本自身运作的具有历史性变化的规则：利润率的规则，剥削率的规则，实现剩余价值的规则等等”。4资本自身规则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资本在这一阶段的发展颠倒了它与民族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哈特和奈格里指出，“经过资本的社会发展，现代主权的机制——法规化、超法规化和再法规化的进程，对一个有限而又分隔开的社会领域施加了一个超常的秩序——逐步由一个公理所代替”。5这个公理就是资本运转的规则。可见，资本已经不再需要民族国家主权的支持，相反，它以自身的法则代替了民族国家主权的统治。
这种代替在社会当中表现为从主权的规训性社会向控制型社会的转变。哈特和奈格里指出，“市民社会在一个历史阶段的作用在于充当资本的内在力量和现代主权的超越力量间的调节者。黑格尔通过阅读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采用了‘市民社会’这一术语，而且将它理解为介乎于一种经济个体的多元性为自身利益所作的努力和统一的国家利益之间的一种调节”。6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国家的主权通过固定的社会机构将它的统治原则帶到市民社会当中，由此形成对市民社会的规训，并从市民社会出发去引导和组织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然而在我们的时代，市民社会不再成为资本和主权之间的充分的调节点。组成它的结构和机构而今正在逐步地消亡。”7这是因为如今的社会生活正在日益多元化，形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网络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固定的机构显然已经不足以保持原本的统治。而代替它的则是一种能够控制这一社会网络的新的秩序，其“与资本的公理逻辑相对应”。8
由此可见，资本的发展及其自身原则的出现构造了新的秩序，哈特和奈格里将这种新的秩序称为“帝国”。它超越了原本民族国家主权的局限，表现为基于这种主权的帝国主义统治形式的终结，正如两位作者所说，“通往帝国之路出现在现代帝国主义的衰落之时”，1它标志着新的主权形式的诞生。 三、作为“帝国主义”的“帝国”
对于何为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统治形态的问题，“新帝国主义”和“帝国”给出了各自不同的阐释。从它们所关涉的对象上来看，新帝国主义代表了以美帝国主义为权力中心的对世界的单边统治形式，而帝国则代表了超越美帝国主义的单边统治之后形成的无权力中心的全球性的权力关系网络。可以说，它们的外在表现形式上存在着一定的关联。然而，深入探索这一关联我们会发现，这两种不同的统治形态有着共同关注的焦点，即它们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两种形态的阐释中，都把帝国主义当作一种基于民族国家主权的政治统治。以这种认识为基础，新帝国主义可以看成是对帝国主义的“扬弃”，因为它没有否定基于民族国家主权的帝国主义，而是指出了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一种资本的帝国主义。由此，美帝国主义就是把民族国家主权以及在它维护之下的资本的帝国主义统治原则融合在一起去共同实行的全球统治。而帝国则表现为对帝国主义的“抛弃”。在帝国中，资本的统治原则被上升为一种超越了一切主权形式的全球性秩序，它完全替代了民族国家的主权而变成一种新的主权形式。从这两种统治形态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中不难看出，探讨二者之间差异的关键在于厘清民族国家主权与资本的统治原则之间的关系。
具体来讲，说新帝国主义的理论对象是美帝国主义及其全球的帝国主义统治，这其实已经包含了民族国家主权与资本统治原则这两层含义在内：一方面，由于新帝国主义的对象是美国，也就是说，它是基于一种民族国家之上的理论;另一方面，由于这一理论是一种“新”帝国主义，它必然是对原本“旧”帝国主义的超越。而“旧”帝国主义是基于民族国家主权的帝国主义，那么这里必然会产生一种不同于民族国家主权的“新”的统治原则，西方学者将之称为资本的帝国主义，并认为民族国家的主权对资本的帝国主义具有维护作用。但问题是，由于资本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会发展为一种全球性的体系，这说明基于资本帝国主义的新帝国主义理论必然是具有扩张性的。然而，这一理论所基于的民族国家却是有着一定界限的，这就造成了资本的帝国主义的无限扩张与民族国家主权界限之间的矛盾。西方学者在探讨新帝国主义时没有看到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而是直接把二者融合在一起，把它们看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显然，这无法解释当下民族国家的帝国主义正在衰弱，但资本的帝国主义却在相反的方向上逐渐增强的现象。在这个意义上，新帝国主义的逻辑与现实之间是存在差距的。
与新帝国主义不同，民族国家主权与资本统治原则之间的关系在帝国当中换成了另一种形式，哈特和奈格里预设了二者的绝对对立，并使帝国所代表的资本的主权形式完全替代了民族国家的帝国主义主权形式。这一做法的好处是使帝国概念在提出之时就直接脱离了作为野蛮殖民代表的帝国主义，正如萨米尔·阿明指出的那样，“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选择将当今的全球体系称为‘帝国’（Empire）。他们这样的措辞选择是有意将其与‘帝国主义’（imperialism）区别开来。在这种界定中，帝国主义将仅仅保留其政治含义，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实际控制范围超越了它的国界，这样就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混同了起来。那么无论是帝国主义还是殖民主义也就因此不复存在了”。2由此，哈特和奈格里把帝国称作是一个平滑的、永久的统治范式，并指出了以这种新的秩序来进行统治的全球治理模式。
虽然帝国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但是这并不代表它的逻辑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因为，在哈特和奈格里的视角中，当帝国完全替代了帝国主义之后，帝国主义以及为其提供支撑的民族国家的政治、军事等统治力量都被抛弃掉了，也就是说，作为帝国主义主体的民族国家的主权被消灭了，它们不再对资本的全球统治起任何维护作用。显而易见，这是与现实不符的逻辑。首先，资本的帝国完全取代了民族国家主权的统治之后，再没有什么强大的力量能够保證帝国秩序的运行，那些说着帝国能够保证自身运行的话语好像就是在说经济是保证经济本身运行的前提一样没有什么解释效用。事实上，任何霸权力量都有其统治的能力，但重要的是，需要一些力量作为前提去使这种统治的能力成为可能，“帝国霸权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一个由诸多的地方政权组成的有序的体系，而全球经济霸权则依赖于保持对维护全球经济的诸多国家的控制”。1具体来说，对于作为帝国霸权主体的资本，它“更需要社会运程的稳定性和可预知性。民族国家通过提供一整套详细的以强制力量为后盾的法律与组织框架保证了这种稳定性和可预知性，来维持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及其错综复杂的契约机构和金融交易”。2可见，在资本的帝国中，民族国家作为其统治的工具是不可替代的。其次，没有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帝国无中心体系的统治之下将不会再有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区别。这时，将会出现美国等发达国家与非洲等落后国家处于相同层次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抹平了原本处于不同层次国家之间的等级秩序。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一些推动世界变化的积极角色和其他只能‘调整’以被动适应全球化体系需求的消极角色之间的差异”被消除了，3从而使帝国能够保持一种和平的状态。然而，现实却始终表现为全球范围内的富有与贫穷、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对立及其趋势的扩大。这种发展完全与帝国所欲呈现的状态相悖。由此，福斯特、阿明、伍德等批判家指出，这种意味着民族国家终结的、平和的帝国的新秩序只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精心炮制的神话”、4“幼稚的幻像”，5“无异于痴人说梦”。6
总的来说，新帝国主义与帝国围绕着与帝国主义或共生、或超越的关系形成了不同的主权理论。一方面，新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的扬弃表现为它提出了一种在民族国家主权之外的垄断性的资本的帝国主义，它将民族国家的主权视作维护这种资本的帝国主义运行的前提，并以二者的共生关系去实现新的统治形式。由此观之，这一理论符合当下美帝国主义以军事的压迫力量为依托所进行的经济全球化统治的现实。然而，由于没有注意到资本体现的全球性扩张与民族国家地域性局限之间的矛盾，新帝国主义只能探讨民族国家界限内资本的帝国主义的当下统治形态，而无法涵盖资本的全球统治。另一方面，帝国对帝国主义的超越表现为资本的统治原则对民族国家主权的替代，由此形成了一种完全基于资本统治的新的主权形式，表征了资本即将到达的未来形态，这对于全面认识全球化时代资本的统治形态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相比于新帝国主义，虽然帝国预设了主权的民族国家形式和资本形式之间的矛盾对立，但它却把这种对立绝对化了，并在对立中消灭了民族国家的主权。这种做法忽视了主权的民族国家形式与资本形式之间的内在关联，使得资本的全球统治失去了保障其可能性的根基和前提。
可以看出，新帝国主义和帝国这两种统治形态的在其逻辑上存在问题是有其内在原因的，这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它们对资本的统治原则与民族国家主权关系的错认。虽然资本的统治原则与民族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既是相互矛盾的，又是相互关联的。但是，这并不代表二者之间矛盾的绝对对立以及关联的绝对同步。事实上，资本的统治原则与民族国家主权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不在场”的关系。也就是说，二者的关系是隐匿的、间接性的，而非明显的、直接性的。资本在市场的剥削过程中只依赖其统治原则的直接作用，它可以自主地实现这一进程。民族国家的主权虽然无法超越它的局限，但它总是存在着的，以间接的方式影响着而非以直接的方式决定着资本的统治原则。因此，在探讨民族国家的主权与资本的统治原则之间的关系时，既要认识到民族国家主权形式持续地保障作用，又要认识到资本原则自主统治的能力及其全球发展特性。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资本主义的统治形态可以说成是在民族国家的帝国主义主权维护之下进行的帝国式统治的新的全球化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