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大学的全球市场计划，定期对一组政治观点各异的顶尖经济学家发起调查，询问他们对当前各种问题的意见。最近一期的问题是：奥巴马的刺激计划是否有助于美国降低失业。
　　这一正式名为“2009年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的计划，包括政府投入8000多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教育、卫生、能源领域，税收激励，以及众多社会项目。该计划在经济危机期间实施，是一项经典的凯恩斯主义应对措施。
　　受调查经济学家的意见几乎是一边倒。在回答调查的37名顶尖经济学家中，有36人表示，就减少失业的目标而言，该计划是成功的。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家贾斯丁·沃尔夫斯在其《纽约时报》博客上为这一共识喝彩。他认为，关于财政刺激是否有效的公共讨论实质上害处多多，并且这些讨论与专家们所了解和形成了共识的东西完全脱节。
　　事实上，经济学家在诸多问题上都形成了共识，其中不乏颇具政治争议者。哈佛经济学家格雷格·曼昆（Greg Mankiw）在2009年列举了其中的一些。以下意见至少获得了90%的经济学家的支持：进口关税和配额会降低总体经济福利，租金管制会减少住房供给，浮动汇率提供了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不该限制雇主将工作外包给外国，财政政策可以在就业未达充分状态时刺激经济。
　　在如此多重要问题上都有共识，这与普遍的观点—经济学家极少在任何问题上达成一致相悖。“如果把所有经济学家放到一起，”萧伯纳曾经做过著名的总结，“他们不会得到任何结论。”艾森豪威尔受够了顾问们彼此冲突和对立的建议，据说他曾经要求“给我找个独臂的经济学家”来做顾问。
　　毫无疑问，在许多公共政策问题上，经济学家间有着激烈的争论。最高所得税率应该是多少？应该提高最低工资吗？财政赤字应该通过增税还是减支来减少？专利政策刺激还是阻碍了创新？在这些和其他许多问题上，经济学家擅长分析问题的两面，我怀疑对这些问题的调查不会出现任何共识。
　　经济学家间的共识有利也有弊。有时， 共识无伤大雅，比如，经济学家们指出，忽略激励的作用是危险的。你能反驳这一点吗？有时，共识限定于特定场景，其背后是事实积累起来的证据：是的，苏联经济制度效率极低；是的，奥巴马的2009年财政刺激确实降低了失业。
　　但如果共识是关于某个具体模型的普遍适用性，而该模型的假设很容易被违反，那么我们就会面临问题。
　　可以考虑一下我在上文中列举的存在广泛共识的领域。贸易限制会降低经济福利的意见，显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当出现某些特定状况时（如外部性和规模报酬递增），它就不成立。此外，经济学家还需要就分配方式所带来的效应做出价值判断，而这留给选民本身来做其实更加合适。
　　类似的，租金控制会降低住房供给的意见，在不完美竞争条件下也不成立。而浮动汇率是有效体系的意见需要依赖关于货币和金融体系运转的假设，而这些假设已被证明是有问题的；我怀疑如果在今天做一个调查，支持浮动汇率的人会少得多。
　　或许经济学家们会同意，某些假设在现实世界中更普遍。或者他们认为某些模型“平均而言”比另一些更有效。即使如此，难道他们不应该和科学家一样装模作样地表示支持某些合理的警告？他们难道不应该担心上述绝对论断至少在某些条件下会起到误导作用？
　　问题在于经济学家常常混淆“模型”（a model）和“适用模型”（the model）。若是如此，共识就绝不值得喝彩。
　　这可能造成两大弊端。首先是对问题视而不见—共识中的盲点让经济学家难以看到未来的麻烦。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经济学家没有看到各种危险状况的聚集并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疏忽的原因不在于缺少关于泡沫、信息不对称、激励扭曲和银行挤兑的模型。疏忽的原因在于这样的事实：为了给强调有效市场的模型让路，其他模型被忽略了。
　　其次是处理失策—经济学家顽固地依赖某个特定的关于世界的模型，只看到了那些早就可以预料到失败的政策。经济学家们鼓吹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政策和金融全球化就是这样的例子。在这两个例子中，他们忽略了那些严重的次优问题，比如外部性和制度弱点，这些问题阻碍了改革，有时甚至让改革适得其反。
　　经济学家间的分歧是有益的。这反映了一个事实：经济学是由多元化的模型组成的，匹配现实与模型是一项不完美的科学，很容易犯错。公众更应该直面这一不确定性，而不是沉溺于某些知识的外表所带来的虚假的安全感。